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天下
帝刘之秀，九名之世。
帝行德，封刻政。
——《河图合古篇》
一、奇怪的战争
1．一枚印章引发的反叛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底，王莽派出的十二队五威将帅，已经陆续抵达“天下”的边界。
其中前往北方的一队，是由五威将王骏率领，手下五个五威帅分别是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他们已完成向新朝臣民颁行符命的任务，接下来，要将符命颁给匈奴，并把匈奴手中汉朝册封的印玺更换成新朝的印章。
时值冬季，又是北方，天寒地冻。五威将帅们为了显示新朝威德，仪仗服饰，繁盛不减。但王骏心中仍不免有些担心，生怕此行有辱使命。
他的担心，来自六年前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3年），当时王莽强迫匈奴废除了与汉宣帝“汉人逃入匈奴，匈奴不受；匈奴逃入汉朝，汉朝不受”的约定，重订新约，要求不仅汉人，包括乌孙、乌桓及西域佩汉朝印绶的各国居民，只要逃入匈奴，匈奴都不得接受。这对匈奴显然不平等。当时从长安赴匈奴颁布新约的，正是时任中郎将的王骏和副校尉甄阜。
他们会记得，当时乌珠留单于虽然接受了新约，但双方并不愉快。这次出使匈奴，颁符命应该比较顺利，但把“匈奴单于玺”换成“新匈奴单于章”，将乌珠留单于身份大大降低，恐怕就不容易办到了。
五威将帅一行抵达匈奴王庭，乌珠留单于接见了并不陌生的王骏。按照王莽的授意，这次给单于的金帛远多于以往汉朝的赐予，气氛变得缓和亲切，王骏这才告诉单于，如今汉朝已经禅让给新朝，皇帝也换了，所以，以前汉朝的赐印也得相应换成新朝的。
单于对中原的局势应该是关心的。自汉宣帝以来，汉匈之间基本上没有战事。匈奴的内战倒是持续了很久，汉朝逐渐介入匈奴内争，杀北匈奴的郅支单于，帮助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还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呼韩邪仰慕汉朝，看到汉朝皇帝的谥号里都有“孝”字，就令今后新单于即位，名号里也要加上“若鞮”的字眼，意思是“孝”。乌珠留若鞮单于是呼韩邪的儿子，对汉朝怀德，当年为了配合王莽，特意把名字改成“知”。新约的事情虽然不愉快，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双方的关系。
正因为这种坦然，乌珠留单于在草原上拜受了新朝的诏书，正要解下旧印交给王骏，一旁的左姑夕侯——名字叫“苏”——拦住他说，“还没见到新印文，最好先别给”。苏的担心，恰恰是王骏的担心。乌珠留果然没有交出旧印。王骏由于心里有鬼，也就没有坚持。
接受诏书的仪式结束，大家进入穹庐开始盛大的宴会。烤羊饮酒，唱歌跳舞，宾主双方又热络起来。大家互相敬酒，等乌珠留给使者们敬酒时，王骏趁机提出，该把旧印给我们啦。乌珠留单于已经有了醉意，表现得非常坦荡，说了一个字：“诺 ”。 就准备解下旧印。旁边的苏看到，再次提醒，“还没见到新印文，先别给。”单于大概是饮酒的缘故，说，“印文怎么会变呢！”就解下来给了王骏，接过新印绶，看也没看就佩戴上了。
王骏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双方饮酒吃肉，喝到半夜。
回到使者的住处，五威右帅陈饶说，“刚才，姑夕侯几次怀疑印文会变，单于险些不把旧印给我们。现在一旦发现印文确实有变，一定会来索要旧印，到时候，你给还是不给？得而复失，那就有辱使命了，不如砸碎旧印，以绝祸根。”
大家一听，颇有道理，但是把旧印砸碎了，万一惹出事端，谁来承担责任呢？所以没人作声。
陈饶是燕赵人士，做事彪悍，二话不说，自己拿起斧子就把旧印砸坏了。
就为这种担当，陈饶后来被王莽拜为大将军，封威德子爵。
第二天，单于果然派右骨都侯，名字是“须卜当”，前来索要旧印。须卜当是王昭君女儿的丈夫，他夫妇俩是匈奴里面的“建制派”，对汉朝忠心耿耿。他很生气：“汉印是玺，而且没有‘汉’这个字，说明匈奴不隶属汉朝，汉朝尊重大单于为北方的首领；现在新印叫‘章’，前面又有‘新’字，这是把匈奴当成你们的诸侯了！我们要拿回旧印！”
王骏等人就把砸坏的旧印拿出来，故作镇定又假装傲慢地说：“旧印已坏，单于要奉天命，遵循新室的制度。”
须卜当回去禀报乌珠留单于，单于无奈，考虑到这次接受的金银布帛特别多，就暂时作罢，派遣弟弟右贤王带着牛羊等谢礼，跟随五威将帅返回长安致谢。
一行人走到单于另一个弟弟、匈奴左犁汗王——名字叫“咸”——的地界，发现了许多乌桓人。按照当初和匈奴的新约，匈奴不能受降乌桓人，就勒令匈奴把乌桓人退回去。
这件事成了压垮双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乌珠留单于想到过去的种种，想到匈奴连劫掠一些乌桓的人口都不行，决定不再对新朝服软。不是要把乌桓人送回去吗？行啊，单于派遣十余人，率领兵马万骑，以护送乌桓人回故乡的名义，屯兵朔方郡 1 边境。
兵气一下子就起来了，中原与匈奴多年的和平关系，在始建国元年年底终结。
与此同时，在西域诸国，在西南的钩町等国，五威将帅们同步更换了他们的印绶，将他们的王号降为侯，诸国心中也颇不满。匈奴在朔方屯兵的消息传来后，诸国嗅到一些特别的味道。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甄丰的儿子甄寻制造符命，怂恿皇帝拜甄丰为右伯。右伯居西，兼治西域。甄丰有到西域“调研”的打算，消息传至，诸国并不欢喜，因为这意味着繁重的接待任务。
从车师国分出的车师后国对此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戊己校尉就在附近屯田。戊己校尉是仅次于西域最高行政长官西域都护的高官，也是负责屯田的武官。甄丰如果来，必定会到车师后国。
车师后王 2 就和大臣抱怨，按照惯例，要提供牛羊粮食，还要担当向导、翻译。但整个邦国也就一千户，三四千人口，去年五威将帅来宣符命时，尽力接待都达不到要求，如果是甄丰这样的高官前来，那国家就算掏空也没法完成接待任务。
车师后王的想法是，不如干脆逃到匈奴去吧。
大概是身边有耳目，他的这个打算虽然并没有实际行动，却被戊己校尉刁护探知。刁护把车师后王招来询问，王不敢不说实话。但没想到刁护丝毫不留情面，给王戴上刑具，押送至西域都护府发落。
车师后国虽然小，但人家好歹也是王。尚没有叛乱的实情就如此羞辱，实在没必要。囚车离开时，许多居民哭着送别，因为他们了解中原的习惯，他们的王怕是回不来了。
果然，囚车一到，西域都护但钦立即斩杀车师后王。
王的兄长听说后，悲愤交加，带领国中两千多居民和大量牲口，举国投降匈奴。
单于正在为前番的事情恼火，见此情景，偏要违反约定，不仅接纳了车师后王兄的投降，还派兵和王兄一起，返回车师地区。这里还有车师国分出的另一个小国车师后成国。九月，匈奴攻杀了后成国的首领“后成长”，还击伤了西域都护司马。
匈奴来势汹汹，祸不单行的是刁护赶巧又病了，为了防备匈奴进攻，他派遣属官校尉史陈良屯兵桓且谷，另一名属官校尉史终带负责粮草，司马丞韩玄和左曲候任商分别带兵守卫。但万万没想到，陈良、终带等四人觉得形势不妙，西域很可能在匈奴的压力下背叛，到那时，孤悬西域的他们必将死于战事。再加上他们对王莽的登基颇有不满，就谎称匈奴来袭，率领三四百军士冲入戊己校尉府，将刁护及全部男性亲属杀光，挟裹着女眷儿童以及其他驻扎此地的官吏及家属两千多人，打出“废汉大将军”的旗号，向北逃入匈奴。
陈良、终带被委任为匈奴的乌贲都尉 3 ，就住在乌珠留单于那里，常常陪单于饮酒吃肉，颇得信任。
匈奴屯兵朔方的挑衅和陈良等人的叛乱，令王莽不得不正视边境问题。他大概没有想到，只是更换一枚印章，竟然前前后后惹出这么多麻烦。他并不认为将“四夷”降格有什么错，新朝自己都取消了王号，按照五等爵制，皇子只是公爵，很多高官也只是侯爵，西域的城邦有些还不如中原的县大，降为侯有何不妥？
何况他们都是“蛮夷”！
儒家今文经学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异内外 ”，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意思是说，文明和野蛮是有内外区别的，文明的华夏就是要高于野蛮的夷狄，新朝比汉朝都要“文明”，比匈奴就更不必说了。在匈奴的印章上加一个“新”字，本意并不是要高你一头，而是文明的新朝要拉野蛮的匈奴一起奔向文明嘛。换言之，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国际秩序，本身就是新朝改制的一个重要关节。
其实，早在汉宣帝时期，汉廷就争论过对匈奴的礼仪。当时呼韩邪单于来朝，丞相黄霸等人也根据“异内外 ”的原则，主张以诸侯王礼仪对待匈奴，位次在诸侯王下。太傅萧望之站出来，据理力争，认为不可，他的理由有二：第一，匈奴虽然现在关系好，但本质上是“敌国”，也就是独立国家，不能以臣下之礼待之，朝见位次应在诸侯王上，双方的关系本质上是“羁縻之谊”，即笼络而非实际控制；第二，如果把匈奴当臣属，现在双方关系好还可以维持，但保不齐以后关系变差不来朝见了，那就是叛臣，天子必须得讨伐，反而被动，打输了政治后果更严重，打赢了也会劳民伤财。以兄弟之国待之，将来关系差了也没有讨伐的压力，反而更能凸显华夏比蛮夷要文明。
萧望之的观点确属老成人之言，因此被汉宣帝采纳。王莽实际上是推翻了这种政策，回到当时被否决的意见上去了。
于是，萧望之的预言不幸言中。匈奴的兵马已经到来，北方边境持续几十年的安定已经被打破，有些百姓开始逃亡内地。西域也出现不稳的征象，西域都护但钦已经上书提醒，匈奴南将军 4 有可能入侵西域。
2．不平静的草原
王莽不得不做准备了。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底，王莽分别从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对匈奴正式展开攻势。
政治层面，他下诏赞扬呼韩邪单于“累世忠孝，保塞守徼 ”，现在与匈奴关系恶化，责任都在他的儿子乌珠留单于。因此，将乌珠留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罪当死。诏令还说，草原上有十五个呼韩邪的子孙，要把草原分成十五份，封给这十五个子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匈奴版本的“推恩令”，显示王莽对匈奴内斗的传统、匈奴和汉朝交往的历史是相当熟悉的。匈奴并非帝国，也没有中原那种册立太子的继承人制度，以往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大致各占一半 5 ，因此每当新的单于上位，他的兄弟、叔伯们仍自有地盘和兵马，常常爆发内斗。王莽抛开乌珠留单于，以财产引诱贿赂其他匈奴贵族，看上去是分而治之的好办法。
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正如萧望之所说，匈奴实际上是独立的异国，用这种“干涉内政”的策略，俨然把匈奴当成给自己看家护院的藩属，只会更加激怒匈奴。
军事层面，王莽展示了大手笔，颇有效仿汉武帝的姿态。汉家承平数十年，财政方面很宽裕，新朝有足够的储备发动一场对匈奴的全面战争。他委派宠臣、立国将军孙建为“总司令”，选拔了十二位将领，分成六路，每路两员大将，屯驻的地点，最东边的是渔阳 6 ，最西边的是张掖 7 ，中间绵延今天的河北、内蒙古，遍及整个北方边境。这十二位将军里，有前番出使的王骏，有后来官至国师的苗 ，有新朝名将严尤 8 ，还有当年教授皇帝《左传》的陈钦，一时群贤毕至。
而军队，既有来自郡国的调拨，也有招募赎罪的囚徒。他们从全国各地辗转赶到这六路驻守的地点。粮食也从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王莽的计划是，先抵达前线的军人就地驻扎，待凑够三十万人，储备下三百天的干粮之后，六路大军就从十条路线同时进攻，一举把乌珠留单于赶到更北方，然后正式在草原上分立十五单于，一劳永逸解决北方问题。
显然，仅仅凑够人数和粮食，就不是一朝一夕、三五个月能做到的事情。自此，从江淮海边到北方前线，驿道上的兵士、押送粮草的官吏、传送消息的使者，络绎不绝，绵延几千里，吏民抛家舍业，苦不堪言；而已经到达边境驻地的军将，却没有仗打，边境寒冷，条件艰苦，放纵的军士们开始骚扰那些本就日益窘迫的百姓。
一时间，北方边境和驿道周边的老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或是当了流民，或是当了土匪。王莽有所耳闻，先派尚书大夫赵并到前线劳军，并担任田禾将军，在北原郡 9 的前线主持屯田，以减轻粮草压力；还派遣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在边境郡县督查，结果这些人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反倒与与驻军合伙欺行霸市、鱼肉百姓。
在古代，战争机器一旦开动，正常的农业、工商以及地方行政秩序就会被打乱，一切给军事让位。而军事一旦优先，军人侵扰是难免的事。
大兵集结期间，王莽派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率领兵马万骑，携带很多珍宝，进至云中郡边境，放出消息，看看能不能引诱出呼韩邪单于的子孙们。
果然，乌珠留单于的异母弟弟，前面曾经和新朝打过交道的右犁汗王“咸”带着儿子“登”，和另一个异母弟弟“助”，出现了。
按照王莽的意思，咸被立为孝单于，助被立为顺单于，两个人都被赐予黄金。《汉书》在描述这件事时，用了一个词“胁拜 ”，似乎是强迫他们接受的。但强迫难以说通，大概是相互之间有什么交易吧。随后，助、登两人跟随新朝大军返回长安，大概有人质的意思。
回到长安后，王莽很高兴，这似乎证明了他的计划很高超，就封蔺苞为宣威公，拜虎牙将军；封戴级为扬威公，拜虎贲将军，并安置好登、助两个匈奴人。不久，顺单于助病死，皇帝让登袭为顺单于。
皇帝养着顺单于，是想着日后平定草原，好把他分封过去。
但咸得了“孝单于”的名号后，大概觉得两国交战在即，此举颇为不妥，就回到匈奴王庭，向乌珠留单于请罪，辩解自己是被迫接受的。单于很恼火，可能也不相信他的话，把他贬为“于粟置支侯”，这是匈奴一个低贱的官，以示惩罚。听说助、登还去了长安，单于愤愤地说：“先单于所受的是汉宣帝的恩，今天的天子不是宣帝子孙，凭什么当天子？”这句话意味着，单于拒绝承认新朝有权继承汉朝，一旦战争爆发，他不是对汉朝忘恩负义。
到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的军队还在北方集结时，单于为了报复，派遣左骨都侯等人率军进入云中郡，对官吏和百姓大加杀掠。边境形势进一步恶化，匈奴入寇成了常态，左右部都尉、各种封号的王，频频侵入边疆郡县，规模大的上万人，中等的数千人，少的也有几百人。在潮水般的侵袭中，雁门郡、朔方郡的太守、都尉先后战死，被掠去北方的吏民牲畜财产不可胜数，边境仿佛回到汉武帝初年。
形势危急，屯驻在渔阳的讨秽将军严尤有些着急了，他给王莽上书，提出打这种仗，吃的是财政和粮草，应该速战速决，节省民力，他愿意带领一支军队深入草原，以雷霆之势重创匈奴。
王莽自有想法，没有理会。于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新朝这边，大军持续集结；匈奴那边，骑兵不断袭扰，但双方始终没有爆发战争。
在这奇怪的局面下，云中郡受到的袭扰最频繁。而驻屯云中郡的是王莽以前的老师陈钦。他抓了些匈奴俘虏，一审讯，发现他们属于王莽前番自以为引诱成功的孝单于咸的另一个儿子。
王莽接到报告后很生气，为了报复咸，就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特意在他会见外国使臣和首领时，于长安市场上公开斩杀了咸的儿子，顺单于登。登的随从，大概是匈奴的一些小贵族，也一齐死难。
这个消息暂时没有传到咸的耳朵里。因为现在的边境已经和从前不同了，南北双方音讯隔绝。有些人还记得，自汉宣帝以来，北方多年没有战争，人口滋生，遍地牛马。而现在，路边常常见到无人收殓的尸体，草丛里露出白骨……
3．高句丽的反叛
在屯驻军的东线，不仅有从内地赶来的军队，也有一支高句丽的军队。
高句丽位于辽东一带，地界挨着匈奴，所以也被征发。需要指出的是，高句丽是扶余人等族群建立的国家，和后来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国没有继承关系，与今天的朝鲜、韩国更没有关系。
这些高句丽军人士气低落，不愿意与匈奴交战，大多成了逃兵，有些还成了贼寇。始建国年间，辽西大尹（即辽西太守）田谭清剿失败，本人被杀。州郡把情况报上来，认为这应该由高句丽侯，名字叫“驺” 10 承担责任。高句丽原来是王国，这里称为侯，应该是始建国元年五威将帅颁符命时给降格了。王莽很生气，令屯驻在东线的严尤去惩处。
严尤又上了一封书，大意是，逃兵犯法，国君怎么可能有直接责任？建议让州郡做好安抚工作就可以了。现在正在备战匈奴，把罪归在侯驺身上，就把事闹大了，万一高句丽也反了，怎么办？
王莽又没有听从。严尤无奈，只好勒兵进入高句丽地界，把侯驺引诱出来，果断斩杀，并把首级送至长安。王莽大悦，封严尤为武建伯。为了表示对高句丽的惩罚，还下令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一高一下，是故意选的反义词。
然而，事实被严尤不幸说中，高句丽虽然没有正式叛乱，但自此不断滋扰东北边境，渐渐脱离了与新朝以往的关系。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西域突然爆发叛乱。以焉耆为首的几个西域国家攻杀了西域都护但钦，宫廷为之震动。早在汉成帝时期，但钦颇得王莽伯父王凤赏识，在汉平帝时期出任西域都护，至殉职前已在西域任职十二年。虽然史书上事迹不多，但从他杀车师后王的举动看，他在西域的风格可能是立威大于施恩，因此颇为西域诸国忌惮，他的被杀并不意外。
不过，但钦之死的根本原因是新朝大军陈兵北境，对西域相应减少了关照。同时，匈奴对新朝的不断侵袭，对西域产生了外部压力，促使西域叛乱。但钦是新朝驻西域最高长官，他被攻杀意味着新朝对西域已经失控。
一时间，北方、西方和东北虽然没有大规模战争，但长期备战照样运转着战争机器，持续的叛乱使边境郡县不断遭受破坏，国家的财政积累正在快速蒸发。王莽却维持着这种奇怪局面，既不进攻，也不撤防，这又影响了内地农业的稳定，更多的流民出现，再加上这几年大规模改制，推行井田、六筦特别是第一次货币改革，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整体性恶化。对此王莽不会不知道。当始建国五年草原上传来乌珠留单于去世的消息，王莽终于找到了改善关系的契机。
更大的利好是，右骨都侯须卜当执掌了匈奴实权。前面曾说，他是王昭君的长女女婿，须卜居次云的丈夫。这对夫妇以及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都是匈奴内部的“建制派”，主张与中原和平共处。须卜当用事，没有立乌珠留单于的儿子，而是“兄终弟及”，立了乌珠留单于的一个弟弟。
新单于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的孝单于咸，即位后号“乌累若鞮单于”。
在须卜当夫妇推动下，乌累单于一改和新朝对抗的政策，转而主动向王莽提出和亲。
第二年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匈奴派人到边境提出要见和亲侯王歙，也就是王昭君的侄子。王莽很高兴，派遣王歙和他弟弟骑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此行肩负了好几项重大使命：
第一，祝贺新单于即位，赐黄金衣被和布帛。如果单于高兴地接受，双方将结束长达四年的奇怪战争。
第二，向新单于索要几年前从西域逃过去的陈良、终带等人。他们杀害了戊己校尉刁护全家，是新朝的罪犯。把他们送还新朝，不仅符合道义，也是双方休战的回赠礼。
第三，商议和亲事宜。
王昭君的两个侄子抵达匈奴王庭后，受到了热情接待，他们本来也是匈奴的亲戚。在须卜当夫妇的运作下，出使整体上很顺利。唯一的插曲就是乌累单于询问起自己的儿子，顺单于登现在过得怎么样。
王歙和王飒面面相觑，他们知道两年前登已经被王莽下令斩杀，乌累单于竟还一无所知。
王歙担心实话实说会影响此次出使的主要任务，就撒谎说登在长安一切都好。
乌累单于这才情愿把陈良、终带以及当时参与杀害刁护的人都交了出来，一共二十七人。这些人都是乌珠留单于的贵客，新官不理旧账，新单于不再庇护他们了。
一路上，乌累单于还派人专程护送两位新朝使者和陈良等人的槛车。到了长安，王莽非常高兴，打算好好发落一下陈良等人。这段时间，他正在根据儒经创造新的刑名，《周易》的“离”卦有“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的爻辞，皇帝就把“焚如、死如、弃如”作为新的刑罚的名称，比如“焚如”就是火刑，“弃如”就是弃市。
《周礼》说过，“凡杀其亲者焚之 ” 11 ，陈良是叛国，和杀亲没什么两样，因此定为“焚如”。
趁着匈奴使者还没有走，王莽在城北设了刑场，邀请匈奴使者以及城内的官吏、居民前来观看。众目睽睽之下，陈良等人被用火活活烧死。虽然这个刑罚有儒经为依据，但又是一次虐杀。匈奴使者大为惊恐，他们不免会想，乌累单于的儿子登，到底还活着吗？
始建国天凤元年，新朝和匈奴终于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前期，王莽委派谏大夫如普到北方前线巡察，回来之后的报告里写道，边境饥荒，居民“人相食 ”，军人苦不堪言，建议罢兵。这年二月，益州“蛮夷”也发动叛乱，益州大尹被杀。
王莽不得不承认，原先的政策确实骑虎难下。重重压力下，他以匈奴和亲为契机，下令停止屯兵，撤回将领，只在边境设置了以国防为主的游击都尉，同时派兵去益州平叛。
奇怪的战争似乎结束了。
4．没有结局的战争
天渐渐高，云渐渐远，偶尔见到一只鹰击破长天，使者们就知道中原已远，草原已近。
离开长安之前，使者们悄悄打听了登的消息。使者的车马一到单于王庭，就向乌累单于如实描述了陈良等人被烧死的情形，并且禀报这个噩耗：单于的儿子登连同随从，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新朝公开斩杀。上次来的新朝使者欺骗了大家。
单于又伤心又怨恨，他虽然已经答应和新朝息兵，但儿子之死促使他继续派兵滋扰新朝边境。果然，新朝觉察到匈奴并没有履行约定，就派使者来询问，乌累单于一脸无奈：“这都是乌桓和匈奴的一些刁民干的，就好比你们中原的流民和盗贼，我刚即位，威信尚浅，难以禁止啊。不过请放心，我会尽力铲除！”
从边境报来的消息中，王莽辨识出这些入寇的匈奴兵强马壮，绝非盗贼，也就知道乌累单于在敷衍他。于是他又下令恢复边境屯兵，刚刚平息的边境烽火又燃烧起来。
王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匈奴如此言而无信。直到始建国天凤二年（公元15年），乌累单于派遣使者前来索要儿子登的遗体，他才明白前因后果。为了表示诚意，他决定向单于表达一个意思，当时杀害登并非自己的责任，而是因为将军陈钦的谗言。
王莽随便找了个借口把陈钦逮捕。陈钦与王莽有师生之谊，忠心耿耿，被捕时很是疑惑，但很快就明白了，这是王莽要改善与匈奴的关系，拿自己当替罪羊了。愤恨不已的陈钦在狱中自杀。
这就更成全了王莽，他盛殓登的遗骨，精选了善于言辞的儒生王咸为使者，带着陈钦已死的消息和更加丰厚的资财出使匈奴。为了显示新朝仍然是匈奴的宗主国，王莽在实质上向单于输诚的时候，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一条是要求匈奴进贡马万匹、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并归还掠夺的新朝人口；二是要求乌累单于掘开乌珠留单于之墓鞭尸。
这显然不合情理，但王咸能言善辩，据理力争，把王莽的要求一一摆出必须执行的道理，单于都说不过他。当然，说不过不代表真的会执行。此后，乌累单于依然连年侵扰新朝边境，王莽苦不堪言。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泾河的一处河岸塌方，把泾河堵住了，泾河水改道向北流去，沿岸的居民大受灾害。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巡察。王邑去了一看，塌方的地方恰好是甘泉长平馆的西岸，涉及行宫的损害，就不能说是一般的水灾，而要考虑以灾异报告皇帝。王邑是最了解皇帝的，他不敢报灾异，而是说这符合谶纬《河图》所说的“以土填（镇）水 ”之意，是匈奴将要灭亡的祥瑞。
既然是祥瑞，王路堂里，群臣一片庆贺之声。
王莽也会心，大概是觉得王邑“讲政治”吧，就派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领兵出击匈奴。当然，现在是奇怪战争，二位将军并没有出境，抵达边境后就地屯驻。
虽然王莽一直没有进攻，但准备工作更加繁忙，奇怪战争也就更奇怪了。他大量招募男丁、死囚、吏民家奴，号称“猪突豨勇 ”，这个奇怪的称呼看似是精锐奇兵，实则准备让亡命之徒当炮灰。军费膨胀得厉害，王莽新增了财产税，也就是把财产的三十分之一贡献出来。军马也不足，就命令公卿以下直到郡县，凡佩戴黄绶的比二百石以上官员，都要养军马，官阶越高的越要多养。
最奇怪的是，他还征召有特异功能的人帮助攻打匈奴，选上后能够越级做官。于是全国有上万人报名，有的自称渡河不需要舟楫；有的自称有药方，三军服药后可以不吃粮食；有的自称会飞，一日千里，可以去匈奴侦察敌情。
会飞？这也太奇怪了。王莽饶有兴趣地把他请来试飞。只见此人穿上用大鸟羽毛编织的翅膀，头上身上也都插满羽毛，浑身用带子缠结实，就开始飞。不知道他是从多高的地方起飞，总之据说是飞了几百步掉了下来。皇帝一看，这肯定飞不到草原嘛，不免失落，但一想古代有千金买马骨的寓言 12 ，为了吸引真正的奇能异士，依然封赏了这位飞人。
奇怪战争期间，匈奴的频繁骚扰和新朝的屯驻不出，使得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在西域，诸国被匈奴日益强大的压力所震慑，陆续背叛新朝，投入匈奴的怀抱。为了挽救西域，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晚些时候，王莽选派五威将王骏，带领新任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进入西域，尝试恢复但钦的事业。
王骏是前锋，又有和匈奴打交道的经验，他的军队主要是征发自莎车、龟兹的七千西域兵士。进入西域后，各国纷纷出迎。王骏发现，上次杀害西域都护但钦的焉耆也投降了，寻思找个机会攻杀焉耆，给但钦复仇，就命令戊己校尉郭钦另外带一支军队，以备万一。但万万没想到，焉耆是诈降，还没等王骏动手，焉耆的伏兵已经先发制人，杀死了王骏。
等戊己校尉郭钦赶来，焉耆等国的军队主力已经撤走，只剩下打扫战场的老弱和辎重。郭钦对这些老弱病残杀戮一番，挽回些许颜面。西域都护李崇收拢剩余军队，收缩势力范围，在龟兹驻扎。
知道王骏死难的消息，王莽心情复杂。他知道，这次行动实质上失败了，但依然对郭钦大加褒赏，封为“剼胡子 ”，子是子爵，“剼胡 ”是彻底剿灭胡人的意思。这个爵号显示了王莽的内心独白：必须彻底剿灭四夷。
不过这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从这一年起，郭钦、李崇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杳无音信。新朝彻底失去了西域。
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乌累单于去世，弟弟呼都单于即位，匈奴和新朝终于又等来一次改善关系的机会。新单于表现得很亲善，特意派了两名使者到长安，这使者不是外人，一人是须卜当夫妇的长子，名字叫“奢”，一人是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就是说，两位使者都是王昭君的外孙，其诚意可见。
接见完使者，王莽却没有立刻答应与匈奴改善关系。他有了上次乌累单于反复无常的教训，觉得呼都单于也难以信任。要想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还是要靠战争，并且单于一定得是自己人。
皇帝召集廷议，讲了自己的设想：匈奴贵族里，真正心向中原的只有一个人——须卜当。所以，新朝应该把须卜当养在长安，立为单于，然后大军出击攻破呼都单于，再送须卜当过去即位，从此边境永宁。
此时，严尤已经升任大司马。他当廷提出反对，理由是：须卜当在匈奴是很重要的人物，控制着匈奴右部，他控制的地方从来不侵扰边境，并且单于一有动静就给我们报信，好比高级间谍。如果把他安置在长安，那和一个普通的胡人有何区别？比较利弊，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
王莽不听。
随后，新朝以奢的名义，邀请奢的父母也就是须卜当夫妇来到边境。新朝派去的说客是王歙。史书说，王歙“以兵迫胁 ”须卜当夫妇到长安。此颇为可疑，很难想象王昭君的侄子会用军队迫使王昭君的女儿和女婿，而且王歙是由奢陪同前往边境的。更可能是王歙和奢赞同皇帝的策略，并劝说须卜当夫妇同意，鉴于这是极为重大的政治决策，夫妇俩并没有马上同意，内部可能还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以至于夫妇俩的次子没有一同去长安，而是掉头返回匈奴。但最终，须卜当夫妇跟随王歙和儿子奢抵达长安。
他们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王莽倒是火速履行承诺，封须卜当为须卜单于，封奢为后安公爵，对父子二人极为尊宠。后来，须卜当去世，奢继承单于之位，更受尊宠，还娶了王莽的私生女。
按理说，走完这一步，王莽应该派大军横扫北境了。
王莽的确指派严尤与廉丹这两位名将出征，号“二征将军”。廉丹是刚刚从西南边境战场上赶回来的，虽然打过几场胜仗，但终于未能平息益州的叛乱，整个西南边境的局势与北部、西部一样，已经糜烂难收。
严尤和廉丹的出兵，需要整个北方战线的全面配合，毕竟奇怪战争已经持续快十年，就为了这次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如此漫长的边境战线是很难调度的，不是这里军队没准备好，就是那里粮草又不足。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勒令全国每个郡缴纳百万谷帛给前线，但军事行动仍然没启动。延宕之际，内地的叛乱也起来了，关东的流民号称赤眉 13 ，开始攻城略地。
呼都单于见自己的使者去示好，非但没有换来什么利益，反而给自己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须卜单于，其恼怒可想而知。须卜当走后，他原本负责的匈奴右部换成了单于的人，于是整个北方战线从东到西，都在遭受匈奴的袭击。
边境的流民逃到内地，发现内地也开始动荡。
然而王莽始终不愿意与匈奴息兵，严尤几次上谏都不听。直到最后一次，严尤力争征伐匈奴已经不是新朝的首要任务，当下应该关注关东的赤眉军。但恰恰是这句话惹怒了皇帝，他立刻免去严尤的大司马之职，还把匈奴问题的责任推给严尤：匈奴不绝，盗贼不息，都是你不畏天威，不听从我的诏命！
离开了大司马的职位，离开了对匈奴作战的任务，严尤是否会想起，早在形势尚好之时，他曾经给皇帝的一封上书。
在那封上书里他提出，自古以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伐没有上策。周代，把他们撵出边境，属中策；汉武帝兵连祸结三十年，虽然将其打服，但内耗严重，属下策；秦始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但御敌功效不大，是无策。
而王莽打的奇怪战争，比无策更差，把全国的兵粮调到荒凉的北方边境，大量粮草被消耗；先抵达的军人没有仗打，吃住艰苦，瘟疫流行，士气耗尽，还骚扰百姓；运输粮草不仅疲惫吏民，还占用本可以耕种的牛马。做了这么多准备，却不打仗，还要承受匈奴的破坏侵扰，而匈奴又间接促成了东北、西域以及西南所有边境的叛乱。
王莽到底图什么呢？
答案是：“儒家圣王”的功业，即“儒家国际秩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汉）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 14
从安汉公到王莽，来自四夷的祥瑞是王莽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必须代表华夏，把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按照儒家学说贯彻下去，“天下”有且只能有一个王者，就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与四夷保持和平，而是这种和平必须得按照“内华夏而外夷狄 ”的国际秩序来构建，秩序优先于和平；就像在国内的经济领域，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的稳定。
皇帝不这样做，就不会被认可为儒家的圣王，他受禅的前提、新朝的合法性等，都会受到根本损害。所以，即便打不赢，他也不会放弃政治上构建这一秩序的努力，整个新朝期间一直与匈奴保持着这种奇怪战争的局面。
与四夷关系的全面崩坏，是新朝在不具备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儒家国际秩序必然导致的结局。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失败，当然也就消解了以往积攒的祥瑞，王莽不是那个怀柔远人、万里贡赋的圣王，他甚至不能守住汉朝羁縻蛮族的遗产。
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军费开支迅速消耗着昭宣以来积攒的财富，导致征税越来越重，臣民不仅要承担更重的经济负担，还要放弃耕种出兵打仗，这就使得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税收压力更大，形成了恶性循环。当流民四起，社会趋于动荡，人们仿佛回到了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不得休息的极端状态里。
但王莽是否具备汉武帝的能力，并拥有他的幸运呢？
奢和他的母亲云一定知道答案。王昭君的这位女儿和外孙，一直留在长安等待有朝一日去北方即位，直到新朝灭亡之时，死于乱军之中。
注释：
1 长安北方，今内蒙古自治区西段。
2 此时，车师后王应该已被王莽降格为侯，但史书依然记为王，这里也继续称之为王。
3 《西域传》称乌贲都尉；《匈奴传》称乌桓都将军。两者可能是匈奴同一职事的不同译名。
4 匈奴没有南将军，应该也是匈奴职事的汉译。
5 王国庆：《匈奴单于位继承初探》，见《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该文对匈奴继承情况做了统计。
6 今昌平、密云。
7 今甘肃张掖。
8 严尤，姓庄名尤，《汉书》中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尤。为了叙事方便，本书仍以严尤称之。
9 今内蒙古包头附近。
10 高句丽侯驺的身份，目前尚未有公认的说法。这里倾向于认为驺就是被降为侯的高句丽国王。可参考李大龙：《关于高句丽侯驺的几个问题》，见《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11 此处得到《周易》研究专家、同济大学谷继明兄指导。
12 吕思勉：《秦汉史》，第186页。
13 此时尚未有赤眉的名号，这里为了叙事便利而使用。
14 《汉书·王莽传》，第4104页。
二、皇帝的执政艺术
5．严密的五威系统
始建国元年冬天，统睦侯陈崇终于收到皇帝的策书，成为新朝第一任五威司命。在新朝的五威系统中，与负责宣传的“五威将帅”、负责安保的“五威将军”比起来，五威司命体系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权力最大的。
陈崇出任这个职位，显示了王莽的知人善任。在汉朝，陈崇就以丞相司直的身份替王莽监视丞相孔光，还充任绣衣使者赴各地采风，所从事的都是需要既懂政治又擅长刺探的差使。而五威司命的职责，正是“司上公以下 ” 1 ，也就是监督上公四辅以下的各级官员，监督的内容有六条，分别是“不用命者，大奸猾者，铸伪金钱者，骄奢逾制者，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拜爵王庭、谢恩私门者” 2 。也就是抗命不遵、貌尊实奸、私铸钱币、骄奢逾制、泄露秘密、私相授受，全部围绕皇帝个人权力的维护，显示出他对群臣的高度警惕。在这套皇帝直接控制的监察体系里，陈崇虽只是侯爵，但犹如最高检察官，拥有强悍的权力。
五威司命的设置，令人想起明朝的特务机构。古代中国的历史，皇权是逐渐加强的，到明清臻于顶峰。例如，汉朝的宰相相当于“副皇帝” 3 ，正式议事时可以坐而论道，但到了后面的王朝就只能站着，到明朝取消宰相，再到清朝，多大的官员也得跪着与皇帝议事了。新朝虽然很古早，但搞出这套“五威司命”和“五威将帅”确实超前，这一部分因为，儒家惩于春秋时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的时代状况，因此格外讲究“尊尊”；另外还因为王莽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
政治是需要敌人的，当外部的敌人逐渐被消灭，政治就会从内部制造敌人。一个心胸坦荡的人登上帝位尚且免不了多疑，何况王莽呢。他很清楚，自己登上帝位之前是权臣，所以对权臣特别敏感。王莽的策略是，对高官极度苛刻，不分给实权，越是高官功臣越要找碴儿打压；对小吏常施恩惠，时而以帝王之尊为小吏撑腰；对中生代则予以笼络，着力提拔那些敢于为他充当爪牙的人。史书说：
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 4
摸清了王莽这一心态，孔仁、赵博、费兴等中生代官员就因为敢于向大臣发难而颇得皇帝信任，升职也很快。特别是孔仁，继陈崇、赵竑、苗 之后就任五威司命，替皇帝身背威斗，权倾一时。
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14年）三月，发生了一次日食。
王莽严格按照儒家经说，只要有日食，一定得策免大臣。此时的大司马逯并不得不奉还大司马印绶。但王莽还一并以日食为借口，取消了太傅平晏的“领尚书事”。
平晏是“四辅”之一，最初可能只以为这是日食的权宜之举。不久之后，平晏带随从进宫议事，身为太傅，随从想必数量不少；但进宫时，却被守门的掖门仆射给拦住了，理由是平晏的随从超过了公卿进宫随从的规定人数。
大概这种事以前没发生过，所以平晏很生气，与仆射争吵了几句。而仆射竟然无视他太傅的尊贵身份，对他出言不逊。平晏大怒，下令让太傅府的属官戊曹士将仆射抓起来。平晏心想，一个看门的胆敢教训太傅，先抓起来，和皇帝招呼一声再发落。
没想到，王莽知道后，居然调动执法，派了数百骑兵把平晏的太傅府团团包围，将戊曹士从府中抓了出来，立刻斩杀。
一个最高级的官员竟不能保护自己的下属，这对上司来说是莫大的羞辱。平晏眼睁睁看着戊曹士血渐府门，都没有经过议罪的程序，这才明白，自己被取消“领尚书事”并不是走过场，而是王莽刻意打压。
平晏曾是汉哀帝的丞相，汉平帝的尚书令，为王莽的掌权、嫁女、登基立下大功。经此折辱，平晏心领神会，不再过问政事，在地皇元年死去。
即使是皇帝非常信任的堂弟、大司空王邑，皇帝有时候也颇不留情面。大概与平晏受辱同时，王邑的一个下属大司空士，要在晚上通过奉常亭。中国古代夜晚宵禁的制度直到宋朝才基本废除，所以晚上过亭一般是不被允许的。当年李广被免官，晚上喝酒，要通过灞陵亭，亭长喝醉了不让他过去。李广说，“我是卸任将军李广。”亭长却说，“现任将军都不行，何况卸任的？”
无独有偶，大司空士要通过的奉常亭的亭长也喝醉了，问都不问，当场拒绝。大司空士只好通报了自己的官职，但亭长仍然不允许，还反问，“你到底有没有通关的凭证？”
一个亭长竟然如此苛刻，大司空士一怒，就抽出马鞭打了亭长。这位亭长也毫不示弱，拔剑回击，欲将大司空士“斩杀”。剑光落下，血光飞溅，亭长一下子酒醒了，发觉闯了大祸，连夜逃亡。案发之后，郡县依法捉拿，亭长的家人觉得事出有因，就上书为亭长求情。
没想到，这封上书被皇帝看见了，他说，“这位亭长是奉公执法嘛，不要逮捕了。”
这并不是一出《列宁与卫兵》的故事，王莽也并非褒赏亭长执法严明，他的真实意图大概是“我赦免你”。就像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辛德勒教导集中营指挥官阿蒙，随意杀人并不能体现拥有权力，“一个小偷犯罪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本可以处死他，但却赦免了他，这才是权力”，皇帝赦免亭长，是通过对底层官吏的仁慈展示自己拥有王者的权力。
此言一出，王邑心领神会。所幸那位大司空士并没有死，只是受伤。王邑狠狠斥责了他一番。
平晏和王邑这两件事，令新朝的高官们小心翼翼起来，不仅约束自己，也会约束下属。而中生代、新生代的官员、吏员们则颇为皇帝归心。
但中生代一旦成长为高官，也不免遭受王莽喜怒无常的折磨。孔仁出任五威司命后，成为皇帝的宠臣。等到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孔仁的妻子因牵连进王莽孙子孙女王宗和王妨的案子而自杀，孔仁倍感恐惧，生怕被连坐，急忙求见皇帝，免冠谢罪。皇帝一见他，果然通过尚书斥责说：
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 5
孔仁一听，懵了，怎么不问妻子的事情，反倒责怪自己免冠？孔仁免冠，是表示引咎辞职，是请罪的态度。但王莽的意思是，你没有资格辞职，让你当五威司命，给你配备六马拉的乾文车，让你随身携带威节和威斗，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源于新朝威命的尊贵。
孔仁万万没想到皇帝来了这么一出。“大不敬”是重罪，电光石火之间，孔仁应该感到一种要被杀的绝望。但王莽又下了一道诏令，赦免孔仁，重配一顶新冠。
这种忽而雷霆、忽而雨露的感受，想必会大大摧折孔仁的心理，也使他更加小心谨慎，以免得咎。
新朝立国之初，大家曾对皇帝根据符命任命高官颇为不满，造符命的哀章成了国将，守门的王兴成了轻车将军，卖饼的王盛成了前将军，大家一度在心里发出疑问：皇帝怎么能如此轻率荒唐？怎么会昧于识人？
事到如今，群臣逐渐明白过来，皇帝把这三个“阿猫阿狗”捧上高位，只是为了证明符命的正确，从而顺利登基而已，从未赋予他们实权，只是摆设、玩具。非但这三个人王莽不会用，就连真的立下大功的甄邯、甄丰、平晏，乃至刘歆，他都不用，“诸公皆轻贱 ”， 杀甄丰，冷落甄邯和平晏，杀刘歆的儿女，将这些功臣们打压得个个有苦难言，晚景寂寞。
立国的“十一公”里，除了早早死去的王舜，王莽只对两个王氏家族的亲戚王邑、王寻，以及军人孙建保持着信任。派到外地去的州牧，秩级等同于三公，也是高官，同样受到皇帝的监视。委派州牧，本是汉代已有过的制度，目的是监督一个州的事务，但王莽发现这些州牧因为地位太高，反而在纠举案件上懈怠，就增加了新职位叫州牧监副，秩级相当于元士，来行使纠举监察之责。
王莽有效管束了他的功臣、高官，既没有大举杀戮，也避免受其所制，还得到了中生代的拥护。多年以后，追随他逃到渐台的人里，有许多就是他拔擢的中生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成功的。
然而，这只是一种政客式的成功，是一种层次并不高的驭人之术，不足以达到儒家对王者的期许。
6．诸侯授爵的盛事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二月的一天，长安吏民像往常一样生活，路上行人悠然，不时有车马“轧轧”地驶过，车夫的帻巾被风吹起。高大的宫殿在地上投出巨大的影子，城墙上旗帜猎猎，城门口人马往来如织。天气虽然还显寒冷，但城市的繁华令空气里生出些暖意。
突然，长安各个城门被紧急关闭，数队步兵骑士沿路快速奔来，被驱散的行人纷纷躲避，以为是什么重要人物出来了。但是，人们又看不到尊贵的车驾，只看见军人们到处搜查，那些躲进屋子里的人照样被凶神一般的军人们盘查一番。
有些熟知掌故的人恍然大悟，这不是汉武帝时搞过的“大搜”吗？
汉武帝后期，愈加喜怒无常，时不时就会突然关闭城门，到处搜查，有时搜查奢侈逾制，有时搜查巫蛊诅咒。时间最长的一次，他令三辅的骑士们大搜长安城和上林苑，城门关闭了整整十五天！吏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据说有人因此饿死。
好在汉武帝崩后，这种事情也就绝迹了。没想到八十年后昨日重现，只不过不叫“大搜”，而叫“横搜”。街上的人们忙着逃命躲避，都不知道有哪些人、多少人在这次横搜中被逮捕，他们的命运也无从知晓。
吏民在担惊受怕和忍饥挨饿中熬了五天 6 ，终于等到军士们退去，紧闭的城门缓缓开了。
他们看见皇帝的车辇仪仗从南门出城，凡是认得出的高官显贵、皇亲国戚，都跟在后面。这到底是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这么多公侯出席，而且皇帝要特意事先横搜一番呢？
长安南郊。
明堂内外，庄严肃穆，王莽身着礼服，一群侍从和礼官围绕着他，在他面前有一座五色土组成的坛。坛的下面，则是同样盛装礼服的新朝公卿。原来，这些人全部都是拥有新朝爵位的贵族，有两千三百多人。而今天的仪式，就是正式册命诸侯。
这一刻，贵族们已经等了四年，他们是皇帝的“基本盘”，新朝的精英，是王莽最应该笼络的人。他们支持新朝，是因为新朝许诺要恢复周代的封建制度。不过，封建指的是“封土地、建诸侯”，他们早就被封爵成为诸侯，但土地却迟迟未封。
新朝的爵号基本上只是美称或包含寓意，像是荣誉称号，比如刘歆被封为嘉新公，“嘉新”是美称，很吉祥，但封地在哪里并没有体现。侯爵也一样，比如说符侯崔发，“说符”体现的是崔发最擅长的技能。同理，苗 被封为利苗侯，虽然确实有“利苗”这个地方，但作为爵号应该还是寓意“有利于农业”的意思，并非封地 7 。
这与汉朝不同。汉朝王侯们的爵号绝大多数体现着封国。诸侯王可以在封国里建立本家族的社稷；普通的列侯虽然不立社稷，但也能享用封国的食邑。因此，汉朝封爵第一件事就是勘验地图，确立国名，然后再进行授予印绶之类其他的礼仪。就连附城的前身“关内侯”，虽然没有封国，关内二字也体现着地理。
因此，新朝的贵族们绝大多数没有封国，例外的情况也有：一部分是早在汉朝就封爵并获得封国的人；一部分是王莽按照《诗经》国风的名号，建立了十几个公国，把自己的儿孙们封了过去；此外还有子婴所封的定安国等。这些国的公爵们虽然有封国，但也都没有授茅土，有专门的部监或牧监来管理 8 。
新贵没有封国，食邑也就无从谈起。看到五色土坛，他们兴奋起来，因为汉朝的时候分封诸侯王，就是按照封国的方位，从对应的颜色中取出一小块土，用白茅包好赐给诸侯王，茅土要带到封国以建立社稷、宗庙，等等。
但汉朝只有诸侯王才有资格获得茅土，普通列侯只获得印绶和享受食邑 9 。王莽的封建改制比汉朝激进，他参酌古文经和今文经，“恢复”了他心目中的周代分封制，在附城以上，有五等爵制、三等封国。而且，不论是什么级别的诸侯，都可以被授予茅土。
如此说来，新朝的贵族们理应欢呼。这几年，王莽委派侍中、讲礼大夫孔秉负责勘验地图和户籍，还从州郡“借调”了一批精通地理的人来长安，在寿成室（未央宫）里专门辟出一座宫殿朱鸟堂，供孔秉等人校理。有些公侯已经多次跟着王莽到朱鸟堂视察过工作进展了。而且前不久，王莽刚刚重新划定了九州，设立了东西南北中“五部监”，看来版图是确定清楚了。
仪式终于开始，礼官宣读起皇帝的诏书。但此时，有些站在前面的人隐约觉察到不妙。按照汉仪的经验，下一步要勘验地图，确立封国位置。今天来了两千多人，附城以上就有八百人，也就是八百个封国，那么绘制地图的竹简应该堆成了小山，但明堂之内只有五色土坛，没看见有地图。
后面的人听着诏书的侃侃而谈，说这次分封真正恢复了周代的圣治，第一等封国，是公爵封万户，地方百里；第二等，是侯爵和伯爵各封五千户，地方七十里；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各封两千五百户，地方五十里。连附城也有三十里的封地。加起来，这次分封了14个公爵、93个侯爵、21个伯爵、171个子爵、497个男爵，一共796人；此外还有附城1511人、有食邑的女性83人 10 。
如此宏大的分封，如此优厚的待遇，宣布后反而令贵族们感到不安，有人掐指一算，把天下所有的户口减去这次分封的户口，已经剩不下多少了，这还没算皇帝统治的国土。
诏书宣布完毕，礼官就按照爵位高低，把土包在白茅里授给诸侯，表示这就是未来封国的土地。接下来，就应该从五色土坛里取封国所在方位的土了，但一旁的王莽仿佛忘记了这回事。
为两千多人授茅土，不太可能都一个一个来，爵位较低的可能一批批地授予，全部结束后，也已经过了大半天的时间。诸侯们依然期盼着皇帝能够记起勘验地图这件事，没有地图就没有封国，这贵族的爵号就只是礼仪的摆设。
终于，皇帝玉音放送，谈起了地图的事情，他的意思是，地图户口的勘验校理，工作量很大，到现在还没弄完，没法给大家确定封国，知道大家没有食邑，有些不担任官职的贵族没有收入来源，因此，大家可以到指定地点领取每月几千钱的俸禄。
每个月才几千钱？
诸侯的心情可想而知。一场轰轰烈烈的分封大典，就在这沮丧、幻灭、上当受骗的气氛中结束。
没有食邑的租税，那些担任官职的贵族们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没有官职的贵族为了生计，不得不自谋出路。京城曾有一次“舆情”，就是有位新贵不得不受雇于人去做工，令新朝的爵制颜面扫地。
王莽对此并非茫然无知，封国无法落实的原因不是地图勘验这一技术性问题，而是一旦付诸实施，中央政府就没法保证起码的财政收入，更别说赋予诸侯们以实际的治国之权了，只能先拖着。
这一拖又是五年。
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六月，王莽又在明堂召集在京师的大小诸侯，再次举行授茅土的大典。
这次王莽显得很坦诚，直面上次分封没有授土的事情，说：“从始建国元年以来，我就在规划地理、考证经义以分封爵位，于今九年，终于确定了。今天，我亲自陈列茅土，告祭天神和祖先，正式给大家颁授封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国家好好养育臣民！封国在边境的，位于南方的，食邑不多，还可以从纳言掌货大夫那里领取俸禄，公爵一年八十万，侯爵伯爵一年四十万，子爵男爵一年二十万。”
比起五年前，不仅封国的事情明确了，连补贴的俸禄也空前增加。但是，这五年恰恰是新朝改制并不理想，与匈奴发生奇怪战争，经济形势变差的五年，哪来的财力支撑这次分封呢？
果然，封国也好，俸禄也罢，后面并没有认真执行，大多只停留在了纸面上。
王莽恢复封建制的失败，不仅是改制理想的破灭，主要是摧毁了他执政基本盘的信心，还加重了精英的腐败。那些希望在新朝通过封爵来获得利禄以及封国的诸侯们，也会意识到恢复封建制不可能实现，如此，继续支持王莽的意义何在？
7．官僚体制的革新
晨光在宫殿的屋顶上折射出龙鳞般的光亮，王莽几乎又是一宿没睡。
有些年老的宫人会记得，当年未央宫寝殿的夜晚也是灯火通明，成、哀皇帝饮酒作乐、彻夜不休，耳畔佩玉鸣銮，眼前歌舞升平。现在未央宫换作了寿成室，寝殿的夜晚烛火依然。
但王莽却是在批阅堆积成山的简册。
宫人们会想，真不愧是新朝的皇帝，如此勤政，白天与大臣议政，晚上还要处理政务。但他们不知道，白天，王莽很多时候把大臣喊来待上一整天，可不是在商讨政事，而是研究学术问题，诸如这一处礼仪怎么安排，那一句儒经如何理解，等等，乐此不疲，废寝忘食。
就这样，官僚们不得不赔上时间进宫，和皇帝搞“读书会”，早出晚归，经年累月，本职工作却没时间处理，各个机构里积攒着大量事务没有解决，特别是诉讼官司之类的急务。与当代社会一样，这类事务虽然不是什么关系到天下兴亡的大事，但不会因为拖久了就自然解决，只能越积越多，直至形成结构性的大问题。
晚上，王莽点灯熬油，宵衣旰食，的确勤勉。但很多事务并不重要，不是非他本人处理不可。他这么做，是吸取了自己曾架空汉帝的“历史教训”，刻意把大小事情揽过来，亲自研究、亲自处置，还刻意避开领机要的尚书们。他着意培养使用宦官，特别是财务、国库、粮食等要紧事宜，一概委派宦官管理。吏民的上书也都由宦官拆封送给他，不经尚书之手，怕尚书借此弄权或是泄露给外臣。
即便是交办给臣下或是循例办理的工作，王莽也颇不放心，总是让下边的人反复向他请示，大小事都要过问。前面的工作迟迟无法办妥，后面的事情已经积压上来，最后乱成一锅粥。
由此可见，不论是外朝的官僚，还是省内的宫官，王莽都不很信任。但种种迹象表明，不信任只是一方面，是权力斗争的浮沫。王莽的心态是觉得官僚们可有可无：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11
意思就是：王莽觉得，只要制作了礼乐制度，颁布了改制法令，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会自动变好。
既然如此，还要官僚机构有何用？
王莽的这种垂拱而治的心态，成为他改革官僚制度的主要精神，也造成他与整个官僚体系的龃龉。
儒家确实推崇垂拱而治，但不是说职官系统不发挥作用。《周礼》之所以改名为《周官》，就是因为一些儒家觉得这部书描述了儒家理想的周代的“官僚制度”。当然，事实很可能是，战国时期，儒家看到最早变法的三晋和秦国，已经开始建立适合集权政治的早期官僚体系，才创作出《周礼》，以改造法家的官制。
总之，垂拱而治是儒家对周代宗法礼乐统治的想象与寄托，天子不事必躬亲，但没有否定官僚制度及其体系。
但对王莽而言，官僚体系的意义，不是对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而是展示儒家的神圣性。况且，儒家早在贾谊那里就想给官职批量改名了。
这就是他为什么也要给官僚机构改名，推动职官和爵位的融合，给地理行政区划改名，并设计新的俸禄制度。
刚建国的时候，他已经根据儒经改了中央机构的设置和官职的名称，例如河南太守改名为河南大尹；到始建国天凤元年，他又进一步更改郡守一级的官职名称，河南大尹又变成“保忠信卿”。
他还把行政职务和爵位挂钩，同为“太守”一级，由侯爵担任的叫“卒正”，伯爵叫“连率”，没爵位的叫“大尹”。这些有爵位的“太守”们甚至可以世袭官职。要知道，儒家讲究“讥世卿” ，认为公卿大夫士关系到治民大事，应当任贤，不能世袭。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天下郡县的改名，而且是能改则改、应改尽改，有的还反复改，改到四五次之多，同步还对郡县版图重新规划，个别的大郡如陈留郡甚至被撤销。动作激烈且复杂，以至于在当时人们就难以搞清楚全部情况了：
一类是突出京畿的重要性，三辅的六个郡改为“六队”，长安周边的郡改为“六乡”，洛阳周边的郡改为“六郊”。新朝的国土从内到外形成了从高到低的礼法秩序。
一类是纪念符命和歌颂新朝，如把“符离”改成“符合”，“沛郡”改成“吾符”，后世出土的封泥里，也有不少带“符”字的地名；新朝的“新”字被加进许多地名，如“安汉”变成“安新”，“淮阳”变成“新平”等。
一类是表达美好吉祥，比如把“松兹”改成“诵善”，“敦煌”改成“敦德”，“曲阿”改成“风美”，“乌伤”改成“乌孝”等；有时常常用反义、同义或是同音词来代替，比如“梓潼”改成“子同”，“安平”改成“安宁”，“东昏”改成“东明”，“无锡”改为“有锡”之类 12 。
后世习惯于把这次改名视为荒谬之政。但是，改名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古人重视名学，讲究名实相符。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概念和内涵的关系，而是不同的名背后具有一套不同的思想脉络和价值追求。新朝自认为已经从法家帝国变为儒家王朝，社会性质都变了，名字焉能不变？而且，还不能只是改一两个，必须普遍更改。
从中央改到郡县，王莽似乎还打算对县域以下的乡、里、亭进行改名，只是还没实施 13 ，就已经变天了。
俸禄制度的改革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颁布了新的俸禄制度，这是一份初看起来颇为振奋人心的政策，它把全国的官吏分为十五个级别，每个级别都规定了相应的俸禄，从最低的六十六斛到最高的万斛不等。
对比汉朝的俸禄体系，这个分配基本可行 14 ，而且待遇比汉朝大幅提高，理应博得各级官吏的拥护。但是王莽增加了复杂的条件：官吏的俸禄和管辖郡县的财政收入挂钩，贵族从食邑上获得的租税和食邑的财政收入挂钩，地区如果出现歉收、灾害，那么官吏、贵族要按比例减少俸禄或租税。
中央官员也逃不掉，他们虽然不直接治理疆土，但全国划片，从四辅到司卿，都被分配了不同大小的郡县，比如国师和宁始将军，就要和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挂钩，这些地方如果财政收入减少，他们的俸禄也要减少。王莽更表示，自己的开支用度也要照此办理。
如此来看，这是很有现代精神的“绩效激励体系”和“对口扶贫机制”，相当超前，以人为本，王莽自己也以身作则。在西汉，官僚也会因为歉收而减少俸禄，但从未像王莽这样系统地形成“长效机制”，如果切实可行，不失为一大善政。
但凡是对现代企业的绩效体系、奖金激励制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设计绩效系数、计算绩效所得是比较专业的知识，要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耗费相当的人力，借助计算机才能实现。因此，王莽的这个设想虽然很好，但很难落地：
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 15
“烦碎”二字意味着什么，大抵可以想象。不仅没能发挥激励作用，连起码的俸禄都发不下来，官吏们没钱养家，只能贪污受贿。
不论是行政区划的短时间内大规模改名，还是烦琐无法落地的俸禄制度改革，以及皇帝抛开官僚体系处理海量普通行政事务，一定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器的运转。王莽曾担任大司马、安汉公，总揽行政事务多年，管理经验丰富，怎么会不了解这一点呢？ 16
这可能仍然源于他改制后对官僚机构的定位。
在他想象的图景中，他坐在天下正中制礼作乐、发号施令，天下自动得到治理；各地的官僚、诸侯仿佛“神职人员”，道德上以身作则最重要。在这个图景里，俸禄的绩效管理会使官吏们主动干好工作，改名也会令治理更加有效而不是变得混乱。
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也不难理解。历史上，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实行了什么样的制度，社会就会立刻变好。但事实是，维系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很难，古代更难。周代采取封建制，是因为没法中央集权，只能委任诸侯自治，以宗法和礼乐维系忠诚。秦汉帝国演变为中央集权，就必须采取郡县制度，派出官僚治理。新朝虽然标榜实现了周代的礼乐，内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帝国，当然也必须实施郡县制，官僚机构不可或缺。
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
行政体制的混乱，决策链条的断裂，使得新朝的统治机制从效率降低逐渐走向崩坏。
在中央，王莽的亲力亲为确实避免了大权臣的出现，却制造了许多小权臣；他们发现王莽根本干不完这些工作，就扣下一些事情不报，进行权力寻租。一些从郡县来到长安上书的官员，迟迟等不来回复，长年滞留于此。长安的卫戍部队都是从郡国征召来服役的，按照制度应该定期轮换，但这事儿没人管，竟然连续三年没有轮换。
地方上就更严重了，行政区大量改名，就得重新刻制印章，吏民对这些名字也很生疏，诏书里提到一个郡县的名字，怕大家不知道是哪里，还得在后面缀上原来的名称。
而行政区划的剧烈更改，导致地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有的郡县职位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剩下的官员身兼数职，疲于奔命，或是大权独揽，无人制衡；有的地方官趁机大搞腐败，盘剥百姓。郡县的诉讼案件大量积压，监狱人满为患，有人没有罪也被长期关押，最后被放出来不是因为案子办完了，而是赶上了大赦。边境的军队因为行政调度的失效，粮草供应跟不上，一些军队出现了哗变。
俸禄的无法落实和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各级官吏对王莽离心离德，对新朝的热情也渐渐消退。按照常理，皇帝越是集权，官僚体系越是趋向于暗中对抗，王莽虽然大权独揽，有效权力却日益萎缩，没法有效传导到地方，甚至号令不出长安城。基层官员利益受损更严重，后来更始帝和光武帝起兵的队伍里，有大量新朝的基层官员加入。
王莽对这些后果，很可能茫然无知。这可从太傅平晏去世后，他选拔唐尊接任太傅之事略见一斑。
唐尊在汉末就是儒学名士，也是王莽最坚定的支持者。成为太傅之后，唐尊身着简朴的小袖短衣，出行时乘坐母马拉的柴车，居家时在干草上坐卧，吃饭时用瓦器当餐具，还把这些粗陋的餐具送给公卿，暗示他们也要勤俭。有时候，唐尊出行时看见男女并排走路，觉得有伤风化，就学着《尚书》里的“象刑”，把男女行人的衣服用红色涂抹一番，象征性地惩罚一下。
王莽听说后，大为宽慰，下诏让公卿们都向唐尊学习，把唐尊立为官僚的楷模，封为平化侯。
因为此事，后人常说王莽迂腐。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这就是他眼中官僚应该具有的样子。
注释：
1 《汉书·王莽传》，第4116页。
2 《汉书·王莽传》，第4116页。
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讲。
4 《汉书·王莽传》，第4135页。
5 《汉书·王莽传》，第4153页。
6 有说是横搜五次。但据汉武帝大搜十几日之情况推测，当是一次五天。
7 “附城”的情况较为复杂，如桓谭被封为“明告里附城”，《汉书》明言这是他曾担任使者、擅长“明告”（宣传）的意思。出土的新莽简里，有奉圣里、通耻里、墩谶里、仁勇里等，从字面看也是如此。但“里”是县下的行政区，与郡县性质不同。例如北京有“建国里”社区，既是存在的地区，也是美称。
8 阎步克：《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9 以上汉代诸侯王的册命礼仪，参李俊芳：《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0 《汉书·王莽传》，第4129页。
11 《汉书·王莽传》，第4140页。
12 王莽显然把“无锡”的“无”字理解为“没有”，但无锡、乌伤等地名，应是吴越古老方言的音译。
13 孟祥才：《王莽传》，第219页。
14 孟祥才：《王莽传》，第225页。
15 《汉书·王莽传》，第4143页。
16 纸屋正和认为，王莽长年在京师，只有短暂的遣就国经历，因此“对地方一无所知”，“并没有处理行政实务的官员经验”，见氏著《汉代郡县制的展开》，第4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但考虑到王莽在称帝之前已总揽行政事务多年，且治理卓有成效，绝不可能如此。
三、再造危局
8．谁是刘秀？
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南阳郡舂陵白水乡，刘氏皇族的后裔刘秀正在勤勤恳恳地务农。他今年十九岁，在家族里被公认为忠厚内向。他的兄长刘縯任侠仗义，是“社会青年”，常常嘲笑刘秀热衷务农。
刘秀热爱务农，除了他性格上温厚安定的原因，主要还是社会相对安定，有踏踏实实务农的条件。
这是新朝建立的第六年，几年来朝廷大张旗鼓地搞了许多改制，设王田、禁奴婢、搞六筦，特别是钱币改来改去，令大家倍觉不便。好在，王田制已经在前两年取消；六筦虽然加重了务农的负担，但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最令人恼火的钱币，也在今年改得简单易用多了。
这几天，朝廷新发行的“货泉”刚开始流通，本地人就纷纷说这个钱特别好，简直是给白水乡铸造的呢。刘秀也拿着一枚仔细看，这钱和以前汉朝的五铢钱很像，重量和形制都差不多，只是上面的字变了，确实，这“货泉”二字怎么看都像是“白水真人”四个字！“货”的篆书从右到左，好像“真人”；“泉”的篆书从上到下，好像“白水”。刘秀笃信谶语，虽然说不清楚“白水真人”有何寓意，但对这款新钱很是喜欢。
图7.1 货泉
刘秀小时候父母去世，一直是当过萧县令的叔父刘良照顾他。最近，叔父为他的前途所计，要他收拾行装，进长安，入太学，做太学生。当今天子最重儒学，将来要想入仕，非通经不可。刘秀也很希望出去看看，以前他去过的“大城市”主要是新野，对新野最有名的美女阴丽华心向往之，但倘若一直务农，娶阴丽华是绝无可能的。
从白水乡到长安城，从田间地头到太学，刘秀的视野大为开拓，也渐渐发现自己并不仅有务农的才能。他交际能力强，很快融入长安的“老乡会”，和南阳的上层人士关系密切，请他们下榻在自己尚冠里的住处，了解信息，不懂就问；他头脑也很灵活，和同居的舍友凑钱买驴，租给别人赚钱交学费；他为人诚实厚道，有次去见老乡、同学朱祐，朱祐刚好要去上课，刘秀竟然一直等到他回来，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诸如此类。
他的人生理想，也因此有了变化。一天，他在大街上看到负责京城治安的执金吾出行，仪仗威严，就去围观，发出一句很有名的感慨：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1
且不提刘秀此时的志向就是当一个中级公务员，娶个老家的美女而不是什么大明星，关键是这句话透露出，即使在始建国天凤年间，新朝的天下特别是关内还是比较稳定甚至热闹的。
当然，二十出头，身处京师，又是太学生，正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年龄。刘秀对朝廷政策兴趣浓厚，对社会问题也有比在家乡更切身的认识，在朋友同学里就像一个业余评论员：
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 2
就是总能第一时间知道朝廷的新消息，还为同学舍友分析解说。江湖上早就传言着纬书《赤伏符》里的一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刘秀的朋友说，“这说的是新朝的国师刘秀吧。”如前所述，新朝的国师刘秀，就是刘歆，他是在汉哀帝刘欣即位时出于避讳改名为刘秀的，不承想这条谶言流传甚广，连南阳的微末宗室刘秀也听说了。刘秀就开玩笑说：“咋就知道说的不是我呢？”引起哄堂大笑。 3
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朝廷重申六筦之令，监督和惩罚措施更严更重，触犯的人有可能被判死罪，很多人逃亡以躲避惩处，关东和荆州都出现了“盗贼”。
在关东，会稽一带出现了“瓜田仪”叛乱，从“瓜田”两字看，应是逃亡的农民；琅琊郡出现一支由吕母带领的叛军，吕母原是当地富户，因儿子被县宰冤杀，吕母散尽家财、购买兵器，招募亡命、以图报复。这种事在汉朝很常见，与六筦本没有直接关系，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竟然有百余人投奔吕母，而且不是以前那类游侠、歹徒，而是逃亡的贫穷少年。吕母于是自称将军，带领这些人攻进县治所，杀掉县宰，割下首级，祭奠儿子，大仇得报。这么大的动静已经不是一般的复仇行为，和叛乱几乎没有区别，吕母干脆带着这些人继续亡命，逐渐聚起万人之多。
王莽派使者去安抚。回来之后，一位使者禀报称：这些盗贼匪患，赦免了也没有意义，我们一走，他们又聚。问他们为什么不好好谋生，他们回答：法律禁令苛刻繁多，举手触禁；努力谋生，所得还不足以交税；就算宅在家里，邻居犯法自己还被连坐；所以，只能当土匪。
王莽一听，好像是在讽刺自己，大怒，立刻将使者免官。后面发言的使者们，见状纷纷说，“这些刁民应发兵剿灭”，“匪患不足为据，一定会自生自灭”。王莽这才受用。
不仅是使者，纳言冯常向王莽上谏，给六筦提意见，惹得王莽大怒，被免官；拟任的荆州牧费兴是王莽宠臣，临行前被问到任后如何治理，费兴推心置腹地讲，六筦与民争利，再加上连年旱灾，所以荆州的百姓才会逃到“绿林”里当“盗贼”，因此到任后不打算征剿，而是减轻赋税，借给耕牛和种子，根除问题，没想到王莽又不悦，当场免了费兴的荆州牧。
王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认为新朝的政策有问题，哪个时期没有盗贼呢？以前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不照样有吗？汉武帝时，天下都“户口减半”了，不照样渡过了难关吗？
这些朝堂之上的事情，太学里的刘秀不一定都清楚。但他应该能看见、听说和感知，到始建国天凤年间的最后一两年，天下特别是关东地区，连年出现大面积旱灾和蝗灾 4 ，这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饥荒，粮食价格飞涨，一斛粟米能卖到一斤黄金。
在不发达的古代，就算是丰年，普通人也未必每天都能吃上饭，更别说吃饱。因此每逢天灾，脆弱的社会结构最需要的是安抚和救助，但如今四方边境的战事仍然从内地吸走人力物力，六筦和征税的影响也超出了工商部门。
边境的流民流落到饥荒的内地，内地的饥民正在躲避征税和连坐，于是一并沦为啸聚山林的“盗贼”“匪患”。而此时，原本可以采取应对措施的官僚行政系统恰好正在改制，郡县在改名和划界，俸禄纷扰未定，也就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基层官吏有些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这样的状况持续到始建国地皇年间，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 矣。 5
这是汉武帝之后，再一次出现户口减半的严重状况。当然，户口减半并不是说天下死了一半人口，这其中包括逃亡和服刑人员。汉武帝时期的户口减半，与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有关；但新朝，在战斗中死亡和被俘虏的情况只是一部分，因法令苛刻而获罪，饿死、病死以及大量逃亡才是主要原因。
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在荆州的南阳郡和南郡一带，一支由王匡、王凤 6 、王常、马武等人领头的饥民逃入南方的绿林之中，汉水之上，距离刘秀的家乡不远；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底，吕母所在的琅琊郡，由樊崇等领头的饥民，也聚众劫掠，吕母的万余人马亦汇流其中。
这两支“盗贼”，分别就是日后著名的绿林兵和赤眉军。但现在，他们还和其他地区的流民一样，尚没有掀起巨大的波澜，只在地方郡县的视野里。
大概就在此时，刘秀返回了故乡。对于天下的种种变化，他还会继续观察、体悟。在故乡，已经二十五六岁的刘秀，沉稳的性格和游学长安的经历，给他的另一位叔父刘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刘敞委托刘秀到长安帮他打个官司。
刘敞是汉朝时候的舂陵侯，翟义的兄长翟宣的亲家，汉末曾被牵连进翟义的叛乱，所幸后来他态度好，被王莽树为拥护他的典型。而此番诉讼，涉及始建国地皇元年十二月 7 之前他地租上的两万六千斛粮食和充抵草料的钱若干万。从这个事情看，首先，刘敞虽然没了爵位，但在新朝仍然过得比较舒服；其次，直到始建国地皇元年，舂陵一带仍然比较稳定，没有受到关东的影响和绿林的冲击；再次，选择刘秀帮他打官司，除了刘秀踏实能干、熟悉长安，关键是看不出他有造反的想法。
刘秀再次奔赴长安，拜谒时任大司马严尤。当时一同去的还有宛城的一个人，据说严尤接待他们二人时，注意到刘秀“美须眉 ”，长得帅，因此只和刘秀一个人说话。刘秀给了严尤很深的印象。用不了几年，他俩将会在战场上再见。
9．赤眉军的兴起
这次重返长安，刘秀在办事之余，惊讶地发现南郊正在大兴土木，被征发的人日夜在工地服役，每天都有人累病而死。
原来是修建九庙。
京师的执法们，正在穷治一起大案。巨鹿郡有人谋反，联络发动燕赵一带的军队起兵，事情被大司空士王丹发觉，皇帝派三公亲自督办，案子牵连郡国豪杰数千人，都被诛杀。
带着从京师获得的此类信息，刘秀返回了家乡，他敏锐地觉察到天下的形势已经比较危急，但朝廷似乎没有足够的危机感。这或是因为关内一直比较稳定。不过，到了始建国地皇二年，“三辅盗贼麻起 ” 8 ，关内的匪患也层出不穷了。
面对源源不断呈报上来的边境战事和内地民情，王莽并非没有危机感。起初，他觉得应该以军事镇压为主，试图建立军政合一的军制，任命所有的州牧为大将军，郡长官为偏将军，县长官为校尉。
但效果不佳，不是说官僚加上军职就能打仗。
比如，在荆州，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发兵两万人攻打绿林兵，结果被击败，数千人被杀，辎重全部损失。绿林兵乘胜回击，攻克数县，掠夺了许多妇女和物资回到山林，军队扩充到五万多人，靠州郡的力量已经制不住了。
在关东，同样是这年，樊崇和琅琊郡及周边的叛军逐渐合流，达到数万，开始主动攻打周边县城；在姑幕县 9 ，与前来征剿的翼平连率（即北海太守，翼平是从原北海郡分出的郡）田况遭遇，并击败田况军。此后，他们从琅琊郡辗转打到泰山，势力大盛，成为关东主要的反叛力量。
而在边境，王莽派国师和仲（即国师副手）曹放增兵西南，攻打句町国，同时继续从全国征发物资转运到北方边境，以备攻打匈奴。
如此四面开花，同时进行好几场战争，王莽应接不暇，不得不认真考虑根本解决叛乱、民变以及边疆战事的办法。他下令召集群臣，不管是现任的还是退休的，开一个“擒贼战略座谈会”。
但是，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的群臣，都已熟悉王莽的习惯。会上没人敢说实话，却大谈叛贼是行尸走肉，很快就自生自灭。
这时，有一位故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当年汉哀帝死后曾与何武互相举荐为大司马的故汉左将军公孙禄。
公孙禄早在安汉公时期就被排斥出政坛，这反而使他在此后的诸多权力斗争中安然无恙。考虑到他是前朝能臣，又担任过高级军职，这次廷议将他一并延请。公孙禄站出来，说了一番真心话：要想平息叛乱，只靠军事讨伐是不行的，根子在内政，因此，只要杀掉七个人，告慰天下，叛乱自会荡平。
哪七个人？
一，太史令宗宣，他胡乱解释天象，把凶说成吉，诖误朝廷；
二，太傅、平化侯唐尊，根本不懂政治，以虚伪的简朴博得名位，有害政务；
三，国师、嘉信公刘歆，颠倒六经，废毁师法，还把什么《周礼》伪经立在学官，导致天下学术败坏；
四、五，明学男张邯和地理侯孙阳，他们搞井田制，使百姓抛弃农耕；
六，羲和鲁匡，设立六筦，破坏工商业；
七，说符侯崔发，阿谀奉承，阻碍下情。
同时，还要停止和匈奴的对峙，尽快和亲，恢复和平。
王莽越听越不高兴，立刻吩咐虎贲进来，把公孙禄带出会场。公孙禄所说的，几乎涵盖了新朝改制的全部内容，也就是否定王莽，他焉能不生气？这场座谈会就此草草收场。
但是，细究公孙禄所说，有些也属于书生之见。宗宣、唐尊、刘歆所做的事情，主要是观念和学术，影响在上层而非社会；张邯、孙阳负责的王田制，早已停止实际运作，大概只留了个名目。这几位委实不必为新朝形势的败坏负主要责任。只有六筦之政、崔发的谄媚和与匈奴的对峙，比较在点上。
公孙禄这一番话，王莽虽怒，却听进去了。但是与匈奴的对峙，他已经错过了和亲的机会，骑虎难下，只能将错就错；其他人里，只有鲁匡可以借来为六筦塞责，就将鲁匡贬为五原卒正（即五原郡太守）。
但这已经于事无补，流民刚起来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喂饱肚子将其平息。例如樊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这些农夫并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建立文号、旌旗、标志的意识，别说称帝夺权，连将军都不敢自称，领头的樊崇叫“三老”，其次是从事，都是基层官职的名称。他们的组织结构也简单，主要靠“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等基本伦理来约束。因为，他们的愿望并不是造反，而是：
常思岁熟得归乡里。 10
就是不劫掠郡县、杀人抢劫，只是到处寻找食物填饱肚子，熬到下一茬粮食熟了，还得回家过日子。
有一次，樊崇军经过一处地方，当地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孝女，樊崇军认为，惊扰了大孝之人会得罪鬼神，不仅没有劫掠，还给这位孝女留下了米肉。 11
如果这时朝廷能够调动粮草安抚，赦免其罪，鼓励他们回到家乡，那么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但王莽坚持镇压，而且从中央调派了太师羲仲（太师的副手）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发兵。这支政府军所到之处，侵扰百姓，消耗物资，郡县还要做好接待。仗还没怎么打，先把经过的郡县给破坏了一遍。
翼平连率田况吃了败仗后，吸取教训，了解樊崇军其实都是些农夫，只是人多难以击败，因此不再单纯依靠常备军，而是发动郡县里所有十八岁以上的男丁，发给武器，组织成民兵，各自负责本乡本土的保卫。
这一招果然见效，樊崇军游走到这些地界，觉得无利可图，就辗转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皇帝派来的“王师”景尚，竟然一不留神被樊崇军打死了。
看到田况的成效，听说了景尚之死，王莽若有所悟，委派田况兼领青州、徐州牧职权，但又不允许田况擅自征兵，又派太师将军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带兵到关东征剿。
比起景尚、王党，王匡和廉丹的级别更高，王匡还是皇亲。田况争辩说，饥民太多，军队远道而来，人少兵疲，于事无补，而且接待高官，“郡县苦之，反甚于贼 ” 12 ，最好把他们都请回去，由我来负责平叛，一定能平定。
田况的自信反而引起王莽不满，史书用了一个词“畏恶 ” 13 ，细玩其意，既有对田况能力的畏惧，也有嫉妒和自卑。王莽于是派了个使者去接管田况的兵权，将田况召到长安授予职位，明升暗降。自此，樊崇军再无对手。
10．赤眉军的胜利
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长安，宣平门外。
王莽正在雨中亲自祭祀路神，以饯别一支军队，为首的是太师将军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他们准备赴关东远征樊崇军。王匡是王音之孙、王舜之子，还很年轻；廉丹是新朝老将，廉颇后人，经验丰富，两人位高权重，带领十万大军出征，寄予了皇帝一举荡平关东的厚望。
此番出征，不仅有军事意图，还要兼顾赈灾。前些日子田况给皇帝的上书提到，洛阳以东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两千钱，来自关东郡县的报告上也惨痛地说“关东人相食 ”。因此，他们还要在关东打开粮仓，赈济饥民。
雨下得很大，把军人的衣服都淋湿了，给原本雄壮的出征仪式蒙上了一丝悲壮和不祥的色彩。有老人哀叹地说，“是为泣军！ ” 14
但真正要哭泣的，其实是饥民。王莽虽然取消了山泽之禁，打猎捞鱼不用交税了，但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更荒诞的是，他派人到全国各地传授一种方法，据说把草木煮成酪能够充饥。
关东的饥民得不到有效的救助，出关的王匡、廉丹十万大军，又加重了关东的局势。正如田况所预料的，大军所过之处，比流民更甚。以至于关东有谚语说：
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15
王匡比赤眉可怕，廉丹比王匡还可怕，这个链条透露了廉丹的残酷。但战争哪有不残酷的？这侧面反映了廉丹比王匡更像一名将军。自四月出征，王匡、廉丹到了定陶，还没有与樊崇军作战，皇帝的诏书先追了上来。
王莽斥责廉丹，“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 16 。这话说得很重，但其实就是催促廉丹尽快荡平关东，不要蒙上贪生怕死之名。
廉丹岂是贪生怕死之徒？但皇帝直接催促进兵，还是很严重的事情，他把诏书拿给自己的下属、将军掾冯衍看。冯衍是汉元帝冯昭仪的兄长冯野王之孙，冯昭仪的孙子是汉平帝，算起来，冯衍和汉平帝是兄弟。因此，冯衍对王莽是很抵触的，看到诏书，就劝廉丹不要出战，而要拥兵于大郡，招降纳叛，以待时变。
廉丹不敢，大军继续前行，到了睢阳 17 ，冯衍又一次劝说廉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延宕就没有机会了。
廉丹最终没有听从冯衍。他与王匡在冬天时抵达有盐亭，就是改名前的无盐县。这里已经被一名叫“索卢恢”的叛军占据。王匡、廉丹迅速将其攻克，斩首万余级，取得了一场大胜。
王莽很高兴，派中郎将劳军，将廉丹晋爵为平均公。王匡受到激励，侦知有一支号称赤眉的队伍由董宪统领，驻扎在梁郡，就很想乘着士气高昂，一举击破。董宪其实和樊崇军没有直接关系，是自立的一支武装，只是以赤眉为号。廉丹却认为，刚打下无盐，士兵都很疲劳，应该休养一番，恢复士气。王匡不听，自己带兵出发攻打董宪。
见此情景，廉丹不得不紧随其后，在成昌县 18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王匡、廉丹惊奇地发现，这些人之所以叫赤眉，是因为他们把眉毛染红了。而且，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早有准备，以逸待劳。一番激战，王匡、廉丹兵败。
王匡见状，主张尽快逃走。廉丹心里如何想已经不得而知，但面对一个冒进失败又没有担当的同僚，该是非常无奈吧。他派属吏把印玺、符节等重要的凭信都交给王匡，说：
小儿可走，吾不可！ 19
称王匡为“小儿”，有愤激指责的意思，但也可能是把王匡还当作孩子。而他不走的理由，想来该和王莽的那封诏书有关。廉丹交代完后事，带领残兵力战而死，果然实现了诏书里“捐身中野 ”的话。
廉丹的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位将军见到主帅阵亡，都说“廉公已死，吾谁为生？ ” 20 纷纷骑马冲入赤眉军阵，全部战死。由此可见，廉丹的确是一个颇得人心的合格军人，既不辱没先祖廉颇，孙子廉范也能因为贤能仗义在东汉扬名天下。王莽派他出征，不无识人之明。
冯衍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侥幸逃出乱军，向河东逃命去了。
得知廉丹阵亡，十万大军只剩下王匡的残军，王莽悲痛不已。但他仍然不重视田况的忠告，继续选拔将领东征。这时，早就被他晾在一边的国将哀章站了出来，主动请缨去东方支援。
哀章虽为四辅，手中却没有什么权力，被认为是王莽最轻贱的人。而且他贪恋禄位，有贪赃徇私之事。王莽得知后，没有惩处他。正好当时给四辅配备副手，也就是太师羲仲、国师和仲、太傅羲叔，以及国将和叔。而这位国将和叔，名义上是哀章的副手，实际上是派来监视他。几年来，哀章在长安过得不舒服，想去关东立功，也躲避监视。
王莽同意了，令哀章带兵驰援王匡，又派大将军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带兵十万赶赴洛阳，很快就重建东方防线，但防线已经萎缩到洛阳一线，再往东的地区，只有王匡和哀章的弱旅。赤眉军则从东海、琅琊诸郡，到楚、沛、汝南、颍川诸多郡县，四处转进，与各地郡县的政府军战斗，胜多败少。皇帝在东方战场彻底失败。
11．绿林兵的兴起
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的一个夏日，宫人恐惧地向王莽禀报，从东方飞来了无数蝗虫，遮天蔽日，王路堂和其他宫殿楼阁上都爬满了，赶都赶不走。
这是典型的灾异，王莽再无能力将其“反转”，只好发动吏民捉蝗虫，捉到的有赏。他理应知道，如果关东的蝗虫已经飞到长安，那么关东的旱灾和饥荒也在日益逼近。
饥民为了躲避饥荒和东方的战事，也波浪一般地向西流动。按照以前不成文的惯例，每当关东出现大饥荒，关中总会接纳部分饥民入关觅食。
这次也不例外，入关的饥民累计达到数十万人，有些还涌入了京师。王莽没有排斥他们，还任命专门的“养赡官”赈灾。尽管《汉书》说赈灾的官员中饱私囊，负责京师赈灾的中黄门还欺骗王莽，但这十万饥民居然没有发生动乱，也没有大规模劫掠，说明王莽的赈灾总体有效，是他执政晚期不多的亮点。
刘秀家族所在的南阳郡也出现了旱灾，而关东的饥民恰好在此时往西迁移。荆州各郡县的豪杰地主官吏们大受震动，关东的形势坏到什么样子，他们是知道的。如果饥民振臂一呼，俨然就是另一个赤眉。刘秀家种的是水田 21 ，情况好一些，但如果再涌入饥民，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当地凡是有条件有资源的，都会组织宗族成员防御，以备时变。
于是，这一年的荆州，渐渐出现三种不同的势力。
前番击败荆州牧的绿林兵，内部发生了瘟疫，死伤颇多，为避免“团灭”，绿林兵一分为二，向外转进。其中，王匡、王凤带人北向南阳郡，号“新市兵”；成丹、王常带人西向南郡 22 ，号“下江兵”。始建国地皇三年七月，新市兵进击南阳郡的随县 23 ，虽然没有攻下，但平林县人陈牧起兵响应，号称“平林兵”，正在逃亡的刘秀族兄刘玄此时加入平林兵并担任官职。至此，源出绿林兵的这三支队伍逐渐超越“盗贼”的规模，成为荆州最具活力的军队。
为了应对，王莽也做出军事部署，大致有三支力量。其中，最前线的是南阳郡本地军队，由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率领；南阳郡东边的豫州，司命大将军孔仁统领一军，以作纵深；主力由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率领。但是王莽却不给他俩兵符。因此，二人虽然号称主力，却无权调发军队，每次调动必须先请示王莽。严尤自认忠诚，对此感到寒心，和陈茂发牢骚说，“遣将不给兵符，这就好比猎犬被拴着，还被要求必须抓到猎物。”陈茂也有同感。
第三种势力，就是刘縯和刘秀的舂陵兵。
此时，刘秀曾经帮助打官司的故舂陵侯刘敞已经去世，刘縯等人在宗族里已经冒尖。刘敞的嫡子刘祉是翟义的妹夫，他为人敦厚，一直跟从刘縯。
起初，他们大概只是组织舂陵的刘氏宗族防备饥民，可能也防备来到南阳郡的绿林兵。但刘縯素有大志，见天下已有崩坏的迹象，开始密谋些事情，不巧泄露。刘秀唯恐被牵连，跑到南阳郡的新野躲避，往来于宛城贩卖粮食，由是结识了宛人李通。李通曾任新朝五威将军从事，后任巫县丞，在新朝的各类改制中利益受损。李通的父亲在长安，是刘歆的助手，精通天文，告诉儿子说图谶已经昭示了“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征象。
李通于是怂恿刘秀起事反莽，刘秀起初并不愿意。李通锲而不舍，反复游说。刘秀得知刘縯已准备在舂陵起事，最终答应了李通，约定在十月 24 和李通在宛城起兵，与兄长呼应。
十月，武器准备停当，刘秀先和李通的弟弟李轶启程返回舂陵，留下李通在宛城负责起事。没想到，此事竟然泄露，李通在宛城的宗族六十四人被杀并在宛市焚尸，只有李通一人逃走，他在长安的父亲及其他亲属也一并被杀。刘祉在宛城的家人也全部被捕。
刘縯仍然按照计划于十月在舂陵正式起兵，以刘氏宗亲为主，有七八千人，号称柱天都部，这个名号很有趣，当年翟义起兵时就自称“大司马柱天大将军”。
见此，一些不愿意起兵的刘氏宗亲吓得逃跑，生怕重蹈当年翟义灭族的覆辙。十一月，刘秀、李通等人先后到来，众人一看连刘秀这样浓眉大眼美髭须的人也身着战袍造反，便又放心了。
就此，刘縯带着二十八岁的弟弟刘秀正式起兵，打出了舂陵兵的旗号。 25
相比较而言，荆州的这三支势力里，舂陵兵最弱。加之宛城起事的失败，舂陵兵势单力薄，就派人找到新市兵、平林兵两支绿林队伍商议加入，最终三支军队合并，联军仍称绿林兵。这段故事，史书描述为新市兵和平林兵主动投奔舂陵兵，显然是为了抬高刘秀而将情节扭曲了，这时的刘秀连匹马都没有，只能骑牛。
但也要承认，刘縯、刘秀等一批出身豪杰、知识水平高且具有前朝皇室血统的精英加入绿林兵，一定程度上扩充了绿林兵的战略格局。绿林兵很快就向西进发，一路过关斩将，连克新野、湖阳等县，进展顺利。刘秀作战勇敢，斩杀新野尉，终于有马可骑了。
初步胜利，却发生了一个插曲：分战利品时，大概是舂陵宗族拿得太多，表现贪婪，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其他绿林兵一度想要攻杀舂陵兵，幸好刘秀觉察，督促宗族把财物匀给别人，避免了一场内讧。这证明了刘秀的领导才能，但更反映了绿林兵并没有“人心思汉”，把舂陵兵看作来投靠自己的弱旅，敌意颇深。
在这件事里，刘玄是何种态度，史书未载，但他早就加入平林兵，很可能没有站在同宗的立场上。这大概也是后来绿林兵立刘玄为帝，而不会选择刘縯的渊源之一。
避免了内讧的绿林兵继续前进，再克棘阳 26 ，兵临南阳郡首府宛城之下，并厉兵秣马准备攻打。早在王莽居摄时期，与舂陵侯同属长沙王世系的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也曾攻打宛城，但很快失败。时隔十六年，相似的形势再次出现。
宛城中驻守着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作为郡守一级的高官，他们手下的军队训练有素。绿林兵打算先进驻到棘阳与宛城中间一处叫“小长安”的聚落，但没想到刚到小长安，就迎面遇上甄阜和梁丘赐的军队，当天大雾弥漫，绿林兵猝不及防，被杀得大败。
特别是舂陵兵，本来就不是职业军队，刘氏宗族包括女眷、儿童都在其中，在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刘秀的二姐及三个女儿、兄长刘仲、叔父刘良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杀。
甄阜、梁丘赐乘此大胜，把监狱里刘祉的母亲妻儿等全部杀死，并图谋一举荡平绿林兵，就把辎重留在后方，率十万军队渡河，连河上的桥都断了，以示破釜沉舟之志。而绿林兵经此一役，元气大伤，想就此散伙，逃回山林。
对刘縯、刘秀来说，这决不可能接受。绿林兵来自山林，当然可以复归山林，刘氏家族能去哪里呢？
一筹莫展之际，另一支绿林兵，即一度西去南郡的下江兵，被严尤、陈茂击败，辗转也来到南阳郡随县附近，经过整顿，势力复振。刘縯赶紧去联络，面对下江兵的首领王常，说了一番“人心思汉”的道理，竟然说动了王常。王常和下江兵其他首领商议，别人都觉得现在各自为主，何必受他人辖制，王常却坚信汉家将复兴，最终劝说下江兵合并到绿林大军，王常本人也与刘氏兄弟结下了深情厚谊。
自此，绿林兵开始表现出某种“思汉”的特征，但细究其逻辑，作为情感的“思汉”仍然很微弱，但作为政治的“思汉”其价值终于被发掘。刘氏兄弟逐渐意识到，“思汉”是判定并划分敌人和同盟的有效工具，再没有什么比汉朝的旗帜最能体现反莽了。以复汉为号召，不仅能笼络人心、坚定同盟，还能凭借宗室身份取得主导权。换言之，“思汉”本身并无政治意义，但恰好在此时具备了政治的内涵。
因此，绿林兵这支源于流民的乌合之众，军事上重振旗鼓，更逐渐演进为时代舞台上参与角逐的政治力量。而当时在关东流窜的赤眉军虽然军事力量更强，但完全没有政治意识，仍然属于“流寇”的范畴。
图7.2 绿林兵前期发展简图
十二月底，绿林兵侦知甄阜、梁丘赐把辎重留在了后方，抓住时机派军偷袭，在十二月最后一天夺取全部辎重。政府军军心大乱，还未有所行动，到第二天，也就是始建国地皇四年正月初一，绿林兵分两路总攻背水一战的政府军，将其杀得大败；甄阜、梁丘赐俱被斩杀。
得到消息的严尤、陈茂见形势危急，担心宛城空虚而被占领，迅速向宛城开进。绿林兵也火速收拾战场，向宛城进发，双方在宛城南部的育阳交战，严尤、陈茂也被击败，仓皇逃走。
宛城中，仅剩棘阳令岑彭和前队贰（即南阳副太守）严说驻守，兵力不多，能依靠的只有险要的地形、坚固的城池和还算充足的粮草。
绿林兵主力将宛城团团围困，负责攻城的是刘縯。正是在宛城之下，刘縯给自己打出了“柱天大将军”的名号。
12．昆阳之战
比起刘玄当时号称“更始将军”，刘縯的“柱天大将军”俨然以天下顶梁柱自诩。绿林兵里的高级首领们，对此不可能没反应。
绿林兵既然有了复汉的政治意识，那么将其政治实体化是很必要的。而且，击败甄阜军之后，从各地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也具备了政治实体化的条件。
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初一 27 ，在育阳附近的淯河岸边，绿林兵正式拥立刘玄为皇帝，改元为更始，这个年号既是因为刘玄曾担任更始将军，也寓意“重新开始”、重建汉朝的意思。始建国地皇四年三月，也就成了更始元年二月 28 。
据史书说，刘玄是因为懦弱容易控制才被绿林兵立为皇帝的，在即位大典上，他紧张地满头冒汗，甚至说不出话来。
这绝不符合一个杀人全家、逃亡多年的歹徒形象。刘玄被拥立并不奇怪，后世的史书出于维护刘秀的声誉，刻意消除甚至歪曲刘玄在绿林兵中的作用。但是，刘玄和刘縯、刘秀同属刘氏皇族后裔，在血统上没有区别；他投奔绿林兵的时间早于刘縯兄弟，与绿林兵诸多首领关系应更亲密、彼此更信任；他在绿林兵中的资历和地位也高于刘縯，刘縯最为倚靠的舂陵兵损失惨重，没有和刘玄博弈的资本。因此，刘玄得到绿林兵的拥立合乎逻辑。
更始即位，大封群臣，除了绿林诸首领外，刘縯被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封汉信侯；刘秀被拜为太常偏将军。这亦可说明，更始帝比较尊重刘縯，没有亏待他，刘秀此时也确实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功绩，偏将军的职位已不算低。
不过，当时条件确实简陋，所拜官职也五花八门，比如李轶被拜为五威将军，这是新朝自创的名号，按理说不应被重建的汉朝使用。刘秀连大印都没有，不知从哪里捡了一个“定武侯家丞印”，佩戴上朝。
天下有了两个皇帝。长安的皇帝大为惊恐，他花费毕生心血将汉朝抹去，成功做到十多年来几乎没人思念汉朝，起兵的多是“匪患”和“盗贼”。但从现在开始，汉朝重建，再造危局，他回到了原点，就像妖怪被打回原形，难道要从头开始吗？
更始帝令刘縯继续以主力围攻宛城，又遣一支军队向后方攻打新野；王常、王凤、刘秀则领兵北上，更始元年三月已占据颍川郡的昆阳、定陵、偃县 29 ，打开了通往洛阳的门户。
当然，局面并非无可挽回。王莽一方面继续下令在东方的太师将军王匡、国将哀章等人把牢东方战线，阻挡赤眉军西进；一方面派大司空王邑迅速赶赴洛阳，和司徒王寻尽快征集州郡属兵。元年五月，王邑、王寻带领所征各郡县的军队，南下至颍川和严尤、陈茂军会合，加上后勤人员，总兵力号称百万，其中已经集结的四十多万，王邑为主帅。
可以判断，王莽将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这支大军上，一场决战在两个皇帝之间酝酿着。
这支大军浩浩荡荡，“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 30 ，其中还有一个巨人名叫巨毋霸。此人是始建国天凤末年，夙夜连率 31 韩博向王莽推荐的。韩博在上书中对巨人大加赞美，称他是上天所降，辅佐新朝，特别有一句是这么说的：
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贲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视百蛮，镇安天下！
这句话乍看没什么，但细读就会有些“阴阳怪气”“高级黑”，一个从民间得到的巨人，需要由皇帝建造大车，遣大将和虎贲百人迎接吗？而且，京师里门户太矮的，还要为了让巨人进来拆了重盖？一个巨人，就能达到恐吓四夷、安定天下的功效？
更何况，王莽的字是“巨君”，不就是巨人的意思吗？
王莽当时很不舒服，又没有理由发作，先把巨人接到长安附近养了起来，后来终于找个机会把韩博杀了。
而今，天下形势危急，王莽又想起这个巨人，令他一并出征。队伍里还有许多老虎、豹子、犀牛、大象等猛兽，以及六十二家据说精通兵法的高人术士。后世，玩电脑游戏《魔兽争霸》，观电影《指环王》，可以想象这支大军的样子：有黑压压的步兵、骑士，有科多兽、狼骑士，有法师、山丘巨人……
这样一支极富想象力的大军来到昆阳附近，更始军无不胆战心惊，纷纷就近躲进昆阳。王凤、王常、刘秀都在昆阳城中，他们站在城墙上眺望，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百万大军正在集结，旌旗遮天蔽日，赶来的队伍源源不断，根本看不见地平线在哪里 32 。
气氛凝重之时，有人建议诸将放弃昆阳，分散突围，退回南阳。刘秀站出来说，现在敌军太过强大，如果大家合力防御，还能撑一下；倘若分散作战，后面就会被各个击破，死无葬身之地了。
诸将起初大怒，诘问刘秀说得容易。但刘秀表现得比较沉稳，提出了他的策略：王常、王凤留在昆阳带领全部七八千兵马留守，而他本人带几个人冲出去搬救兵。
与此同时，昆阳城外，王邑军大营内，也为下一步的战略吵得不可开交。
主帅王邑主张迅速攻克昆阳，然后南下剿灭更始军。严尤不同意，他认为，昆阳虽小，但城池坚固，不是旦夕可以拿下的。称帝的刘玄才是大军的主要目标，所以大军应该绕过昆阳小城，迅速南下，趁着宛城还没有被更始占领，尽快剿灭更始政权，到时候昆阳自己就会投降。
严尤的策略确实是老将之言，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抓主要矛盾”。但王邑却不认同，他不是不同意尽快剿灭更始，而是没有把昆阳放在眼里。在他看来，百万大军横扫昆阳没有难度，“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 33 听上去确实很文艺很过瘾，似乎也不耽误剿灭更始的时间安排。
而有些从昆阳城中叛逃到王邑军中的士兵，也向王邑等将帅讲了城里的事情，听说城内有刘秀在参谋方略，严尤倒是笑了，说：刘秀，就是几年前来找我打官司的那个须眉甚美的人吗？没想到是他呢。
确实是他。这天夜里，刘秀、李轶等十三人悄悄骑马从昆阳南门遁去，当时王邑军已经驻扎城外，尚未大举合围。第二天，王邑就下令将昆阳重重包围，建立的云车比城墙都高，可以俯瞰全城，同时挖掘地道，冲车撞门，箭矢如雨。
严尤见此，又提出异议，按照孙子兵法，穷寇不要追，围城留缺口，这样一方面避免敌军做困兽之斗，一方面可以故意放出一些敌军，消耗守军力量，还能散播我军强大的消息，从而打击敌军士气。
不愧是曾智取高句丽的名将，但这经验之谈王邑依然不听。不仅如此，城中的王凤、王常已经顶不住了，派使者来乞求投降，王邑还是不许。站在王邑这边的还有同宗王寻，他们都觉得昆阳旦夕可破，不需要给对方投降的机会，等城破后还要痛快地屠城呢。
王凤、王常乞降被拒，彻底死心，纠集众人奋力守城，期待刘秀尽快赶来。刘秀也不负众望，马不停蹄跑到偃县、定陵，把当地能召集的军队全部征发，但即便如此，才几千人而已。听说刘縯还没把宛城攻破，刘秀深知形势危急，不敢耽搁，急率这几千人重返昆阳。六月初一，进发到距离王邑军四五里的地方陈兵列阵。
王邑当然不把救兵放在眼里，似乎怕肉不够吃，还下令各部军队一律不准轻举妄动，由王邑、王寻二人亲自率领万余兵马 34 ，上前与刘秀军对峙，遣数千人出战。刘秀也披挂上阵，斩首数十级，还带领部分兵马冲到昆阳城下，向城中送入使者，称刘縯已经攻克宛城，援兵马上就达。事实上，三天前宛城守将岑彭确实投降了，但刘秀尚不知晓，只是虚张声势以提高守军士气。刘秀还故意把宛城被攻占的假书信丢掉，让消息传到王邑军，以影响王邑军的士气。
面对大军，刘秀只能智取，他带领三千敢死队员，绕到昆阳城西的河流上，找准王邑、王寻所领中军的位置，犹如打蛇之七寸，直接冲入其中。王邑、王寻猝不及防，阵型大乱，而其他的军队因为王邑有令不准妄动，都驻足观望。电光石火之间，刘秀军已经斩杀王寻。昆阳城中的王常、王凤也趁机鼓噪而出，形成奇兵，呼声震天。突然又有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王邑军大感惊惶，迅速溃败。
图7.3 昆阳大战形势简图
王邑军是征发各地郡县军队所组成，还有严尤、陈茂的颍川兵，本来就各有编制。换言之，王邑的大军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推测各郡县的军队也都是由各郡县自己指挥，一见主帅溃败，王寻被杀，诸军首先想到的是返回各自郡县，因此才能溃败得如此迅速。
王邑的幸免，也是因为他身边的部队是从长安带来的亲兵，愿意护送他向北败退至洛阳。严尤、陈茂骑快马狼狈逃离，向东南方向奔汝南郡而去。
百万大军留下的辎重粮草、战车兵甲、珍宝钱财，刘秀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发到宛城支援更始帝，实在带不走的只得烧掉。那些虎狼猛兽，也或散或死。巨毋霸不知所踪，想必死在乱军之中。昆阳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刘秀乘胜继续在颍川郡攻城略地，屯在父城 35 附近。
昆阳大战是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其过程与1683年奥斯曼帝国大军围攻维也纳略有相似。当维也纳被土耳其人的炮轰、地道打得快要支撑不住时，波兰国王及时赶到，波兰王国那著名的三千名翼骑兵发起了传奇般的冲锋，将土耳其人击溃，不仅拯救了维也纳，也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霸权。
战事的消息传到桓谭那里，他表示意料之中，对此评论说：
王翁……不择良将，而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或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咸无权智将帅之用……是以军合则损，士众散走，咎在不择将，将与主俱不知大体者也。 36
王莽，才是昆阳大战失利的根源，要承担领导责任。而刘秀是最大受益者，即使考虑到史书为赞美刘秀而有所夸张，也不能不承认，新朝的确在这场战斗中被歼灭了大部分有生力量，此战成为新朝覆灭的标志性事件，成为王莽大势已去的象征。刘秀一战成名，此战对他未来建立帝业功不可没。
但刘秀还没有享受完大战胜利的喜悦，就得到一个令他震惊且悲痛的消息：兄长刘縯被更始帝处死了。
13．长安攻城战
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五月底，正当刘秀在昆阳鏖战，宛城守将岑彭投降。
宛城西通关中的门户武关，向北就是洛阳，战略意义非凡。
六月，更始帝开进宛城，随后获悉昆阳之战取胜，大为欢悦。从各处得来的消息，无不印证王莽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在宛城，更始帝大封宗室诸侯，新情况下，老问题又冒了出来。
刘縯和舂陵兵在绿林兵中一直比较特殊，论政治实力并不强，但他与刘玄同属舂陵宗室后裔，因此有一部分人对刘縯非常支持，这就构成对刘玄的政治威胁，也影响着绿林系统的稳定。而围攻宛城和昆阳大捷，刘縯和刘秀这对亲兄弟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和政治资源，使得原来暗流涌动的矛盾公开化了。
经过绿林首领的多次撺掇，更始帝最终借故杀掉刘縯，但保留了“柱天大将军”的名号，封给了李通。刘秀韬光养晦，向更始帝输诚认错，从而躲过一劫，并凭借昆阳大战之功获封武信侯，拜破虏大将军，逐渐取得了更始帝的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縯之死避免了绿林兵内讧，维护了反莽的大局，也促成了刘秀下一阶段的自立。
昆阳战后，天下的形势日益清晰。
王莽大势已去。宫廷里发生了刘歆、王涉的未遂政变；留在青、徐一带作战的扬州牧李圣、司命大将军孔仁被赤眉军击败，李圣被杀，孔仁投降后又觉得对不起王莽，随即自杀。自此，洛阳以东除个别郡县外，已无新朝势力。
但是，王莽仍然占据着关中、洛阳等最重要的位置，困兽犹斗，他令太师将军王匡、国将哀章将东方的剩余军队撤回洛阳固守，又把逃到洛阳的败军之将王邑召回长安担任大司马，组织政府，安排长安保卫战。虽然关中已经叛乱四起，但他仍能凭借皇帝之尊，使关中没有失控。
东方青州、徐州、兖州一带，赤眉军继续转进关东大地，他们实力强大但缺乏政治目标，是一支难以预测的危险力量。
河北一带，反莽起兵蜂起，其中不乏自立为帝者。各路势力单独来看均不如更始政权强大，但要全部荡平难度不小。
中原豫州也有事变，前西汉钟武侯刘望起兵占据了汝南郡。从昆阳战场败退的严尤、陈茂，在路上打出汉朝旗号，自称汉将，正式背叛新朝。他俩逃到汝南，投奔刘望。刘望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亦属宗室，严尤、陈茂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水平都不低，不可等闲视之。
西北凉州，曾经担任国师刘歆属官的隗嚣，前番逃到故乡天水，见绿林兵起，新朝覆灭在即，起兵袭杀新朝的镇戎大尹（即天水郡太守），被推举为上将军。隗嚣专门从汉昭帝陵县平陵请来一位精通天文的高人，名叫方望，拜为军师。方望深信汉朝将复兴，劝他也打出复汉的旗号。隗嚣于是下了一道非常有名的“告天下各郡国”檄文，历数王莽的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随即发兵十万，攻杀安定大尹（即安定郡太守）、王莽堂弟王谭之子王向。凉州其余各郡敦煌、张掖、武威、酒泉、金城等向隗嚣投降。
更始君臣对形势的判断是，要建立帝业，就得稳住赤眉、吃掉河北，而前提是尽快推翻新朝，在其他宗室之前抢夺合法性，再来号令天下。
因此，更始军兵分两路，一路北伐，由绿林兵的王匡带领攻打洛阳，洛阳驻军是王莽的太师将军王匡；一路西征，由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率领，入关攻打京师。
更始帝留在宛城，以待洛阳、长安拿下，天下可定。
西征军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位于右队郡（即汉弘农郡）的武关。武关是关中地区的东南门户，多年以前，项羽和秦军在关中的东方门户函谷关外鏖战时，刘邦却从武关进入关中，直取咸阳。武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八月 37 间，西征军还没有抵达武关，右队郡析县 38 的邓晔、于匡已经在当地带领百余人起兵，自称辅汉左右将军。析县位于武关的东南侧，属于武关防线外围，析县县宰的兵马也属于武关防卫的一部分。在邓、于二人的劝说下，析县宰投降，百余人一下子变成几千人。这支原属武关防卫的军队，掉头攻打武关，守卫武关的都尉朱萌不战而降，邓、于的军队进而扩充到两万多人。
这支由关内平民和新朝守军形成的义军，标志着天下彻底大乱，三辅之内的豪杰不断起兵，杀掉新朝官吏，自称汉将，改用更始年号。王莽已经沦为各路野生势力的猎物，谁先得到，谁就将获得巨大的利益。
邓、于军迅速在关内开辟去往长安的道路，北上顺利占领右队郡郡治，攻杀右队大夫（即弘农郡太守）宋纲，再向西攻克湖县 39 。王莽见此，先是向天大哭一场，又拿出本打算保卫京师用的最后血本数万中军，由郭钦等九名将军号称“九虎”统领，向东与邓、于军交战，两军在华阴 40 对峙。
这数万中军都是职业军人，战斗力应当是胜过邓、于的军队。但九虎的妻子儿女被王莽扣为人质，每个“虎”只拨给四千钱，因此士气低落。而邓、于两将军也颇讲究战术，见九虎军声势不小，不敢强攻，就派于匡率领数千弓弩手，在华阴正东的风陵渡隔河挑战，佯为大军，吸引九虎注意力；邓晔亲率主力两万人，从南边绕到九虎的背后，以奇兵将九虎击溃。九虎之中，两个逃回长安请罪，被王莽勒令自杀；四个逃亡；剩下的郭钦等三虎向西退守京师仓。
因此，王莽在关中的守军、精锐，主要由关中的起兵而非更始帝的军队击溃。
此时，更始帝的西征军已赶到武关，邓、于二人开关迎接，和西征军合并。两军合力攻打京师仓，竟然没有打下。京师仓都不好攻克，长安当然更牢固。西征军觉得速战速决可能比较困难，决定让指挥部留在华阴准备攻打长安的器械，等待更始大军到来；同时派部将向西进发，先扫清长安周边的据点。
其中，曾担任弘农掾的王宪被任命为校尉，带领几百人绕过京师仓，北渡渭河，直到频阳 41 ，一路招降纳叛，几百人越聚越多，进展顺利。偏将军韩臣则向西进至新丰，也就是当年鸿门宴发生地附近，遭遇了波水将军窦融的军队。
窦融可不是一般人，几乎参与了新朝所有的重要战争。早在王莽居摄时期，就在讨伐翟义的战斗中立功，以强弩将军司马的中级武职，被封为建武男爵 42 ；后来又跟随太师将军王匡到关东攻打赤眉，失败后返回洛阳，又跟随大司空王邑——窦融的妹妹是王邑的妾——参加昆阳大战。失败后他仍然备受信任，此番被王邑推荐为波水将军。和九虎各自只得四千钱不同，窦融获赐黄金千斤，俨然成了王莽最后的希望。
图7.4 王莽灭亡图
窦融军没有什么悬念就被韩臣军击败，向西逃去，韩臣军则紧追不放，竟然一直追过灞水，行军至长安东南侧的长门宫。这里北临汉文帝的霸陵，南临汉宣帝的杜陵，都已经是人口众多的陵县，换言之，已经进入广义上的长安，就好比今天进北京已至通州。见此，长安周边各县、陵的大姓、豪杰纷纷自称汉将，聚众而起。
八月底 43 ，包括邓晔、于匡军在内的更始军，三辅以内自立的汉将汉军，纷纷来到长安城下，隗嚣从凉州派遣的天水兵也已在长安城下扎营，各路人马虽然都自称汉军，其实各怀心事，各自为战，争先恐后都想入城，就像争食猎物的狼群。
此时，长安的城防已经由越骑接管，每个城门大约有六百骑士守卫，加上剩余的其他军队，城中大概还有一至两万士兵。
九月 44 初一，经过激战，城东北的宣平门首先被攻破。汉军蜂拥而入，逢人便杀；城中守军节节抵抗，将汉军阻击在未央宫北阙。战事很激烈，直到晚上才稍事停歇。
九月初二，既担心被乱军所杀，又想着趁乱博取利益的长安少年焚烧未央宫门，城中更加混乱。巷战期间，多数长安市民和商人应该是躲起来或者逃跑了，但也不乏一些亡命之徒加入汉军。天一亮，汉军们继续作战，同时到处寻找王莽，各个官署早已空无一人。九月初三，汉军已搜寻到未央宫前殿，但遍寻王莽不在，有美人从躲藏的房中钻出来，说王莽逃到了沧池的渐台。
汉军纷纷奔向渐台。
至这天的下哺时分 45 ，汉军已经攻上渐台。
注释：
1 《后汉书·皇后纪》，第405页。
2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第2页，中华书局，2008。
3 《后汉书·邓晨列传》，第582页。
4 毕汉思认为，王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黄河数次决口并改道。其说经余英时《毕汉思“王莽亡于黄河改道说”质疑》反驳并不充分，见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第185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两汉书里确实没有提到此时有严重的黄河改道，但是对旱灾、蝗灾的描述很多。
5 《汉书·食货志》，第1185页。
6 王匡、王凤与王氏家族成员重名。这时期，主要有三个王匡：王音之孙、王舜之子王匡，官职为太师将军，后来在洛阳被更始军俘虏被杀；王莽的私生子王匡；以及绿林首领王匡。
7 此十二月，应是夏历，非新朝历，属于地皇元年初。因为严尤在地皇元年中已被解职。
8 《汉书·王莽传》，第4167页。
9 今山东安丘市附近。
10 《汉书·王莽传》，第4170页。
11 《后汉书·列女传》，第2783页。
12 《汉书·王莽传》，第4173页。
13 《汉书·王莽传》，第4173页。
14 《汉书·王莽传》，第4175页。按古代兵法灾异之说，下雨不沾衣才是泣军，是凶兆，沾衣是吉兆。《汉书》说“霑衣止”，“止”字可能指没有沾衣的意思；也可能只是实写大雨倾盆、淋湿衣服的状况，无言外之意。
15 《汉书·王莽传》，第4175页。
16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第962页。
17 今河南商丘一带。
18 今山东东平附近。
19 《汉书·王莽传》，第4177页。
20 《汉书·王莽传》，第4178页。
21 黄留珠：《刘秀传》，第16页，人民出版社，2003。
22 今湖北江陵一带。
23 今湖北随县一带。
24 夏历。
25 此事具体的发生顺序和时间，据黄留珠：《刘秀传》，第45页。
26 今河南省南阳南部。
27 夏历二月初一。
28 本章自此使用汉军视角，下文使用汉历。
29 分别是今河南省叶县、舞阳、偃城附近。
30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5页。
31 即今威海荣成一带，连率即太守。
32 可以想象《指环王2》中圣盔谷保卫战的影像表达。
33 《汉书·王莽传》，第4183页。
34 关于昆阳之战里王莽军的总数，史料记载不一。其中“百万”之说，应是当时莽军对外虚张声势，及后世史料为衬托刘秀的功绩而夸大。考虑到军队的集结人员和在途人员、战斗部队与后勤人员等不同口径，当是实际集结四十余万，加上在途及后勤人员近百万，但真正参与交战的仅有几万人。《论衡校释·恢国篇》第827页作“三万人”，刘盼遂认为“三”是“百”字之讹。
35 今河南省宝丰县附近。
36 《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3页。
37 夏历八月，新朝历九月。
38 今河南西峡县一带。
39 今河南灵宝一带。
40 今陕西华阴附近。
41 今陕西富平附近。
42 一说宁武男。
43 夏历八月，新朝历九月。
44 夏历九月，新朝历十月。
45 大概是下午5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