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始建国地皇四年十月：反虏
万岁壹纪……作民父母
退佞人姦轨……长壮不老
封亶泰山……新室昌□……
——新莽封禅玉牒残片 1
一、回首故人千里远
1．剧秦美新
把目光溯回到新朝建国之初，那一天，崔发终于被封侯了。
崔发的祖父是昭宣时代的侍御史，父亲崔舒先后在四个郡当郡守，是当时颇为有名的能臣。崔发还记得，父亲带着一家人辗转任职，兜遍了半个汉家天下。所幸他的母亲师夫人能通经学和百家言，承担起教育他和弟弟崔篆的任务。兄弟俩的儒学素养都很高，崔篆在郡府担任郡文学，崔发则开设讲席，收徒授课。
命运的殊途正是从这里展开，不甘寂寞的崔发离开故郡，到长安投奔了王莽。作为汉朝的“官三代”，崔发为王莽解说符命，甘当爪牙，把各类神秘可怪的事情说成是汉家将亡、王氏将兴的朕兆。到了新朝，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他被封为“说符侯” 2 。
“说符”这个爵号，可谓实至名归。
虽然他的弟弟崔篆两次拒绝出仕王莽，但他们的母亲师夫人还是因为教子有方，得到了王莽的恩赏。皇帝亲自赐尊号“义成夫 人 ”，赐金印紫绶，这是相当于三公的待遇；赐“文轩丹毂 ”，即高贵华美的车。崔氏家族成了新朝的显贵 3 。
崔发把符命作为博取高官厚禄的天梯，的确是抄了近路。
国师刘歆此时正忙于为新朝改制，不知是否留意到，皇帝越来越宠爱崔发。毕竟，刘歆精研沉思的是大经大法，本质上是借王莽来弘扬儒家；而崔发擅长的是解说符命，意图用图谶来维护皇帝。二者品质截然不同。
孔子曾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至于一向厌恶符命和谶纬的桓谭也渐渐觉察出，王莽即位后对符命的笃信愈演愈烈。他于是日渐沉默 4 ，亦不寻求飞黄腾达，往来于刘歆和扬雄之间，谈经论艺，记录时局，倒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态度。
始建国元年，有可能是出于崔发的建议，王莽逐渐建立起一套以符命为核心、直接听命于自己、执行特殊使命的新队伍。
虽然史无明文，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支新的队伍是存在的，其关键词就是“五威 ”二字。
新朝刚建国，在改正朔、易服色的同时，将使节所持的牦旛也就是旗子，颜色统一定为土德的黄色，署名统一为“新使五威节” ，意思是：
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5
威命，就是与五行、五德、五帝相配的神圣意志，所以叫作五威。新朝的建立是根据皇天上帝之威命，“威”体现着神力和威力的强制性，“命”包含着符命和五德的必然性。这正是王莽建立这套编制的意图。
始建国元年秋天，王莽建立了“五威将帅”队伍，领头的是新朝大司空王邑的弟弟、掌威侯王奇。共分十二队，每队由五威将担任“队长”，“队员”是五名五威帅，加起来一队六人，共七十二人。他们分头奔赴天下，向新朝臣民以及四周各部蛮夷颁行符命，并将汉朝颁发的旧的印玺、绶带、头衔全部换成新的。
符命一共有四十二篇，总而言之，都是新朝得以兴起的征兆。其中最早的，是汉文帝时期曾经发现过黄龙的踪迹。当然后来的居多，例如王氏家族祖坟的木头柱子长了新叶、茂陵发现的带字石头、大风吹来的铜符帛书等等。
从这年的秋天到第二年春夏，往东直到玄菟、乐浪 6 ，往南直到益州、句町 7 ，往西直到西域，往北到匈奴边境，人们时不时会在驿道上见到一群装束奇特、衣着艳丽的人：
他们乘坐的车都是由母马拉的，车厢上画着天文星图，乘车的人背后插着山鸡光彩夺目的长羽毛，摇摇晃晃，熠熠生辉 8 。领头的五威将手里持节，号称“太乙之使”，其他五个人手里持幢，号称“五帝之使”。
这些人每到一处郡县，就召集臣民来听符命。其实，“太乙”就是“泰一”，“太乙五帝”合起来就是前面说的“皇天上帝”。他们来宣读讲解新朝的符命，就是在传达皇天上帝的威命。
因此，颁符命这个动作非常重要。符命是上天允许王莽称帝的证明，是同意新朝建立的“批复”。所以，皇帝必须让天下四夷都知道，五威将帅们的装束也必须彰显神性。
这种做法在后世逐渐被视同儿戏，并不常见，但在一些小说里颇能见到，比如《水浒传》里，宋江之所以有资格“替天行道”，其合法性来源于九天玄女送给他的三卷天书；而在《隋唐演义》里，程咬金即使当瓦岗寨的山大王也得靠天书。
多年以后，大清的雍正皇帝听说民间认为他得位不正的时候，也是向天下颁行《大义觉迷录》，令各地学子背诵学习，宣讲他的即位既合乎法统又合乎正义。说到底，无论是汉、新这样的古老皇朝，还是明、清这样的近古帝国，合法性问题都是不可怠慢的关键事宜。
在“五威”的队伍里，“五威将帅”主要履行传播符命的职责，有点类似宣传队或理论干部。随后，皇帝还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监察队伍，叫作“五威司命”，监督上公四辅以下各级官员。出任五威司命的，是皇帝一贯信任的统睦侯陈崇。
与此同时，皇帝还建立了“五威中城四关将军”的军事组织。与一般的军事组织不同，这套新组织主要负责安全保卫。在天下最重要的五个地点设置将军，扼守险要：
五威前关将军守绕霤 9 ，由明威侯王级出任；
五威后关将军守壶口，由尉睦侯王嘉出任；
五威左关将军守函谷关，由掌威侯王奇出任；
五威右关将军守成固，由怀羌子王福出任。
这四位将军扼守关内周边四个险要，而且全都是王氏家族成员。
最重要的五威中城将军负责京师的警卫治安，守卫京师的十二个城门，由崔发担任。这不仅源于王莽的信任，还因为五威中城将军的职能与符命相关：
中德既成，天下说符。 10
由此，一支直接听命于皇帝，担负着宣传、理论、监督、安保等“政治安全工作”职能的特殊队伍，被逐渐组建起来。正如“威命”二字所喻示，这支队伍以符命为核心。
符命，就是新朝的立国之基，合法之源，是皇帝的灵魂，维护符命，就是维护皇帝。
扬雄一入新朝，改任中散大夫，也向皇帝献上一篇颂扬符命也就是赞美王莽的锦绣文章。这篇名叫《剧秦美新》的文章，究竟是扬雄心甘情愿献写，还是以文豪的身份被授意所作，抑或是他对自己的处境有所不安，刻意撰文自保，后世已经无从知晓。但这篇文章在未央宫王路堂里被高声诵读的时候 11 ，没有人质疑文章本身的价值和逻辑。
剧秦，就是阐述秦政的反动；美新，就是赞美新朝的正义。
剧秦，并不是把秦朝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教训，而是将其作为邪恶势力。就像许多神话传说宗教以及《魔戒》所描写的，邪恶势力将始终存在，并时刻准备卷土重来，但永远不能战胜光明与正义。
可是有个问题，汉朝呢？
扬雄并没有贬损汉朝，甚至还赞美汉朝能够废除秦政里最为苛酷的部分，扶持儒家复兴。但是，汉朝并不能彻底荡涤秦政，也不能全面建立儒家王制。因此，汉朝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只有过渡意义，被扬雄一笔带过。
就是说，新朝建立的前提并非汉朝，而是对秦政的拨乱反正。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灾异频发，最终上天降下符命，由新朝代替。那些符命在扬雄的笔下呈现出奇异的风格：华丽、雍容、精致，但又神奇、诡异、隐晦。音韵铿锵，字字珠玑，以至于五百年后的刘勰也称赞说：“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 ” 12
平时，扬雄被人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孔子”。因为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周易》作《太玄》。对此，有的人推崇，比如桓谭；但更多的人觉得他哪有资格与圣人同列。但在《剧秦美新》被诵读的这一刻，朝臣们却仿佛真的听见孔子和圣王的对话。
《剧秦美新》的最后，扬雄提出一个呼之欲出的建议：既然受命，那就该封禅泰山了！
皇帝对这个建议欣然接受，宣布等改制差不多的时候就东巡封禅。
扬雄虽然并不热衷政治，但在这一刻，他终究把自己摆在了司马相如之于汉武帝的位置上。
2．甄丰之死
与那些在废墟上建立的王朝不同，新朝坐拥汉朝承平几十年的财富积累。
长安城，似乎从未如现在这般繁华过。建国初的一段日子里，长安城内，未央宫前，时不时有人操着各地方言，辗转前来，要亲自给皇帝献上最新鲜的符命，报上刚发现的祥瑞。
各地官员奏报上来的符命和祥瑞，更是数不胜数。
毕竟王莽一开国就给献符命的人封了侯。封侯，许多官僚和武将一辈子也挣不到，而献符命既不需要有功，也不介意出身，是无本万利的好事。
献符命的人如此之多，连那些爱惜羽毛的人，彼此也会开玩笑说：“独无天帝除书乎？ ” 13 意思是：你手里怎么没有天帝给的天书呀？
曾经巍巍赫赫的符命，到此地步，已经和野语村言差不多了。符命所蕴含的神圣和权威也在一天天流失。
五威司命陈崇注意到这个情形，不无忧虑地禀报皇帝说，“这种事情大开奸臣谋取私利之路，淆乱天命，应该断绝其根源。”
王莽颔首，对此他也很厌恶。没当皇帝的时候，符命由民间自发献上是最好的；但如今当了皇帝，符命就不应当由民间来发起，而该由朝廷管控。
皇帝于是安排尚书大夫赵并负责这件事，从此以后，只以五威将帅正式颁布的四十二个符命为准，民间严禁发现新的符命，严禁私献符命，违者下狱。
这是新朝建立后在合法性上遭遇的第一个挑战，而且挑战来源于内部。因为符命被说成上天所降，那么朝廷怎么有资格禁止呢。但不禁止，就会有人利用符命来谋求封侯封官，甚至反对皇帝。
禁令起初还是有效的，那些争先恐后的人群顿时作鸟兽散，想必他们会懊恼为什么不早点献符命吧。
时间一晃，到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皇帝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改制，其间，货币改制引起了不小骚乱，与匈奴也因为更换印玺产生了冲突。
面对这些事件，皇帝似乎对他亲手搭建的执政班底并不信任。按理说，大司马、承新公甄邯是三公之首，理应承担更多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汉书》此时已经没有他行政活动的记录。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亲自选派中级官员和将军来处理这些事务，可能把三公都晾起来了。
作为政坛老人，甄邯能辨识出皇帝正在疏远帮助他登基的功臣，着手拔擢使用年轻的大臣，眷顾王氏家族的后生。
甄邯大约看得比较开，既已位极人臣，正好告别案牍劳形。甄邯的兄长甄丰就不一样了。早在汉平帝时期，他就已是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居摄期间担任太阿右辅，是王莽当时的左膀右臂，常常和王莽商量政事到深夜，人称“夜半客，甄长伯 ” 14 ，主持吕宽案时牵连构陷不遗余力。但在新朝，他却仅被安排为“四将”之一的更始将军，且与卖饼的王盛、守城门的王兴同列。
表面上看，甄氏家族在新朝很显赫，除了甄邯、甄丰两兄弟，甄丰的儿子甄寻现在是京兆大尹，加官侍中，封茂德侯。不过，甄氏家族内部如果经常走动，理应会表达彼此的不满。特别是甄丰，想起翟义起兵的时候，是他亲自带着兵器在宫中昼夜巡行，保卫王莽，如今换来这种待遇，怎么能不憋一肚子气呢。
王莽登基后，深居省禁，甄邯、甄丰已经不容易见到他了。甄寻担任侍中，还能经常侍从左右。对父亲和叔父的境遇，甄寻也颇觉心寒。他大概从内心里认为，若没有甄氏兄弟的襄助，王莽哪能这么容易登基呢。出于对王莽的熟悉，他发现虽然朝廷已禁止私献符命，但王莽对符命仍然笃信不疑。甄寻于是琢磨了一个法子。
这个法子和当年吕宽、刘宇等人的想法差不多，吕宽想用灾异吓唬王莽，而甄寻想用符命操纵皇帝。
从后来发生的事推测，甄寻并不是一个人琢磨的，而是和刘歆的两个儿子隆威侯刘棻、伐虏侯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五威将军、掌威侯王奇，以及刘歆的学生、骑都尉、侍中丁隆等合谋商议，这几个人在当时都属于中生代。当然，此事真正的主谋当是愤愤不平的甄丰。
于是此后有一天，甄寻突然向皇帝上奏，说发现一道新的符命。
考虑到禁止私献符命的法令颁布不久，甄寻可能做了解释。这道符命的意思是，当年周朝初建，周公居东，召公居西，两人分陕而治。周、召都是周朝道德高尚的大臣，《诗经》里的“周南、召南”就是从他俩而来。如今，新朝恢复周代圣治，也应分陕而治，由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
这道符命，大概率是根据公羊学所造，因为《公羊传》里记得很清楚：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 15
《礼记》里也有“周公左，召公右 ”的说法，所以，甄寻想以这种方式抬高父亲的地位，而且还谦虚了一下，把同样被皇帝挂起来的平晏抬得更高，比照周公，称为左伯；甄丰比照召公，称为右伯。
这个符命对王莽有没有好处呢？
把一大块土地分给两个功臣去治理，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称的只有一点，就是模仿周代这件事，凸显了王莽现在已经不是周公，而是天子。
王莽竟然对这个符命十分认可，欣然应允，当即就拜甄丰为右伯，还指示他尽快述职西行。皇帝的态度过于爽快，以至于后人疑心他是故意这么做，“看下一步甄丰父子如何动作” 16 ，这是很有可能的。
而甄丰父子发现事情进展如此顺利，就更加相信王莽对符命仍然像从前那样言听计从。于是，很可能在甄丰默许的情况下，甄寻趁热打铁，又造了一条符命。这一条很不一般。
符命说，王莽的爱女黄皇室主应当配给甄寻为妻。
这多半是甄氏父子希望能像刘歆那样与皇帝结为姻亲，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不排除甄寻对黄皇室主觊觎已久，确实爱慕有加。正史很少记载爱情，只能猜测。
甄氏父子认为这条符命也将很快得到皇帝的应允，却没想到王莽勃然大怒：
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 17
王莽大概是在极度愤怒下脱口而出，因为他使用了“天下母”这个词。黄皇室主的称号指新朝公主，“黄皇”是皇帝自称，“室主”有“在室”未嫁之意。 18 王莽的确希望女儿再嫁，不愿意她去当定安公国的太后，成为刘氏的家人。但是，盛怒之下，他透露了女儿之所以尊贵，恰是因为曾经当过汉室的皇后，所以是“天下母”。
如此尊贵的女儿，岂是甄寻能染指、意淫的？
王莽立刻下诏抓捕甄氏父子。
得到消息的甄寻火速逃亡，在方士的帮助下躲到了华山。
但甄丰是躲不掉的，只能自杀了事，这年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
太傅平晏看起来没有被卷入此事。但甄丰的死，还是令王莽的功臣故旧十分震惊。毕竟甄丰曾经与他那样亲密。当然，有些人认为甄丰咎由自取，而且“四将”有了空缺……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3．刘歆的震怒
一年也很快过去。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逃亡到华山的甄寻被抓到了！他立刻被押解回京。审讯非常顺利，“左伯右伯”和“娶黄皇室主”这两个符命是谁造的，哪些人参与了，逃跑时谁帮过忙，还有哪些公卿宗亲知而不报，等等，甄寻一股脑都说了出来。
一场堪比当年吕宽案的大案再次掀起巨浪。
一时间，刘棻、刘泳、王奇、丁隆等人全部被捕。对这些人的审讯，又将嫌疑犯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公卿、宗亲、列侯及以下抓了几百人。随着审讯的进展，一个更大的阴谋被抖了出来：
甄氏父子的最终图谋是推翻王莽，让甄寻当天子。因为甄寻的手掌纹长成了“天子”两个字！
此事不知是实有其事，还是屈打成招。但“天子”二字无论是隶还是篆，线条都很简单，用掌纹附会这两个字并不难，读者不妨伸出双手看一下是否有此二字。
王莽要亲自验看，他命令肢解下甄寻的手臂送至面前，审视一番，说：“这不是天子，是‘一大子’，也可能是‘一六子’，对，就是‘六’字，也就是‘戮’的意思。甄寻掌纹的意思，就是要戮死甄氏父子！”
王莽饶有兴趣地验看尸体手臂时，台下的官吏估计吓破了胆，古往今来，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君主这么做过。特别是以往与王莽接触不深、只看见他“周公”一面的大臣，终于慢慢发现，他们拥戴的这位帝王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神圣。
既然甄氏父子是谋反当死，那么通过审讯牵连的几百人，够格的也都被处死，审讯中发现新的嫌疑犯，“执法”（即汉朝廷尉）可不必请示直接抓人。治狱使者们四处出击，有几个直奔天禄阁而来。
天禄阁，现在仍然是新朝的皇家图书馆。几个使者虎狼一般冲进去，直奔阁楼上正在校书写作的扬雄。
扬雄当然知道甄寻大案，但万万没想到会和自己有什么干系。治狱使者要来拿他，他心想这下完了，大狱一起，没罪也难逃一死。万念俱灰之际，他冲到窗前，从阁楼上跳了下去。
使者们大惊，连忙下楼去看。
天禄阁虽是阁楼，但并不高，扬雄一把老骨头几乎摔死，但还是被救了过来。
鉴于扬雄是王莽旧交，他自杀这件事很快禀报给了王莽。王莽反而吃惊，他了解扬雄的为人，知道他绝无胆量和兴趣跟自己作对，问道：“扬雄向来不问政事，怎么也牵扯进来了？”
这一问才知道，仅仅是因为刘棻曾经跟随扬雄学习古文。刘棻被抓后，交代自己的行迹，就联系上了扬雄。
王莽见此，亲自下诏，此事与扬雄无关，不要再问他了。
扬雄虽然幸免于难，但在跳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曾写下《剧秦美新》？有没有想起自己对皇帝的赞美？不管他是否想到，京师的知情者们都还记得，很快，闾里流传起新的段子：
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19
大意就是：那个在赋里自称“爰清爰静、惟寂惟寞 ” 20 的人，却是又要跳楼，又作符命哦。
扬雄虽然幸免，但由此可知，牵连被杀的人有很多都像他一样，只是间接相关，实无谋反行迹。但王莽不会在意这些性命，因为他从这个案子身上又看到新的契机。
儒家的圣史里记录着尧舜对罪臣共工、欢兜、三苗、鲧的处置：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21
现在，王莽以圣王自比，当然也要仿效尧舜处置罪臣，甄氏父子就是新朝的罪臣。尽管此时刘棻、甄寻、丁隆都已被处死，但他还是下诏说：
乃流棻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 22
完全模仿尧舜的做法。只是尧舜所流放的凶神并未取其性命，而王莽此番只能“皆驿车载其尸传致” 23 ，把这几位的尸体（甄寻的尸体可能还需要拼接）通过驿站运达四方来示众。
这场“新朝第一大案”到此终于画下了句号。
有些颇熟掌故的人会记得，当年王莽平翟义叛乱时，曾在路口要道用尸体堆起京观，这次又将几位叛臣的尸体予以展示，两者一以贯之，皇帝的心中究竟有何丘壑？为何如此残忍？
道理不难明白，王莽发起大案的动机主要还是符命。天下唯独他才有资格掌握符命、阐释符命、运用符命，符命像政权一样宝贵。任何人都不能随意造作符命。甄氏父子玩弄符命，触犯了他的大忌。另一个原因，则是他有心要对功臣进行整肃，以免尾大不掉，而甄氏父子给了他机会。至于将此事粉饰成尧舜流放罪臣，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但是，这场大案真的令他更安全了吗？
最大的影响，是重创了王莽刚刚确定不久的执政班底，宣告新朝的权力只由皇帝一人把控，内辅、三公、四将都无法有效发挥行政作用。而且，被杀的人还有好几位忠诚的“后备干部”，刘棻、刘泳是刘歆之子，王奇是自己的堂弟。大案也令那些未被波及的大臣如平晏、甄邯等寻求自保，更加消沉于政治事务。总之，此案对王莽的损害应大于利益。
但最为震怒的是国师刘歆。
他的爱子刘棻、刘泳都死在这场大案里。对一位父亲来说，这是巨大的伤痛。此事也令刘歆发现，自己的地位也是非常脆弱的，王莽根本不在乎两人曾经有过那么久的交情！他也无力挑战王莽，甚至连对儿子的悲哀都很难尽情表达。刘歆一定会后悔，当年王莽逼死王获、王宇的时候，怎么就没意识到，一个连自己儿子都不爱惜的人，怎么可能会怜惜别人的儿子！
刘歆还会后悔的是，他越来越发现，新朝虽然凭儒家经义而建立，但此后，朝中大事除了几项改制措施还属于儒家范畴，真正左右朝局的是符命、升仙、五帝崇拜等。这些，与无论是强调天人感应的今文学，还是强调托古改制的古文学，都有了微妙的距离。
桓谭曾经当过甄丰的司空掾，这次幸运地未受波及。从此，他更加不信任王莽，而是往来于扬雄、刘歆之间，想来软语宽慰、唏嘘感叹是少不了的。不久之后，崔发因为不再兼任皇帝太子的“讲乐祭酒”，由桓谭接任，他越来越像一个学者了。
至于其他臣民，步入新朝的热情被此案一头浇灭，那些热闹、欢乐、希望以及伴随新朝而来的道德感，忽然间少了许多。人们窃窃私语，有个待诏黄门的年轻人，擅长方术，尤精看相，别人问他王莽面相如何，他口无遮拦道：
鸱目、虎吻、豺狼之声；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24
鸱，有说鹞鹰，或猫头鹰，总之是恶鸟。他说王莽有恶鸟的眼睛、猛虎的嘴巴、豺狼的嗓音，所以喜好杀戮，将来也会死于非命。问他的人立刻举报，王莽将其诛杀并封赏了告密者。
但王莽内心却恐惧起来，他对相术也很相信。所以，虽然诛杀了此人，但不代表他的话是错的。他下令制作一扇精美的云母扇面，日常与文武官员议事就躲在扇面之后，除了亲近之人都看不到他的面庞。
王莽更神秘，也更脆弱了。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四辅之首的太师、安新公王舜去世。他是王莽的堂兄弟，汉朝大司马王音之子，当年就是他出面向王政君索要汉朝传国玉玺。翟义叛乱时，王舜和甄丰一同昼夜巡行殿中。他的去世，可能因为长久以来的病痛和甄丰之案的惊怖。但他维持住了王莽的信任，死后被比作齐太公姜子牙，两个儿子王延、王匡都被厚赏，备极哀荣 25 。
默默死去的是大司马、承新公甄邯。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甄邯去世，葬在金陵玄武湖附近，从汉末到新朝煊赫一时的甄氏家族从此沉寂。 26 甄邯是三公之首，但其后人因为甄丰父子之事，似乎没有封赏。王莽很快就以宁始将军孔永为大司马，填补了甄邯的位置。
注释：
1 残片2001年出土于长安桂宫遗址，参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见《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2 说符侯的“说”，是“悦”的意思：也有认为是“解说”之意。
3 《后汉书·崔骃列传》，第1704页。
4 《后汉书·桓谭列传》，第956页：“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按：王莽居摄之际，桓谭鞍前马后，任谏大夫，担当使者传播《大诰》，受封明告里附城之爵，并未“默然无言”。此为正史隐讳粉饰之语。孙少华等将此事系于桓谭封爵后、王莽登基前，见《桓谭年谱》，第191页。桓谭的“默然无言”应是针对符命，当与新朝建立后王莽以符命封侯、投机分子争献符命相关，故而系于此。
5 《汉书·王莽传》，第4096页。
6 今朝鲜半岛。
7 今天的川、云、贵、广西一带。
8 《新莽全史》，第158页。
9 古代地名，大概位于今天陕西商洛境内，古代险要之地。
10 《汉书·王莽传》，第4116页。
11 《剧秦美新》只能根据其序言确定为扬雄入新朝所作，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因此其创作动机也难以确知。这里认同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之说，扬雄在刚进入新朝的时候写这篇文章的可能性更大。
12 《文心雕龙·封禅》，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 《汉书·王莽传》，第4122页。
14 甄丰，字长伯。
15 《公羊传·隐公五年》。这里的陕，一说是郏。
16 孟祥才：《王莽传》，第268页。
17 《汉书·王莽传》，第4123页。
18 “室”也是因为新朝把汉朝的宫殿改名为室，如未央宫改为寿成室。
19 《汉书·扬雄传》，第3584页。
20 扬雄：《解嘲》，见《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这个段子是用扬雄赋里的话来反讽。
21 《尚书·尧典》。
22 《汉书·王莽传》，第4123页。
23 《汉书·王莽传》，第4124页。
24 《汉书·王莽传》，第4124页。
25 《汉书·王莽传》第4126页说他并不乐见王莽称帝，因此“病悸”而死，此说不确。参孟祥才：《王莽传》，第248页。
26 据说三国时期的甄妃是其后代。
二、第一家庭
4．被伤害的女儿的一生
甄丰父子的大案，把黄皇室主又带回人们的视野。
这个案子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但她却成了焦点。她不断被提醒着自己的身份：黄皇室主，同时还是故汉的皇后，是“天下母”。这种撕裂令她倍感痛苦，因为她的教化使她发自内心忠于汉室。
她怨恨父亲让她失去了丈夫，怨恨父亲背叛汉室，称病从不去见他。
王莽忧心忡忡，这些年，他先后逼迫次子王获、长子王宇、侄子王光自杀，但对女儿，却显得格外慈爱和宽容。他虽然利用女儿，但从未残酷地对待她，相反还有些“怕”她，女儿一生气，他就缩回去，并不会因此而惩罚她。史书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他的爱女之情：
敬、惮、伤、哀。 1
特别是“敬、惮”二字，刻画了一个“女儿奴”的形象。许多家庭里，父亲往往对待儿子极为严格，对待女儿宠爱有加，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而且越是掌握权力的父亲越如此。王莽在儿子们身上看到的首先是政治，其次才是亲情，对女儿的爱是他表达亲情的狭小出口。
但这并不能赢得女儿的亲近，相反，王莽对家人的残忍使女儿对受到独特的“宠爱”更觉痛苦。
王莽从甄寻的行径悟到一件事，就是女儿确实应该嫁人才会幸福，不然，还会有第二个甄寻。他想了想，有一个年轻人他比较满意。
那就是“四将”之一孙建的世子。孙建几乎是“四辅三公四将”里最得信任的人，较少涉足政事，专心负责军事。所以，皇帝令孙建世子带着医生，以给女儿看病的名义去拜访，希望女儿能一眼喜欢上这个年轻人。
当这个年轻人盛装出现在她面前，她一看就明白了他此行的意图，不由勃然大怒。她吩咐取来竹鞭，狠狠鞭笞起身边无辜的侍女；鞭笞了几下，再次发病，从此卧床不起。
孙建的世子被吓得不轻。王莽知道后，半晌无语，再也不敢提这样的事了。
王莽在第一家庭里的失败角色，可见一斑。他越在家庭之外尽显儒家圣王的风范，自诩为道德楷模，在家中就越是苛酷冷漠残忍。儿女们不亲近他，表面上畏惧，私下里憎恨，时刻都想冲破父亲的控制，冲出家庭的牢笼。
王莽是家庭的暴君，家人的仇人。
第一家庭里并无多少幸福可言，王莽唯一可以获得脉脉温情的家人，想来只有姑妈王政君。
但那也是他称帝之前的姑妈了。
一日，负责营造的官员禀报王莽，太皇太后的宗庙已经建好。按照王莽的诏令，她的丈夫汉元帝的高宗庙已经罢祀，所以她的宗庙是单独建造的，但高宗庙的前殿被改成太皇太后宗庙的“篹食堂”，待她千秋万岁后，这就是她的神灵歆享祭品的地方。
王莽很高兴，说，太皇太后还健在，就先不要叫作庙，篹食堂也先叫“长寿宫”吧。又问左右，太皇太后这段日子怎么样，是不是还常常乘车出游，四处游玩？
左右称是。
王莽于是下令择良辰吉日，在长寿宫置酒，为新庙落成贺喜，请王政君前来游玩饮酒作乐。
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向姑妈表示一番了。自从新朝建立，万象更新，事务多如牛毛，他仍然坚持定期到常乐室 2 拜见姑妈。他知道，汉室禅让，姑妈始终心怀怨恨，特别是强行索取玉玺还闹出了不愉快。但若没有姑妈，岂能有自己的今天？岂能有新朝的肇造？而且，太皇太后的威信始终不坠，堪称新朝的“吉祥物”、老祖宗，所以，想方设法要让她开心。
可惜，他越是努力取媚，王政君反而愈加不悦，不见他还好，见了更不高兴。刚建国时，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把内侍所穿的黑貂外衣改成黄貂，把伏日、腊日等祭祀的日期也改为新朝的正朔。但是有一天，他到常乐室拜见姑妈，惊讶地发现她正和侍从女官们祭祀饮酒，而且女官们仍然穿着汉制的黑貂。
但这天不是腊日呀？他按汉朝的正朔算了一下，竟然恰好是正腊，是祭祀的日子。原来，太皇太后在自己的宫廷里仍然遵循着汉朝正朔，以示念念不忘。
王莽感到懊丧，又无法干涉，只能默默忍受。这次建成宗庙和长寿宫，等于提前告诉姑妈她身后将会以何种规格被祭祀，在深信鬼神的时代，这是一种大孝。
果然，王政君听到消息后，露出难得的喜悦神色。既定的日子到了，皇帝早已经安排妥当，长寿宫修饰崭新，案上馔食精洁，台下舞乐齐备。太皇太后的车驾一停，王莽亲自接引。王政君兴致勃勃地踏入长寿宫，抬头看见文栋绣柱，墙壁散发出香气，脸色确实很高兴。
忽然，她停住脚步，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她问，这长寿宫莫非是高宗庙的前殿？你们是把元帝庙罢祀，“砸了重新装修”，布置成所谓的长寿宫？
王莽承认了。
王政君大惊失色，当场泣不成声，说道：“这是汉家宗庙，都有神灵，为什么要破坏！假如鬼神无知，那你给我立庙有何用？假如鬼神有知，知道我是高宗的妻妾，却辱没了先帝庙堂，摆设吃喝，该会怎么看我啊？”
王政君的气愤在于，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尊汉元帝为高宗，并亲口向她许诺，待她去世后以汉家礼仪配祀高宗庙。现在新朝建立，高宗庙废毁，那么即便把自己捧为至尊，却和丈夫已无关系，怎能不伤心！
一场欢宴不欢而散。
王政君对身边的人感慨说：“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佑乎！ ” 3
但对王莽而言，即使侮僈神灵，那也是汉家神灵，与自家无关。汉家神灵确实也没能护佑王政君多久，到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二月，八十四岁的王政君去世。这个年龄在21世纪也属于高寿了。
遵照王政君遗愿，她与丈夫汉元帝合葬渭陵。但依新朝法度，她是新室文母，不必是汉家媳妇，因此王莽下令以汉元帝配食她的宗庙，并在她和元帝的坟墓之间凿了一道沟，以示区隔。
扬雄又被委任一道重要任务，为王政君作诔文。这篇四字诔文虽然回忆了王政君的一生，实际上是颂扬王莽，因为王政君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博选大智 ” 4 ，选中了王莽。
王政君的去世，使得王氏家族与刘氏汉家的最后一道羁绊也断绝了。这几十年，她尽享荣华高寿，几乎未吃过真正的苦头。她在汉元帝那里固然不得宠，但得到了尊重，所以终生爱着汉元帝，并在无尽的回忆里强化这种爱。比起当时的女性，她无疑是幸运的。
但她该不该为汉朝的覆灭负责？她是不是王莽的同谋？
很难给出直白的定论。
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决断力，优秀的政治家既能决断善恶，判定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从而将政治引向更美好、更公正、更进步的方向；还能决断敌友，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把自己人搞得越来越多，对手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赢得博弈。
只具备前一种品质，算是政治哲人；只具备后一种品质，算是职业政客。如果一个人具备两种品质但只相信后一种，那他是败坏的政治家。如果两者都不具备，最好不要涉足政治，以免害人害己。
王政君长年居于皇室至尊地位，但极度缺乏决断力，她优柔寡断，总是延宕。她昔日面对董贤的果决，只因为董贤是一个早已确定的敌人和外人，而王莽是亲戚和同盟。面对王莽从安汉公到宰衡，到居摄，到假皇帝，到真皇帝，她本应从萌芽状态就知道这一连串的动作将会抵达何方，但她似是而非地拖延到最后一刻，直至不得不交出印玺。此后，她接受了新室的尊号，又深情追忆汉室，这未必是虚伪，而正是她缺乏决断力的表现。
归根到底，居于高位但毫无决断力，使她成为王莽最好的工具。
一个工具人，就不必苛责了，更不必诋毁她的性别。
她安葬之后，悲伤的皇帝称要服丧三年，预定的封禅之事暂缓，已经造好的封禅玉牒等礼器先存放在桂宫。
她安葬之后十年，新朝覆灭。
5．三摘尚自可
始建国五年，王政君去世不久，一则皇帝要迁都洛阳的消息，很快传遍长安。其实早在皇帝登基前，玄龙石上有符命在先：
定帝德，国洛阳。 5
其实，新朝定都洛阳与其说是符命的要求，不如说是王莽的心愿。因为当时人们相信洛阳位于天下正中，而首都必须设在正中才正确。多年以后，刘秀拿着上面这六个字的符命，把都城设在了洛阳。
但当前，长安的居民对此颇为不安，居民们不想营造屋宅，甚至有人把自家都拆了。王莽很不高兴，下诏禁止毁坏首都，并透露了迁都洛阳的日期是“始建国八年 ” 6 。
这说明至少当下，始建国五年，王莽还没有改元的打算。
但到了十一月，天上突然出现彗星，二十多天后才消失。忧虑的王莽想起上一年夏天，有红云从东南方升起，弥漫天际；再上一年有蝗灾，还有从池阳县报上来的灾异，说是当地出现了许多小矮人的影子，身长一尺多，有的乘车马，有的步行，过了几天才消失。
当然，也想起了刚去世的王政君。
灾异给新朝的灿烂光辉蒙上阴影，王莽对“始建国”的年号发生了动摇。这个年号已经用了五年，按照汉朝的惯例，每五年或六年会定期改元，以示更始。王莽也想改元，但又舍不得“始建国传亿年”的信念。
根据这个信念，新朝将会存在万亿年，而且只有一个年号：始建国。
但第二年，他还是改元了，改为“始建国天凤”。这就把改元和继续沿用“始建国”的意图统一了起来。“始建国天凤”的“元年”官方不称“元”，而称为“一年” 7 ，以示这不是旧有意义的改元，“始建国天凤一年”，很可能其断句是“始建国·天凤一年”而非“始建国天凤·一年”。而“天凤”很可能指的是上一年出现的彗星，王莽把作为灾异的彗星解释成了作为祥瑞的凤凰 8 ，实在是费了苦心。
改元之后，王莽中止了给王政君的服丧，宣布要在一年之内去东西南北四方巡狩，东巡封禅，北巡迁都洛阳。有趣的是，他这次准备“自费”出行，由朝廷准备干粮，一路上不接受各地的供给。
这听上去很节俭，但紧靠自己带的干粮一年之内走遍天下四方，委实不可行，足见他对实际地理缺乏起码的了解。群臣不想折腾，连连劝阻，他终究改了主意，决定到“始建国天凤七年 ”再封禅吧。
可到了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第一家庭又出事了。
皇帝的元孙 9 、功崇公爵王宗，被人发现有谋反的嫌疑！
十五年前，王宗出生之前，父亲王宇因吕宽案被迫自杀；出生之后，母亲吕焉立刻被杀。王宗虽然贵为新朝公爵、皇帝之孙，却生下来就是孤儿，而且是祖父让他成了孤儿。
可想而知，王宗长大后，怎么可能会亲近祖父，况且那老头儿也不是一个可亲近的人。他多方打听，点滴拼起自己的身世，偷偷和被放逐到合浦的母家吕氏家族联络。这不仅是他寻求成长，也是获取一些亲情的机会。
王宗是元孙，当年王莽母亲功显君去世时，他作为宗子服丧，因此在第一家庭里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会想，如果父亲王宇不死，自己肯定能成为皇位继承人。在浓厚的符命氛围里，他也给自己造了一些类似符命的东西。
比如，他画了一幅自画像。
但在画里，他穿着天子衣冠。
他还刻制了三个印章，一个写的是“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 ” 10 ，“冠存己”，应是指皇冠传给自己；“夏处南山臧薄冰”，臧就是藏，可能与某种祥瑞有关。另外两个印章意图更加明显，分别是“肃圣宝继 ”和“德封昌图 ”，都含有继承圣体、以德获封之意。自画像也好，印章也好，虽然确实有谋反的嫌疑，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少年的冲动，“中二病”，属于可大可小的事情。
但连同这些罪证被发觉的，还有王宗和舅舅吕氏家族的往来通信。
见到这些证据，王莽表现得愤怒而伤痛，元孙竟然想着谋求祖父的皇位。他下令严加审讯。
王宗知道后，并不辩解，也不求情，即刻自杀。这大概是他从父母、舅舅、叔父、堂叔父之死中得到的经验。
知道孙子自杀，王莽还不满意，下诏把死了的孙子批判一番，斥责他已经当了公爵还不满足，窥视神器，自取灭亡。将王宗贬为伯爵下葬，谥号为“缪”，取错谬乖张之意。
王宗之死，令第一家庭陷入新的恐惧和悲悼。
最恐惧的应是王宗的亲姐姐王妨，她是卫将军、奉新公王兴的夫人。对这个夫君她大概不太满意，因为王兴就是那个凭着符命从城门令史提拔为“四将”的幸运儿。所以，王妨与婆婆的关系很差。
彼时，家庭关系出现问题，家人之间互相诅咒，搞厌胜之术很恶劣，但很常见，上到皇宫下到民间莫不如此。王妨有个女友，是王莽亲信、五威司命孔仁 11 的妻子，在其影响下，王妨诅咒过婆婆。王宗出事之后，王妨势必受到一些调查，看看是否参与了“谋反”。王妨很担心诅咒婆婆的事情被揭出来，这可是不孝的大罪，若被王莽知道，估计难逃一死。为保平安，王妨把知晓这件事的婢女杀了灭口。结果，反而是杀人这件事被发觉了。
这下，杀人、诅咒都被审讯出来，王莽令人责问孙女，也责问王兴治家无方，结果王妨、王兴夫妇被迫自杀。孔仁的妻子是诅咒的参与者，也自杀了。
王兴稀里糊涂飞黄腾达，稀里糊涂死于非命，他在死之前，是后悔被符命选中，还是后悔没享受够高官厚爵呢？
王莽不会在意这些，他很快就拜直道侯王涉为卫将军，填补王兴身后的空白。王涉是王莽的堂兄弟，故汉曲阳侯、大司马王根之子。当年，王莽就是被王根推荐担任大司马，提拔王涉是他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看着第三代家庭成员照样逃脱不了自杀的命运，王皇后又害怕又难过，她本来已有病症，加上思念死去的两个亲生儿子，哀怜死去的孙子孙女，整日以泪洗面。时间一久，她的眼睛渐渐看不见了。
王莽就让皇太子王临住进宫里奉养母亲。母子二人，私下里会有一番话说，也应该会谈到对王莽的怨恨。皇后有一位侍女，名叫原碧，想来颇有姿色，因为王莽曾经临幸过她。这段时间里，原碧也与王临朝夕相处，两人竟然生出了情愫，彼此相通不说，还山盟海誓起来。
太子与母后的侍女私通，表面上似乎不算太出格，毕竟侍女不是皇帝的侍妾。但是，理论上后宫的女性都属于皇帝，太子染指是很危险的叛逆行为。更何况原碧曾经被皇帝临幸。王临对原碧的喜爱和对父皇的憎恨交织在一起，恨意更深，生出了弑父的可怕念头。
更可怕的是，他还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原碧。
6．摘绝抱蔓归
始建国天凤的年号并没有给新朝带来起色，光日食就又出现两次，还有地震、暴雪、关东的饥荒，以及饥荒带来的一群把眉毛刷成红色的流民。王莽并非全不知情，相反，他很有危机感，于是在刘歆的帮助下，令太史官推历推到三万六千岁。这有点像后代的“万年历”，当然，他的目的不是查看日历，而是重申新朝国祚将会绵延无限。
他已经忘记前几年还打算在“始建国天凤七年”巡狩，新的推历中重新规定，今后在“始建国”之名不变的前提下，每六年一改元，三万六千年所需要六千个年号，都得提前定下来。
马上又需要新的年号了，曾经的“始建国天凤七年”现在变成“始建国地皇元年”（公元20年），寄托了皇帝的美好愿望。
这年七月的一天，忽然起了大风。
这场大风烈度极高，在王路堂（未央宫前殿）大殿里的人们听得头顶上瓦片纷飞、怪声四起，突然，西厢那边“哗啦”一声巨响。众人连忙去查看，发现大风竟然吹塌了王路堂的西厢宫殿，后阁的更衣室是朝臣朝见时更衣的地方，也被吹塌。侍从、守卫、官员们不顾大风猛烈，赶紧去救灾，早已有人去向王莽禀报，场面乱作一团。
这边还在慌乱中，又听见宫城里面昭宁堂的方向传来“咔嚓”一声，随即又是一阵巨响。熟悉的人马上知道，昭宁堂池子的东南侧有棵大榆树，十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大风把榆树吹倒，大树又压垮了不知什么建筑。
风停之后发现，大树砸到了东阁，压塌了东永巷的西墙。
这场灾异直指皇朝的心脏部位，王莽惊恐万分。他亲自研究这场灾异的原因，一定要找到真相。
在十天后的诏书里，王莽对这番灾异终于有了正式的解释：国初，王临之所以被封为太子，是因为居摄期间，有符命立他为“统义阳王”，以洛阳 12 为封国。鉴于符命说新朝会迁都洛阳，所以王临才能以第四子的身份，迈过兄长王安，成为皇太子。前些日子，王临来王路堂朝见，暂居西厢的宫殿和后阁更衣室；近日皇后生病，王临住在宫里照顾，他的妃妾暂住东永巷。看，这次大风摧毁的恰好就是这几处宫殿。这就说明，王临有兄长而为太子，名不正言不顺。自我即位以来，阴阳不谐，风雨不调，到处灾异，蛮夷猾夏，一切都是因为立太子这件事名不正。因此，为了天下福祉，将王临改封为统义阳王，王安立为新迁王，两人都去封地，新朝暂时不立太子。
一场令满朝君臣心慌意乱的大风，被皇帝引到自己的家事上，继而剥夺了王临的太子之位。这一方面，是皇帝向来积极主导灾异的诠释权，擅长把灾异解释成祥瑞；另一方面，很可能他对王临不够满意，动了废太子的心思。当然，他应该并不知道王临在后宫与原碧私通的事情。但这封诏书一下，王临就要立刻去洛阳，他内心的疑虑、惶惑、恐惧，不言而喻。
到底为什么要废掉自己？是哪里做错了，还是被发现了什么？
八九月间，临行之前，王临和母后告别，当然也会与原碧相会，叮嘱一番。王临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刘歆的女儿刘愔。刘愔知道王临和原碧的事情，更知道王临弑父的打算，但是，作为被杀的刘棻和刘泳的姐妹，刘愔同样憎恨王莽。她似乎并不介意丈夫与原碧的私通，还支持他们弑君的计划。
受父亲刘歆影响，刘愔精通天文星象，她告诉丈夫，夜观天象，看到昴宿星团的白色星气，这说明不久之后，宫中将有“白衣会”，也就是重大丧事。 13 王临听了很是高兴。
到了洛阳，王临远离了权力中心，宫中的消息他两眼一抹黑。信息缺乏，人就会焦虑。此时，天下已经开始骚动，关东义兵蜂起，南边的南阳郡也不安宁。王临身居洛阳，肩负重任，心思却很难放在政事上，对原碧的思念和自己前景的恐慌占据了他的心灵。
长安不是没有消息，但总是坏消息。母后的病更加严重了，王临只好给母亲写信，既是宽慰，也发牢骚。但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母亲已经失明，书札到手，必定是由身边的人朗读。而侍女们，却未必认识字……
王莽知道妻子病笃，探视陪伴的时间也增多了。王临的书札送到时，他正在妻子身边，见是儿子的信，很自然地拆开为皇后阅读，在问候思念的句子之外，有一句话赫然跳进他的眼睛：
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 14
说得多么直白啊，老大、老二都是三十岁死的，我今年也三十了，实在是害怕，眼看轮到我了，却不知道什么死法！
王莽见到这句话大怒，他没有反思逼死子孙会给其他儿子带来何种影响，却怀疑王临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不久，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初，王皇后去世。
这位汉朝宜春侯的侯门女，一生驯顺丈夫而活，却没有收获多少天伦之乐，最终在丈夫杀害儿孙的巨大折磨中去世。她死在新朝即将覆灭之前，实属幸运。皇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白衣满宫禁，她被谥为孝睦皇后，葬在渭陵长寿园西，靠近王政君的墓地，意味着要在地下永远侍奉王政君，她的陵墓被叫作“亿年陵”，这是很具新朝特色的名称。
刘愔夜观天象的“白衣会”果然发生了。只可惜，不是皇帝，而是皇后。
因为那封书札，王莽严令王临待在洛阳，不得回到长安奔丧。他要弄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会如此害怕。既然那封信是写给皇后的，不妨从皇后的身边人查起。
皇后下葬，王莽立刻对原碧等皇后的侍女、王临在长安的家人严刑拷讯。原碧想来是承受了重刑，最终交代了王临和她私通以及弑父的密谋。这可不是当年王宗所谓的谋反案可比：王宗只是青春期少年的叛逆和幻想，王临却是实打实要弑君弑父的伦理惨剧。
面对审讯结果，王莽受到巨大的精神冲击。当年杀王获，杀王宇，都是由他来掌握主动权，并作为实践儒家经义、模仿周公的重要动作。而王临反过来要弑父，说明儿子不甘心束手待毙，宁可冒犯最重要的伦理也要求生。
这反而令王莽有所胆怯了，他失去了把杀子包装成大义灭亲的那种自信。相反，他秘密处理这件事。把参与审讯、知道王临弑父图谋的治狱使者、司命从事等全部悄悄灭口，就地埋在监狱里。这些冤死的司法人员的家属发现亲人集体失踪，上班之后再也没回家，大概能猜到什么，但既不敢说，也不敢问。
至于王临，王莽决不可能让他活着，就赐给毒药。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死的王临，终于做了一件王氏子孙人人都想做但从前不敢做的事情：不服从。
他不服从皇帝的命令，不接受父亲送来的毒药，而是以利器刺死了自己。仅存的王安、黄皇室主如果知道王临以自己的方式赴死，悲痛之余说不定还会嘉许呢。
灭口了知情人，逼死了儿子，王莽仍然要粉饰，说王临不遵循符命，在统义阳王的位置上没能得到上天护佑，以致夭折，实在可怜，谥号和王宗一样也是“缪”。
同时，他又指责亲家刘歆，说：
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 15
如此看来，王临招供了夜观天象的事情，但没有牵连刘愔。可王莽觉得，如果把刘愔当成始作俑者，那么儿子谋杀自己的伦理伤痛可能会好受些。
刘歆没能保住爱女，刘愔也自杀了。
这是新朝建立后，刘歆失去的第三个子女，他对王莽最后一丝尊崇、好感、旧日情谊也荡然无存。他担心自己也会性命难保，就像当年的甄邯，也在政坛上渐渐消沉下去。
第一家庭的这场变故后，王莽好不容易成年的四个儿子只剩下一个“颇荒忽”的王安了。
失去了母亲兄弟，王安估计也早就活够了吧，就在王临两口子死的这个月，王安病死。王皇后所生的四个儿子全部去世。如果不算私生子女和第三代，第一家庭只剩下王莽自己和一个快要疯掉的女儿。七百多年后的那首诗，到此终于可以完结了：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后世有人评王莽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 。” 16
这句话后半句正确，前半句可商，他所贪的并非帝王之尊，而是圣王的幻象，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权。当他自认为圣王，儿孙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他这圣王之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儿孙的行为不端并不严重，也会构成他道德的污点，必须被消除。他待子孙如自己，而他是能克己的。世间帝王多矣，杀子者亦有之，但像他这样在没有外部政治压力、子孙也基本没有重大谋反政变的情况下，把继承人杀光，理由之奇特，实在独一无二。
不管怎么说，继承人终归是大事。王莽还有其他孙子，有侄子，噢，还有“遣就国”期间和三个侍女私生的四个儿女。他以刚去世的王安的名义，把这些私生儿女们也都接到长安。
但王莽没有再立太子。
其实，立与不立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再有两年，他和他的皇朝就要覆灭了。
《汉书》没有刻意言说皇帝的“性欲”，但他和三个侍女生下四个孩子，与皇后的侍女通，其他类似事件可能还有。这说明王莽是一个性欲旺盛、内心压抑、急需纵欲来调理的人。现在，第一家庭已经不存，他不顾内忧外患已使新朝摇摇欲坠，萌发了组建新的第一家庭的想法。
就在第一家庭四个成员去世的这一年，有个叫作阳成修的郎官，献上一条符命，说如今没有“天下母”，要再立皇后才行。天下都知道现在禁止献符命，但对这一条，王莽却欣然接受，所以有可能也是他亲自授意。
朝野臣民，在天下已经兵连祸结之时，眼睁睁看着皇帝一面大放悲声，毁坏汉武帝、汉昭帝的宗庙，把自己死去的子孙葬在里面；一面兴奋地派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各地，访求淑女，准备立新的皇后。
这样的皇帝，真的是当年的儒生王莽？
注释：
1 《汉书·外戚传》，第4011页。
2 即长乐宫。
3 《汉书·元后传》，第4034页。
4 《元后诔》，见《扬雄集校注》。
5 《汉书·王莽传》，第4132页。
6 《汉书·王莽传》，第4132页。
7 这一时期出土的简牍，年号基本是“始建国天凤”；第一年多是“始建国天凤一年”。见《新莽简辑证》。
8 新莽年号的考证及天凤与彗星的关系，见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9 王宇有六子，王宗排第四。但居摄期间，王宗奉新都侯为后，被称为长孙，可能他是王宇嫡子。
10 此印章意思费解，标点一作“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
11 孔仁大概是在陈崇、苗 之后担任五威司命。
12 洛阳在新朝改名义阳，本书为叙事便利，仍称洛阳。
13 赵贞：《汉唐天文志书中的“白衣会”》，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
14 《汉书·王莽传》，第4165页。长孙，王宇字；中孙，王获字。中室，一说后宫，指皇后；一说王临自称。
15 《汉书·王莽传》，第4165页。
16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74页，中华书局，1984。
三、登仙——！
7．日渐癫狂
每个帝王都想长生不老，最谦虚的也想再活五百年。
但在新朝皇帝之前，真正求仙有所成就的，据传只有三位帝王：在昆仑山见过西王母的周穆王，在东海岸边见过天神的秦始皇，和在坟墓中羽化升仙的汉武帝 1 。
始建国初年，方士苏乐向王莽上奏说：新朝是土德，尚黄，黄帝升仙了，所以新朝的皇帝也能。
这几年，王莽开始改制，他以为天下将会自然而然实现太平。那自己做什么呢？当然不能闲着，得搞搞研究：一要继续研究符命，牢牢把握符命的解释权；二要研究怎么成仙，人间大功告成，就要像秦皇汉武一样，登仙与黄帝、赤精等仙人同游了；三嘛，以前和刘歆一起为汉朝制礼作乐，今后要亲自给新朝制礼作乐了。
王莽按照苏乐的意思，耗费万金巨款，在宫中建了一座高台，名曰“八风台”。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因为“八风”意味着八音，而古代的音律实际上和天象、八卦都有着密切关系。
八风台建成后，王莽登台纵情享乐 2 ，根据风向的不同，制作各色的饮药。还把鹤的骨髓、海龟的壳、犀牛的角等二十多种名贵珍奇煮成汁液，再选择五种颜色的粮食种子浸泡其中，按照颜色播种在殿中不同的方位，这就是升仙的秘诀。
不管是否管用，王莽先拜苏乐为黄门郎，专门负责升仙之术。从此以后，王莽虽然继续津津乐道儒家经术、制礼作乐，但也迷信鬼神淫祀、怪力乱神，不仅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河的各路神祇，连地方上的小神小仙也不会怠慢，前前后后建起一千七百多所祭坛。祭祀的时候，各类祭品有三千多种，还不乏大雁、锦鸡、麋鹿等珍禽。
王莽如此虔诚，但不仅没有升仙，到始建国天凤二年，一个令他极度忌讳的灾异报了上来：有人说在黄山宫 3 发现了一条死龙。
还是条黄色的死龙。
据说，当时有万人奔走围观，场面宏大。他们不纯粹是好奇，而是这几年改制、缴税的压力越来越大，边疆战事也连年不断，大家对王莽有怨言。围观黄龙死，潜台词就是盼望王莽去死。
这和当年秦始皇在位时，天上掉下一块石头，写着“始皇帝死而地分”，是同类的灾异。所以，王莽坚持说这是谣言，命令搜查谣言的始作俑者，众多官吏使者搜寻多日，却没有找到源头。至于这条龙是不是真的，是别的动物尸体抑或的确是谣言，就无从知晓了。
雪上加霜的是，黄龙事件后不久，他最宠信、一度想结为亲家的立国将军孙建去世了。
王莽越是努力升仙，灾异反而越来越多。如果勾勒新朝的大势，始建国年间形势平稳，许多内外政策也才刚刚制定实施；但这些政策的后果，到始建国天凤年间开始显现，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绿林、赤眉等义军就是在始建国天凤后期兴起的；到始建国地皇年间，形势急转直下，昆阳大战失败后，即糜烂不可收拾。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初，关东连续降下大雨雪，导致这年秋天流民四起；七月，长安霸城门失火；刚灭了火，又出现日食。王莽只好策免大司马陈茂，换上孟建伯严尤。十月，王路堂的朱鸟门突然发出奇怪的声响，连续几个昼夜不停，守门的卫士、路过的官员惶惑不已，不知道这个灾异意味着什么。
王莽也百思不得其解。幸好崔发及时出面，说儒经记载，虞舜开四门以招纳四方聪明之士，所以朱鸟门发出声响是要新朝效仿舜帝，招纳四方才俊。崔发把灾异说成祥瑞，总算把这件事对付了过去。
灾异的层出不穷令王莽日益焦虑，正在此时，一位故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逃亡整整十年之久的王孙庆被抓到了。
不知道谁还记得这位翟义起兵时的高级参谋，当年他被翟义委以重任，但究竟在义军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外人一直无从知晓。翟义死难后，他下落不明，许多人以为他死在了乱军中，没想到竟然成功逃亡，改名换姓，直到十年后才被抓获。
王莽被灾异惹出的一腔怒火正无处发泄，见到这位故人，不禁回想起他踌躇满志、万民拥戴、祥瑞迭出、弹指间翟义军破人亡的美好往事。他打算好好借助这个故人，让朝野回忆起新朝奠基之前的天命和辉煌。
对待王孙庆，王莽不需要治狱使者。他下令让主管诊断的太医、负责器物制造的尚方，以及擅长屠宰的屠夫，一同前来。
太医精通人体脉络和五脏，尚方了解工具制造，屠夫擅长解剖，难道让他们审讯人犯？
不，王莽的兴趣是，在王孙庆的身体上探究一番人体的奥妙。
在古代，人的身体被看作一个小宇宙，五官、五脏、五窍都与天地季节四方有关系，而经脉更是玄妙。
屠夫先将王孙庆剥皮、解剖，太医仔细度量他的五脏，尚方则把竹子削成极细极长的竹针，一点一点插入王孙庆的经脉，观察竹针的走向，以判断经络的布局。
王莽严肃命令太医做好记录，说是将来可以治病。有人据此推测，王孙庆很有可能是被活体解剖。 4 不管推测是否为真，这种解剖方式一定会把人吓得心惊胆战。从将尸体垒成京观，到肢解甄寻的尸体，再到解剖人体，王莽一次比一次冲击着朝臣的想象力，他以往不为人知的阴郁内心，在这些残忍的虐杀中逐渐暴露，他那曾经伟岸高尚的道德形象也日益萎缩。
对王莽早有了解的桓谭，并不觉得意外，多年以后，他在《新论》里写道：
王翁之残死人，无损于生人。生人恶之者，以残酷示之也。 5
王翁就是王莽。桓谭的话一针见血，王莽残虐尸体，就是给活人看，让活人感到恐怖。这种变态的内心，说明王莽对手中的权力始终存在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
到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因为前几年先后用兵西北、西南，边疆已陷入战事的泥沼，与西域的关系也彻底断绝；天下的反叛此起彼伏，号称“绿林”的队伍声势尤其浩大，新朝的形势越来越差。王莽勒令地方官或剿或抚，自己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要用老办法：厌胜。
按照当时的观念，对军队厌胜，就要采用北斗。从天象看，北斗星拱卫北极星，随着季节的变化，斗柄指向不同的方位，就好像居于北极星的天帝在指挥战斗。因此，军队出征之前要祭祀太一，祭祀所用的灵旗上绘有北斗星。斗柄指向哪里，就寓意哪里的敌军会被打败。
王莽曾铸造过类似北斗星的大铜勺，在大臣死后赐给他们。比如甄邯死时就下葬过一把，但那时主要是说北斗拱卫北极，所以赐给臣下。 6 但这次不同了，皇帝决心铸造一座厌胜敌军的“大勺子”。
这年八月，正是最热的时候，王莽亲自到长安城南郊主持铸造工作。文武百官、侍卫禁军浩浩荡荡跟着他。威斗以铜为主，但加入了五色石，大概是五种颜色的矿石，或是丹砂、白矾、雄黄之类。 7 总之，铸成了一个二尺五寸、大概50到60厘米长的合金铜斗，模样大概是像勺子，也可能像熨斗 8 。
王莽希望它具有荡涤敌军的威力，就命名为威斗。只要出门，司命孔仁就要背着威斗紧紧跟随。
威斗铸成那天，严寒突然来袭，在炎热的盛夏 9 夜晚，跟随王莽驻跸在南郊简陋住处的百官人马，竟然有人和马被冻死了。
又是灾异！王莽的心头掠过一丝阴影。
8．扬雄之死
听见大门被打开又关上，正在屋里和学生侯芭论学的扬雄只是愣了一下，继续谈起《太玄》和《法言》。
他知道不会有别的访客。自从那年险些在甄寻的案子里丢掉性命，他本就冷落的门庭就更无人造访了，只有一个人时不时带着酒菜前来问学，但比起眼前这位专心跟随他的钜鹿郡的侯芭，那个人只是来饮酒聊天，打发时间罢了。
那人登堂入室，屋门开了，扬雄和侯芭抬头一看，弄错了，竟然是国师公刘歆。
两人虽然曾是好友，但一个身居高位，一个沉沦下僚，很少交接。刘歆像今天这样亲自造访，更是很久没有的事情了。
彼此行礼后，刘歆环顾了一下扬雄的住处，除了几卷书，几个瓶瓶罐罐，堪称家徒四壁。刚刚在门口，他听见扬雄和侯芭在谈论《太玄》，于是开玩笑道：
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10
就是说，你何必这么苦呢！今天能捞利禄的学者，尚且搞不懂《易》，你还模仿《易》搞个《太玄》，将来谁会读呢？恐怕只能用来给酱坛子当盖子吧。
扬雄笑了笑没有接话。几个人又聊起别的事情。扬雄知道，刘歆的两个儿子被王莽所杀之后，已经不问政事。现在炙手可热的，要么是修仙的方士，要么是说符的新贵，要么是能打仗的将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刘歆，包括担任典乐大夫的桓谭，都已经过气。刘歆忽然登门造访，谈玄论易，只能说明他实在是寂寞。
这是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扬雄就在这一年去世。
吊唁的人不算少，贵族的世子、大小的官吏，也颇有几位宠臣，比如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桓谭当然也在。王邑和严尤见到桓谭，问道，你一直称道扬子云（扬雄，字子云）的大作，现在人死了，书能传世吗？
桓谭说：必传！只是我和你们一样，看不到那一天了。
侯芭给扬雄建了坟，服丧三年，桓谭为扬雄建了祠堂。
扬雄的去世，王莽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总之他没什么表示，他要赶在新的年号“始建国地皇”开始之前，把新朝的新礼乐制作完毕。年底，他带领群臣到南郊，齐聚明堂、太庙，郑重地向皇家祭祀献上这套新乐。
这是自长安建城以来，没有人听过的音乐，与昔日汉家宗庙音乐的巍巍清正很是不同。那乐声萦绕在城市上空，又是冬季，有人凝神倾听，说：
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11
这是演奏给上天的庙堂音乐，是这个朝代的雅乐、正乐啊。自古以来，音乐和诗歌有一个共同点，能反映时代的真实风貌，诗比历史更真实 12 ，音乐何尝不是？
因此，音乐“清厉而哀”，政事也相匹配。
始建国地皇元年（公元20年）正月，大赦天下。但同时下了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指令，称现在战事紧张，军法从严，到年底之前，如果有人在军队出征时奔跑吵闹，随时处死。
要知道，在古人的观念里，秋冬气候肃杀，所以才会在秋冬处死犯人，这是自有记忆以来始终未变的习俗，是对时令的一种遵循，好比春天就得耕种，不能误了农时。王莽此令一出，这年的春夏时节，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时而杀人。百姓见此，大为惊骇，恐惧万分，甚至道路以目。
但王莽不以为然，为了基业永固，他正打算修建新朝皇室宗族的九庙呢。因为有方士告诉他，现在宜大兴土木。尽管绿林、赤眉已经声势浩大，王莽还是在长安城南划出了百顷土地。
九月，他亲自到工地，“亲举筑三下 ” 13 ，类似后代的奠基仪式，正式营造九庙。所谓“九庙”是礼制上的称呼，真正规划的宗庙不止九座。1950年代，人们在这里发掘出十二个建筑遗址，就是说九庙共有十二座。按照顾颉刚的看法，其中有九座是皇帝之前的祖宗，剩下的三个，一个留给自己，两个留给后代。 14
宠臣如崔发、张邯，对此很热心。崔发称规模一定要宏大才能宣示天下，要“万世之后无以复加 ” 15 ，这句话明显是在模仿萧何。当年高皇帝远征归来，看见高大壮丽的未央宫，一度动怒，萧何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崔发模仿萧何，是一种很高级的恭维。
一些儒臣如侍中常侍、执法杜林，也热情地投入其中。多年以后，杜林将凭借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参与修建九庙的实践经验，当上刘秀的大司空。
具体的建造就靠广大群众了，王莽从天下——他还能控制的地方——征来了工匠、画师，授意官吏百姓捐款捐粮集资，百姓捐助米六百斛以上授以郎官，郎吏则可以增加品秩，最高的赐爵至附城。听说朝廷要卖官鬻爵，一时间往来于长安的道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为了加快工期，王莽不顾大雨，把长安西边的建章宫等十几所汉朝修建的宫殿拆除，把材料运到南郊。说来也奇怪，拆汉宫的时候，这场大雨连连绵绵下了六十多天。
人们传说，王莽不顺时令，拆毁宫殿，羞辱汉家，惹怒了汉家先帝。
似乎，沉寂已久的对故汉的思念又有了苗头。
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是王皇后、王临、王安等人去世的那段时间，魏成郡大尹府 16 的一个小吏跑到长安，向皇帝举报一份谶书，上面赫然写着：
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古先，四年当发军……十一年当相攻。 17
意思就是汉文帝正在地下召集军队，已经告知北边的匈奴、南方的越人，四年后，将会有刘氏从荆楚一带发兵复仇，恢复祖宗基业。
这一年还出现过汉宣帝的衣冠从宗庙的寝殿跑到正殿的怪事，据说衣服自己站在那里，就好像里面有个人！再加上这条谶语，汉家先帝真的发怒了！
小吏还说，这些谶语是他的上司魏成大尹李焉让他抄写的。此番逃亡举报，只能随身带着一小部分简牍，而整部谶书有十几万字之多。不仅包括汉文帝地下发兵这样的事，还对今后刘氏复兴给出了“时间表”，哪一年什么人发兵，哪一年星象有何种变化，连新朝主要大臣的命运吉凶以及生卒日期，都一一载明。
王莽听了大概会想，这岂止是谶书，还是造反的“战略规划”和“战犯名单”啊！于是赶紧逮捕李焉。经过审讯，是李焉信任的一个方士王况制作了这些谶语。王况告诉李焉，新朝成立以来，滥改货币，频繁征兵，四面打仗，百姓怨恨，因此汉家必定复兴，而李氏将成为汉家的辅佐。
处死李焉、王况后，王莽并不放心。有天晚上，他做了个怪梦。长乐宫放倒的铜人有五个自己站了起来。虽然是梦，但他醒来后心有余悸。这些铜人突然站起来，寓意难道是汉朝复起？他又想起铜人身上刻着铭文，其中有一句是“皇帝初兼天下”，新朝已经定鼎十多年，显然不是“初兼”，所以，又有个皇帝要出现？
越想越不安，王莽立刻传唤尚方，令他派人去长乐宫，不管铜人是否站起来，身上“皇帝初兼天下”这六个字要凿掉。同时又让虎贲武士到汉高帝庙，拔剑向四面击打，使斧头砍坏门窗，用能辟邪的桃木煮汤洒到墙壁，再用红色的铁鞭鞭打墙壁；命令轻车校尉住在庙的正堂，中军北垒校尉住在寝殿。
种种措施，都是以方术来压制汉帝特别是刘邦的神祇。做了这些之后，王莽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感，他登仙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就询问身边的方士，八风台建造都十多年了，自己怎么还没有登仙？
没人告诉他，局势沦丧，八风台上祭祀用的珍禽已经很难得到，现在是用家鸡代替大雁、锦鸡，用田园犬代替麋鹿，怎么还能登仙？
于是有人提议，说黄帝登仙时，有“登仙华盖车”引路。王莽马上敕令修造，要赶在九庙落成前造好。这车子的华盖有九重，高八丈一尺 18 ，骨架由黄金打造，盖伞是珍禽羽毛，有隐藏机关可以上下伸缩，很是华贵。
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正月，九庙建成，仅其中的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就各四十丈，高十七丈，其他八个庙减半 19 。九庙雕金饰银，以铜为柱，穷极工巧，耗资数百万，征发修建的人死者过万。
如此宏大的工程落成，朝廷当然要举行盛大典礼，把皇室的祖先牌位请进九庙。
在百官的注视中，皇帝的銮驾缓缓出现，驶向九庙。为首的，正是六匹马拉的“华盖登仙车”，三百名身穿黄衣黄帽的力士护卫着，车上有人击鼓，拉车的人根据节奏大声喊：“登仙——”
随后是十辆战车，再后面是王莽的銮驾，装饰也很奇异，套上的六匹马披着五色毛纺织成的龙纹衣，马头上戴着一只长三尺也就是60厘米长的假角，应是模仿麒麟。
百官们看了，小声说，这分明是出殡，哪像登仙呢？
显然，王莽对登仙的迷恋，已经严重影响他的理性。加之长期以来被灾异、谶语所昭示的新朝的黯淡前景所折磨，造登仙车这件事，可以视作他精神逐渐进入疯癫状态的标志性事件。
注释：
1 《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武帝故事》，见《西京杂记（外五种）》。
2 《汉书·郊祀志下》“作乐其上”，按沈展如之说，“作乐”不仅是音乐，而是“各种游戏娱乐，耍乐，享乐以至于淫乐音乐等”，此说可从，见《新莽全史》，第370页。
3 今陕西兴平市一带。
4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380页。
5 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4页，中华书局，2009。
6 见《金楼子·杂记下》，《龙溪精舍丛书》本，亦转引自《桓谭年谱》，第224页。年谱以为甄邯墓中出土的是威斗，但甄邯死在始建国四年，王莽铸威斗是在五年后的始建国天凤四年。如果记载属实，只能说陪葬的是类似北斗星的铜质器物。
7 董涛：《王莽威斗及相关天文信仰问题考察》，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5期。
8 沈展如认为像熨斗。
9 新朝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八月约是夏历七月。
10 《汉书·扬雄传》，第3585页。
11 《汉书·王莽传》，第4155页。
12 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指的是“诗剧”。
13 《汉书·王莽传》，第4161页。
14 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见《考古》1989年第3期。关于十二庙的用途，未有定论。
15 《汉书·王莽传》，第4161页。
16 即原来的魏郡；大尹就是原来的郡守。
17 《汉书·王莽传》，第4167页。
18 八丈多高，大概二十米，或有夸张。
19 按此面积，太初祖庙每边长90多米，1950年代发掘的九庙遗址中，位于最南侧被认为是初祖庙遗址的边长是95米左右，差别不大，因此这个记录是可信的，由此推知，祖庙的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今故宫太和殿的三倍；其他十一个宗庙边长减半，与考古发掘也差不多一致，都是50米左右。祖庙高度30多米，与今天安门城楼差不多高。参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
四、反虏王莽安在？
9．郅恽的忠告
汝南郡的郅恽 1 ，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物，说得更准确些，他颇像眭弘、盖宽饶等昭、宣时代理想主义儒者的继承人，既坚守今文经说的义理，又能凭借天象来占卜未来，还不屈从于世俗权力。他传习的是《韩诗》和《严氏春秋》，进入新朝之后，他最初可能也欢迎过新朝的诞生，但更存有观察的心态。
十余年来，他眼看着新朝从蓬勃繁荣走向硝烟四起，臣民从热烈拥戴走向叛乱不断，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王莽并非天命所寄托的儒家圣王。
到始建国地皇年间，汝南郡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案了。郅恽夜观天象，终于发现了奥秘：镇星、岁星、荧惑，一同在天空“翼轸”的地方去而复来，“翼轸”对应着大地上荆楚的分野，而汉家出于楚地，因此这预示着汉家天命将会复兴，汉家必然再受命！
这样想着，郅恽就离开汝南，西奔长安，给王莽上了一封书：
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
这封上书的核心，就是请王莽退位。但细究郅恽的逻辑，并不是说王莽得位不正，而是说当年他受禅汉室当皇帝，在当时是符合天命的，但现在新朝没能治理好天下，所以新的天命昭示刘氏将再受命，新室理应再禅让给刘氏。
郅恽之所以是一个旧人物，正是因为这是西汉儒家关于政权如何更替的经典义理：天下治理不好，就要禅让给别人，不禅让就是窃位。窃位不等于篡位，因为皇位神器，上天所有，也就是公有，人无法篡天，只能私窃。
因此，郅恽虽然认为汉家当再受命，但与前番李焉那种“人心思汉”的心态迥异。郅恽并非思汉，而是向王莽指出，该你得位你可以得，该你退位你就得退，原因就是你没有治理好天下。这不是针对谁，而是政权和平转移的普适做法。
王莽见到上书，勃然大怒，因为这些话从根本撼动了新朝政权的法理基础，与一般的劝退不同。郅恽被即刻下狱。有司议罪后表示，应以最严重的大逆论处。
但是，王莽犹豫了。
治狱的官吏看不明白不要紧，王莽却很清楚，杀掉郅恽很简单，但郅恽指出的问题既符合经义，又有天象为依据，令他难以驳斥。他更希望郅恽收回那些话，这远比杀掉他更重要。
皇帝不惜纡尊降贵，派遣黄门近侍，偷偷去狱中和郅恽谈判。王莽的条件很简单：请郅恽自称犯了狂病，精神恍惚时说了些自己也不懂的狂话。皇帝将据此赦免他的大逆之罪。
没想到，郅恽一听，瞪着眼大骂：我所说的都是天语圣言，你让我装成精神病，精神病能说得出这样的圣言吗？
王莽无奈，只得将郅恽继续关押，若再没辙，冬天就要处死他。王莽陷入两难，不杀他，说明自己害怕；杀他，说明自己心虚。好在不久他大赦天下，借机将郅恽放出监狱。郅恽立刻与同郡好友逃到南边的苍梧郡躲了起来。多年以后，他将继续成为令刘秀又敬又怕的臣子。
随着刘氏当复兴的谶语迅速流行，王莽的军事力量也不断遭到挫败：
关东战场上，面对赤眉军，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景尚战死，他官居太师羲仲，即四辅之一太师的副手；冬天，成昌之战失败，更始将军廉丹战死，关东彻底失控。
荆州战场上，面对绿林兵，三年十月，严尤、陈茂虽然一度击破汉军，但到四年正月，前队大夫（即南阳太守）甄阜、属正（即南阳郡都尉，一郡的最高武官）梁丘赐被斩杀，数万人覆没。
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刘氏复兴终于成为现实：那个曾经和乡官斗殴而一度逃亡的刘玄，在战场上称帝，改元为更始元年，恢复汉朝正朔，始建国地皇四年三月成了汉更始元年二月 2 。
现在天下有了两个皇帝，两个年号，两套正朔。当然，眼下胜负尚未分晓。王莽实力犹在，为了显示镇定，他决定再立皇后。
前番，他派出去征求淑女的使者们陆续返回，根据带回的淑女的画像、家庭状况，皇帝亲自选择了杜陵史氏的女儿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陪嫁的车马、奴婢、布帛、珍宝等，不计其数。皇后的父亲史谌被封为和平侯，拜为宁始将军，史谌的两个儿子都任侍中，成为皇帝的外戚。
史皇后估计年龄尚小，王莽快七十岁了。婚礼当天，大臣们被吓了一跳，王莽染黑了头发胡须，努力装出年轻的样子。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染发。
婚礼在三月举行，与当年嫁女比起来，这次匆忙了许多。当天大风袭击长安，城中有屋瓦被吹落，有树木被折断。这本是凶兆，但被崔发等人一通解释，似乎也不是灾异而是祥瑞了。王莽努力把婚礼办得辉煌隆重，他亲自到王路堂前迎亲，礼数周备，册立皇后之时，还正式按照《周礼》确立了后宫的秩序，“任命”了一百二十个嫔妃，其中：和嫔、美御、和人，此三人的品秩等同公；嫔人九位，等同于卿；美人二十七位，等同于大夫；御人八十一位，等同于元士。
假如皇帝从这天开始，每两天临幸一位嫔妃，那么等他被杀也临幸不完一遍。
但他似乎并没有临幸的兴致，立皇后只是他昭示大权仍然在握、天命依然在我的姿态。婚礼之后，他与一名涿郡的方士，名叫昭君，每日在后宫研究实践方术。班固称他“纵欲乐焉 ”，与方士探讨纵欲话题，大概是实践房中术 3 吧。
不过，当汉朝的旗号重新打出，王莽仍然可以征求到不少淑女，史氏家族也愿意把女儿嫁到宫中，这就说明直到三月间，皇帝对关内的掌控依然有力，天下还有很多百姓仍然尊崇着王氏天子为合法皇帝，没有进入群雄逐鹿的乱局。至于刘秀，此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将军。
婚礼之后，王莽似乎神志清醒了些，他同时下了两道诏令，一是大赦天下，以求宽慰民心，缓解矛盾；二是盘点了他麾下的军队，要求将军们尽快荡平敌人。从盘点情况看，王莽确实还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在关东战场，太师王匡率领中央军队及各州郡兵马，号称三十万大军，奋战在青州、徐州一线；颍川、南阳郡一线，还有前任大司马、纳言将军严尤等人率领的十万军队，南阳的郡治宛城也还没有被攻下。
军事形势尚未明朗，王莽仍然怀有信心。
四月，更始帝的军队围困宛城，前锋则进至颍川郡的昆阳、定陵，距离洛阳很近了。 4 接到战报，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在洛阳征集州郡属兵，南下和严尤等人在颍川郡的军队会合，加起来号称百万之众，图谋一举荡平更始帝的军队。
10．延宕的政变
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六月，天气炎热，时不时一场大雨浇下来，提醒着暑日的肆虐。
在这胜负未分的胶着日子里，王莽的宫廷貌似平静，但中外臣僚的心态、思绪，已经不复从前。有的官员突然从朝廷上消失，有些派出去的使者再也不来复命，还时不时听说太学里的博士带着弟子一齐逃走。而且，受战事的影响，大部分贸易已经停滞，长安城繁华不再，一种大势已去的氛围萦绕在宫市上空。
王莽宠爱方士昭君，他的大臣也各有信任的方士。卫将军王涉是王莽亲信、表兄，今年已经七十岁左右。他与一个叫作西门君惠的方士素来交好。西门君惠也很擅长天文图谶，就对王涉说：“彗星扫过北辰正宫，说明刘氏将复兴，而且，新君是国师公的姓名。”
西门君惠胆敢和王涉吐露这样的预言，一来说明两人关系密切，且大家都信仰天象、图谶，天数大过亲情；二来说明，他早已知道连王涉这样的皇亲国戚，对新朝也没了信心。
王涉很是忧虑。一旦汉朝复兴，作为王氏重臣，他很害怕死于非命。而且，七十岁的他子孙众多，即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代计。但他只是个卫将军，势单力薄，还需要寻找同盟。
七月 5 ，王莽举天下之力汇集的百万大军，在昆阳小城被更始军的太常偏将军刘秀击溃。司徒王寻战死，主帅王邑仅带出数千兵马退守洛阳，而进驻宛城的更始帝则大封群臣，政权更加有模有样。消息传来，关中震动，这意味着王莽已经丧失主力军，无力维持对关中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官员贵族，还是豪杰百姓，都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路，关中局势开始动荡，地方秩序日益混乱，不断有人打出反新反莽的旗号。
王涉见此情形，加快了安排后路的步伐，他找到大司马董忠。
董忠早年行迹不详，在新朝被封为降符伯，和崔发的说符侯异曲同工，很可能也是因为符命获封。董忠此时正在中军北垒练兵，以备京师防务。昆阳大败后，他知道这点兵力已经无济于事。王涉所说的天象和谶语，他深信不疑，两人秘密敲定了发动军事政变的打算。
为了确保政变顺利，他们继续物色京师和皇宫内外拥有兵权的人。五官中郎将、伊休侯刘叠进入他们的视线。刘叠是皇帝近臣，加官侍中，不仅可以自由出入禁省，还负责宫殿宿卫。为什么找他呢？因为他的父亲是刘歆。
而刘歆与皇帝渐行渐远，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考虑到王涉年事已高，董忠担当了主谋，他和王涉多次去找刘歆，故意在刘歆办公的国师殿里谈论星象的奥秘，以期引起刘歆的兴趣，试探他的态度。刘歆起初刻意回避，不理会两人，直到等不及的王涉亲自去见刘歆，一见面就哭了：“我们诚心要与您合作，以保全大家的宗族，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刘歆大概会想，你王涉是王莽的堂兄，叫我如何相信？
王涉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抛弃堂弟：
新都哀侯小被病，功显君素耆（嗜）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 6
意思是，王莽的父亲王曼从小身体就不好，母亲又是个酒鬼，我们自家都怀疑王莽不是王氏的后代。
王涉的话放到现代来看，实属无耻，在王莽政权稳固、分享高官厚禄时为何不说这些话？要背叛也不是不行，为何要污蔑人家母亲酒后乱性与人通奸？但在当时，这番话的主要意图是令刘歆放心，论证王莽非王氏后代，将王氏与王莽撇开关系，也就解惑了为什么要背叛王莽。
王涉表明心迹，刘歆也放心了。这些年来，他对王莽的感情从尊敬到恐惧，再到仇恨。他只要一想到死去的儿子刘棻、刘泳和女儿刘愔，就恨不能为儿女复仇。
因此，刘歆对王涉的政变打算没有意见，只提出一点：刘叠是自己仅存的儿子，绝不能让他冒险参加政变。
董忠和王涉同意了，既然刘叠不参加，就还须另寻同盟。司中、大赘、起武侯孙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司中，就是故汉的光禄勋，也负责宿卫宫廷；大赘，是新朝自创官职，有管理军队俸禄的职责。董忠应该是他的上级，就亲自找到孙伋，请他参与进来。
具体的安排大致是：大司马董忠掌握中军，卫将军王涉掌握宫廷守卫，司中孙伋掌握殿中宿卫。三人同时起事，劫持王莽，待大局稳定后投降更始帝。
应该说这个安排比较周到，但对何时起事，顶级星象大师刘歆有自己的意见：
当待太白星出，乃可。 7
就是说，等太白星“出”就行动，因为太白星主兵：
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匽（偃）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 8
太白星，就是金星。因为金星在地球轨道内侧，所以一般只能在黎明和黄昏看到它，但如果金星和太阳同时出没，被阳光掩盖，肉眼就看不见了。古人看见金星时，称之为“出”，看不见则称为“入”或者“伏”。刘歆精通星象，对太白星的出入规律颇为掌握，知道太白星不久将出，为了万无一失，他认为应在太白星出的时候发兵才稳。
董忠、王涉都是笃信星象之人，刘歆又是最顶尖的学者，就都同意了。
于是，政变虽然准备就绪，但却延宕未发。孙伋突然被几位高官、皇亲拉入这一图谋，诚惶诚恐，非常害怕。回到家后，吓得脸色都变了，饭也吃不下。他妻子陈氏觉得奇怪，不免询问一番。孙伋一开始不说，最终还是告诉了她。
政变是大逆之罪，如果失败，孙氏、陈氏两家都会被捕杀。陈氏很害怕，就又告诉了弟弟陈邯。陈邯一听，何必为这些事情惹上杀身之祸呢？就直接找到姐夫孙伋，晓以利害，劝他要顾及家族，不要冲动。
七月，孙伋和陈邯一起告发了董忠等人的图谋。因为是董忠找的孙伋，所以在举报中，董忠被描述成主谋。王莽大惊，立刻派人分头去捉拿。
董忠正在讲武练兵，突然来了使者急召他进宫，他的属下护军王咸提醒道，久不发兵，是不是泄密了？不如斩杀使者，直接带兵杀进去。
由此可见，虽然是几位大臣的密谋，但政变至少已经部署到部分中层将官，也得到了这些军人的支持。所以，王莽确实已经被很多人抛弃了。
但董忠没有听，大概觉得猝然发兵，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和王咸交代了一番，跟着使者进宫。走到禁省，他发现王涉、刘歆也都被召见，显然是泄密了。正想着，中常侍 9 恽走了过来。对这个人，刘歆可不陌生，当年女儿刘愔被迫自杀，直接原因就是 恽和刘愔“谈话”。而现在，这个爪牙又要故伎重演，前来斥责他们几个了。
果然， 恽一开口，董忠等人就知道事情全部泄露，抵赖已无意义，就都认罪了。跟着过来执行逮捕的几个宫中内侍中黄门拔出剑来，准备押解他们，剑光肃杀，令气氛陡然紧张。董忠大概知道不免一死，恰好他是从中军那边过来，还带着佩剑，于是拔出剑来打算自杀。
因为气氛高度紧张，侍中王望一见董忠拔剑，还以为他要拒捕，高呼，大司马要反！中黄门本来就拔剑在手，听得一个“反”字，立刻冲上前将董忠格杀。血肉飞溅，在一旁的刘歆、王涉被吓得不轻。
宫外，王咸等人预感事情不妙，就带着中军兵马前来，正好听说大司马突然被几个中黄门所杀。在未闻王命的情况下，主官被宦官所杀，对军人是一种侮辱，大批军人涌到黄门郎执勤的衙署，纷纷拔剑张弩。一场已经被破获的政变，眼看有激发出兵变的危险。
惊险时刻，皇后的父亲，正在例行巡视郎署的宁始将军史谌，赶忙站出来告诉大家，说大司马突发狂病才被诛杀，请大家不要紧张，放下兵器，回到军营。
宁始将军也是高级将领，他既然发话，大部分军人也就退去，一场危机解除了。
王莽知道董忠已死，鉴于他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反而成了政变主谋 10 ，感到愤怒，下令虎贲们用“斩马剑”也就是尚方所制造的“尚方宝剑”，将他的尸体砍成尸块，盛在竹篮里，一边示众一边喊“反虏出”。 这也是厌胜的做法，董忠的宗族成员就像当年翟义家族一样，被撒上浓醋、毒药、匕首、荆棘，全部活埋，以示最毒辣的诅咒，令其家族在地下也无法翻身。
但对于董忠的中军部下，王莽不敢追究，说他们都是被董忠蒙骗，全部赦免。
王涉、刘歆已经自杀。不知道刘歆在死之前，是否会担忧他仅剩的儿子也将被杀，是否会想着还有许多学术工作没有完成，是否后悔非要等“太白出”。当然，太白星出的时候，确实已经兵戈四起，刘歆没有说错，但那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
一个是骨肉堂兄，一个是心腹旧臣，连他们都要谋反，王莽内心极度痛苦，也很忌讳，不敢让天下觉得自己众叛亲离，对他们的死秘而不宣，也没有扩大追究。特别是刘歆的儿子刘叠完全不知情，也没有证据参与，王莽显示了他罕见的宽容：免去刘叠五官中郎将，改为中散大夫。仅此而已。
西门君惠自然难逃一死，但他坚信自己是对的。临刑那天，他对围观的人群——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他的好友桓谭——高声说道：
刘秀真汝主也。 11
国师公刘秀已经自杀，西门君惠是觉得还有一个刘秀呢，抑或不相信国师公真的死了呢？
几天后，有郎官在皇宫的钩盾土山上承露盘旁边，看见一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白头发老头。一晃，不见了。
郎官们私下里说，那就是国师公刘歆，他可能成仙了。
衍功侯王嘉是王莽自杀的侄子王光之子，擅长卜卦。王莽听说了这个老头的事情后，让王嘉给占一卦。王嘉占卜后，说，不吉，陛下要小心兵火啊。
王莽内心大概已是极度苍凉，苦笑着说：你个小孩儿懂什么呢，那个老头啊，是我的皇祖父，就是成仙的王子侨，他现身是要来接我成仙呢……
11．长安保卫战
八月间，王莽听说，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谣言再次在民间传播。那就是当年翟义所说的他毒死汉平帝的事。
王路堂里，王莽大会群臣，把当日所写、曾藏在汉家宗庙的金縢策书找了出来，一边读，一边泣不成声，以表明决无杀害女婿平帝的心迹。群臣沉默着倾听。透过婆娑泪眼，皇帝发现，自从刘歆死后，朝廷里已经没有几个旧人了，他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桓谭也不见了，他因为与典乐争斗，两人都被免职，已经返回故乡沛县。
立国之初的“十一公”，如今“四辅”只剩下哀章，“三公”只剩下王邑，“四将”只剩下王盛。这三个人里，哀章贪吝，目前人在洛阳守城，未闻有什么战绩；王盛是卖饼出身，只有堂弟王邑是他硕果仅存的股肱。昆阳大战之败，虽然责任主要在王邑，但他的忠诚毋庸置疑。王莽下令把王邑召回长安，由他组建新的执政班底。
怕王邑误认为被召回是要追究昆阳失败的责任，王莽特地在诏令中谈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我年老，嫡子都死了，打算把天下传给你。
王邑果然回来了。当然，不知是皇帝反悔，还是听了王邑对战争情况的报告后君臣兄弟二人已经无心于此，总之，并无皇帝立王邑为太子的下文。不过，王邑的确担当了新朝顶梁柱，他被拜为大司马，权势仅在皇帝之下。
他的班子里，大司徒是张邯，大司空是崔发，都是中生代里最受王莽信任的人。但他们二位擅长符命，缺乏政事经验。以前当过大司马的苗 代替了刘歆的位置，拜为国师；侯林被拜为卫将军。比起汉末新初的风流人物，这几位实属平庸之辈，并无公辅之能。
其实，平庸不平庸，亦已无济于事。去年造升仙车时，王莽已经进入一种癫狂状态，但他至少还有自信。现在的他因为战事无可挽回，忧虑得连饭也吃不下，可他并没有积极谋划，而是每天喝酒吃鲍鱼，读兵法书，想从书中找到快速退兵的法子，困了连床也不沾，就在席子上凭几而眠。日常政务完全不理，遇到急事就用厌胜之法，比如破坏汉元帝、成帝陵殿中的君臣画像，给园陵的围墙泼墨，诸如此类。
但皇帝从未有过投降的打算。
这也是他以圣王自诩的宿命。
九月 12 ，右队郡（即汉弘农郡）析县 13 的豪杰邓晔、于匡起兵，自称辅汉左右将军，守卫析县、武关的将领均不战而降，加入汉军，声势浩大。这支军队还没有和武关之外的更始军联合，就已经北上直取郡治，攻杀右队大夫（即弘农郡太守）宋纲，再向西朝着长安进军。
王莽闻讯后，惶惶不可终日，他已经无计可施。还好，又是崔发站了出来，说按照古文经学《周礼》和《左传》的记载，国有大灾难时，应该通过哭来厌胜。现在的局势，非人力能为，应该向天号啕大哭以自救！
王莽没法，他赶在汉军抵达长安之前，率领群臣到南郊，在明堂、辟雍和九庙之间，向天陈说自己获得符命以称帝的来龙去脉，并作了一千多字的告天策书，向天摆明自己的功劳。长叹说：上天既然让我受命，何不消灭各地的叛贼？上天如果认为我犯了错，何不用雷霆劈死我？他顿足捶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完后伏在地面上向天叩头。
不仅自己要哭，臣民也要从早哭到晚，朝廷熬制了免费粥，哭完了可以吃一点再接着哭。而那些哭得好、哭得妙，能边哭边诵读策文的人都被拜为郎。据说有五千多人因此成为郎官，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场面还是相当盛大的。
哭天，当然无法直接退兵，但这不能说完全荒唐，毕竟《左传》里确实记录着类似的事。在笃信天帝的时代，皇帝向天哭诉，也是向上天“请示汇报”，只要上天没有抛弃自己，那么再派出军队就一定能旗开得胜。
哭完后，王莽把最后的军队也就是数万中军拿了出来，拜了九位将军，名号里都有“虎”字，总称“九虎”，每个虎将拨给四千钱以作激励。但王莽越发不信任别人，他曾委派四辅三公的七十二名属官为使者到各地传达赦令，结果他们一出长安就作鸟兽散，其中的大夫隗嚣跑到天水，马上起兵讨莽。有鉴于此，王莽就把九虎的妻子儿女都接到皇宫里“照顾”，作为人质。
九虎们一看如此不得信任，又一看王莽在禁省里还藏着六十万斤黄金，却只得到四千钱，也都没了斗志。九虎在长安东北的华阴一带 14 迅速被邓晔击溃，中军精兵损失殆尽。
此时，更始军已经赶到武关。邓、于二人开关迎接，和更始帝的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率领的西征军会合，大军开到长安城下。隗嚣从天水派来的军队从西部开过来，长安被各路所属不同的军队围困，成为一座孤城。
王莽现在连南郊也去不了了，城里只有城门兵、越骑等部队。他大赦城中囚徒，每个人都发了武器，杀猪饮血为盟，让这些武装起来的囚徒们发誓，如果对新朝有二心，死后会遭报应。统率这支临时军队的是皇帝的岳父、宁始将军史谌。但这支军队一过了渭桥就四散逃走，一个人也没回来，不急于逃命的，反而用皇帝发给的武器把渭陵附近王莽妻子父祖城郊的坟墓都给掘了，棺材拖出来烧掉。
巍巍赫赫的九庙、明堂、辟雍等宗法祭祀建筑群，被付之一炬。
大火熊熊燃烧，照亮了长安城。
笃信儒学之人，对宗庙的焚毁最为忌讳，对先人灵柩遗体的受辱最感痛苦。王莽在宫墙上见到大火把多年来制礼作乐的丰功伟绩烧成灰烬，该作何感想？
他想的是守城门的士卒也不可信任，有人告诉他，这些士卒都是东方人。而敌人也多是从东方过来的。他信任越骑 15 ，就每个城门配一名校尉加六百越骑，以作最后的抵抗。
作为圣王，皇帝决不会投降。
十月 16 初一，经过激烈的保卫战，长安城东墙的春王门，也就是汉朝时期的宣平门被攻破。大司徒张邯正好在门内巡视督战，当场被杀。大司马王邑、王舜的儿子王巡、 恽带兵节节抵抗。到了这天的日暮时分，城内各官邸已经空无一人，大小官员各自逃亡。
十月初二，城内有两个年轻人朱弟、张鱼，担心外兵进来抢劫或是屠城，就赶紧加入反莽的阵营。他们纠集了很多“首都青少年”，成群结队，纵火烧了皇宫的作室门，用斧子劈开敬法殿的小门，还大呼小叫，四处高喊：
反虏王莽，何不出降？ 17
昨天还是皇帝，今天就成了反虏。王莽在宫中听到这些话，想必惊恐而伤痛。但最可怕的还是大火。大火很快烧到黄皇室主所住的承明殿，公主的身边应该还有人在，并在事后回忆了她的最后时刻：火势越来越大，那一刻终于到来，她的最后一句话是：
何面目以见汉家！ 18
随即跳入火中而死。
王莽可能并不知道他最爱的嫡女已经去世，在侍从的帮助下，他逃到宣室殿，这是王路堂的正室，仍然有不少大臣和侍从跟随着他。但火势继续蔓延，连前殿也没法待了。惊慌之中，他分明听见宫女们绝望地叫喊“怎么办！怎么办！”但他仍然不会投降，他大概会想起子路——“君子死而冠不免 ”，所以要穿戴好圣王的装扮：身着苍青泛红色的衣服，佩戴着天子玺绶，手中握着不知何人所献的“虞帝匕首”。当然，还带着他的威斗。
皇帝忠诚的天文郎仍然恪守职责，在他身旁用“式盘”占卜时日。威斗和“式盘”可以结合起来用，就像传说中的“司南”，也是在方位盘上放置一个金属的勺子。皇帝坐在席子上威斗斗勺的位置，随着时辰推移，他把威斗的斗柄指向一个新的方位，以与天空中北斗斗柄的方位相一致，这意味着从这个方向来的汉军将会被自动消灭。他已经不再进食，大概也没有人送来饭菜，他很疲倦了，但仍然不会投降，他坚定地告诉身边的人：
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19
“天生德于予”， 这本是孔子周游列国，在宋国被桓魋围困，险些被杀时告诫弟子的话。王莽自诩圣王，像孔子一样拥有天命，所以也绝不会被杀，眼前的困难也一定会过去。
十月初三，天刚亮，身边剩下的大臣把皇帝连扶带架，从宣室殿前殿出发，向西出白虎门。王舜的儿子、和新公王揖在门外备好了车马，大驾向沧池的渐台奔去。渐台是二十多丈的高台，上有建筑，从岸边过去只有一条路。当年王莽获得汉朝传国玉玺，得意非凡，就在这座渐台上摆酒庆贺。现在，他怀抱符命、威斗，颤巍巍登上了渐台，只希望池水能够阻挡敌军。
他毕竟也六十八岁了。
他坐在台上的亭阁里休息，环顾四周，几乎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他看见追随者正陆陆续续汇集到这里，估算了一下，还有千余人。他可能会想起当年汉室禅让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人追随汉帝，可见，自己确实有天命，人心并不思汉。
他也会看看，那些在新朝享受了高官厚禄的人有谁在。他没有看见最宠信的崔发，崔发不可能投降，一定像张邯那样殉难了吧；他看见的，王氏子弟有大司马王邑和他的儿子、侍中王睦，还有王巡、王揖；重臣里，有一直跟随自己的 恽，有国师苗 ，有太傅唐尊，当年“十一公”里的王盛也在，他虽然只是卖饼出身，但真的是忠于自己啊！
王莽应该没有看见，王睦本来已经换好衣服准备逃跑，被父亲王邑喝令回来。现在，父子二人、王巡、 恽在渐台下面带领残兵拿好弓箭，安排位置，准备死战；其他重臣则在台上陪着王莽。
整整一个白天，王莽终于可以不受打扰，也不必奔逃。他注视着渐台之下的战斗，时不时听见有人呼喊：
反虏王莽安在？
但他并不觉得恐惧，因为他是“圣王”，圣王是无惧的。他只是不明白，自当安汉公至今二十多年，尊儒改制、顺天应变，一贯勤勉政务、赏罚分明、不徇私情，而且手握符命；但为什么登基之前就很顺利，登基之后越来越难，以致不可收拾呢？
12．圣王不降
已是暮秋，沧池畔树木萧瑟，寒潭凄清。若是鸟瞰，会觉得人宛如在天海之间，特别渺小，不知是否有人会想起汉武帝多年以前的那首《秋风辞》，虽然不是写于这里，但苍凉感是相似的：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从渐台上远眺，风景犹在，物是人非，王莽确实老了。
对汉军来说，只要能活着冲进去，斩首夺旗，立下大功，这辈子就能荣华富贵，甚至历史留名，因此无不拼命奋战。从岸边通向渐台的路只有一条，想必也很窄，汉军拥挤在一起，据说围了几百重之多。只有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才有机会顶上去且战且进。推测来说，这些人名为汉军，实际上不仅有军人，还有城中的市民、商贾、无赖，城外的贩夫、农人，等等。
渐台上下，新朝逃亡的官员、侍从加上仅存的士兵，大概还有千余人，继续在组织防御。汉军不断被台上射来的弓矢射杀。战斗依然异常激烈，直到下午，汉军终于觉得弓矢明显减少。台上逐渐弹尽粮绝，汉军逐渐冲到渐台之下，与王莽军短兵相接，把守军几乎全部杀死。
到了下午，这天的下哺时分，王莽看见汉军层层登台，攻了上来。
台上已经没有几个武将卫兵了，多数是躲避的文臣，他们还都佩戴着印绶，衣着华丽，却乱作一团，犹如待宰的羔羊。汉军毫无怜悯，挥刃向前，杀人之后还将印绶取下戴在身上。渐台上的建筑物里也有人在躲避，汉军冲入其中，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斩杀，一时血光四溅，一些尸体也从渐台掉进池水中。
屠杀期间，一名叫作公宾就的校尉忽然敏锐地发现，有一个士兵身上佩戴的印绶不同寻常。公宾就曾经在大鸿胪手下担任过“大行治礼”的工作，对新朝的印绶很是熟悉。他按捺住内心的兴奋，平静地询问这个士兵，身上的印绶是从哪里找到的？
这个士兵似乎缺乏敏感，他指了指渐台上的那幢建筑说，是从这个房子西北角一个他杀死的人身上剥下来的。
后人已经搞不清楚这个士兵究竟是一个叫作杜吴的商人，还是一个叫作杜虞的屠夫 20 ，但这都不重要。公宾就很快跑进室内，找到了那个被杀死的人，他虽然已经被褫去印绶，但身旁的威斗、衣服的颜色，以及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容，使他足以确认，这具尸体就是终年六十八岁的皇帝王莽。
公宾就果断地斩下王莽的首级，拎在手里，大步走出室内。在渐台之上，他借着黄昏的残阳，向众人展示这个苍老、瞑目、须发花白的首级。
渐台上的众兵士霎时停下了战斗，但仅仅片刻，众人如梦初醒，蜂拥进入建筑物里去寻找那个无头的尸体，他们只为抢夺一块尸身，以证明自己也参与了对王莽的斩杀：
军人分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 21
就是说，他们为了争夺王莽的一块尸体，几乎将其剁成肉泥，甚至为了争夺尸块而自相残杀的都有几十人。历史的相似并不惊人，多年以前，项羽自刎乌江后，汉军也曾这样抢夺过项羽的尸体：
王翳取其头，乱相輮蹈争羽相杀者数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 22
有理由推测，最初记录王莽之死的史家在回顾这一情形时，可能参考或联想到项羽的下场；也可能当时的军人确实会对这类大人物做出分尸求赏的举动，公宾就终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被更始帝封为滑侯。
王莽已死，汉军的杀戮也告一段落。这时候，他们才会在上司的督促下清理战场，令宫人或熟悉的人来辨认、检点被斩杀的尸体都是哪些人物。
渐台下躺着的主要是战死者，大司马王邑和他的儿子王睦、四将中的车骑将军王巡，以及 恽，很快被辨认出来；渐台上被杀的主要是文臣近侍，有王舜的儿子王揖、国师苗䜣、太傅唐尊、宠臣赵博、中常侍王参，以及卖饼的前将军王盛，他们都是王莽的殉葬者。
有些名宦高官可能也一同被杀，但或是尸体无法辨认，或是掉进水里尸骨无存，以至于无法肯定他们的结局。
有些皇亲国戚和重臣向汉军投降，包括王莽的岳父更始将军史谌，王舜的两个儿子安新公王延和说德侯王林，四将之一的立国将军赵闳，以及王莽最信任的大司空、说符侯崔发等，他们战战兢兢地等候发落。
汉末的皇太子刘婴也被从软禁的地方放了出来，他已经十九岁了，但几乎不会说话，不认识外界的事物，俨然痴儿。
更始军校尉王宪成为最早代表更始帝进入长安的汉军统帅，恍兮惚兮，他生出错觉，自称汉朝大将军，建立天子旌旗，住进王莽的后宫，俨然皇帝的做派。从他并无叛乱的实际行动来看，他大概率是被亲身经历改朝换代这件事冲昏了头脑。
三天之后的九月初六 23 ，邓晔、李松、申屠建等将军，以及更始帝的岳父、大司马赵萌接连进驻长安。波水将军窦融出现在队伍里，他已经投降赵萌，并赢得了赵萌的欣赏，后来还将成为东汉的大司空，开启东汉一朝赫赫有名的窦氏家族。阶下囚崔发惊奇地发现，申屠建竟然是他以前的学生，他大喜过望，觉得总算逃过一死。
诸将见到王宪僭越，随即将他逮捕斩首。
公宾就奉上的王莽头颅，想必此时已经腐败。诸将不敢怠慢，将这颗膨胀的头颅做一番防腐处理后装入匣子，加急送往宛城，更始帝要用这枚头颅向天下宣示自己赢得了天命。
没了王莽的天下并不平静，王者已逝，群雄逐鹿，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注释：
1 恽，音同运。本文中郅恽的事迹，俱见《后汉书·郅恽列传》《后汉纪·郅恽传》。
2 本章是王莽视角，因此仍采用新历。
3 林剑鸣：《秦汉史》，第731页。
4 《汉书》称四月，《后汉书》称三月，即汉历三月，新历四月。
5 新历七月，汉历六月。
6 《汉书·王莽传》，第4184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184页。
8 《汉书·天文志》，第1282页。
9 音同赤。
10 董忠被当作主谋，或者说董忠是实际上的主谋，是因为时人在描述这场政变时，或是把董忠放在最前，或是以董忠代指他人。见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11 《后汉书·窦融列传》，第798页。
12 汉历八月，新历九月。
13 今河南西峡县一带。
14 两地相距大约100公里。
15 越骑，最初是来自越地的骑兵，这里指的应是能力超群的骑士，与越地未必有关。
16 新历十月，汉历九月；《后汉书》《后汉纪》均依汉历作九月。
17 《汉书·王莽传》，第4190页。
18 《汉书·外戚传》，第4011页。
19 《汉书·王莽传》，第4190页。
20 《汉书·王莽传》作“商人杜吴”，《东观汉记》作“杜虞”，吴、虞二字声音相近，应是一人；职业一说为屠夫，但商人、屠夫其实也可能是一个职业，即从事屠夫的商人。
21 《汉书·王莽传》，第4192页。
22 《汉书·项籍传》，第1820页。对王莽尸体的抢夺，“争相杀者数十人”，字面也可以解为“争着去砍杀的有数十人”。但若设想当时情景，以及类比项羽被杀情景，当理解为“因争夺相互残杀的有数十人”为妥。
23 王莽已死，此处为汉历九月。
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丘制命
帝卯行
——《孝经援神契》
1
宛城。王莽死后数天，几名使者从长安赶到南阳太守府正堂。
更始帝正在便殿与宠姬韩夫人闲坐，使者们禀报了长安的消息，并捧出那个匣子。更始帝连忙令人打开给他验看，想来，那人头应当甚是恐怖，但更始帝却喜不自禁地说：
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 1
就是说，王莽若不称帝，其功劳应与霍光并列。更始帝并不能理解王莽称帝的原因，只将他当作篡位的权臣，这也将成为帝制时期对王莽的主流态度。而韩夫人笑道：“如果不称帝，哪有你的今天？”
看到这颗首级，更始帝觉得再无悬念，吩咐把首级悬挂在宛城的集市上。
宛城是“一线城市”，集市上人口众多，虽然前番刘縯围城时死了不少人，但更始帝的入驻当重新聚拢了人气。看见汉官把王莽的首级悬挂起来，众多吏民前来围观，从围观到唾骂，从唾骂到“提击 ”，直到有人撬开首级的嘴巴，割下王莽的舌头，并分而食之。
王莽确实令许多人受了苦，宛城又是新朝屠杀反叛者比较多的城市，远到居摄时期的刘崇、张绍家族，近到一年前的李通家族，所以宛城中有人格外痛恨王莽并不奇怪。但是，当年万众齐心将王莽送上帝王之位的人里，就没有宛城的居民吗？
包括那些在长安纵火、加入抢劫和屠杀队伍的普通民众，又有多少曾经为他歌功颂德呢？痛恨王莽并不稀奇，但痛恨到要吃他腐败多日的尸体的舌头，即使考虑到古人对尸体的态度与今天不同，仍然感到一种变态的作秀。赞许一个人，就将他捧为圣王；否定一个人，就恨不能食肉寝皮，实在是当时许多人的本性。
王莽一死，那些固守城池的将领，搏杀拼命的士兵也就失去了抵抗的意义。例如王钦、郭钦据守的京师仓，始终没有被攻克，但他俩知道王莽死后也就投降了。出于对忠于职守的尊重，更始帝封二人为侯。
但也有人誓死不降，例如监管“曹国”的曹部监杜普、陈定郡大尹沈意等人坚守城池，直到城破被杀。西汉灭亡之时，除了刘氏宗族外，只有一个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新朝在这短暂的十几年里收获了一批人心，从这一点上看，比西汉强多了。
现任东郡太守王闳是王莽的堂兄弟，听到王莽死后反而松了一口气。汉哀帝驾崩之夜，要不是他火速将消息报告王政君，王莽不会那么快就掌握朝政。但他们后来关系不睦，因为王闳希望王莽当霍光，安汉而非灭汉。新朝建立后，王闳的态度引起王莽的注意，被出为翟义的故官东郡太守，可能有敲打他的隐晦意思。王闳也害怕有一天会遭遇不测，随身携带毒药，常存自杀之志。
看见汉军兵临城下，王闳立刻举全郡投降，受到更始帝的信赖，被委任为琅琊太守。后来更始失败，王闳一度归在和刘秀争天下的刘永、张步一边，最后跟随张步投降刘秀，竟然保全了王氏他这一脉。
其他王莽近亲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更始元年九月，就在王莽的头颅悬挂于宛城时，王舜之子太师将军王匡、国将哀章在洛阳投降，他们被送到宛城，犹如给更始帝献俘，随即被杀。
洛阳拿下后，更始帝准备迁到洛阳，就派刘秀为代理司隶校尉先去打扫一下宫室。还没动身，前番在昆阳大战中败逃到汝南郡的严尤、陈茂拥立刘望为天子、严尤为大司马、陈茂为丞相。汝南郡与南阳、洛阳都很近，算是“卧榻之侧”，更始帝派堂侄奋威大将军刘信向东挥师，刘望称帝仅十几天，就在汝南兵败，连同严尤、陈茂一并被杀。
十月初，更始帝带着朝廷抵达洛阳，摆在他面前的有三件大事：第一，处理好关东最危险的不确定因素赤眉军；第二，收服群雄蜂起的河北地区，当时有谚语说，“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 2 ，正是这个意思；第三，安排赴长安诸事宜，彻底恢复汉朝。
赤眉方面，更始帝很快派了使者到关东去招降，樊崇很有诚意，留下全部兵马，只带着二十几个首领跟使者到洛阳归顺。更始担心赤眉不好控制，没有给他们封王，而是封为列侯。东方局势暂时趋于稳定。
河北这边，更始帝的堂弟刘赐——他和更始帝属同一祖父——推荐让刚刚和阴丽华结婚的刘秀渡河去收服。更始帝经过一番权衡，在刘赐等人力劝之下，同意派遣刘秀以破虏将军的身份代理大司马，去河北招降，不过没有兵马粮饷，只配了官属，刘秀需要自己去开拓。
但刘秀欣喜若狂。几个月来的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此番虽然“单车临河北”，他却犹如猛虎入山，一去不返了。
就在刘秀离开洛阳的同一天，更始帝拜刘赐为丞相，启程去长安主持局面，修缮宫室，准备朝廷入关事宜。刘赐一到，发现长安破坏得并不严重，只有未央宫被火烧了，其他宫殿几乎完好，数千宫女、乐伎都还在，收拾一下就可以“拎包入住”。但长安的秩序委实不太安宁。
原来，崔发归降后，因为曾经教过申屠建《诗经》，这一个多月时常去找申屠建阐说符命，大谈汉家终究灭亡的征兆，暗示申屠建有所作为。崔发曾经通过说符从一名经师变为三公，应是想故伎重演。申屠建后来无法忍受，又怕惹上祸端，正好刘赐来到长安，就将此事告知，建议由刘赐出面解决。
刘赐迅速杀掉崔发，估计是担心局势不稳，把已经投降的史谌、王延、王林、赵闳等人一并杀了。至此，当年煊赫一时、“一门十侯”的王氏家族已近枝叶凋零。“十侯”里除了王莽和淳于长，阳平侯王凤，其曾孙已被乱军杀死；曲阳侯王根的儿子王涉因政变被王莽所杀；成安侯王崇、高平侯王逢时的后代在新朝灭亡时不知所踪；成都侯王商的儿子王邑、孙子王睦死在渐台上；安阳侯王音的四个孙子王延、王林、王匡、王揖全部被杀。得以善终的，一是王谭的儿子王闳、王仁；另一个是红阳侯王立的儿子王丹，曾和刘秀认识，因王立被王莽所杀，就背叛家族加入汉军，但他早早战死，所幸留下儿子王泓到东汉被封为列侯。
当然，王氏家族的后代算上旁支还很多。
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帝终于抵达长安，下诏大赦，王氏家族里面只要不是王莽的子孙都赦免无罪，王氏宗族得以幸存。
志得意满的更始帝终于入主长安，据有了西汉诸帝们建造的宫殿，拥有了王莽储蓄的财富。他派遣使者到各地的割据军阀那里，要求他们归顺。天水的隗嚣见到使者，觉得天下大定，欣然要走，军师方望建议他观望一阵子，但隗嚣不听，方望很失望，辞别而去。隗嚣到长安后，被拜为右将军，后升任御史大夫。西北逐渐稳固下来。
更始帝一直关注着河北，看到刘秀招降纳叛，“业绩”出众，从光杆司令起家，仅用半年时间就消灭了河北实力最强的王郎集团，拥有十万大军。看起来，是该将刘秀召回，以免尾大不掉了。
2
更始二年五月，更始帝派遣使者找到刘秀，封他为萧王，令他立刻带领诸将返回长安。河北这边不需要操心，他已经任命了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即将走马上任。
刘秀笑纳了萧王的封号，却托词说河北远未平定，就先不返回长安了，后来甚至击杀了更始帝派来的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公开和更始帝决裂。刘秀敢这么做，是因为更始二年以后，樊崇等人带着没有封国的满腔怨气返回了赤眉，很快就背叛更始帝，并在秋天开始攻打更始军。更始帝已经顾不上河北了。
天下仿佛重演了两年前王莽灭亡前的格局。
更始二年冬，赤眉军攻破更始帝最初的据点宛城，逼近关中，更始帝大惊。关中的吏民逐渐发现，更始帝入长安后，贪图享乐，政绩平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因而未必是天命所属的帝王。
更始三年正月，隗嚣的前任军师方望不甘寂寞，观察天象，认为天命在汉末的刘婴，就跑到长安找到了刘婴。此时的刘婴像一颗弃子，无人在意，方望却如获至宝，将他带到临泾 3 ，汇集了几千人，立刘婴为天子。
更始帝一看自己后方出了这么大动静，立刻派人攻打，将刘婴、方望杀死，击杀刘婴的人里面，竟然就有西汉末代舂陵侯刘敞的儿子刘祉。方望的弟弟方阳逃奔赤眉军。刘婴在婴儿时被立为西汉的皇太子，幼童时禅位给王莽，青少年被软禁在长安，刚放出来没几年就这样死了。
但更始帝的命运也渐渐暗淡，到更始三年三月，赤眉军已经入关并连续击败更始军，打到了长安城外。在赤眉军的压力下，更始政权发生内乱。申屠建、原平林军陈牧被更始帝所杀。隗嚣险些被杀，趁乱逃回天水。原绿林兵王匡则投降赤眉，与赤眉合兵后攻打长安，更始三年六月，方阳因为更始帝杀了兄长方望，因此力劝赤眉军尽快立一个皇帝以号令天下，攻灭更始。于是赤眉在郑县 4 立西汉城阳景王的后裔刘盆子为皇帝，改元建世，这支从渤海海滨一直游荡到长安的流民集团，至此总算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当时在齐地，祭祀城阳景王是很兴盛的民间信仰，换言之，赤眉的这种政治意识仍然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因素，并不纯粹。
同在这个月，31岁的刘秀在鄗 5 即位，改元建武。在祭天大典的祝文里，刘秀郑重向上天表达了图谶的微言大义：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如同王莽对符命的笃信，刘秀也相信自己的天命依托于图谶。大业初定，刘秀向洛阳行进，专心巩固基础，对长安内外绿林兵和赤眉军的火并坐山观虎斗，伺机收取渔翁之利。
九月，赤眉攻破长安，与此同时更始帝的洛阳守将归顺刘秀；十月，更始帝向赤眉军投降，刘秀则定都洛阳。赤眉入主长安，数十万曾经的关东流民住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法纪迅速败坏，他们烧毁宫殿，抢劫市民，发掘帝陵，据说还侮辱吕后遗体。长安被破坏殆尽，几乎沦为废墟。三辅随即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 ” 6 。即使在皇宫里，掖庭的宫女、祭祠的乐伎也大批饿死。赤眉军严重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建立有效统治的后果最终由普通人所承担。
与之相似，王莽的失败也是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应付危局。所不同的是，王莽所面临的危局是他自己再造的。班固在《汉书》中为王莽作的虽然是“传”，但实际上就是帝王本纪，在最后的赞词里，班固曰：
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 7
将王莽与始皇帝并列，指出其殊途同归，实属慧眼，当然原因并不局限于焚《诗》《书》、诵“六艺”之类。千载之下，回眸来观，王莽之败，源于他再造了一个秦皇汉武所面临的危局。
秦皇汉武，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近乎盛世，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秦朝无盛世，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过汉武帝。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王莽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受禅为帝，得到海内民众的支持，但即位后的政策，无论怎样花样百出，祥瑞迭现，概括来说就是三个结果：
第一，王莽改制没有成功。特别是王田制、私属制，都是旨在实质性缓解社会矛盾、消除贫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却是最早宣告失败的措施，意味着国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败。与此同时，一些无关实际、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区划的改变、郡县和官职的更名等，却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实现，进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统的败坏。他坚持实施的几项改制措施，如盐铁专卖、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等，又基本上是汉武帝曾实行过且被当时的儒家诟病的弊政。总之，改制的失败意味着王莽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没有兑现，没能解决掉西汉后期的问题，这就抽离了王莽当圣王的根基。
第二，再造了秦皇的对内统治格局。前番曾说过，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但这里有一个程度的深浅，也就是“管多管少”的问题。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种极端的统制思维，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但统制思维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不到“管起来”具有高昂的成本，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文法吏虽然效率很高，但缺乏弹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问题，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王莽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第三，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关系。打仗，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部边疆有一道草原、渔猎与农耕的分界线。因此从周直到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面临着边疆战争的威胁。正如严尤所说，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也得花费半生，耗尽大半国力，才能对匈奴追亡逐北，与西域纵横捭阖，向西南凿空开拓，而且最终要与四邻和平共处。王莽与匈奴的“奇怪战争”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但年年在边疆驻守，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因此，王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秦始皇挟秦制之酷烈，对六国进行“降维打击”，可以取胜并统一；汉武帝掠夺民间财富以击匈奴，但是用人得当、货币稳健、务实精干，最终险胜。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不然汉朝也将危矣。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来欺世盗名，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篡位”之说，等同于污蔑，如果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呢？
3
刘秀还真不算篡位，在古代的历史叙述里，刘秀是复兴汉朝的中兴之主；两汉虽有东京西京、前汉后汉之分，事实上是两个王朝，但在法统上仍被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汉朝。时人把秦朝和新朝都归于“闰位”，不作数。
刘秀是西汉皇族后裔，从血统上说，东汉当然是西汉的延续，但延续不等于复制，经历过新朝这几年，一切彻底变了。虽然后世会评说刘秀“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8 ，但不管刘秀是否意识到，他和他的皇朝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王莽烙印。
就像汉高帝实际上是一个“战国”人，刘秀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朝”人。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刘秀才六岁，西汉末年和新朝时人普遍具有的信仰他都有。他是新朝的太学生，是在新朝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符命、灾异、祥瑞、图谶、纬书，都是他信仰世界里的重要部分。
作为儒生的刘秀非常热爱读书，喜欢钻研思考儒家学问。他每次出去打仗，总能带回一些书并且倍加珍惜，好好收藏。他入主洛阳时，光书就拉了好几车。即使当了皇帝，他也特别爱和老朋友们彻夜谈论儒家经典，分析经学义理，毫无倦意，这与王莽登基后整日和大臣们聊经义礼乐，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王莽身边围绕着许多爱说符命的大臣，帮助刘秀成就帝业的功臣里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军。比如同学邓禹年十三通晓《诗经》，冯异通《左传》，贾复习《尚书》，等等。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经学的经师，也未必跟从过什么名师大儒，但这更反映了新朝对儒家的推崇已经淫浸到地方、基层，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赵翼曾感叹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 9
“儒者气象”，说明刘秀缔造的汉朝，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他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在西汉，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而新朝，是帝国要标榜儒家。当王莽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归于失败，儒家转向刘秀，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为刘秀开出了新局。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用当时话说，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
春秋时期的孔子，怎么可能为汉朝制法呢？这是因为，在儒家今文经学的话语里，孔子是素王，为千秋万代制定了法度，这里的“法”不是法家的“律法”，而是以伦理教化为基础的政治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大立法者”。他虽然早已死去，但留下的法度始终支配着社会的运转。
如果以一个西汉人的视角看历史，会发现孔子死后只有秦，但秦是法家立国，所以说“孔子为后世立法”时，就是“孔子为汉制法”。这就好比说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美国立法，只是一种修辞。但是，经历了新朝，又不同了。东汉皇室需要强调汉朝是儒家命定的唯一圣朝，就把这句话解读为，孔子活着的时候已经预言汉朝将实现他的理想，而证据就是大量的谶纬，比如《孝经援神契》里有“丘制命，帝卯行” ，丘是孔丘，卯是刘姓。
谶纬，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一个新局。
正如王莽受禅基于符命，刘秀的称帝也基于谶纬。这倒不稀奇，刘秀所信奉的谶语并不新鲜，那年头称帝称天子的人里面，谁还没有个谶呢？
真定王刘扬有“赤九之后，瘿扬为主 ” 10 ，因为他是汉高帝九世孙，又长了个“大脖子”。土匪张满本来只是打家劫舍，也打出要当王的旗号，被杀之前感叹说“谶文误我” 11 。
四川的公孙述有“废昌帝，立公孙” 12 ，刘秀知道后，像书呆子一样专门写信给公孙述，辩论这里的“立公孙”不是指他公孙述，而是汉宣帝，还在信的最后署名“公孙皇帝”。虽然公孙述最后败于刘秀，但刘秀写信争论谶语这件事，和王莽指着甄丰的手纹辩说“天子”是“一六子”，行为上没啥区别。
当然，刘秀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对谶语就深信不疑。当年王莽以符命任命哀章、王兴等人为高官，被后代学者当作他荒诞的证据。其实刘秀同样如此，因为纬书《赤伏符》里有“王梁主卫作玄武 ”之语，“玄武”和“大司空”都主水，他就把一个叫王梁的县令直接任命为大司空；还有一则谶语“孙咸征狄 ”，刘秀就想把麾下的将军孙咸提拔为大司马，因被群臣反对而作罢。前面曾说过，王莽虽然以符命封官，但并不授权，刘秀照谶语封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官员。
有一次，刘秀询问博学多闻的新朝旧臣桓谭，要建立灵台，用谶来确定其位置怎么样。桓谭此时已经老朽，沉默良久，说，“臣不读谶。 ” 13 刘秀问他原因，桓谭大谈谶纬不合儒经。刘秀大怒，要斩杀桓谭。桓谭叩头不止，鲜血直流，过了好一会儿刘秀才压下怒火，饶了他一命，将他外放为六安郡丞，远远打发他。桓谭在七十多岁遭此大难，路上就病死了。
倒是班彪的好友尹敏比桓谭聪明，刘秀派他去校订图谶，删掉新朝时崔发为王莽所作的谶语符命。尹敏对刘秀说，谶语俚俗，一看就是当代人而非圣人所作，怕是贻误后人。刘秀不听。后来，刘秀看到尹敏校订之后的谶语里有一句很奇怪：
君无口，为汉辅。 14
“君”字没有下边的口，就是“尹”字，那么这则谶语说的是一个姓尹的人为汉朝之辅，而这恰恰又是尹敏校订的。刘秀就招他来问。尹敏大约心中非常得意，说：我发现啊，前人都很随意在谶语里加入有利于自己的话啊，所以我也加了这句，万一您信了，不就给我个大官做了？
刘秀听了，被堵得哭笑不得，没有怪罪他，但心里老大不高兴。尹敏从此仕途最高止于谏议大夫。
值得一提的还有刘秀定都洛阳。王莽按照符命“定帝德，都洛阳” ，一度要迁都洛阳，但始终没有成行。刘秀也信任类似的谶语，实现了王莽未竟的梦想。
犹如符命是新朝的“基本法”，谶纬也是东汉立国的基石。刘秀去世前夕，正式向天下颁布八十一篇图谶，并严禁后人篡改，这与王莽向天下颁布四十二道符命完全一样。整个东汉社会特别是中上层，对谶纬保持着巨大的好感，不相信谶纬的学者才是少数。从后世发现的一些东汉普通士大夫的墓碑看，有些士大夫甚至会把谶纬附会在自己身上。
礼乐，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二个新局。
刘秀总体是一位比较谦逊的皇帝。王莽青年时虽落魄，但身份地位并不低，刘秀则务农贩粮打官司，起于下层。因此，刘秀尽管也封禅泰山，但对社会民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知道天下远没有到足以制礼作乐的程度，所以他对歌功颂德的祥瑞并不感冒。但祭祀、宗庙、学校等礼乐制度，他认为必备，且基本延续了王莽时期的设计。
比如封禅。建武中元元年，经过大司空张纯的多次怂恿，刘秀终于赶赴泰山封禅，这也是他晚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张纯是何许人也？就是当年领头为王莽设计九锡礼仪的人！在张纯的安排下，刘秀按照王莽当年的礼仪封禅泰山，并在回来后建立明堂、辟雍、灵台。张纯本人则在从泰山返回洛阳途中病逝。
比如宗庙。刘秀严格遵守王莽所推崇的“为人后”之义，为了接续西汉，获得合法性，根据张纯的建议，刘秀按辈分以汉元帝为父、汉宣帝为祖，在洛阳太庙祭祀宣、元二帝，不祭祀亲生父祖；在长安的太庙祭祀成、哀、平诸帝；只在故乡舂陵 15 祭祀亲祖。若王莽在世，一定给刘秀点个大大的赞。王莽曾给汉宣帝、汉元帝等几位皇帝上庙号，刘秀非常认可汉宣帝的“中宗”庙号，予以沿用。
比如郊祀。西汉把郊祀的地点改来改去，好几十年都没定下来，是王莽确立了长安南北郊祀天地，以汉高帝配天、吕后配地的制度。东汉继续沿用这一南北郊祀制度。在研究以谁来配天时，刘秀最初主张尧，因为尧是刘氏的祖先。此时，曾给王莽设计九庙的杜林站了出来，主张应继续以汉高帝配天，被刘秀采纳。只是刘秀实在不喜欢吕后，就尊汉文帝的母亲薄氏为高皇后配地。
经学，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三个新局。
东汉建立不久，就按照西汉十四博士的配置重建了“王官学”，排斥王莽时期新晋的古文经学，延续了西汉经学的知识传承，而且和谶纬紧密结合。但是，经学自有发展的内在理路。王莽、刘歆对古文经学的推崇已经比较深入人心，因此东汉的儒家对古文经学并不仇视，古文经学在民间大行其道，两者偶有冲突，大体和谐，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儒郑玄对两派予以“集大成”的构建。
除了上述三个新局，王莽曾经没干成的事，刘秀也尝试做了一些。例如，王莽没有把王田私属令推行下去，刘秀却趁着天下刚刚安定，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当然，刘秀立国的基础之一仍然是国家和豪族之间的妥协，这本就是他从王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至于东汉多年之后将灭亡于豪族，还是后话。刘秀也先后发布六道释放奴婢、三道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继承了王莽对奴婢的人道主义态度，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法令就是王莽没有施行到底的私属令 16 。
还有勤俭节约这件事，王莽一直标榜简朴，也要求别人简朴，但他本人却从未做到，修筑九庙极尽奢侈。刘秀却表现出罕见的节俭，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死后的帝陵，他的陵墓是两汉帝陵里最小的。
总而言之，王莽的失败不等于儒家的失败。儒家抛弃了西汉，葬送了新朝，但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东汉。
作为一个地皇元年还在新朝打官司的人，刘秀对新朝没有那么深的不满。他的帝国起初继续使用新朝钱币，他也会拿出那枚写有“白水真人”的铜币感慨万分，迟迟不愿意让这个钱退出流通，直到后来才不得不恢复五铢钱。当然，王莽的钱铸造精美，在民间仍然流通，甚至流通到东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大谈孔子为汉制法，实际表现为王莽为东汉制法。新朝虽然灭亡，但有无数新朝的士大夫留在了刘秀的政府里，例如共工宋弘后为东汉大司空，绣衣执法浮湛、淮平大尹侯霸均为东汉大司徒，上谷大尹郭伋后为东汉太中大夫，等等，那些从新朝地方官摇身一变为东汉地方官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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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莽留给后世的遗产，远不止在东汉一朝。
表面的影响，就是王莽开辟了一条“周公—尧舜”模式的禅让之路，这个模式以“周公”来掌权，以“尧舜”来受禅，穿插着赐九锡、建公国或王国等措施，从而实现合法的权力交接。
自东汉末年，曹操建魏国、受九锡，儿子魏王曹丕受汉献帝禅让开始，这个模式持续了很多年，而且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这是王莽留给后代“篡位”帝王们的礼物。
另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处于历史的暗流，那就是民意。
王莽的即位有着庞大的民意基础，灾异、祥瑞、符命等可以视为民意的载体。自此以后，在帝制中国，民意也变得愈发微妙，很多好事凭借民意才能施行，很多坏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但民意始终不能直白、通畅地表达，当谶纬、符命后来逐渐被历代帝王抛弃，祥瑞和灾异则依然以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顽固地在政治场域里生存，表达着或隐晦或显白的民意。
但是，王莽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儒学自身。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不妨假设，如果王莽在执政后没有再造危局，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把皇帝干得不好就得禅位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后代继起的王朝也能遵循这一约定并不断完善，犹如儒家版本的《大宪章》，那么，帝制中国能否摆脱治乱模式，让古代的老百姓少一些乱世苦难？
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而且古代帝制之下，只要秦制不变，治乱是摆脱不了的。王莽的失败，使禅让丧失了严肃性，沦为残酷斗争的遮羞布，后世每一次“和平”禅让的背后，都有着权臣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把控；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视为美好、伟大但不可能实现的荒诞理想。
换言之，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于是东汉的儒学，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格局下，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地位被高度尊崇，但并不真正受重视。东汉不再有董仲舒、夏侯胜、京房、刘向和刘歆等“帝师范儿”的经师，儒家的政治地位明升暗降。
但东汉有更多的名士、孝子、循吏、学者。学术上，像郑玄这样的集大成者既熟习谶纬，也深研古文经学，还了解汉朝律令，力图将古文和今文经学由礼制统摄为一体，并注释汉律；士大夫们在道德上砥砺名节，他们《诗》《书》传家，涵养百年，孕育宗族，造就了汉末三国赤壁千古的风流人物。
名教中亦有风流。至魏晋六朝，才子名士们的谈玄虽然被认为是对名教的抵抗，但其实都有儒家的底色，玄言中不无政治的微言大义，但作为思想学术，受道家的影响，儒学已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疏学。那些两汉的余绪，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章句里，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特别是灾异、数术、符命、谶纬之类，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直到今天，我们在道教神符的“急急如律令” 17 里，在街头巷尾的占卜者处，多少可以窥到过往的依稀痕迹。
至隋唐，佛道大兴，儒学旧注飘零，几乎不振。幸有韩愈《原道》，文起八代之衰，悬空构建起从孔子到孟子直至他本人的一套“道统”。此时儒学的危机，已不必侈谈“政治儒学”，而是在佛教的彼岸净土和僧人的禅意超越中，努力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继而入宋，自宋初五子至南宋朱陆，皆以接续道统为己任，儒家自中唐吐故纳新四百年，终于发挥出能够对抗佛教的心性成圣之学，但无论是朱熹这一脉的“道问学”，还是陆九渊这一脉的“尊德性”，比起汉儒，其距离政治哲学的关系更远。当然，宋儒的政治品格仍然存在，把汉朝自上而下的宫廷政治哲学，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换言之，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不是给帝王制造符命谶纬，而是给民间创立乡规民约、族谱家法等。
元、明之世，朱熹理学成为王官学，陆九渊之学演进为王阳明心学，但王阳明本人以“致良知”而发雷霆之力，戡乱平叛，其后学却等而下之。明清鼎革，刺激儒生们另开新路，务实求变，儒家的政治品格体现在天文、地理、农工、军事之类的实学，但一入清朝，文网严密，对实学的追求扭曲为对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雠的研究，虽然自称重返东汉，实际上不仅疏离于政教，亦不关乎心性。
直到清代中后期，学术理路内在转移，常州学派兴起，沿乾嘉之路继续上溯，号称重返西汉政治儒学，重提今文经学，但尚未积蓄政教实绩，已闻西洋炮舰之声，西洋政教挟枪炮之利侵入中土，时代已入第二个千年之大变局。
儒学还在周、秦之变的第一个千年之大变局中跌跌撞撞，抬头已见改天换地。
随着清朝废科举，无论是哪一路儒学，再也没有王官学这一“体制内身份”的护持。而在学术领域，今文经学斥古文经学是新学伪经，古文经学讥今文经学为荒诞不经，从此两败俱伤，把腾出的位置让给了现代学术，现代学术则从汉代学术继续上溯，回到先秦诸子，回到商周彝器，将旧儒学视为未经科学审视的粗陋资料而非大经大法。此时生出的民国新儒家，将西洋政教理解为三代之治，以德国古典哲学改造儒家理学，力图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将儒学拉回政治的轨道，至今延续百年，但其踪迹多存乎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对大众而言，仿佛纸上谈兵。
至21世纪，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道术更进一步为天下裂。儒学又有锚定西汉政治儒学，以观照华夏当代乃至未来政制的学说。而孔子如何为当代立法，参与重塑当代伦理政教，似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放眼日常生活，虽然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但很难具体找到一项政制、一部法律、一样科学技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儒家。
儒家的灵魂似乎还在，但身体在哪里？
敢问，孔子应否并如何为当代立法？
敢问，王莽留给后人何种经验教训？
注释：
1 《后汉书·刘玄列传》，第470页。
2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11页注引《续汉志》。
3 今甘肃平凉泾县一带。
4 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一带。
5 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一带。
6 《后汉书·刘盆子列传》，第484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194页。
8 《后汉书·循吏列传》。
9 《廿二史札记校证》，第90页。
10 《后汉书·耿纯列传》。瘿，大脖子。
11 《后汉书·祭遵列传》，第739页。
12 《后汉书·公孙述列传》，第538页。
13 《后汉书·桓谭列传》，第961页。
14 《后汉书·儒林列传》，第2558页。
15 此时已升格更名为章陵县。
16 吕思勉：《秦汉史》。
17 道家神符常常以“急急如律令”作为指挥神仙的常用语，这是汉朝政府公文的格式语，就像今天政府印发公文，通知里会有“特此通知”或“请遵照执行”之类的话。
本书涉及年号简表 1
帝号
姓名
年号及年数
起讫时间（公元）
备注
西汉
汉高帝
（汉太祖）
刘邦
元年—十二年
前206—前195
刘邦于五年即帝位
汉惠帝
刘盈
元年—七年
前194—前188
高后
（吕后）
吕雉
元年—八年
前187—前180
汉文帝
（汉太宗）
刘恒
元年—十六年
元年—七年
前179—前164
前163—前157
前163年改元，未有年号
汉景帝
刘启
元年—七年
元年—六年
元年—三年
前156—前150
前149—前144
前143—前141
前149、前143两次改元，未有年号
汉武帝
（汉世宗）
刘彻
建元元年—六年
元光元年—六年
元朔元年—六年
元狩元年—六年
元鼎元年—六年
元封元年—六年
太初元年—四年
天汉元年—四年
太始元年—四年
征和元年—四年
元年—二年
前140—前135
前134—前129
前128—前123
前122—前117
前116—前111
前110—前105
前104—前101
前100—前97
前96—前93
前92—前89
前88—前87
据辛德勇，汉武帝起初改元没有年号，至第五次改元之后，将之前的改元追记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第六次改元后不久追记为元封。前104年汉武帝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实行正式的年号制度，每四年一改元。晚年未及确定或追记年号即去世
汉昭帝
刘弗
陵
始元元年—七年
元凤元年—六年
元平元年
前86—前80
前80—前75
前74
元平元年，昭帝去世，昌邑王刘贺任27天皇帝后被废，汉宣帝即位
汉宣帝
（汉中宗）
刘询
（刘病
已）
本始元年—四年
地节元年—四年
元康元年—四年
神爵元年—四年
五凤元年—四年
甘露元年—四年
黄龙元年
前73—前70
前69—前66
前65—前62
前61—前58
前57—前54
前53—前50
前49
据辛德勇，本始年号一直使用到“本始六年”，霍光死后，宣帝亲政，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本始六年为地节二年
汉元帝
刘奭
初元元年—五年
永光元年—五年
建昭元年—五年
竟宁元年
前48—前44
前43—前39
前38—前34
前33
初元元年，王政君为皇后初元四年，王莽生
汉成帝
刘骜
建始元年—四年
河平元年—四年
阳朔元年—四年
鸿嘉元年—四年
永始元年—四年
元延元年—四年
绥和元年—二年
前32—前29
前28—前25
前24—前21
前20—前17
前16—前13
前12—前9
前8—前7
永始元年，王莽袭新都侯
绥和元年，王莽为大司马
汉哀帝
刘欣
建平元年—二年
太初元将元年
建平二年——四年
元寿元年—二年
前6—前5
前5
前5—前3
前2—前1
建平元年，刘秀生
建平二年，刘欣改元太初
元将，以求再受命。旋即废除，恢复建平二年
汉平帝
刘衎
元始元年—五年
1—5
刘欣死后王莽再任大司马
元始元年，王莽为安汉公元始四年，王莽为宰衡
皇太子
（孺子）
刘婴
居摄元年—三年
初始元年
6—8
8
刘衎死后王莽居摄
新莽
王莽
始建国元年—五年
始建国天凤元年——六年
始建国地皇元年——四年
9—13
14—19
20—23
王莽以十二月为岁首，始建国元年正月即初始元年十二月
地皇四年十月初三，王莽被杀
更始
刘玄
更始元年—三年
23—25
更始政权改正月为岁首，更始元年九月初三，王莽被杀
更始三年九月，刘玄退位
东汉
汉光武帝
（汉世祖）
刘秀
建武元年
25
建武元年六月，刘秀即位
注释：
1 本表主要根据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2001）；并采辛德勇《改订西汉新莽历史纪年表》成果，见氏著《建元与改元》第394页附录（中华书局，2013）。本书年号、年代、日期的古今对应，主要依据《公历和农历日期对照查询》（https://ytliu0.github.io/ChineseCalendar/index_simp.html）。
世系图
西汉皇室世系图（上）
注：×号指婚姻关系；带箭头的竖线指皇位的继承关系；不带箭头的竖线和折线指生育关系。 下 同。
西汉皇室世系图（下）
王氏家族世系图
注：
1．王逢时之子，《汉书·元后传》作“王买之”，《外戚恩泽侯表》作“王置”，疑为一人。
2．王舜之子王揖，《莽传》称王舜死后，“子延袭父爵，为安新公”。但《外戚恩泽侯表》又有“公摄嗣，更号和新公”，《莽传》又有“和新公王揖”，疑王摄、王揖是同一人。又据《莽传》，安新公王延投降更始政权后被杀，和新公王揖与王莽同死于渐台上，因此王延、王揖非同一人。至于王舜的爵位继承的矛盾，疑王延继承的是安新公爵位，王揖继承的是王舜原来的安阳侯爵位并改为和新公。
3．王莽私生女王捷的封号，据《莽传》为“睦逮任”；《匈奴传》载须卜当与云之子“奢”被封后安公，娶“陸逯任”，应即王捷，封号形近而误。
舂陵侯家族世系图
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家族世系图
参考书目
古籍
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7
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艺文印书馆影印嘉庆二十年江西府学刻本，2007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7
班固等：《汉书》，中华书局，1962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7
刘珍等：《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
荀悦、袁宏：《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2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5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02
汪继培：《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
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
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
孙星衍：《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
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2020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刘歆等：《西京杂记（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专著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职史稿》，齐鲁书社，1984
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史》，中华书局，2011
陈直：《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
《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
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
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葛承雍：《王莽新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2014
龚鹏程：《汉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008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黄留珠：《刘秀传》，人民出版社，2003
姜忠奎：《纬史论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
李硕：《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文津出版社，2020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刘庆柱：《地下长安》，中华书局，2016
罗建新：《谶纬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经学抉原》，巴蜀书社，1995
孟祥才：《王莽传》，人民出版社，2016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
《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2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4
《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沈展如：《新莽全史》，正中书局，1977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孙少华：《桓谭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汤志钧：《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东大图书公司，1994
王子今：《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中信出版社，2017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
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华书局，2011
《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中华书局，2011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徐景昭：《禅让、世袭及革命：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的君权传承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许倬云：《求古编》，商务印书馆，2014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中华书局，2006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1943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
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修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张树国：《楚骚·谶纬·易占与仪式乐歌：西汉诗歌创作形态与〈诗〉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朱腾：《渗入皇帝政治的经典之学：汉代儒家法思想的形态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美）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新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
（日）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马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日）桥本敬造：《中国占星术的世界》，王仲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
（日）日比野丈夫：《秦汉帝国：中国文明的历史（三）》，吴少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日）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顾姗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日）纸屋正和：《汉代郡县制的展开》，朱海滨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日）佐竹靖彦：《刘邦》，王勇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其他
刘翔平：《神经质人格（修订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
孙志新主编：《秦汉文明：历史、艺术与物质文化》（图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美）巴巴拉·W.塔奇曼：《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中信出版社，201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
《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99
（美）保罗·J.席尔瓦：《文思泉涌：如何克服学术写作拖延症》，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美）伯格、（美）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美）博格：《精准拉伸：疼痛消除和损伤预防的针对性练习》，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美）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6
（美）马克·克雷默、（美）温迪·考尔：《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英）玛丽·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古希腊）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华夏出版社，2007
《论僭政》，华夏出版社，2006
（荷兰）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论文
董涛：《王莽威斗及相关天文信仰问题考察》，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5期
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载《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胡平生：《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简牍校释》，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2期
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载《考古》1989年第3期
纪国泰：《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4期
李炳泉：《西汉中常侍新考》，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
李大龙：《关于高句丽侯驺的几个问题》，载《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第21卷第6期
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李俊芳：《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刘次沅：《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4期
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载《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刘凯：《九锡渊源考辨》，载《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刘伟：《天帝与祖先：〈尚书·金縢〉解义》，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见《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刘宗迪：《太史公之死》，载《读书》2007年第3期
苏诚鉴：《“欲法武帝”与“附会〈周礼〉”——论王莽“六筦”及其“税民”之制》，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王国庆：《匈奴单于位继承初探》，载《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吴国武：《帝舜姓氏考辨》，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载《文史》2018年第4期
阎步克：《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袁青：《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载《江汉学术》第33卷第5期
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载王健文主编《政治与权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张利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摄政》，载《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赵贞：《汉唐天文志书中的“白衣会”》，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
（日）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载《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统治系统”论的射程》，载《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后记与致谢
王莽的面目一直晦暗不清。
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有圣王、篡位者、骗子、伪君子、政治家、改革家、早期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左派儒教士等等，网络上还有人不无褒义地称他是“穿越者”。20世纪以来，因为社会观念的激荡，对王莽的不同评价像一只剧烈摆动的钟摆，还会出现“欲言又止、矛盾反复” 1 的状况。
这当然有历史观念演进的原因。社会从古代跨入近代和现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变化很正常。但王莽更为典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护的一面。夸张一点讲，思想界每出现一个新的流派或学说，王莽就会多一个新的标签。
这就使王莽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众所周知，王莽的史料相对较为单一，虽然也有一些出土文献，但主要来自《汉书》诸篇，特别是最后一篇《王莽传》，班固以空前庞大的篇幅为王莽立传，名为“列传”，实为“本纪”。班固既要以王莽“总结”前汉，又要以王莽“发端”后汉，还要在呈现史实的同时维护东汉官方对王莽的定性。这使得《汉书·王莽传》成为一部包含着微言大义的政治文本，即使是百分百的信史，但一定经过筛选，蕴含褒贬，给后人认识王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
因此，尝试描绘出王莽的多重面貌，成为我这次写作的直接动机。我想不妨搁置对王莽“盖棺定论”的冲动，回到他身处的时代，置身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站在两汉之交时人对历史经验、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上，具体地看他的理想志业、人格表现、家庭关系、政治行动、改革措施，不以好坏是非、科学迷信等后见一概而论，而是借助他的行迹来探讨更深入的问题。因此，弥漫在汉代空气里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符命谶纬，就成了一个很必要的通道。
书写王莽的另一个动机是儒家经学。儒家从先秦诸子之一，到西汉逐渐成为皇朝的经学，直至推动王莽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理解儒家经学，并不能只依靠儒家经典的文本，只阅读原文和注疏是不够的。与王莽这个人物一样，经学也应该被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才能呈现儒家在这一时期的使命与成败。王莽与经学成为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当然，经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皇冠上的明珠，难度大，争议多，在本书中我无意也无力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只是尽可能将其与王莽成败的关系大概勾勒出来。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叙事来实现了。这个关于王莽的“历史非虚构”或者干脆说“历史报告文学”，应该怎么写？
对我而言，“历史非虚构”本身是一个矛盾体。既然是历史，当然不允许虚构；但“非虚构”这一文体追求叙事的戏剧性和在场感，人物要生动，细节要丰盈，要有文学的感觉。总的来说，它不是戏说历史，也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史料翻译，而是介于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独特文体。
“历史非虚构”承载的使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话题，如果因此引发读者的兴趣，他会去阅读更专业、更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历史非虚构”也应尽可能吸取学术成果，传递可靠、丰富、前沿的历史知识。
最终，我只能在“客观史实、文学叙事、经验识见、个人褒贬”这四个维度上尽可能求得平衡，戴着镣铐跳舞。这其中，经验识见、个人褒贬均受制于自己有限的阅历和眼界，不免陋见。但关于客观史实、文学叙事这两点，不妨多说两句。
一是史料辩证的逻辑。打个比方，写作“历史非虚构”，就像下属给上级写调研报告。上级对这个题材或是有所了解，或是有些兴趣，但没有工夫去实地调研（研读原文、了解前沿成果），才需要派人去写调研报告。而下属在调研中，所闻所见未必都是真的，古书不见得都正确，有些是古人的偏见，有些是记录或流传的错误。因此下属还要多渠道去了解，包括历代学者的故识和出土文献的新知，辨析真伪，查漏补缺，最终还要给上级提出见解，以资参考。因此，呈献给“上级”读者的文本，需要有增值、有侧重、有态度。
二是文学叙事的逻辑。历史写作要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不谈学术写作，也拒绝向壁虚造，“历史非虚构”应当允许一定程度的文学构思或者说“文心”。例如吸取文学叙事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方法论。事件、历史人物的话不可虚构，但不妨在文学笔法、谋篇布局、史料剪裁、场景渲染等方面努力，给读者以通俗有趣的阅读体验。
以前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常常是旁白念稿子，镜头放PPT，最多拍摄几段风景，现在一些纪录片则借助优秀的“服化道”，让演员扮演历史人物，在精心复原的场景里演绎历史情节，给人以身临其境的体验。“历史非虚构”写作也应如此，古人不是生活在孤立的时空，史书不会面面俱到地记录一个人每天做什么，但这个人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他会吃穿住行，也会吟诗歌咏，他会不断和他的时代互动。所以，尽管一个人物在史料里只留下几句话、几条履历，但我希望让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物是处在“历史语境”中。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自己才疏学浅，尽管努力尝试呈现出一个适度、丰盈、有依据的文本，但距离这个目标或许还很远。因此，我早有心理准备，无论怎样在史实、文学、褒贬和见识之间腾挪转移，也一定会同时遭受到这四个方面的批评——坚信实证的朋友会批判一些情节处理得轻率或想象过度；喜爱通俗“发挥”的朋友会批评脑洞不够大；立场不同的朋友可能会很不赞同一些褒贬评价；拥有更高识见者可能会觉得幼稚。
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有批评才是幸事，因此先提前接受下任何批评，努力改进，然后继续勇敢地去写吧！
最后是致谢时间：
首先要感谢行距文化黄一琨先生，文景何晓涛先生、李頔女士及为本书从运作到出版付出巨大努力的各位老师与朋友；感谢我的版权代理武新华、沙加之伦女士，本书得以找准切入点并付诸实践，源于我们在一次喝酒时的热烈交谈。
北京大学历史系陈侃理、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复旦大学历史系阙海等老师与朋友在一些疑难问题及稀见资料方面给予了无私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凌文超副教授、我读书时的同学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徐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蕾，好友高远致、王芳军、冯婧婧、李向品和李默伉俪等阅看了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邓安庆、左君宜、缪磊等很多朋友对我长久以来的热情鼓励，在此一并谨致谢忱。当然书中的错谬，责任均在我。
特别感谢我的老师陈壁生对我思想的启迪，感谢刘勃先生、陆大鹏兄、闵雪飞姐姐以及老领导王勇的支持鼓励，感谢2004年辞世的符郁给我播下的一粒种子。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写作，父母和岳父母给予了无私的关心，妻子在职场上的敬业勤奋不断激励我，三岁的女儿小白一见我写作就玩我鼠标砸我键盘，迫使我提高效率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书稿。
大白
2021年7月20日
于北京白又白公社
注释：
1 葛承雍：《王莽新传》，第21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