第六章 始建国元年春正月：皇帝
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
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
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
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
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新莽时期铜嘉量铭
一、从周公到尧舜的22天
1．服丧风波
居摄三年（公元8年）。
这年一开始就地震，不过，摄皇帝王莽并不以为然。因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翟义叛乱即将结束。年前，他刚刚收到宠臣南乡侯、司威 1 、前线监军陈崇的一封上书，不仅告诉他消灭翟义军队的好消息，而且看起来翟义叛乱像是一场天命已定的祥瑞。这封信写得很有意思：
陛下奉天洪范，心合宝龟，膺受元命 ，豫知成败 ，感应兆占，是谓配天。配天之主，虑则移气，言则动物，施则成化。臣崇伏读诏书下日，窃计其时，圣思始发 ，而反虏仍破 ；诏文始书 ，反虏大败 ；制书始下 ，反虏毕斩 。众将未及齐其锋芒，臣崇未及尽其愚虑，而事已决矣。
陈崇对王莽的称呼，说明摄皇帝可以被称为“陛下”。这封信透露了王莽受命的意义：居摄元年王莽祭天，昭示天命已经转移到他身上。从此王莽就能够和天命互动感应了。他思考，能影响天地之气；他说话，能改变天地物理；他施政，能实现王化。所以，陈崇把王莽讨翟义的诏书出炉的时间和翟义叛乱被镇压的时间一对比，“神奇地”发现，王莽还在构思诏书时，翟义已经露出败象；诏书写好之日，正是翟义兵败之时；收到诏书的时候，翟义就被杀了。
所以，平叛这件事压根不是我等官兵之力，而是陛下一个人的功劳！翟义之乱并不见得是坏事，而是王莽能够和上天同呼吸共命运的祥瑞啊！
陈崇受宠不是没有原因的，从早期为王莽设计上位“路线图”，到说出这样一番天人感应的肺腑之言，谁心里不美滋滋的。
不久，陈崇和将士们凯旋长安，围观的市民可能不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目睹汉军的胜利归来。
王莽在未央宫白虎殿置酒劳军 2 ，将士们欢饮庆贺，期待着朝廷的褒赏。
陈崇是监军，了解战事经过，就被要求考定军功，以便行赏。论功行赏本属常事，不过这次不太一样。王莽借此事正式推行了“五等爵制”，也就是公侯伯子男的爵制。
在王莽等人看来，汉朝延续秦朝施行的二十等爵制以及诸侯王制都是不合乎礼的，作为儒家改制的一部分，应该取消 3 ，改为周朝的五等爵制 4 。
其实周代爵制十分复杂，但当时王莽和他的一些儒学顾问认为周朝施行的是五等爵制。早在汉成帝时期，汉廷就已经封殷（孔子）、周的后裔为公，所以仿照周朝进行爵制改革是朝野共识，王莽只是继续推行而已。这些将士们功高的封为侯、伯，次等的封为子、男，而不再称列侯，二十等爵制里的关内侯也改称“附城”，取附庸之意。
五等爵制的实施，意外惹出一个问题：王莽的宗法身份。
王莽是摄皇帝、假皇帝，那么他原来的新都侯爵位如何处理？安汉公的公国又该怎么安排？
安汉公是尊称，与摄皇帝倒不妨碍，就好比周公称“假王”，也仍然是“公”。新都侯的爵位就不同了，这是王莽从父亲王曼手中继承的，意味着王莽是新都侯国社稷的继承者。但他现在又是汉家社稷的看护者，一个人同时为两种规格、两个姓氏的两个社稷行使宗法权，很怪异也很别扭。
况且，五等爵制的施行，让王莽的两个儿子都从原来的列侯进位成了公爵，侄子王光也被封为侯爵。王莽怎么还能当新都侯爵呢？
幸好有周公的先例！周公封鲁，长子伯禽到鲁国当国君。鲁国是侯国，但不妨碍周公的身份。
所以，王莽把长孙搬了出来，就是在吕宽大案里死于非命的王宇和吕焉之子王宗，继承新都侯爵位。这就意味着，王莽退出了新都侯国的宗法义务，让王宗成为王曼这一支的继承人。王莽的儿子则是自己宗法上的继承人。
这个问题刚应付过去，王莽的母亲又去世了。老问题再次被提出来：王莽怎么为母亲服丧？
服制是丧礼最重要的部分。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博爱，而是等差之爱，一个人如果自称爱父母和爱陌生人等同，那一定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是虚伪，甚至是“禽兽” 5 。正常人会更爱与自己亲缘更近的人。所以，服制的不同是基于人之本性的流露，关系越近，爱得越多，哀伤也就越重，在服制上也就各有等差。
父母去世，乃人事之至哀，孝子要服最重的丧服，这本没有什么疑问。但班固在这里给了王莽一个看似平常、实则极为致命的描述：
（王莽）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 6
说王莽的心思不在表达哀痛，而是忙于令群臣讨论他服丧的服制。
儒家丧服礼仪俱在，难道说为父母服丧的服制还需要讨论吗？
对王莽来说，需要！就像他刚刚把新都侯的爵位让给了长孙，说明他在宗法上不把自己当作王曼的儿子，所以也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给母亲服丧。
当然，这与王莽是否真的悲伤是两回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外人未必深知。阮籍母亲去世，在人前他依旧喝酒吃肉，以致被闲人向皇帝“举报”为不孝，可他在无人之处悲痛呕血，难以自持。所以，班固说王莽“意不在哀 ”，未可全信。
但班固的指责，至少说明王莽要通过服制来重新定义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明确自己作为摄皇帝，和汉家、王氏在宗法上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周公不曾遇到的问题，因为周公本身就是周王室成员，而王莽是外戚。
几年前，王莽曾因“为人后”的伦理大义，诛灭了汉平帝的母家卫氏家族；新城侯金钦只是说了几句有违“为人后”之义的话，就被斥责为“乱国、不孝、大不敬”，最终自杀了结。
如今轮到王莽自己了。一方面，他应该是愿意承汉室之后的，这意味着他离真皇帝更近；但另一方面，若为汉室之后，按照“为人后”之义，他就不能为自己的母亲服孝子之丧，但他早年是凭孝敬母嫂才声名鹊起，如果操作不好，将会人格破产，名誉扫地。
孝敬之名声和奉祀之礼仪，令王莽陷入了矛盾。
而且，王莽凭什么算作刘姓的“为人后”呢？有什么依据呢？
刘歆站了出来。
刘歆与众多博士儒生讨论了王莽的服丧之礼，证明王莽确实有资格承汉室之后。其中关节是：王莽是按照太皇太后的诏令居摄，太皇太后是汉室的“天下母”，有资格让王莽“奉汉大宗之后 ” 7 ；王莽虽是王政君的侄子，但宗法上要“奉共养太皇太后” 8 ， 这就构成了一条勉强说得过去的宗法关系。
按照《仪礼》，父亲去世，孝子要服最重的“斩衰”。父在，母亲去世，要服次一等的“齐衰”一年；若父亲先已去世，母亲又去世，服“齐衰”可以到三年。假如一户人家有正妻生的嫡子，有妾生的庶子：嫡子死了，庶子继承家业。当庶子的生母去世，因为庶子宗法上的母亲是正妻，庶子只能为生母服亲戚里最轻的“缌麻”。
“缌麻”有多轻？一个人为外孙、外甥服丧就服“缌麻”。比“缌麻”还轻一等的只剩下给去世的朋友所服的“麻”。
如果王莽是普通士大夫，为母亲服三年“齐衰”并无疑问。但王莽既然奉了汉室的大宗，那就不同了。照刘歆的看法，王莽不能顾及“私亲”为生母服丧，因为他母亲是级别等同于列侯的封君“功显君”，应当按照《周礼》中天子为诸侯服丧的礼仪来操作，服“缌缞”，非常之轻。而前不久继承新都侯爵位的王宗，则要作为宗子为曾祖母服丧三年。
王莽的道德就体现在这种为了公义而不顾私亲的行为上，类似于后世那些为公事而不顾家庭的“榜样”“楷模”。无独有偶，就在王莽母亲的葬礼刚刚结束不久，王莽的侄子、衍功侯王光请托执金吾窦况，让窦况帮助他杀人。此事被陈崇查实，凭陈崇和王莽的密切关系，陈崇大概先向王莽请示并征得了同意，然后才公诸天下。案子一经公开，王光、窦况非常恐惧，王光的母亲也就是王莽的寡嫂，对王光说了一番话：
汝自视孰与长孙、中孙？ 9
意思是，王光啊，你觉得你和王莽的两个儿子比起来，谁与王莽更亲？
王莽当年侍奉寡嫂，照顾侄子，为王光娶亲，赢得了时人的赞赏。可王光母亲的这句话极为冰冷绝望，可知这些年来，王莽的家人对他的习惯、心态已经心知肚明，知道王莽一定会为了公义、正义的外在形象而不惜牺牲家人。
王光母子随即自杀。
当年的寡母、寡嫂、侄子，如今都在王莽公义的外表下，或是礼仪被放弃，或是生命被牺牲。人情毕竟是人情，王莽为母亲只服最低的丧服，逼死寡嫂侄子，朝野之人对此必定会有腹诽，王莽也应该有所感觉：
以王氏的身份为刘氏奉祀，再怎么弥缝也无法调和龃龉。王莽只有占据皇帝之位，开创自己的皇朝，祭祀自己的祖先，将汉家扫入历史，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以来，王莽效仿“周公”走到了居摄的位置，但恰恰是周公阻止他迈出最后一步。周公毕竟“复 子明辟 ”，归政于成王，如果王莽想更进一步，那就必须绕过周公、扬弃周公，另寻途径！
2．与皇帝一步之遥
翟义叛乱平息后，长安和京畿一带平静了许多。
和七国之乱、汉武帝开边战争比起来，这次叛乱的规模其实并不大，帝国的社会经济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地方上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也并不直接影响天下辐辏的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不多时，进出长安的人流又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官员、商贾、使者、平民、太学生们络绎不绝，向天下展示着帝国承平百年的繁华，也显露出将要开万世之太平的新气象。
只是，这繁华与汉室几乎无关。这是汉室的末世，也是帝国的涅槃。
各地的祥瑞多如牛毛，报祥瑞的使者接踵而至，诸如灵芝、珍禽、奇树之类，未央宫里负责记录的官员已经见怪不怪，多数也不再向上司报告，整理后直接归档。其中有些竹简的下一次面世，将是两千年以后。
但有些祥瑞，准确地说是符命，则会被官员小心翼翼地呈送到摄皇帝面前。祥瑞，主要指自然现象，而符命则体现了神灵不可测的意志。
齐郡境内有个广饶侯国，广饶 10 侯刘京是宗室，他的一封上书引起了王莽的兴趣。他的名字在《汉书·王子侯表》中不载，可能是元始五年明堂刚刚落成、王莽主持首次明堂祫祭时大封的诸侯之一 11 ，因此对王莽心存感激。在举国献祥瑞之时，刘京也呈上了一则极为直白的符命。
刘京在上书中说，居摄三年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名字叫辛当，一晚上做了好几个一样的梦，梦中有一人，自称是天公的使者，特意来告诉辛当一句话：
摄皇帝当为真。 12
还说，你若是不相信，“此亭中当有新井 ”。第二天，辛当一早起来就下楼 13 去看，果然发现亭楼下有一个百尺深的井。
临淄县的亭长梦见符命，为什么不通过上级齐郡的长官，反而通过隔壁的广饶侯传递到王莽呢？这说明此事极有可能是刘京所策划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名刘氏宗室向王莽献出祥瑞，其动机毋庸多言。
但刘京所献的符命是梦话，空口无凭，唯一的证据——那口显然是提前挖好的井——又无法移动，所以这个符命是比较拙劣的，之所以被王莽看重是明确说出了“为真 ”这两个字。幸好，还有车骑将军的属员扈云，奏说巴郡宕渠 14 县出了一个石牛；太保王舜的属官臧鸿，奏说扶风的雍县出了一块有图案的黑石 15 。这两件事就证据确凿，王莽决定要亲自迎接这些符命。
居摄三年冬至那天，是十一月初九壬子 16 ，巴郡宕渠发现的石牛被送到未央宫前殿；过了六天，是戊午日，雍县黑石上的图案也被抄送到未央宫前殿。王莽与堂兄弟、太保王舜亲自去验看，忽然天上刮起大风，尘土飞扬，什么也看不清。待到风停，王莽和王舜赫然发现有一块铜制的符和一张帛书落在石牛之前，上面写着几行字：
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17
这些刮风降符之事，证人只有王莽、王舜，以及升职为骑都尉的王莽心腹崔发。就唯物的常识来说，这铜符、帛书都是作伪。但汉人本来就普遍笃信鬼神，也相信天降符命，所以此事在当时几乎无人提出疑问。
又六天后的甲子日，王莽向王政君正式报告。已经快八十岁的她，看惯了王莽每隔几年就搞出一些类似的符命、祥瑞。这次看到这道符命，心里会怎么想呢？
她可能会想：这个符命只说“承天命”，却没说天命到底是什么，怎么承。
王莽的解释是，符命的意义是让他当彻底的“假皇帝”。从前，周公“居摄称王”，《春秋》鲁隐公 18 摄政称君，这两件事情都为儒经所赞许。也就是说，周公、鲁隐公都是摄政，但儒经并没有称之为“摄王”或“摄公”“摄君”之类，《春秋》是把鲁隐公作为正儿八经的君主记录的。所以，王莽建议去掉“摄皇帝”里的“摄”字，任何情形下都称为“假皇帝”。
前面已经说过，“摄皇帝”意味着代理职权、主持工作，而“假皇帝”是代理职位，“假皇帝”高于“摄皇帝”。王莽这次又向前进了一步。
但这一步迈得实在太小了。又是新井，又是石牛，又是铜符帛书，王莽费了很大力气，却仅仅去掉了“摄”字，仍然没能突破“假”的范围。这其实说明，王莽仍然没能找到扬弃“周公”模式的好办法，因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横亘在他的面前：
要走怎样的合法程序，才能让王姓的假皇帝取代刘姓的皇权，成为真皇帝？
我们不妨帮王莽捋一捋：
在此之前，王朝的合法更替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汤武革命，也就是“吊民伐罪”，以有道推翻无道。汉家“诛暴秦”而立国，勉强可以纳入其类。但王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因为汉家承平日久，即使“德衰”，却谈不上罪，汉帝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一夫纣”。而且汉家有安汉公辅佐，朝廷一直宣称汉家已“安”。“汤武革命”这条路不可能。
一种是尧舜的禅让。比起真刀真枪的“汤武革命”，“禅”显得复杂而邈远。其实，先秦儒家并不特别推崇禅让，儒家虽然赞美尧舜，但儒家以西周礼乐为基础，所以更支持宗法继承，对禅让没兴趣，特别是荀子还反对禅让。法家就更厌恶禅让了，韩非干脆说不存在禅让，舜禹都是篡逆。《竹书纪年》里还说尧是舜逼迫退位的。最推崇禅让的是墨家，而墨家又是先秦儒家的大敌。
禅让这种观念的复兴，主要是在战国。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就要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袭，主张“选贤与能”，而君主的禅让是选举贤能的最高级形式，这才有秦孝公曾想禅让给商鞅、燕王哙禅让给国相这样的事。其实，从战国后期到汉朝，选举贤能是很多君主帝王认可的理想。刘歆的父亲刘向在《说苑》里讲了个故事，始皇帝说：“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在司马迁笔下，汉文帝立太子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19
汉文帝当然不会真的要选贤而禅让，这只是他立太子时的谦辞。但他毕竟出生在楚汉战争期间的“后战国”时代，离战国不远，对禅让是不避讳的。
到后来，禅让一度变得敏感。汉宣帝的司隶校尉盖宽饶为了讽谏汉宣帝不要重用宦官，在封事中语气激愤地说了些和禅让沾边的话，就被迫自杀了。再后来，随着五德终始之说的流行，人们开始坚信天命转移、易姓换代，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独有，禅让这才不那么敏感。
所以，王莽应该早就考虑过禅让的方式。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禅让需要由一个帝王来让，而此时汉家并没有皇帝，只有一个尚未告庙的皇太子刘婴，所以即使汉家要禅让给王莽，谁来禅呢？
按照五德相生来推演，汉家德衰，天命已经转移，但终究需要一个合法的仪式或者说动作来实现人间权力的更替。
王莽决定采取的动作是改元。他令人去兰台查阅汉哀帝几年前改元“太初元将”时候的档案，找到夏贺良等人当年为汉室“再受命”时制作的谶书，决定仿照汉哀帝的做法，改元为“初始”，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万物更始、源本复初的纪元，强调今后再无“摄皇帝”，而是“假皇帝”的时代了。
这表明，王莽至此没有找到“即真”的办法，离“真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但无论如何就是跨不过去。
王莽已经技穷。
表6.1 王莽代汉前夕日程表
3．河出图，洛出书
汉朝这次改元“初始”，并不是说从下一年才开始，而是把已经到了十一月二十一号的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也就是说改元的第二天就已经是初始元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了。
就在这一日，负责宫廷警卫的武官期门郎张充和其他六人，决意要劫持王莽。但在举事之前被发觉，六人随即被杀。据说张充他们打算立汉宣帝的曾孙楚王刘纡为帝。楚王这一支的确有些特殊，刘纡的父亲刘衍有三兄弟，分别是大宗刘文和刘衍、刘勋。刘勋被封为广戚侯，而皇太子刘婴就是刘勋的孙子。也就是说，刘纡是皇太子刘婴的堂叔。所以，张充等人预谋劫持王莽，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所考虑的。
这件案子的蹊跷之处在于，以往王莽会抓住一丝端倪就大做文章，穷治到底。这次却不同，他只是处死了张充，没有继续追究楚王。当然，刘纡远在楚国，应该没有牵扯到这个案子里。但更大的可能是，这几天王莽非常忙碌，心思都在“即真”上，对这件事也就顾不上了。
也是在这一日，朝廷正式颁布改元初始的法令。长安的士民近水楼台，最早知晓了这一消息。
广汉郡梓潼县人哀章，这一天也在长安，他很可能是太学生或是博士弟子，对儒经、符命、谶纬等都很熟悉。和他一起“学问长安 ” 20 的人里，哀章是一个格外热衷言说五德终始、天下大势，颇有些预言家风范的人。
这样的人也擅长投机。
早在三年前王莽刚刚“居摄”时，哀章就窥破了王莽的心事。他精心制作了两个铜匮，也就是铜匣子，一个里面放了“图”，一个放了“书”，这是模仿《周易系辞》里说的“河出图，洛出书”。这些“图”“书”应是写在木简上，放在铜匮之中，还按照汉朝当时书信的格式加上盖子，用绳子捆结实，填上封泥，最后在封泥上盖上书检 21 。在一般的书信邮寄中，书检就相当于信封，上面印着寄信人的印章等署名信息。
哀章所作的铜匮封检，大抵也会遵循这种惯例。其中，放“图”的那个封检，署了一句话：
天帝行玺金匮图。
放“书”的那个封检署的是：
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 22
这两个封检署名，细究大有深意。
首先，两个封检都是“行玺”。在汉朝特别是中后期，皇帝有六玺，其中“皇帝行玺”是用在任命诸侯王的场合。那么，天帝行玺、赤帝行玺，也就是比照人间皇帝分封诸侯，以天帝的身份任命人间的帝王。这证明哀章对汉朝的玺章制度比较了解。
其次，汉朝奠基最重要的事之一是“赤帝之子斩白蛇起义”，“书”的封检明确说，“赤帝”通过给刘邦“行玺”，给“黄帝”以策书，也就是刘邦以赤帝之子的身份给黄帝的后代转达册封之书，这就描述了禅让的逻辑。
哀章制作好铜匮之后，并没有急于拿出来，而是等待、观望。一年又一年，哀章看着王莽制礼作乐卓有成效，又多次平叛牢固掌权，统治基础一天天坚实起来。他相信王莽迟早有称帝的一天。
于是，当哀章听说齐郡神井、巴郡石牛等祥瑞和符命的时候，他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初始”年号颁布后，哀章当机立断，抓紧时间做了些准备。在新年号颁布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丙寅日黄昏时分，他终于走出家门。
行人多半会注意到，这个人身穿形制奇特的黄色衣服，手里小心翼翼地拿着铜匣子，顺着安门大街向南走。走到长乐宫的西南方向，那里坐落着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宗庙，也就是高庙 23 。
高庙是宫廷重地，守备森严。哀章虽然有备而来，还是被挡在了外面。他告诉守卫，此番来到高庙，是要代天帝和赤帝传递符命。
守卫连忙向长官高庙仆射报告，仆射不敢怠慢，亲自出门拜接铜匮，先请哀章在庙中等待，然后火速去未央宫禀报王莽。
王莽正在接见侍郎王盱 24 。据王盱所说，他刚刚在未央宫前殿大门外，忽然看见一个人身穿白色单衣，方形领子上挂着红色装饰，头戴小冠，站在前殿外面对他说：“今日上天同其颜色，将天下人民托付给皇帝。”王盱觉得奇怪，紧走十几步要去看个究竟，结果那白衣人倏而不见了。
这件祥瑞与广饶侯刘京所转述的亭长辛当的梦话都是孤证，空口无凭，很可能是王盱自己的行为。
正在此时，高庙仆射赶到了。王莽听说这两只铜匮是由黄衣人送到高庙，封检上的文字又是如此震撼，马上召集近臣前来拆封。众目睽睽之下，铜匮的封检被打开，一“图”一“书”，至此大白：
那“图”，绘制的是尧后火德、舜后土德的五德循环和汉朝“三七之厄”的术数推演 25 ；那“书”则明说王莽当为真天子，皇太后也要遵循此天命：
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 26
这句话至为重要，是汉高帝刘邦根据天帝和赤帝的运命，将国家禅让给新朝皇帝。如此，王莽所纠结的难题迎刃而解——不一定非得是活着的人禅让，死去的人也可以。而且，请刘氏的高皇帝亲自禅让，说服力更强。
在汉朝人的观念里，鬼神的世界本就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汉墓，特别富有生活气息，有的墓里连马桶都有。刘邦的肉身虽然湮灭，但神灵依然活在人间。祭祀刘邦的高帝庙，每个月都由礼官把刘邦生前的衣冠从庙寝请出来，巡游一番，送到庙里，仿佛刘邦仍在享受人间的风景。所以，请刘邦禅让给王莽，说得过去。
此外，“图”“书”中还说王莽有大臣十一人，除了现在高高在位的八个人外，还有哀章自己，以及王兴、王盛。这两个名字既有“王氏兴盛”的彩头，又是当时极为普通的人名，相当于20世纪末的王伟、王军之类，查访的余地很大。
上天的符命已经说得如此清楚明白，王莽仍然按部就班地表示，兹事体大，需要廷议，现在天色已晚，等明天早上再说吧！另外，为表示诚惶诚恐，王莽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吃不睡，直到此事完结。
4．王莽受禅！
次日，初始元年十一月廿四，丁卯日。
丁卯不是个普通的日子。
丁，属火，汉是火德；卯，“劉”姓中有一个卯字。王莽一宿没睡，这天一早就举行廷议，特意请了汉宗室、忠孝侯刘宏召集公卿来讨论。同时，王莽还将“图”“书”送至王政君面前。
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仅仅在十五天之前，巴郡的石牛才运到；仅仅在三天前，王莽还承诺将来还政给子婴，现在就要在前朝和后宫同时摊牌，讨论禅让的大事了。而上一次禅让天下，是发生在舜帝禅让给大禹之时。 27
未央宫前殿人声鼎沸，公卿们聚集在前不久巴郡运来的石牛旁边各抒己见。他们虽然对这一天有所准备，但真要决策议定了，反而出现了议而不决的胶着局面。
另一边，王政君见到符命后，大惊失色，特别是策书里明说皇太后也要执行，简直像是特意告诉她似的。她三天前刚批准了改元的建议，以为自己八十老朽可以过几年安稳日子，万没想到目睹这样的符命。
她告诉王莽的使者，坚决不同意汉家禅位，自己是汉家的太皇太后，不会允许汉家在自己手中终结。
此时哀章可能仍然留在高庙中，耐心地倾听刻漏滴答，等待着天命的告白。
一个千古疑问——这件事，是哀章自己独立所为，还是王莽的授意安排？
若说是王莽授意，不是没有可能：其一，丁卯日意味着汉朝天命的终结，第二天王莽就受禅了，说明这个日子先已定好，王莽提前安排的可能性很大。其二，策书明确说出“新皇帝”三个字，但此时王莽还没有建立“新朝”，哀章如何事先得知？其三，策书里还格外提出皇太后也要执行，说明有人告诉哀章，王政君虽然支持王莽居摄，但却是称帝的最大障碍，所以要以符命来辖制。因此，说王莽授意哀章是有可能的。
不过，哀章独立所为的可能性更大。哀章既然能自制符命，对丁卯这样的日子保持敏感很自然；而“新朝”的名称和皇太后的意图，在当时恐怕已不是秘密，王莽崛起于新都侯，儒家强调“新命”，已经在汉家天下流传了很多年。
而且，王莽始终没有主动提出禅让的方案，也没有解决皇帝缺位的汉朝怎么禅让的难题，一直在“假皇帝”的身份上绕圈，还从兰台里寻找汉哀帝“再受命”的旧档。从改元“初始”到哀章献符，前后只有几天的时间，如此仓促，实在不像是早有授意和预谋。此外，哀章在策书中窜入自己和王盛、王兴的名字，是哀章自己打的小算盘。因此，此事由哀章独立所为的可能性极大。 28
既然是哀章的个人行为，这件事就棘手了：倘若王莽早有安排，那么公卿廷议不会迟迟不决。这种胶着令王莽感到焦虑。他既担心公卿们的迟疑演变成普遍反对，也害怕王政君突然出面阻止。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又一件不可思议的祥瑞发生了——那巴郡石牛突然说起了人话：
趣（促）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 29
就是说，赶紧催促新皇帝到高帝庙受命，别耽误了！
决断，是最重要的政治能力之一。石牛说人话太过荒诞，一定是王莽所造，但这证明了王莽要在丁卯这天彻底解决问题的决断。丁卯是王莽认定的受命之日，决不能更改。他下令侍从做好准备，吩咐刘歆等人马上商定礼仪，起草诏书，确定改正朔、易服色等诸多事项，明日他将正式到高帝庙受禅。
第二天，戊辰日。
王莽又是一宿没睡，也没有进食，但他神采奕奕，看不出憔悴的样子。当然，他也不会喜形于色，而是庄重严肃的修治仪仗，登上马车，缓缓来到高庙。高庙的诸多礼官以及哀章都已在等候。
高庙礼官已提前拿到图和策书。
高庙的大殿里、汉太祖的灵位前，清庙之乐，钟鸣铿锵。从前，汉家皇帝登基，都要来这里拜谒高帝之灵，寓意继承祖先的祖产，从高帝手中获得统治天下的许可。
今日不同了。礼官以高帝之灵的名义，将图和策书正式交付给王莽，表示高帝刘邦已亲自禅位给他，标志着汉朝落下帷幕。最后，礼官又给王莽加上帝王冠冕，表示王莽接受了禅让。
禅让大礼尽管十分庄重，但很仓促。禅让完成后，王莽从高庙先去了长乐宫拜谒王政君，他要去拿汉朝的传国玉玺。
当年刘邦率军初入咸阳，屯兵霸上。已经去了帝号的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并奉上始皇帝的玉玺。刘邦一直保留着这块玺，既没有上交给当时的楚怀王，也没有给后来的西楚霸王，即位后，就将始皇玺作为汉的传国玺世世留存。后人有言传国玺是由著名的和氏璧所雕凿，此言不确，因为“璧”的形制是圆形中孔的薄片，无法凿成厚重的玉玺。汉朝的传国玺应是秦皇所制。汉平帝崩，刘婴为皇太子，汉朝没有皇帝，传国玺就被保管在王政君手里。
王莽索要传国玺，被王政君断然拒绝。
王政君此时应该还没有从禅让的巨大冲击中缓过来，她可能会想起刚给汉宣帝当儿媳妇的时候，汉朝还如日中天，坚不可摧，甚至是永恒的。而现在，终结这个伟大皇朝的竟然是自己的家族、自己的侄子。她深知王莽的崛起离不开自己的支持，而且是主动支持，但在这最后时刻，她又颇觉后悔。这种掌握着政治大权但缺乏政治品质和决断力之人的心态，大概就是班彪所说的“妇人之仁” 30 吧。
既然被拒绝，姑侄二人此番见面应是不欢而散，王政君不愿分享王莽称帝的喜悦。王莽也暂时顾不上安抚姑妈，因为他马上要赶回未央宫前殿，发布他受禅后的第一道诏书，为新皇朝拉开帷幕。
丁卯受命，戊辰受禅，这两个日子都是特意选取的。丁卯寓意着刘氏天命终结；戊辰这天恰逢“直定” 31 ，是祭祀的吉日 32 。
就在这一天，据说天宫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如来佛反手为“五行山”，将一只大闹天宫的神猴压在了山下的一个“石匣”里。 33
严格来说，这一天仍然是初始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莽服帝王冠冕，把刘歆等人连夜拟定的诏书通告天下：
去掉汉号，天下定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改正朔，新朝以十二月为正月，汉武帝在太初元年确定的以一月为正月的正朔不再使用；四天以后的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将成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
四天以后，王莽就要开国了。
注释：
1 观风俗归来后，陈崇被从大司徒司直提拔为司威，封列侯。
2 参加的将士也包括这时期讨伐西海羌及镇压其他叛乱的人员。
3 但普通百姓的民爵没有取消，出土的新莽时期简牍里，仍然有不少民人拥有爵位。见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第5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4 后世一般认为，周朝并未实行过整齐的五等爵制，而是一种复杂的“内外服制”。简单地说，外服是周王畿之外的侯、甸、男、卫、邦伯等名号，负责在周王畿之外特别是边疆拱卫王室，侯的地位最高，如齐侯、晋侯、鲁侯、卫侯等。内服则是王畿之内的贵族，其中的公，是王室执政大臣或年长者的尊称，如周公；伯，主要是王室低一规格的执政卿士或家族的嫡长子，如郑伯。此外，前朝王者的后代也称公，如商的后代宋公、夏的后代杞公。子，则一般是族长、宗子，如楚国是蛮夷，其君长虽然自称王，但被周称为楚子、荆子。这些名号并不都是爵位。
同时，这些名号还分为内称和外称、生称和死称、自称和他称等等，复杂得很。周公被称为“公”，是因为他是周王的执政且在内服有采邑，但他的封地鲁国属于外服，所以鲁国的君主称“鲁侯”，但鲁国人会尊称鲁侯为公，《春秋》里从鲁隐公到鲁哀公都是“公”，诸侯死了也常被称为公。诸如此类。
春秋时期，周王迁都，礼崩乐坏，内外服的体系被打破，这些原来性质各自不同的贵族名号就被时代挟裹，渐渐混为一谈：外服的诸侯，内服的王室贵族，蛮夷的君主，夏商的后代，都顶着原本不同内涵的公侯伯子男的称号在中原纵横驰骋。后人难以搞清这些称号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些都是爵位，就构建起一套爵制。到了战国，连孟子也会讲“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也不得不承认“其详不可得闻也”。历史之晦暗难明，孟子尚且不免，何况王莽？参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见《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及其他现代考古学成果。
5 孟子爱用禽兽这个词，但并不是后世骂人的话，而是强调非人、不合乎人性。
6 《汉书·王莽传》，第4090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091页。
8 《汉书·王莽传》，第4091页。
9 《汉书·王莽传》，第4093页。
10 广饶，今山东东营广饶一带。
11 《汉书·王子侯表》里没有“广饶侯刘京”，叫刘京的有蒲领侯、武陶侯，广饶侯的世系里没有记录刘京。《王子侯表》序言写道：“元始之际，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因此，这个广饶侯刘京应是王莽所立，所以班书未载。
12 《汉书·王莽传》，第4093页。
13 《说文解字》：“亭有楼。”根据当时的亭制，猜测亭长应该住在亭的楼上，楼下可能是办事场所。
14 今四川渠县一带。
15 始建国元年秋，王莽令人在全国颁布符命，有“福应十二”，其中“九以玄龙石”，应该就是雍石。因为据《汉书》“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的记载，雍县的这块石头是没有被运到长安的，到未央宫前殿的是石头上的“文”。“文”如果指文字的话，《汉书》当有记载，但没有记载，所以可能是图案。
16 见表6.1，从冬至迎石牛到王莽正式称帝，仅有17天，到始建国元年仅有22天。
17 《汉书·王莽传》，第4094页。
18 鲁隐公摄政，后为鲁桓公所杀，所以才称之为“隐”。
19 《汉书·文帝纪》，第111页。
20 《汉书·王莽传》，第4095页：“哀章学问长安”。
21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六章第二节注17附图，第140页。
22 《汉书·王莽传》作“赤帝行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并说“某者，高皇帝名也”。就是说，这里的“某”是刘邦的名字。班固是后汉人，出于避讳，写作“某”。但哀章是以赤帝的名义作书，即使此封检是哀章伪作，也应以赤帝的身份署检，不必为刘邦避讳，所以这里的“某”应当直言刘邦的名字“邦”。（第4095页）
23 据刘庆柱：《地下长安》，中华书局，2016。
24 王盱见白衣人当在改元之后、哀章献策之前。
25 “图”上究竟是什么，史书未载，此为推测。
26 《汉书·王莽传》，第4113页。
27 春秋战国期间也有个别诸侯禅让侯王之位，尧舜古史，晦暗难明，这里描述的是王莽及时人的观念。
28 孟祥才《王莽传》第172页也认为此事是哀章所为，理由是王莽的登基诏书是急就章，可备一说。
29 《汉书·王莽传》，第4113页：“大神石人谈曰”云云，并没有明言是巴郡石牛。但王莽运到前殿的只有巴郡石牛和雍的石文，而且，石头具备了动物的形状，“人谈”才可信，没有动物形体五官的石头怎么能开口呢？所以这里的大神石应该就是巴郡石牛。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第四章第一节也有其他论证，可参。
30 古人以“妇人”来表达褒贬，显然是一种性别上的污蔑，不符合当代价值观，特此声明。
31 古老的建除术，用来占卜吉凶。战国竹简已完整记录了建除十二神名称，有学者主张建除名称可以追溯至商。在日历上注明每日建除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32 云梦睡虎地、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均有“定日……祝祠”等记录，说明这天宜祭祀等重大活动。
33 《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却说那刘伯钦与唐三藏惊惊慌慌，又闻得叫声师父来也。众家僮道：“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太保道：“是他，是他！”三藏问：“是什么老猿？”太保道：“这山旧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两界山。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饮食，自有土神监押，教他饥餐铁丸，渴饮铜汁。自昔到今，冻饿不死。’”自王莽开国到唐朝肇始，大概是六百多年。
二、始建国传亿年
5．传国玉玺
新朝还有四天就要开国，传国玺却还在王政君手里。
前番碰了壁，王莽便不好再出面，他让堂弟王舜去索要。王舜和父亲王音相似，为人谨饬温厚，深受王政君信任，也被王莽引为腹心。
王舜硬着头皮去见姑妈。王政君这次一改往日的亲切，破口大骂道：“你们父子、王氏宗族，都是靠着汉家才富贵累世，不报答就算了，还趁着刘氏凋零之危，夺取其国。真是猪狗不如！天下怎么会有你们兄弟这样的人？既然你们照着金匮的符命，当什么新朝皇帝，正朔服制都要变，那就去自己刻一个新玉玺，流传万代嘛，何必非要汉家这亡国之玺？不吉利！我是汉家老寡妇，旦暮之间就老死了，正打算拿这块玉玺陪葬呢！你们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一边痛骂，一边痛哭，八旬老人这番姿态，委实令人同情。旁边的女官们也垂头哭泣。王舜被骂得惊心动魄，眼泪早已止不住，俯身在地上哭。一向庄严祥和的长乐宫里竟然哭声一片。
过了一会儿，王政君的情绪平复了一些，王舜这才抬起头，噙着泪眼，对王政君说：“这事儿我们都和他说过，没用。王莽是一定要得到传国玺的，太后难道真能不给吗？”
王舜这话说得颇有些隐晦，似乎暗示说王莽巧取不得就会豪夺。王政君骂也骂了，她所不能承受的矛盾，是又希望王氏家族永葆富贵，又不想承担颠覆夫家的罪名。所以听到王舜这么说，她确实担心这事儿闹下去也不好收场，对于自己在王莽称帝上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她很清楚。于是她吩咐取出传国玺，但还是不想好好给出去，竟然扔在了王舜面前的地上，说：“我已经老了，还能寿终正寝，你们兄弟就等着被族灭吧！”
总想着左右逢源，这也不情愿，那也不情愿，但最后这也不得不做，那也不得不做；总拖着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幻想着问题会自己消失，直到面临不得不决断的时刻，却已丧失决断的主动权，只能被动选择。王政君的这种优柔寡断，根源于她缺乏政治品质，不能辨识立场，也就没法理解政治的困境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的，因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她本人作为政治家的失败。
拿到玉玺，抚摸着被王政君摔去的一个角，王莽依然欣喜若狂，吩咐在未央宫沧池的渐台置酒狂欢。渐台是沧池中的一座高台，多年以后，王莽将在这里被杀死。
王莽也在思考元年正月朔日正式登基的礼仪。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关节，王政君是汉室的太皇太后，又是王氏的“老祖宗”，那么入了新朝，王政君怎么安排？是继续保持逊政汉室成员的身份，还是成为新室的成员？如果是后者，那王政君的身份是什么？上什么尊号？
别的王公贵族无论怎么安排，时间上都来得及。唯独王政君，非得一开国就得有说法且说清楚才行，不然会影响汉新易代的合法性。不过，前番因为传国玺的事情，王政君正在生气，很难劝她接受新的尊号。
王氏家族不论远近亲疏，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宗室，无不欢喜雀跃。其中有一个叫王谏的远支疏属，想趁着新朝成立的机会谄媚王莽，就上书说：“汉朝已终结，太皇太后不宜称现在的尊号，应当去掉汉号。”这个建议非常及时，正对王莽的心思，他见到这封上书，忽然有了主意。
王莽即刻亲自乘车到长乐宫，把王谏的上书给王政君看。王政君余怒未消，看到这个建议，更加不满，冷冷地说了一句话：
此言是也！
这是一句反讽 1 ，王政君估计王莽接下来就要借题发挥，准备去掉自己的汉家尊号，她想好了决不答应。
没想到，王莽却比她更生气，说：
此悖德之臣也，罪当诛！
王莽居然说王谏是不道德的大臣，而且该判死罪。王政君十分吃惊，不知道王莽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莽回到未央宫，公开指责王谏悖德。
群臣也糊涂了，这马上就要开国，传国玺都拿到了，王莽为什么还要维护王政君的汉家尊号？
有个叫张永的人看出了端倪——王莽当然要废掉王政君的汉家尊号，但不希望世人觉得是他主动做的。王谏上书，王莽是批还是不批？这件事和王莽受禅一样，都得是迫不得已而做，是天意才行。张永很快献上一块铜璧，上面依稀写着一行符命：“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2 。 王莽见此大喜，下诏群臣说：这行文字不是人工刻画，而是自然形成的；文母，意味着太皇太后将是永远的“新朝之母”。这是天命，不敢不接受。
王政君见此符命，不知道是真的相信，还是顺水推舟，总之接受了新的尊号。
给王政君的新印玺马上被制作出来，张永因为这个功劳被封为子爵，爵号为“贡符”。王谏却被迫服毒而死，他的死是因为妄议尊号，还是因为上书所言的事情太过直白，揭露了王莽的真实意图而令王莽备感冒犯，恐怕不言而喻。
6．时间的开始与历史的终结
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
未央宫。
公侯贵族和公卿士大夫们挤满了前殿，凡是有资格上殿的几乎都来了。大殿正中，坐着的是汉室的皇太子刘婴，快四周岁了。他的身后是负责保育的宦官中傅；身旁的帷幕后面坐着太皇太后王政君，已经快八十周岁了。这一老一小很少同时来前殿，此番场景并不多见。
王莽立在殿下，神色肃穆，冠冕堂皇。
时辰一到，王莽在礼官的引领下，走在公侯卿士的最前面，手捧“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的印玺绶带，恭敬地呈献给王政君，以替换原来带着“汉”号的旧印玺。
王政君接受了。作为汉室最尊贵的一员，她认可了符命，也认可了汉室的终结和新室的肇兴。
接下来，王莽以新朝皇帝的名义，正式宣读给刘婴的策书，这封模仿《尚书》的策书成为后世禅让诏书或策书的模板，也告知了新朝对汉室的安置方案：
皇族被降杀一等，按理应该降为王。但因为周王是天子，追慕周朝的王莽认为汉朝“诸侯王”的设置不符合周政，把王爵一概取消，皇帝下面最高的爵位就是公爵。所以汉朝的诸侯王全部降格为公爵。
刘婴被封为定安公爵，享万户采邑，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天子千里，公侯百里，所以定安公国也是方圆百里。今后，刘婴可以在定安公国继续采取汉朝的正朔、服色，立汉朝宗庙以祭祀。而且，世袭的定安公爵不是新朝的“下属”，而是“永为新室宾 ” 3 ，就是说新朝对定安公待以客礼。史书没有记载王莽是怎么对定安公待以宾客之道的，从后世禅君往往拥有“上书不称臣”“以天子礼祭祀”“载天子旌旗”等礼仪上的特殊礼遇来看，对刘婴也可能有类似安排。
这与从前汉廷封商、周的后裔为公是同样的性质，都是基于儒学“通三统”的主张。汉朝的三统是商、周、汉；新朝已经建立，三统就成了周、汉、新。商朝后裔的封爵退出“三统”之列。所以，除了定安公刘婴外，周的所谓后裔姬党，曾被汉室封为卫公，现在改封章平公，同样是“新室宾”。商的所谓后裔孔弘，曾被汉室封为宋公，现在退出“宾”的序列，降格改封为章昭侯。
按照儒家的设想，“通三统”并不只是形式，还要求现任统治者善待前代皇（王）族，吸取前面两朝的“治理经验”，而不是一味地改弦更张。这也是为了本朝终结后，继任的朝代也会以同样的善意来对待自己。
安置完刘婴，王莽让汉平帝的皇后，也就是自己的女儿继续留在汉室，号定安太后。
宣读策书完毕，王莽亲自上殿，满脸泪水，唏嘘感慨，一幅迫不得已的样子，紧紧攥着刘婴的手，显得用情极深。刘婴懵懂而紧张地站了起来，听王莽说：“当年周公摄政，最终还政成王，今天我却迫于天命，不能遂了我还政于你的心意啊！”
刘婴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他应该觉得有些坐不住了，想早点结束。他的眼睛望向服侍他的中傅，中傅见王莽话已说完，上前牵着刘婴的手，缓缓走下大殿，随后领着他转身面向已经在大殿坐定的王莽，施了臣下之礼。
汉朝自此终结。
新朝自始建国。
“始建国”这个年号并不简单。汉朝自从汉武帝太初改制，正式启用年号纪年 4 ，古代皇朝从此进入定期改元的年号时代。
但“始建国”不太一样，这个年号模仿了“始皇帝”，意思是新朝在这年创建，也就从这一年开始纪元，此后就是始建国二年、三年、四年……就像始皇帝所设想的秦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而不绝，王莽也打算“始建国”亿年也不完 5 。这种做法，更类似以耶稣诞生为起点的公元纪元。至少在始建国元年，王莽并没有考虑过以后要定期改元。
始建国，寄托着王氏家族永恒继承的信念，也意味着纯正的儒家天下从此开始，今后再也不会改变。时间开始了，历史已经终结 6 。
这一刻，王莽五十四岁。
“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些停留在旧时代里的名词，也要全部改变。例如新的“九卿”设置里，大司农改为羲和，因为这是传说中的日神，更是《尚书》里的历官，而太阳和历法关乎农业的好坏；大理，曾叫廷尉，掌刑狱，改成作士，因为《尚书》载“咎繇（皋陶）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也都出自《尚书》 7 。地方上的官名也一并更改，如郡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为太尉，县令或县长改为宰，御史改为执法，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把长安改称常安；把未央宫改称寿成室，其中的前殿改称王路堂；把王政君所居住的长乐宫改称常乐室。不过，为了叙事的便利，下文除特殊地方，常安仍写作长安。
以往汉朝的瓦当、镜子上常有一些吉祥的词儿，比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之类，这些词也跟着变了。多年以后，距长安千里之外的西伯利亚出土了新莽时期建筑物的瓦当，赫然写着“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 8 。这倒说明，新朝初建国时，其触角已经抵达帝国的边缘。
把公车门、司马门一共四个宫门改称王路门，门内设置了三个标志物：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就是允许人们到王路四门反映情况，包括建议、批评以及告状。还派了四位谏大夫常坐在王路门下“接访”，犹如后世的“信访部门”。
名称的变化固然只是形式，但会给臣民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一切真的都变了，而且越变越好。
刘婴也在其中，他倾听着这些“除旧布新”的诏令一道接一道地发布，一句也听不懂。他也不知道，虽然他被封为定安公，但他永远抵达不了他的领地。王莽已经把长安城里的明光宫改为定安馆，让定安太后居住；又把大鸿胪的府邸改为定安公第，这才是刘婴实际居住——不，被软禁的地方。
这座房子被专门看管，刘婴没有踏出大门的权力；他的保姆、奶妈以及所有的侍者，都被命令不得与刘婴说一句话；即使在定安公第，刘婴也被限制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外界的一切风景和人世皆不可见，以至于王莽覆灭后被放出来时，连六畜都不认识。对待刘婴的态度，把王莽内心深处的阴暗表现得一览无余。
王莽对待禅君的“心法” 9 ，也被后世所继承。东汉的汉献帝禅位后，被曹魏监禁，直到曹魏禅位给晋武帝后才被放出来。明朝朱棣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对建文帝的儿子从两岁开始拘禁，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说话。
此刻，始作俑者王莽已经与刘婴相“揖别”。殿中的公卿百官纷纷垂泪感叹，也不知是因为见证了历史，还是追悼汉朝的灭亡，抑或可怜这个四岁的男童，或是感动于王莽的伟大。
7．安置刘氏宗室
还是这一天，王莽在大封群臣、为地方州牧郡守晋爵的同时，专门对刘氏宗亲下了一道诏令：
诸刘为郡守，皆徙为谏大夫。 10
所有担任郡守“实职”的刘姓宗亲，全部改为谏大夫。郡守是二千石的高官，集地方大权于一身，昔年东郡太守翟义仅以一郡之地起兵，就掀起不小波澜。谏大夫只是一个六百石的中低层官员，而且没有治权。所以，王莽这一条措施足以消除刘氏宗亲的实质威胁。
在当时人的历史视野里，还从来没有过处置庞大前朝宗亲的先例。秦没有分封，地方上没有宗亲；周是缓缓颓败的，也不涉及类似问题。王莽开了先例，他对刘氏宗亲的态度，总的来说复杂而含混——心存不安，着意打压，又故作宽容。
撤掉所有刘姓的郡守，解除地方上可能的威胁，就是他着意打压的表现。
但王莽对汉室宗庙表达了极高的敬意。
他下诏说：我是在高帝庙里、高皇帝的灵前受禅，这个恩情绝对不能忘。今后，虽然汉室的宗庙祭祀降格到定安公国，但毕竟汉帝陵都在京师附近，长安城内现有的陵园、庙寝等，继续保留和祭祀。我每年九月还要亲自到高、元、成、平这四个庙里祭祀。以往由汉宗正管理的宗室人员，改由京兆大尹管理，不得降低原有待遇，各地的州牧主官，要多慰问，免得有人趁着禅代之机欺负他们。
平心而论，王莽的做法是存有温情亦合乎仪礼的。后世改朝换代，能够优待前朝宗亲的委实不多。王莽的时代是帝制初期，人们还残留着三代以来的观念，把曾经的皇族或王族看作古圣王的后裔，具有一定的神圣色彩，也就没有屠杀的念头。再就是到了帝制末期，清帝退位，走向共和，各族群已是国民而非敌寇，也不会杀戮 11 ，所以民国政府也对清室予以优待。
在这一头一尾之间，能优待前朝的屈指可数。曹魏受禅后，参照王莽的做法安置汉献帝，还算宽容。南朝齐与梁、隋与唐，皇室凭着还是亲戚，仍然不吝杀戮。其余大都是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如朱温对唐皇室近支的屠杀，清初对明宗室的追杀，已是常态。能够多少在政策上相对优待的，也就是赵宋对后周了。
此外，王莽笃信灾异、祥瑞、符命、谶纬、厌胜之类，除了上述安排，在剥夺实权和保持待遇之外，他格外关注另一个点——汉朝的象征之物，包括能够唤起人们旧日记忆的物品。
早在居摄期间，王莽曾主持一次货币制度改革，铸造了两种刀币，一种是契刀，面值五百个五铢钱；一种是金错刀，面值五千个五铢钱，这金错刀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错金货币，很是精美。但是，始建国之后，王莽却说，“劉”这个字里，有“卯金刀”，刀币就是“金刀”，于是把刀币废除了。
至于“卯”，汉朝人习惯佩戴一种饰品叫作“刚卯”，最早大概是桃木所制以辟邪，后来用白玉、象牙、黄金之类来做。西汉后期，“刚卯”常常和形制相似的“严卯”凑成一对佩戴，用来辟邪驱鬼，“刚卯”主要用来防病，“严卯”用来祛病。王莽认为“卯”字对新朝不吉，从此禁止佩戴。
这种象征物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在政治文化中屡见不鲜，清朝的文字狱仍然遵循这种逻辑。把政治予以象征化，也的确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塑造了古代中国人在生活中泛政治化的倾向。
所以，到了东汉，中兴的刘氏皇族不仅恢复了“双卯”，还要求大臣必须佩戴。这与王莽的禁止佩戴是一体两面。
尽管如此，大多数刘氏宗亲对王莽的安排应是满意的，作为“前朝余孽”，不仅没有被清算，而且待遇不减，足以被笼络。但仍有极少数刘氏贵族心怀不满。这一年的四月，原汉胶东王子、徐乡侯刘快，纠集了数千人在当地 12 起兵。
刘快的兄长刘殷是继任的胶东王，封邑在即墨。王莽即位后，他刚刚被降格为扶崇公爵，封邑没有变化。刘快很可能在起兵前找兄长商量过，但刘殷没有同意。所以，刘快起兵后竟然先攻打即墨，这大概因为即墨是胶东的大城，又是刘氏封国，打下来可以扩充势力。结果，刘殷紧闭城门，而且亲自向驻在即墨的新朝官员自首。即墨的官民对刘快的义兵也很不欢迎，将其击败。
刘快逃到琅琊郡的长广县 13 后可能就被杀了，叛乱很快平息。
王莽知道后很是欣慰，只捕杀了刘快的近亲，其他人概不追究，给平叛的死难者发放抚恤金，每人万钱之多。刘殷因为忠诚，公国被扩充到方圆百里、食邑万户，规格和定安公国一样。
真定国的宗室刘都等人也密谋发兵，尚未起事被发觉，参与者悉数被杀。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宗室也先后起兵，无一例外都迅速失败，成为刘氏宗亲武力反莽的夕阳残照、零散星光。
作为一个阶层和势力的刘氏宗亲，对王莽确实已没有直接威胁。绝大多数臣民对汉朝的灭亡也没有多少哀伤痛惜，“人心思汉”在这个时候是不存在的。
但是，打着刘氏旗号、别有企图的人，反而多了起来。
就在刘快起兵失败不久，长安城的大街上，有个疯女人在街头大声喊：
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 14
她就像被刘邦附身一样，喊的是要王莽速归还我国，不然，到了九月必然弄死你。她一边走一边喊，哪里人多去哪里，很快就被官家发现捉拿，事情也迅速禀报给了王莽。
一番审讯，只知道这个疯女人名字叫“碧”，既没人指使也没有“必杀汝”的能力，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疯子。但王莽靠祥瑞起家，尤为忌惮灾异，他心中大概会想，这不就是灾异吗？因此很不愉快，杀掉了这个女人。查办这个案子的掌寇大夫陈成引咎辞职。
这件事情令王莽开始反思对刘氏宗亲的政策，元年初，为了保证政权交替顺利，新朝给予了刘氏优待，一年来，新朝政权已经很稳，民心民意也在王莽这里，那么有些优待可以收回了，这不仅能够进一步消除刘氏宗亲的威胁，更重要的是避免有人总是拿刘氏和汉室做文章。
汉室宗亲里，原来的诸侯王们最为显眼，他们现在都是公爵，地位很高，也就容易被利用或是蛊惑。这些人总数不多，大概是二十二个，打击一下也不会引起刘氏宗亲的反弹。王莽就逼迫刘氏公爵主动献出印绶，放弃爵位，自愿为民。
果然，到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初，这二十几个曾经的王，除了广阳王刘嘉、鲁王刘闵和中山王刘成都，因献过符命神瑞被封为新朝的侯爵，其他诸王没有一个提出异议。
与此同时，王莽对周边的藩属国也进行降格，把西域、西南的国王们降为侯，收回了汉朝册封匈奴的“玺”，换成“章”，导致周边各国对新朝的叛乱，原本和平的周边环境因为礼仪上的冲突而终结，战争开始了。
在西域，情况尤其复杂。西域都护但钦紧张地盯着西域诸国与匈奴的暗通款曲，他的都护司马刚刚在一场冲突中受伤，匈奴的进攻是迟早的事。偏偏这时，另一位西域高官戊己校尉刁护病了，西域局势开始动荡。这年九月辛巳日 15 ，刁护的属官校尉史陈良、终带，以及属下司马丞韩玄、左曲侯任商担心匈奴大举进攻，抱怨王莽的政策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干脆趁机杀掉了刁护及其亲属，叛逃到匈奴。陈良、终带被匈奴委任为乌贲都尉。
值得注意的是，陈良等人叛乱的旗号是“废汉大将军”，意思大概是“汉朝虽然没了但我们还是汉朝的将军”。这就引起了新朝的关注。
又过两个月，十一月的一天，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乘车在长安城内行驶。熟悉的人都知道，孙建早在王莽当大司马时就被倚为“爪牙”，恩宠始终不衰，是王莽最信任的人。突然，孙建的车驾被一名男子拦住，孙建还以为是有什么大事禀报，没想到拦车的人神色高傲，并不是来报告，而是通知孙建，说自己是汉成帝小妾的儿子，名叫刘子舆，还说：
刘氏当复，趣空宫。 16
扬言恢复刘氏天下，由他来继承，尽快把未央宫空出来！
孙建当即收系这个“刘子舆”，一查，只是长安城普通居民，姓武，人称武仲，类似于后世说的“武二郎”。
此人和去年在闹市叫喊的女子“碧”一样，大概也是疯子，但此人更令王莽忧虑。汉成帝没有子嗣，这恰恰给了那些冒充子嗣的人以良机。伪继承人这种事，从秦末的“诈称公子扶苏”到汉昭帝时的“伪卫太子”，并不鲜见，每次都是重要的政治事件。古代没有DNA检测技术，自称的继承人如果被广泛承认，假的也是真的；不被承认，真的也会是假的。例如，汉宣帝的血统在史书中被记录得极其详细，反而会让后世怀疑这是事后的弥缝，因为汉宣帝的祖父刘据死时才37岁，古代结婚生育早，养孙子不是不可能，但这血统犹如藕丝，实在太细。再比如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历史上有多个伪皇太子，其中的伪季米特里一世还成功加冕，当了近一年的沙皇。
在孙建的建议下，王莽决意继续降低刘氏宗族的地位，彻底消除汉朝痕迹。
他把长安城内的汉宗庙全部罢祀。高皇帝是新朝的“禅君”，最为特殊，就依据“通三统”将灵位移至明堂祭祀；汉元帝和王政君夫妇一体，可以比照祭祀；汉成帝是王莽的表兄弟，汉平帝是王莽的女婿，这两位不必专为宗庙祭祀。
他还把所有刘氏的侯爵全部废除，按照实际的封邑户数，该是子、男爵就封子、男爵，其中凡是在官府里担任官吏的，不论大小，都免职回家等待分配。
不过，曾经献过符命或是参加过平叛战争的三十二个刘姓宗族及其同宗，保留了原有爵位，前提是改姓为王。例外中的例外是刘歆，他现在是王莽的亲家，女儿刘愔 17 嫁给了王莽的儿子王临，所以不宜改姓，以免违背“同姓不婚”的惯例。
刘姓宗室的安置，王莽花了将近两年时间，至此才告完成。
这些事情，王政君应该不太清楚。因为，自从始建国之后，她的身边除了服侍人员，几乎没有刘氏家族的成员能够像从前那样凭通籍出入长乐宫了。
当然，这些政策的变动对大多数早已降为普通臣民的刘姓宗室后裔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比如刘秀，他这一年刚刚五岁，对发生的一切还茫然无知。
8．扩大的王氏宗室
龙首原上，北辰星下，汉宫已经换了新主。
寿成室的王路堂和其他宫殿，都被营造出喜庆的气氛，和谐的黄色调已和昨日汉家的红色不同。王莽从座位上起身，注视着附身在大殿之下的两个儿子、六个孙子，想着妻子此刻正在后宫，盛装等待承接皇后印绶的消息，他的心情应该是愉悦的。
他们将从汉朝的贵族变成新朝的皇室。
但是，新朝“第一家族”的成员们，可能并不会为新身份而喜悦。
王莽的妻子王氏是汉朝宜春侯王咸的女儿，被立为皇后。她为王莽生了四个儿子，在被奉上皇后玺绶的时候，会不会思考儿子们的命运？长子王宇在吕宽大案中自杀，次子王获在王莽遣就国时自杀，如今只剩下两个。她常常以泪洗面，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
小儿子王临被立为皇太子，按照顺位，应该立老三王安。但王安被封为新嘉辟。辟，是国君、君主的古称，《尚书》里常见，就是“复辟”里的辟。王莽找出这个周代旧称，用来封建新朝次于皇帝、高于公爵的爵位，以替代汉朝的“王”。
为什么不立王安？虽说有符命的考虑 18 ，但史书说王安“颇荒忽” 19 ，这当是主要原因。但他究竟有多糊涂、多么不中用，才能让王莽放弃他呢？想来，面对两位亲兄长和一位堂兄的自杀，王安要么是精神受到刺激而疯癫，要么是佯狂而自保，总之不能或不愿意当这个皇太子。
妻儿如此，女儿如何？
曾经的汉平帝皇后，如今的定安太后，也不买王莽的账。王莽称帝是建立在她丈夫汉平帝之死上面的，她就不可能对王莽的即位欢呼雀跃了。当王莽为了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把她的名号改为“黄皇室主”，意思是新朝公主，希望她再嫁时，这更加惹怒了女儿。她坚持与刘氏的关系，与王莽日益疏远。
其他的皇室成员，比如死去的王宇有六个儿子，都被封为公爵，但他们年龄都还小。此外，王莽还有私生子和私生女，但现在不便于让他们站出来。
皇室如此不振，对皇帝来说就不太妙了。
刘氏虽然衰落，但涵养两百年，根基十分深厚。上层，有刘歆这样的新朝贵族；中下层，即使没有爵位和官职，即使沦为编户齐民，也属于豪杰、富户、太学生。相比起来，王氏宗族在地方上几乎没有势力。
这是王莽的隐忧。
宗族枝繁叶茂，统治会更稳固。在皇室凄凉的气氛里，王莽能依仗的就是王氏大家族的成员了。他按照五服的次序，和他最近的“齐衰”封为侯爵，其次“大功”封为伯爵，再依次为子爵、男爵，堪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他权力圈子之内的亲属成为顶级显贵，如堂兄弟、汉安阳侯王舜封为安新公，位列四辅，勋位属于最高的上公；堂兄弟、汉成都侯王邑封为隆新公，位列三公。他俩是新朝立国功臣，自与一般亲属不同。
早在汉平帝时期，朝中已经遍是王氏子弟，这些被封爵的王氏宗亲，应该有不少一直是郎、尚书、侍中之类的中朝内臣，或是曹、掾、史等外朝吏员。但从九卿、郡守之类的实权官职看，王氏宗族的人并不多。
宗族的繁衍需要时间，王莽等不及，他决定扩大宗亲的范围。王莽既然认舜帝为始祖，而同为舜帝后代的除了王姓还有姚、妫 20 、陈、田四姓氏，王莽就下令纳入同族，“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 ” 21 。这就把宗室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例如，他的心腹陈崇就因为姓陈，所以摇身一变成了王莽的“远亲”，不仅被封为统睦侯，还作为西周所封陈国的后裔，在家中设置陈国的祭祀。当然，没有足够的爵位可以分配，但五姓可以世世代代免除赋税徭役。这个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在地方上和乡村里。
政治的核心就是划分敌友，王莽这个举措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特别是笼络了地方势力，从而能够一定程度上对遍布天下的刘氏宗族形成抵抗。
不仅扩大宗室的范围，王莽还要把所有古圣王的后裔都拉到一个阵营里。
在始建国的第一天，他已经下诏，把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皋陶、伊尹等古圣王的后裔封为级别不等的贵族，当然，这些“后裔”只是观念上的，未必与古人真有什么血缘关系，有些古圣王只是传说。但在当时，圣王谱系被普遍相信。王莽把圣王谱系从黄帝延长到刘氏、王氏。这样不仅又拉拢一批人，而且抬高了王氏家族的地位，意味着王氏家族也迈入圣王家族之列。
王莽耗尽心机，绞尽脑汁，使宗族势力看上去强大了许多，但这可能是虚胖。因为多年以后，王莽穷途末路时，除了真正的家人，四姓宗室并没有赶来救援，也没有哪个圣王的后裔陪他殉葬。这是因为，王莽称帝的真正推手是无形的经学主张，他真正的统治基础是儒家士大夫们。这些人不是血缘的集合，而是经学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聚拢。
9．一朝天子一朝臣
后人有言：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此时此刻，站在朝廷上的官员都是昨日的汉臣，他们不仅没有被“洗牌”的担心，反而满怀论功行赏的期待。因为，正是他们把王莽送上了帝位。大殿里，他们满面肃穆，眼神交汇时，彼此显出会意的神色；他们可能会注意到身边多了两三个陌生面孔，照理说今日来到王路堂的都是高官重臣，本不应有陌生面孔出现，但这种疑惑很快就被堂上的皇帝所吸引……
他们的君主，他们的皇帝，眼珠微微外凸，双眼因为连日劳累充满血丝，但声音仍然很洪亮，只是有些嘶哑。他挺胸抬头，俯视众人，即使坐着也显得神气高贵，只见他向左右示意，侍从连忙把一样东西恭敬地呈了上来。
王莽也十分恭敬地将这样东西放在面前的御案上，原来，就是几天前哀章送到汉高帝庙的铜匮。当然，在王莽的口中，它已经被叫作金匮了。他轻轻打开，拿出符命，众人蓦地想了起来，前几天受禅公布符命，上面写了十一个人的名字。
熟悉王莽的人知道，既然符命上写了，那这十一个人必将组成新朝的施政班底。他们的名字已非秘密，众人关心的，一是这些人谁居内朝谁在外朝，官职爵位谁高谁低，权力分配孰多孰寡；二是符命里提到的王兴和王盛，又是何许人也。
早在安汉公时，王莽就搭建了自己的权力班底，当时是“四辅三公”。内朝四辅，分别是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外朝三公，是大司马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王莽一身兼二任，权力最大。他身边还有一个小圈子，“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 从安汉公通向皇帝的路上，这些人都曾立下不小的功劳。
现在，这些功臣理应被犒赏。
皇帝以摄政时期的“四辅三公制”为基础，正式建立了新朝的执政班底，后人称为“十一公爵制” 22 。但人选公布后，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几家欢乐几家愁”。
所谓十一公爵，就是内朝的四辅、外朝的三公、军事的四将，都是公爵，人数是金匮符命上写的十一人。
四辅位上公，地位最高，是皇帝的内辅。四辅最具神性，分别与四岳、星宿、天象挂钩，协理阴阳天道，整整齐齐宛如天官（见下表）。这其中：
太师，对应着岁星也就是木星，方位是东，主面貌庄敬（肃），协理雨水适度，不要太涝，主青阳之光，观察日影以建立日晷；
太傅，对应着荧惑也就是火星，方位是南，主洞察明哲（悊，即哲），协理暑气适度，不要太热，主红赤之光，研究声调以制定音律；
国师，对应着太白也就是金星，方位是西，主言语服从（艾），协理阳燥适度，不要太旱，主白色之光，权衡轻重大小以确立度量衡；
国将，对应着辰星也就是水星，方位是北，主耳聪精明（谋），协理阴寒适度，不要太冷，主青黑之光，推定星辰行度以规定漏刻。
四辅
爵位和人名
星宿
主司
四岳
主典
辉光
主考
太师
安新公王舜
岁星
肃
东岳
致时雨
青
考影以晷
太傅
就新公平晏
荧惑
悊
南岳
致时奥
赤
考声以律
国师
嘉新公刘歆
太白
艾
西岳
致时阳
白
考量以铨
国将
美新公哀章
辰星
谋
北岳
致时寒
玄
考星以漏
由此看来，“四辅”就是皇帝的辅佐，在皇帝身边协理阴阳四季寒暑，制定的是关乎时间、音律、度量衡、星象等皇朝最基本的制度，调和宇宙的秩序，带有五行、五色、方位、占星术相关的神秘色彩。这显示，新朝的皇帝和秦汉的皇帝有些不同，带有更多神性和神秘色彩。
四辅的人选，和旧四辅相比，除了皇帝本人和已死的孔光外，王舜留任，升格为太师；平晏本来就是皇帝心腹，新进为太傅。但大家万万没想到，曾经的四辅之一、少傅甄丰却被踢了出去，那个献符命的平民哀章居然一步登天位列其中。
甄丰想必极为不悦。但他或许还留着期望——四辅负责内朝，那么外朝理应有自己的份儿。果然，接下来宣布的是“三公”，的确是外朝的主官，且同样与天象挂钩（见下表）：
大司马，对应月亮，属刑杀，如皇帝左腿，要达到武功的祥瑞，主管天文，负责敬授民时，努力农事，以求丰收；
大司徒，对应太阳，属德恕，如皇帝右臂，要达到文治的祥瑞，主管人道，负责教化育民，以身作则，移风易俗；
大司空，对应北斗，属正义，如皇帝内心，要达到河图洛书那样的太平祥瑞，主管地理，负责治理水土，葆养山川，繁殖鸟兽草木。
三公
职任人
天象
属性
身体
职司
主司
具体事务
大司马
承新公甄邯
月
刑
股左
致武应
天文
授时、农事
大司徒
章新公王寻
日
德
肱右
致文瑞
人道
教化、易俗
大司空
隆新公王邑
北斗
平
心中
致物图
地理
水土、草木
三公各“分管”三个卿，大司马辖司允、纳言、作士，大司徒辖司直、典乐、秩宗，大司空辖司若、予虞、共工，合起来正好是九卿。每个卿又置三个大夫，每个大夫下面又置三个元士。
这就构成一套极为对称且符合术数之美，但也令人颇觉僵硬的政府机构：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由此看来，三公是政府机构的首脑，在外朝抓具体工作，调和的是人间的秩序，其神性弱于四辅。如果比拟的话，四辅相当于西汉的大司马，承皇帝之意居内朝辅政；三公相当于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等，居外朝施政。
三公的名单里，甄邯、王邑本是皇帝心腹，王寻是新进的宠臣，但竟然还是没有甄丰！看到兄弟甄邯位列其中，甄丰更感到很不舒服。但眼下他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认真聆听后面的人事安排，十一公爵的四将也随之公布：
更始将军：广新公甄丰；
轻车将军：奉新公王兴；
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
前将军：崇新公王盛。
甄丰终于等到了自己，虽然位于四将之首，但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除了被排挤出四辅三公外，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王兴和王盛。
大典开始之前，甄丰等旧臣已经注意到他们中间有几张陌生面孔，模样倒是很周正，有福相。现在答案已经揭晓，其中就有王兴和王盛。因为这两个名字太过普通，所以，符命最初公布时，谁也不知道他俩是谁。
这当然难不倒王莽，他令有关部门把长安城里叫这两个名字的人都找出来，再根据面相进行占卜，找出最有福相、最能应和新朝德命的两个人。于是，在长安市里卖饼的王盛、在城门担任城门守将属官的令史王兴，被王莽亲自敲定，入列符命所说的新朝十一大臣。其他的王兴、王盛们，也因为沾了这两个令名的光，都被拜为郎，进入中央当“公务员”。
没错，王盛是商贩，王兴是小吏，但符命的神秘之处，就在于能够预知未来。两人容貌非凡，有贵人之相。所以，谁敢说他俩将来不会成为新朝的中流砥柱呢？
而且，王莽还将孙女王妨嫁给了王兴，想来这位王兴应该器宇不凡。
甄丰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就是命运吧。他对和王兴、王盛同在四将之列这个安排极为不满。他可能会后悔，当初那么努力帮助王莽，并未设想过他会取汉帝而代之。当然，木已成舟，无可奈何，但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还遭到了羞辱。
后面宣读的人事安排，甄丰渐渐充耳不闻了……
这天是新朝开国第一天，对官爵的安排本身就有论功行赏之意。皇帝安排好中央的官爵体系，把各级官职按照儒经进行了更名，也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曾经，在翟义等人叛乱时能够坚定站在王莽一边、积极参与平叛的州牧郡守，如今得到了报偿，担任州牧的都封为男爵，郡守封为附城。
甚至早在汉成帝时期提携帮助过他的人，如当时的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等，虽然已经过世，但他们的儿子一律封为男爵。
王莽尤其不能忘怀的，是一个久未出现的名字：孔休。孔休是他被赶回新都国时的国相。王莽派人寻找孔休，诚恳地邀请他来担当国师，但孔休闭门称病，使者连面都没见上。王莽没有怨恨，只是倍觉惋惜。
一个不忘旧情的领导者，不仅会赢得故人的尊敬，也会俘获现在下属的心。至于他对甄丰为什么如此处理，史料缺乏，很难猜测。
新朝中央政权体系的构建，显示了王莽对符命等神秘主义的遵循，昭示历史上第一个儒家神学政权的诞生，也意味着大规模儒家性质的改革即将开始。王莽居摄期间，对祭祀、明堂等制度已经基本改革完毕，货币制度改革也已经启动，改革成果帮助他收获了臣民和舆论的支持。
现在，新朝要继续推行货币改革，还要尽快启动限制奴婢数量、恢复井田制、改革专卖制度等能够一举解决贫富分化、地位差别的一揽子措施。新朝，不仅仅意味着新的皇朝、新的帝王、新的国号，更具备着永恒、终极的意义。
一旦改革完成，社会上一切不正义都将不存在，历史将终结，进入太平世。
从皇帝到平民，都对这个前景心怀憧憬。
以往只在经书里记载的太平世，就要在圣王的治理下启幕了。
注释：
1 颜师古说：恚怼之辞也。
2 王谏、张永事见《汉书·元后传》，第4033页。
3 《汉书·王莽传》，第4099页。
4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上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5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6 胡风、福山。
7 王莽参用今古文。
8 林剑鸣：《秦汉史》，第6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9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
10 《汉书·王莽传》，第4101页。
11 当然，民国对清室的优待也有复杂背景，如以优待换取退位等。
12 徐乡，今山东黄县附近。
13 今山东莱阳、平度附近。
14 《汉书·王莽传》，第4118页。
15 公元10年9月15日。
16 《汉书·王莽传》，第4119页。
17 愔，音同音。
18 王莽说，居摄时，见到过有符命称王临为洛阳之主，而洛阳是天下之正中，所以预示着王临为太子。王莽早有迁都洛阳的打算，这符命，也可能是王莽迁都的提前安排。
19 《汉书·王莽传》，第4099页。
20 音同归。
21 《汉书·王莽传》，第4106页。秩宗，即汉太常。
22 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
三、改制与王制
10．抵制资本（一）
始建国元年四月，原汉朝的徐乡侯刘快谋反。
消息从胶东送到了长安，王莽并不紧张，对受禅之后可能会发生小规模的叛乱，他早有心理准备。此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权力在手中牢牢握着，这些叛乱只是新朝的癣疥之疾。而真正可能影响新朝的稳固，需要他下功夫做的事情，是继续推进改制。
推进并完成改制，是王莽称帝之前给天下、给神祇许下的承诺。上天颁布符命给他，朝野的臣民拥戴他，是盼望着他能够改制到底，从而建立太平世，恢复尧舜的三代之治。
皇帝把刘快谋反的竹简拿到一边，不再理会，转而拿起另一份竹简。这是皇帝昔日被罢免大司马之职时，继任者师丹给汉哀帝上的一封奏疏，那里面详细描述了一项夭折的改制措施：
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 1
汉世创造了宏伟的基业，但却因为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致丢掉江山。所以新朝一定要解决，办法就是恢复井田制 2 。王莽思忖，师丹的这封奏疏当年确实颁布了，但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一来，汉哀帝带头不遵守，他让官民限田，自己却一次就划给董贤两千顷田产。二来，限田令虽然下达并重申了多次，但是大家百般抵制，敷衍塞责，汉哀帝一死，就不了了之。到了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当宰衡的时候，也曾重订过奴婢田宅制度，但当时没有订出细则，也没有专意去推广。
现在已经是新朝，新朝新气象，皇帝决不会重蹈汉哀帝的覆辙。
与之相关的是奴婢问题，如果儒家只用一个字概括自己，那一定是“仁”。仁者爱人，大量的私人奴婢造成了人和人的不平等，董仲舒就曾经建议禁止主人擅杀奴婢，说明任意杀害奴婢并不鲜见。而且，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根本上有关联，一个人土地被兼并了，就会不得不卖身当奴婢。因此，倘若将田地平均分配，施行井田制，奴婢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
况且，王莽曾因为儿子杀了一个奴婢而迫其自杀。拯救奴婢是他的夙愿，也是新朝改制的一面旗帜。
很快，王莽就在国师刘歆等人的协助下，正式颁布了新朝的土地法“王田令”并配套以“私属令”。
依王莽细致缜密的风格，这套“王田私属令”应该有详细的“操作规程” 3 ，估计会包括怎么确定田地的优劣分等，怎么计算不同地形的土地面积，何种家庭分配何等土地之类，不太可能只是几句话。但这些史书未载，班固只提到三点：
第一，天下的土地叫作“王田”，奴婢改名为“私属”，都禁止买卖；
第二，男丁不满八口，但占田超过“一井”也就是九百亩的，要把多出来的土地分给家族的亲戚和邻居；以前没有田地的，可以分给土地；
第三，如果胆敢非议法令，迷惑众人导致无法施行的，要流放到边境。
从后世角度看，王田制并非所谓的古代井田制，只能说具有井田制的某些精神。 4 王田制主要聚焦一点：大家占有的田地不能差别太大。
改名王田，就是说田地名义上都是朝廷的，但朝廷并不没收田地，而是通过禁止交易来防止兼并。同时，规定占田的最高限额是九百亩，意味着有些家庭仍然可以占有较大的土地，但不允许拥有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导致“田连阡陌”。总之，这道法令似乎并没有那么不切实际，也不是纯粹的复古。
法令的实施，由明学男爵张邯、地理侯爵孙阳具体负责。从孙阳的爵号来看，应该是为了督办这两条法令而被赐爵为“地理侯”的。而张邯是讲《诗》祭酒满昌的弟子，也是经师，从他的爵号看，应该在这次改制里发挥了理论作用。
法令颁布不久，王莽再次收到来自胶东的消息，果然不出所料：刘快的叛乱得不到当地吏民支持，已经自行溃败。
“王田私属令”的下达，在新朝引起热烈的反应。大多数儒生儒臣们，哪怕是拥有许多土地和奴婢的“既得利益者”，此时也是欢呼的，他们选择王莽为皇帝，已经包含这样的期许和自我牺牲；编户齐民和奴婢们也非常高兴，至少从法令本身来看，他们将会收获土地和部分自由。
王莽觉察到这种热烈的气氛，刘歆等人也大受鼓舞：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就有条件开展下一步的经济和金融的改制了。
儒家的话语系统里，关于经济金融最爱说的一个词语就是“本末”，本是农业，末是工商业、手工业。在儒家看来，天下之所以贫富不均，一遇到荒年战争就会饿死人，除却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人出于短视，都会舍本逐末。
何况，汉朝是一个铺张扬厉的朝代，追逐高官厚禄、奢侈炫耀，本来就是汉朝人独特的时代精神。儒家对这种风貌忧心忡忡。
多年以前，贾谊、晁错先后提出，国家一定要务本，多存粮食，打击商人。没错，官方的确也“重农抑商”，商人地位委实不高。但实际上，只要承平日久，商人可以从容积累财富，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并不低，有时还会对朝廷甚至皇帝的大政有着微妙而间接的影响。打个比方，贾谊等人谈论“重农抑商”，就好比今天互联网上的忧国忧民者在呼吁“抵制资本”。
在后世有些人看来，两汉之际的“大变局”要比周秦之际的“大变局”更有意义，就是因为新朝的一大使命便是解决资本肆虐下的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距问题 5 。
要治理贫富分化，就要重农抑商，就要“损多余而补不足”，就要管制货币以节制货物的流通，就要削弱社会上那些特别容易发财的经济部门，儒家的逻辑在这里一步步演进，终于有贡禹等人开始主张，钱是万恶渊薮，是造成富人愈富、贫者愈贫的根本，应该取消货币。
于是到了始建国二年，刘歆正式向皇帝上奏，说：
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 6
泉，就是货币；泉府，可以姑且认为是央行。刘歆认为，周朝有专门管理货币的部门，平价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卖给买不到的人，这就是《周易》所说的理财之道，儒门理财要以道义为先，不能只求利，要禁止百姓发不义之财。
姑且不论刘歆所说的“泉府之官 ”和《周易》的理财是不是一回事，但刘歆等人的意图是清楚的：该尽快启动财政、金融、税务以及经济方面的改制了！
11．抵制资本（二）
刘歆的奏疏递上去之后，接下来的几年甚至直到新朝末年，皇帝雷厉风行、持之以恒，改制的诏令一道道下达。大家把这些改制的措施统称为“六筦”。
筦，就是“管”；六筦，指的是六种财金、税务、经济方面的管制，目的就是按照儒家的要求抑制贫富分化，实现人和人财富上的平等。
哪六种？用皇帝诏书里的话说：
夫盐 ，食肴之将；酒 ，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 ，田农之本；名山大泽 ，饶衍之臧；五均赊贷 ，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 ，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筦）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 7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
第一，酒的专卖。
第二，盐的专卖。
第三，铁的专卖。
这三种最容易理解，就是由朝廷官办专营酒、盐、铁。要知道，酒、盐、铁是任何人的必需品，因此利润很高，实施国家专卖，朝廷就能获得一大笔财政收入。但问题来了：盐铁专卖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施行过，而且儒家不正是把盐铁专卖看作当时的恶政吗？汉昭帝的时候举行盐铁会议，儒家不是猛烈抨击并废止了盐铁制度吗？怎么到了这里，反而成了儒家的改制大政，要实施了呢？
逻辑正在刘歆所说的“理财”二字上。
儒家并不反对理财，而是反对以图利为目标的理财，强调伦理高于赚钱 8 ，所以《大学》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名：
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就是说，诸侯之家，宁可有贪污的家臣，也不任用专门从老百姓身上赚钱的家臣。
所以，在刘歆以及皇帝看来，汉家的盐铁专卖，就是聚敛，收了钱去打仗，去搞奢靡之风；而新朝的盐铁专卖，是为了抑制以往通过经营盐铁酒而发财的商人，两者虽然看上去一样（事实就是一样），但性质是不同的。这就好比以前反对专卖，是反对与民争利；现在施行专卖，是抵制资本。总之，儒家理财学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部门”和“国家主义”都很警惕。
第四，名山大泽产生的所得税。
所谓名山大泽，山未必“名”，泽未必“大”，这里的意思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近山水的地方，老百姓不必专意于耕种，去山里采山珍，到海里捞海味，就能养活自己，再卖一把还能赚钱。所以在皇帝眼里，山和水都是天然的宝藏，这些人不通过耕种就能获利，也是不公平的，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所以也要管起来，向这部分人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所谓名山大泽的征税，到后来拓展到几乎全部的工商部门：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 9
总之，凡是打鱼、打猎、采山珍、搞养殖、种蚕桑、做纺织、赤脚医生、堪舆风水，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都要从利润里征收10%的个人所得税或者说营业税。
王莽为什么连这些普通的商业活动也要征税呢？因为，打个猎、捞条鱼拿去卖，虽然利润微薄，但归根到底也是末业，用这种方式来引导百姓必须从事农业耕种，才是王莽的目的。
第五，五均赊贷。
五均赊贷，虽然放在一起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两样政策。
所谓五均，就是平衡物价，王莽把长安和洛阳、临淄、宛、成都、邯郸这六座全国商业和物流最发达的“一线城市”作为枢纽，进行物价管制。之所以叫作五均，是因为除了长安外，洛阳居中，临淄、成都、宛城、邯郸分别位于帝国的东西南北，合起来就是五均了。
这六座城池都非常繁华，是全国或区域的经济中心，它们的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西蜀的摇钱树、岭南的博山炉、草原的胡笳、东越的玳瑁，几乎随处可见，就更不必说丝绸、漆器、铜镜之类了。商品经济发达，供求关系发挥作用，价格就会波动起伏，就有投机的空间。
儒家恰恰不怎么喜欢投机。
所以，皇帝把这几座城池的市场管理者“市长”，改成“五均司市师”，除了原有的市场管理职能外，还兼有平衡物价的职责，配备了五名“交易丞”和一名“钱府丞”为属官。“交易丞”，顾名思义具体管理市场交易，也就是物价平衡；“钱府丞”管理“赊贷”，也就是国营贷款。
按照设计，“五均司市师”要在每个季度的中间月份，也就是二、五、八、十一月审定一次物价，把商品按照质量分成三个档次，根据本地的供需关系确定价格。其中，五谷布帛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或者说“初级生产资料”，如果供大于求导致滞销，那么“交易丞”就负责以保护价收购，不能让老百姓折本；如果商品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到高于官方价格，“交易丞”再把前期收购的商品平价售出，以平抑物价；如果供应充足，价格低于官价，那么允许老百姓自由购买，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如果说“交易丞”是“物价局”，那么“钱府丞”就是“社区银行”。祭祀等礼仪是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老百姓如果没钱搞，能从“钱府丞”借无息贷款，还款期限也很宽松，一般祭祀不超过一旬，丧礼等大事别超过三个月；如果是因为太穷了，要借钱谋生，比如购置农具之类，也可以从“钱府丞”处借款，虽然不是无息，但只收不超过10%年利率的利息税，可谓非常“普惠金融”了 10 。
五均和赊贷虽然是两码事，但彼此补充，调剂工商金融，以求既能支持农民农业，又平衡收入。事实上，五均与汉武帝时期的“均输”有些相似，但与盐铁专卖一样，目的并不相同。
第六，钱币铜冶，就是铸币和货币发行。
铸币倒是不新鲜，关键是货币制度，这是六筦里最曲折的一项改制措施。
汉室货币制度的确立，本身就经历了复杂的过程。遥想刘邦当年还允许民间铸钱，私人铸钱自然会偷工减料，以较少的铜撬动较高的面值，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为此，汉室一再改革，发行过八铢钱、五分钱、四铢钱、三铢钱、半两钱等等，百般试错，直到汉武帝时期铸造了五铢钱，轻重适宜，从此一百多年不再变更，达到了金融基本稳定、货币发行有序的状态。五铢钱一直使用到隋唐，唐朝废止五铢钱改铸开元钱，形制其实没有实质变化，可谓一脉相承、行稳致远。
标准的五铢钱大约重四克，大略同一时期的古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古罗马货币第纳尔，也都大约重四克，这就说明，这一重量和币值是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11
金融虽然稳定，但并不能解决贫富的问题。
早在居摄期间，王莽就启动了币制改制，延续了儒家把货币看作万恶之源的精神。不过，他当时没有贡禹那么激进，他更在意的是恢复上古时期的货币形制。居摄二年（公元7年），朝廷发行了两种刀币、一种大泉，面值都很高，但含铜量并不高，比如大泉重十二铢，面值是“五十”铢，这与当时的经济金融水平不相称。这倒还好，关键是他同时下令，列侯以下不准持有黄金，要主动到官府兑换铜钱。
史书称，王莽并没有履行承诺，只收了黄金，却拖着不给兑换铜钱。这个记载倘若真实，就很有意思了。当时王莽尚未称帝，还在收买人心，所以他这么做，收买的是什么人的心？
没有黄金的人的心，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穷人的心。
因此，收缴黄金又拖着不予兑换，打击的就是那些手里、家里藏有黄金的富人；所收的人又是“列侯以下 ”，一个人不是列侯还有黄金，那就主要是豪杰商贾了，所以目的仍然是抑制贫富分化。当时的老百姓八成会乐见这条政策。
到了始建国元年，皇帝正式推行新朝的货币改制，废除了会令人想起“刘”字的“刀币”，也禁用了五铢钱，然后分两步推行了新朝的货币改制 12 ：
第一步，发行了新的重一铢、面值为“直一”的小泉，和居摄期间发行的重十二铢面值为“五十”的大泉并行。试行一年，发现不太好用，老百姓私下里还是爱用五铢钱。这不纯粹是因为习惯，而是小泉的面值太小，大泉的面值又过大，就好比只发行了1元钱和100元钱的两种货币，用起来当然不方便。
出于纠正货币种类太少、面值不便的目的，到了始建国二年，皇帝启动了第二步，这次的动作很大，结果把币种和面值又搞得太复杂，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统称“宝货”：
五物，就是金、银、铜、龟、贝这五种铸币的材料。
六名，就是有黄金、银货、龟宝、布货、贝货、泉货六个币种，细看来，其中的布货、泉货都是由铜铸造，所以“五物”才有“六名”。
二十八品，就是上面的这六个币种，又各自有层次不同的币值，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八个，太过复杂，就不抄录了。只说其中的龟宝、贝货是按照尺寸大小来确定面值，其他的是按照重量。
显然，这么复杂的币种和币值，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一个老百姓拿到一个钱，如果他目不识丁，不认识上面的面值，只掂量一下重量是白搭的。若是不幸收到贝货和龟宝，还要找尺子量一量才放心。这样的货币，不必说流通，就算是收藏也很复杂。
一段时间以后，皇帝发现确实不方便，就废止了龟宝、贝货、布货，只留下金银，以及面值为“一”的小泉和面值“五十”的大泉。换句话说，这次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宝货制”也就名存实亡了，其影响大概也有限。而且，到始建国天凤元年（约公元14年），皇帝对以往的货币改制进行了彻底检讨，重订改制，这次终于简单了，其中最常用的货币只有两种：一是货泉，重五铢，面值为“一”；一是货布，重二十五铢，面值“二十五”。
其实，这个面值为一、重五铢的“货泉”，就是原来的五铢钱，皇帝的货币改制重新回到了原点，此后，新朝的货币制度也就逐渐稳定了。从居摄二年到始建国元凤元年的六七年间，先后改制三四次，造成了较大的混乱，但得承认最后一次终于稳定了。
但许多臣民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为这数次改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次发行的货币都比以前重量小、面值大，形成了事实上的贬值。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贬值就意味着财富转移，也就是转移到了朝廷手里。而这正符合王莽最初的意图：谁手里的钱越多，谁遭受的损失就越大，那么社会也一定会更公平。
以上就是王莽在儒家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周礼》的框架下，推动的财政、金融、经济改制，也是后世所谓“王莽改制”的最重要部分。
他会成功吗？
至少在最初的岁月里，刘歆、扬雄、桓谭等人，都充满了希望。
12．改革的成功与虚无
后世有人问，从“王田私属”到“五均六筦”，新朝的改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吗？
当然不是。
因为新朝改制是通过强化国家统制经济，打击商人豪杰，扩大私人工商部门征税，从而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内涵，不是一回事，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
后世还有人问，那是否属于“计划经济”呢？
当然也不是。
新朝的改制虽然把国家统制经济作为核心，但既没有计划经济所蕴含的分配思想，也不具备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统计、财政收支等数目管理的基础。这种统制经济的思想源头，是儒家崇尚“大一统”和圣王统治，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
这两种政治精神，在当时是通过《周礼》体现的。《周礼》的来源无论是否可靠，是否为“六国阴谋之书 ” 13 ，在当时许多儒生眼中，就是周代传下来的三代之治，也就是新朝的理想之治。当今文经学无法提出改制的具体措施时，《周礼》填补了这种空白。
但是，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周礼》的经济措施，近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才出现的“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 14 。
回到新朝，无论是王莽、刘歆这两位主脑，还是具体负责这些改制的官员，如负责“王田私属令”的张邯、孙阳，负责六筦、人送外号“智囊”的折威侯，羲和鲁匡 15 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几乎就是法家，或者说是用法家的措施在推行，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的后果：失败的改制未必有太坏的影响，成功的改制可能才是王莽覆灭的重要原因。
第一类是早早失败的措施。
“王田私属”是较为纯粹的儒家改制，也寄托着王莽最大的希望。然而，令下仅仅三年，始建国四年，这道法令就在事实上被取消了 16 。原因不难想象，要实施王田制，首先要丈量土地，“搞土改”。这得有大量忠诚可靠的人，耗费相当大的财力，还得掌握切实的丈量办法。其次，当时的社会相对稳定，天下承平日久，各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就算测量了也未必能够推行下去。以当时的水平，光丈量就得花费若干年，结果皇帝希望一纸法令就完成改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禁止奴婢买卖是和王田制相配合的政策，王田制不能施行，奴婢改私属也就无法坚持。况且，奴婢改私属只针对私人，对于官奴是不涉及的。
但王田制虽有过于理想的因素，却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的空想。
设想如果是战争过后，人口锐减，田地抛荒，地方利益集团灰飞烟灭，这个时候踏踏实实搞一搞类似王田制的均田、授田措施，未必搞不下去。
货币改制是另一种失败：一来，货币改制对贫富阶层的剥夺是一视同仁的。尽管有许多富人在货币改制中被收割了财富，但穷人也被收割了呀，穷人的财富没有增加。二来，始建国天凤元年的最后一次货币改制，基本上恢复了五铢钱，这意味着货币制度重回原点。因此，从儒家改制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失败，但也说明货币制度日趋稳定，没有继续造成更坏的影响。
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是一系列改制中最具儒家精神的，但都早早失败。不过，恰恰是因为失败较早，反而不能为多年以后王莽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当然，这两项改制在实施时，确实有许多吏民因为犯法被流放处刑，而且状况颇为悲惨：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17
这段描述似乎印证了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造成的悲惨状况，但实话说，比起西汉动辄族诛、牵连万人、死伤不计其数的大案，委实不甚突出，也就不太可能是多年以后王莽覆灭的主因。
第二类是成功实施的。
因为有汉朝的成功经验在先，盐铁酒的专卖和名山大泽的征税，运行最为成功。这几项改制一直到王莽覆灭前的始建国地皇三年才取消，说明推行得比较顺利。而从王莽覆灭后皇宫里储存的巨量黄金来推测，也的的确确挣了很多的钱。
但正是这一成功，对经济基础造成了破坏。专卖制度可能打击了一批富商，但普通百姓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他们又回到当年“盐铁会议”上审视的局面：不得不从官府购买专卖品，质量不高，价格昂贵。
对工商部门的征税，则几乎残害了社会的商业流通，那些仅仅挖几棵山珍、打几网鱼、四处游方看病看风水的社会底层，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还要被征税，尽管数额不大，其恶果显而易见。
这几项改制越是成功，越意味着法家的程度更深，儒家的初心被悬置。
剩下的第三类，五均赊贷，最有可能因为“人”的原因而溃败。
五均司市师、交易丞、泉府丞……众多的官员被安置在负责供销、信贷、定价的位置，出现权力寻租很正常。结果很有可能是，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反而养了一群蛀虫。
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皇帝在每个郡都配备了“命士”来监督。有趣的是，他着意从富商中选派人员担当“命士”，如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淄的姓伟等，都是家财千万以上的富商。皇帝为什么一面千方百计打压商贾，一面又选拔富商来监督？大概是借鉴汉武帝时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善于理财的先例，既然是财金经济的改制，选拔“技术官僚”来负责应该更妥当。
但这些富商并不具备桑弘羊的政治品质，而是迅速腐化下去，他们的“专业技术”不仅没能保证改制的公平，谋取私利反而更方便；广大吏民没有得到改制的多少实际好处，而是动辄得咎，苦不堪言。
有些人，可能想到了记忆里并不遥远的汉武帝；
还有些人，则可能想到了记忆里遥远的秦始皇。
无论是改制背后的统制经济思维，还是以严刑酷法约束执行的理念，无不透露出新朝在迈向儒家目标时，采取的是管制的办法，走的是秦制的老路。
轰轰烈烈的新莽改制，也没能撼动甚至触及秦制最根本的三个要素：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有些方面甚至还加剧了。
秦造就了一台国家机器并开足马力，汉朝慢慢地运转这台机器，王莽和他的儒生们在有意无意间，把这台机器的马力又开到了最大。
究竟，什么才是王制？
注释：
1 《汉书·食货志》，第1142页。
2 历史上的井田制到底是什么，怎么实施的，尚未有公认答案。但这不妨碍后来人如王莽“想象”井田制的模样。
3 《汉书·王莽传》：“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第4111页）这里的“制度”应该是这道法令的具体内容，但详情已不可知。
4 按照孟子的说法，井田制不仅是土地制度，还是一种邻里宗族的社区制度。当然，也有学者坚持认为，王莽施行的就是井田制。
5 吕思勉：《秦汉史·总论》，第1页。
6 《汉书·食货志》，第1179页。
7 《汉书·食货志》，第1183页。
8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9 《汉书·食货志》，第1181页。
10 《汉书·食货志》说年息10%，《王莽传》说月息3%，两者有差别。苏诚鉴认为是前者，见《“欲法武帝”与“附会《周礼》”——论王莽“六筦”及其“税民”之制》，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林剑鸣认为应是最高利息和最低利息的区别，见《秦汉史》，第658页。实际上，以今天银行利率情况推断，各地经济水平不同，利率、息差都会不同，所以林剑鸣说应更近实际。
1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2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两次改革。考虑到两次时间挨得很近，且始建国元年主要是废除刀币和五铢钱的政治行为，因此将其与始建国二年的币制改制合为一次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从行政的习惯来看，也可以把前面的一次视为“试点”。
13 何休。
14 侯家驹：《周礼研究·序言》，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转引自李若晖：《久旷大仪》，第188页。
15 智囊见《后汉书·鲁恭列传》，第873页；鲁匡封折威侯，见《新莽简辑证》，第5页。
16 始建国四年，王莽已经允许王田买卖，王田制实际上即已失效，但法令直到地皇三年才被全部废除。
17 《汉书·王莽传》，第4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