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经师
刘氏去，王氏持
天下安宁乐可喜
井田平贫广其志
——新莽时期镜铭
一、驯服君主
1．新朝四友
孔子对自己的弟子们有过期许，叫作孔门四科：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在后世的今文经学家眼中，这体现了素王孔子培养弟子以建立理想政治的心愿。说得直白些，就是让弟子们组织理想政府——德行，就是孔子的继承者，下一任圣王，比如颜渊；言语，负责外交，比如子贡；政事，相当于丞相，比如冉有；文学，负责教化，比如子游、子夏。
新朝也有四位“朋友”，考虑到他们的行迹，差可比拟：德行，即王莽；言语，即桓谭；政事，即刘歆；文学，即扬雄。
始建国元年，王莽甫登帝位，国师刘歆已经着手设计新朝的改革。他俩共同的老朋友，六十二岁的扬雄，终于不再担任黄门郎这个低级侍从职务，成为新朝的中散大夫。在汉朝，黄门郎是无数贵戚子弟、有为青年仕途的起点，王莽也曾在这个职位上“过渡”过几个月，扬雄却待了半辈子。现在，他虽然成了中散大夫，但“散”字说明他没有固定职责，仍然像从前一样，既不去“侍从”或“顾问”皇帝，也不在意仕途升迁，照例去天禄阁读书校书。
昔日的朋友一个当了皇帝，一个成了国师，扬雄就很少和他们见面了，不过他收了刘歆的儿子刘棻当弟子，教他“文字学” 1 ；另外，他们另一个共同好友桓谭，还常常写信辩难或是登门拜访，这足以宽慰本就对人事比较豁达的扬雄。
桓谭是王莽、刘歆和扬雄的“小兄弟”，到始建国元年也已四十五岁，从汉朝的谏大夫升任新朝九卿之一“典乐” 2 的属官典乐大夫，继承了他父亲在汉朝担任太乐令的衣钵。世事变迁，往往如此，故人老去，新人又来，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弟弟班稚，也曾是王莽的好友，但他在担任绣衣使者为王莽“采风”时拒绝收集祥瑞，已经退出王莽的圈子，不过，他七岁的儿子班彪时常来找扬雄和桓谭玩。
多年以后，班彪的儿子班固说，儒者选择出仕或是不出，各能获得“道”之一部分，《易》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所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 3 。
班固说的就是儒者的品质，也即“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儒者不能一味追求归隐，浪费掉一身道术；也不能贪恋禄位，忘记儒者的本分。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选择入仕，什么时候选择出世？这种判断力体现着儒者的品质。
古人说君子如玉，儒者的品质就像玉的光泽，需要在特定的政治状况下才能折射出来。如果说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是决断力，那么儒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判断力。
当时，汉新交替并不纯粹是权力的更迭，而是彻底抛弃秦政，纯用周政的历史抉择，是关乎华夏文明走向、“天下向何处去”的政治时刻。自汉元帝始，朝廷上到高官，下到属吏，儒者越来越多，这里面有些是精通儒学、师法明确的经师，也有些不以儒者自居但具有儒学素养的官员，他们各自做出了不同选择。
同样是现任的儒家官员，有的如治严氏《春秋》的马宫，以及死在新朝成立前夕的孔光，都当过宰相，因为位高权重而被尊为“儒宗”，是王莽的坚定支持者；有的如汉哀帝的大司空彭宣、光禄大夫龚胜、丞相司直郭钦、兖州刺史蒋诩等，见王莽执政，或是辞官，或是称病，纷纷回归乡里。
同样是儒家名士，有的如琅琊郡的纪逡、沛郡的唐林和唐尊，都出仕王莽，两唐后来还在新朝封侯，居公卿位；有的如齐国的栗融、北海郡的禽庆、苏章以及山阳郡的曹竟，则不仕新朝。
还有一部分人则像桓谭，先为王莽效力，后来主动疏远，最终转入刘秀旗下；而王莽信任的侍中杜林，最后官至东汉大司空。
王莽当然尊崇儒学，他仿照周文王和孔子的“四友”，为太子配置了“四师”“四友”“九祭酒”。“四师”是前任大司徒马宫、原汉少府宗伯凤、博士袁圣、京兆尹王嘉；“四友”是尚书令唐林、博士李充、谏大夫赵襄、中郎将廉丹。这八人主要是具有儒家背景的高官、当世名士或名师，他们既充任太子官署的官员，也是太子的“导师团”“交际圈”；
“九祭酒”则是九位“任课教师”，其中六经祭酒均是一时名儒、谶纬名家，主要是今文经学经师，包括“讲《春秋》祭酒”左咸、“讲《诗》祭酒”满昌、“讲《易》祭酒”国由、“讲《书》祭酒”唐昌、“讲《礼》祭酒”陈咸、“讲乐祭酒”崔发 4 。此外还有“师友祭酒”，相当于“班主任”，王莽很重视人选，特意派谒者持印绶带着专车去延请已经辞官的龚胜，龚胜婉拒不成，绝食而死。剩下的“侍中祭酒”“谏议祭酒”，应该是“辅导员”一类，史书未载人选，但也当是儒生。
由此可见，尽管王莽明确尊崇儒家，且获得大部分儒者支持，但并不存在一个行动一致的“儒家集团”，儒者们各有立场、各有选择。出仕的，有人真心相信王莽，愿意跟随他开万世太平；有人未必相信，但愿意投机，做一番事业或是博得禄位。不出仕的，有人是与新朝改革的设计师刘歆早有过节，如龚胜；有人是忠于汉室，要当伯夷叔齐，如薛广；有人不相信王莽是圣王，不愿意跟随；还有人预判将来会天下大乱，不如远走避祸。
谁的判断力是正当的？
历史终会证明，并检验他们作为儒者的品质的成色。
现在，新朝显示了宏大的儒家开国气象，连皇帝都是儒者。儒者的至高理想就是由圣人当王，这颇似苏格拉底所说的“由懂得统治的人统治”，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就政治哲学的这一理想模式而言，的确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面对满朝儒冠博带，从国师刘歆到太学里某个默默无闻的博士员弟子，是否有人会想起当年高皇帝向儒者帽子里撒尿的事？是否有人会想起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公孙弘、夏侯胜、贡禹、萧望之等汉朝儒臣？是感到欣慰、喜悦，还是懊悔、惶恐，抑或虚无、荒诞？
2．儒宗叔孙通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趁项羽远在齐国作战，纠集诸侯一举攻破了项羽的都城彭城。
叔孙通此时正带着一百多名儒生弟子留在城中，有点像后代的“教团”。他本是秦二世任命的秦博士，见二世无道，秦朝将亡，就逃回老家鲁地薛县，当时薛县是陈胜的地盘；不久陈胜被杀，他就依附占领薛县的项梁；项梁一死，他归属楚怀王熊心；楚怀王被项羽“暗杀”后，他又归附项羽，留在彭城。
叔孙通换了这么多君主，见刘邦入彭城，毫无意外投降了刘邦。不仅如此，他听说刘邦讨厌儒生，又迅速脱下儒袍，换上楚制短衣，以取悦刘邦，刘邦为此很高兴。
师傅如此，那一百多名弟子也如此。弟子们总是提醒叔孙通，要尽快把他们推荐给刘邦做官。但当时楚汉相争正炽，叔孙通告诫弟子们先忍着，别着急“变现”，相反，为了在刘邦面前显示自己有用，叔孙通把这些年结识的各路壮士、流氓、游侠之类推荐给刘邦卖命，这再一次博得刘邦的好感。于是刘邦也拜叔孙通为博士，封为“稷嗣君”，就是“继承儒家稷下先生传统”的意思。
终于熬到刘邦战胜项羽，在定陶称帝。叔孙通发现，刘邦的功臣们极其粗鲁，不知礼仪为何物，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喝醉了就大呼小叫，有时候还会谈起刘邦微末时的往事。刘邦对此很是不安，叔孙通于是自告奋勇说：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5
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尽管叔孙通来自儒学的圣地鲁，也曾亲见秦朝的宫廷礼仪，还能带领一百多儒生弟子，是货真价实、水平不俗的儒生；但是，他和这一百多弟子竟然没有能力为汉朝设计礼仪，仍需要去鲁征召新的儒生！这就说明，直到汉初，儒家尚不拥有一套比较成熟或者普遍认可的礼乐制度，对周代的礼仪是什么也没有定论。
叔孙通显示出他过人的魄力，他认为，儒家未必要因循旧制，非得求周代的做法，而应该参酌三代，参考秦朝，结合当下的人情习惯来制定，“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 6 。叔孙通使用儒学的这种理念，对汉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从定陶到鲁没有多少路，叔孙通很快就到了。
鲁，实在是对中国关系太大的一个地方。孔子在鲁发展了儒学，强调“述而不作”，以传承整理为主，不另起炉灶来创造。用清代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
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7
孔子创制儒学，不是自创，而是通过整理周代的“政典”来表达政治主张。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学家所说的“史料”或是“档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宁说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书》这样的“红头文件”“政府白皮书”，也有《仪礼》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诗经》这样的“内参”。即使是孔子亲自编纂的《春秋》，也是依据鲁国的“大事记”而褒贬成书。总之，儒学与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鲁地儒生的知识谱系也最为醇粹。
但是，孔子创制儒学，是想通过儒学来解决春秋时期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儒学是在春秋“邦国时代”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都渴望能有一个邦国挺身而出，通过行王道来怀柔远人，消弭纷争战火，重建礼乐文明，实现“历史的终结”。
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邦国时代”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帝国时代”。帝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也没有猜想过。也就是说，儒学从来就不是为“帝国时代”而设计的，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
即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目睹了主要邦国纷纷变法以及郡县制、官僚体制已见端倪，主张效仿后王，融合礼法，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国，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也仍然没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现。
从邦国到帝国的“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孙们，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在“焚书坑儒” 8 中也受到重大打击。秦末战争中，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项羽死后，关东地区闻风降汉，唯独鲁国不屈。刘邦围困鲁都曲阜，一度想要屠城，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不辍。
是他们驽钝愚蠢吗？是他们从容不迫吗？
似乎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儒学要不要“入局”，是去适应帝国时代，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这又是一个问题。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 9 ，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这次回到鲁地，叔孙通准备征发能帮他设计礼仪的三十多名儒生，绝大多数应征了，但有两位坚决不肯走，理由有两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 10
第一，叔孙通人品太差，靠阿谀奉承爬到高位。这是不认同叔孙通有资格成为儒学转型的领导者。第二，天下刚刚安定，还不到制礼作乐的时候，礼乐不是靠人为设计的，而是当社会达到某个道德水平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叔孙通现在就想制礼作乐，是非常恶劣虚伪的行为。这个理由，实际上代表了反对转型以适应专制君主的儒家的看法。
比起“异教”，宗教往往更痛恨内部的“异端”。儒家也相似，这两名儒生对叔孙通破口大骂：“公往矣，无污我！” 就是说“你滚吧，别脏了我！”叔孙通没有回骂，反而笑了，“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 11 就是说“你们这些没见识的儒生，根本不懂得变通。”
有了征召的儒生，再加上跟随的弟子，叔孙通的人手够了。礼仪设计出来，反复操练，多次修改，到汉七年（约公元前200年），刘邦准备在十月岁首于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岁仪式，以皇帝的身份接受诸侯百官公卿的朝见。
叔孙通设计的礼仪，正式派上了用场。
朝见当日，天蒙蒙亮，谒者就领着诸侯百官依次进入前殿大门，门内院子里旗帜猎猎，车骑步兵警卫战甲赫赫，威风凛凛；殿前的台阶上，几百名侍从郎官整齐而恭敬地站着，进来的官员们一下子就被这盛大的阵势所震慑。礼官们一个接一个传达命令，当听到一声“趋 ”，诸侯百官们连忙按照排练的要求，低头小步快走。功臣、列侯、将军等贵族和内朝官员站在殿前西侧，文官、丞相等外朝官员站在东侧。站定之后，刘邦的御辇才缓缓出来。朝见正式开始，诸侯官员们按照尊卑依次奉贺，朝见完毕后奉酒。整个过程中，行礼不够标准的会被御史直接请下去，那些曾经喝酒后拔剑击柱的功臣们，别说还有机会喝醉了，声都不敢吭。
刘邦满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
为了表彰叔孙通，刘邦拜他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终于等到了这一刻，顺势请求皇帝一并给他的弟子们赐官。刘邦任命这些儒生为郎，虽然是低级官员，但毕竟都在汉廷做官了。
叔孙通出来之后，连刘邦赐的五百金也全部分给大家。这些儒生弟子们得了官还赚了钱，都喜不自禁，说叔孙通实在是当代圣人，“知当世之要务” 12 。
“知当世之要务” ，这句话从叔孙通弟子口中说出，当然是赞美。后来，司马迁评价叔孙通，称他是“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13 ，这“儒宗”二字是赞美还是讽刺呢？再后来，《汉书》在评价叔孙通时，就没有用这个词，而是很平淡地说“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 14 。
司马迁绝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对叔孙通应语含讥讽，但仍然承认他是儒家迈入汉朝帝国政治的第一人，“稷嗣君 ”就是汉廷对这一定位的确认。开启汉帝国的刘邦是“流氓”，开启汉家儒学之路的叔孙通也难免“猥琐”，这是历史常见的戏码。对比来看，班固就颇引以为耻，认为叔孙通为汉帝国初定礼仪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事实上，“儒”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3．董仲舒之惑（一）
叔孙通之后若干年，有董仲舒。
太常博士董仲舒已到知天命之年。这段时间，汉朝最大的事情就是皇帝崩殂，十五岁的太子刘彻登基并为先帝议谥为“孝景”。新皇帝是延续父祖的“文景之治”还是另起炉灶，目前有许多猜测，据说新皇帝十分依仗他的舅舅田蚡，而田蚡好儒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汉兴已经一个甲子，儒学渐渐适应了帝国的存在，慕名投到董仲舒这位《春秋》名儒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精力有限，只能为最器重的学生授课，然后再令这些学生转相授受给其他人。有些学生他甚至只知其名，未见本人。这使董仲舒意识到，儒学可能真的在复兴。
这因而引出了董仲舒最深刻的关注：帝国时代，儒学怎么继续曾经的政治理想？怎么约束从秦朝继承的苛酷法制？怎么教化皇帝遵循儒家这一“普世价值”？
果然，如多数大臣所预料，刘彻即位仅两个月，田蚡就以外戚的身份被封为武安侯，逐渐染指朝政。朝廷内外弥漫着新的空气，又过几个月是十月岁首，皇帝正式改元，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丞相、建陵侯卫绾上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15
皇帝同意了。
举贤良，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一条重要渠道。新皇帝的第一道改革政令，把举贤良设定为儒生入仕的专属渠道 1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申韩刑名纵横之术的人就无法入仕，汉朝的入仕途径还有很多，但释放的信号是清晰的。董仲舒与卫绾同朝为官多年，清楚地知道卫绾与时任御史大夫、塞侯直不疑都是汉景帝旧臣，既不通儒学，又是出了名的谨慎长者，当无魄力做这种出头露面的改革。想来，应是武安侯使的力。
不久，各郡国新举的贤良陆续抵达长安，皇帝亲自对策。董仲舒是太常博士，负责举贤良事宜的就是他的上司太常卿、柏至侯许昌，因此，董仲舒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通过许昌认识了一名新来的博士，淄川人士，名叫公孙弘。
董仲舒是在任博士，公孙弘是新进博士，两人同习《春秋》，董仲舒或许没听说过公孙弘，但公孙弘一定了解董仲舒，因为公孙弘的老师是著名的《春秋》学名儒、齐人胡毋生。胡毋生与董仲舒又都是景帝时的博士，彼此相处颇为融洽。胡毋生自汉朝返回齐国后，教授了颇多弟子，公孙弘就是其中之一。
公孙弘学律法出身，年轻时极为潦倒，沦落到在海边为人放猪。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在四十多岁时突然转向儒学，而今他已经六十岁了。
看来，即使是遥远如齐国海边的潦倒之人，也嗅到了儒学将兴的味道。这位公孙弘先生，究竟是求道还是投机，现在难以辨明。但他在六十岁高龄远赴长安，举为博士，想必有雄心远志。
不久，公孙弘被刘彻委派出使匈奴，两位老博士暂时分开了。
形势的发展远比预想的要快，在田蚡支持下，皇帝任用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另一名弟子、刘彻的老师王臧担任郎中令，还把身在鲁国、已经耄耋之年的申培公本人以四匹马拉的车接到长安。皇帝指示，要以蒲草包裹车轮，以免路遥颠簸，这叫“安车蒲轮”，是很高规格的待遇。见到新皇帝如此敬重申培公，他的弟子们都很受鼓舞。
把申培公接到长安，是请他主持一项最重要的儒家改革——建立明堂，并担任皇帝儒家改革的顾问。
在儒家的理想里，明堂是君主和大臣乃至平民共同议政的地方，因此建立明堂并不只是修建建筑，还寓有政治理想。
在儒学这波强劲的进取势头里，董仲舒并没有躬逢其盛。这是因为，一来主导此事的窦婴、田蚡均是外戚列侯，位于上流阶层，与董仲舒这样的小官来往不多；二来，申培公师生属于儒学中的鲁学，而董仲舒、公孙弘属于齐学，彼此的师法传承并不相同，齐学推阴阳，说灾异，究天人感应，察五际六情，其学说比鲁学要激进和夸张，而鲁学以严谨敦厚著称。
刘彻选择鲁学，主要是受王臧影响，觉得鲁学最为正统纯粹，其实并未深入了解儒学内部的派别和主张。
因此，申培公及其弟子们可能没有留意到，皇帝在邀请申培公的同时还征辟了梁孝王的门客枚乘，也赐予了安车蒲轮的待遇。这说明皇帝对申培公的期待和对枚乘的期待略同。枚乘是何许人也？他是大名鼎鼎的梁园文学侍从之一，天下最优秀的辞赋家。刘彻读过枚乘的作品，了解那种丰腴瑰丽、夸饰铺张的风格，他既然偏爱枚乘的辞采张扬，那么严谨保守的申培公会是他要依仗的儒学领袖吗？
果然，当申培公千里迢迢抵达未央宫，刘彻在前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起“治乱之事 ”。“治乱”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更没有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可见皇帝的心思已经急迫到何种程度，又对儒学怀有何等不切实际的期望。
申培公久离长安，昧于时局，虽然做了一些奏对的准备，但委实没有理解这位少年皇帝的意图，出于谨慎，他答道：
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17
大意就是“少说话，多做事”。
正在兴头上的皇帝听到这句正确的废话，即刻沉默了。
又一个十月很快就到，岁首是极重要的日子，但就在这个月，朝廷突然发生事变。正在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被下大理议罪。据内廷传出的消息，原因是太皇太后窦氏前日从东宫也就是长乐宫来到未央宫，向皇帝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皇帝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这场改革只持续了四个月。
汉景帝母亲窦太后向来喜欢黄老之术，不喜欢儒学，但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 ” 18 ，就是赵绾奏请日常事务不必请示窦后，撇开窦太后的意图太过明显。赵绾、王臧随即自杀，恐怕也是为了避免牵连皇帝本人。至于贪赃的罪名嘛，因政治路线或权力斗争获罪者，以贪赃枉法被治罪，并不稀奇。
但是，刘彻对赵绾、王臧两位昔日宠臣竟没有营救的举动。揣测刘彻内心，可能与申培公师生令他失望有关，这批鲁学的儒生虽然自诩得到孔子真传，但并不符合他的理想。而且外廷也没有几个儒家官员，没有人为赵、王说话。
大概是这个时候，去年出使匈奴的公孙弘回来了，刘彻认为他有辱使命，褫去博士职位，逐回淄川。
4．董仲舒之惑（二）
赵绾等人的倒台，使得明堂、巡狩、历法等儒家制度设计一概停摆，朝廷里没人敢再提。但是，刘彻登基时颁行的举贤良的政令并没有废止，而且几年后（建元五年 19 ）刘彻设置了“五经博士”，这说明皇帝并没有忘记儒学。
博士品秩虽然不高，也没什么权力，却是汉朝的最高学术顾问团，为朝廷设计礼乐制度，时常被皇帝召见询问国家大事、解读祥瑞灾异。以前，汉朝虽然也有儒学博士，比如董仲舒自己，还有去世的申培公，走了的胡毋生，以及被召回来的辕固生，但他们都不是五经博士，换句话说，那时候儒学博士只是太常里众多博士之一。因此，设立五经博士，就意味着博士已经以儒生为主体，儒学融入帝国制度的程度加深了。
董仲舒当上五经博士的第二年春，汉朝有两处重要的宗庙发生火灾，这在当时是很要紧的事。先是二月，辽东郡高皇帝的宗庙起火，接着是四月，高皇帝长陵陵园的寝殿又起火。刘彻十分惊惧，换上素服，并诏令董仲舒奏对。
董仲舒如临大敌，思来想去怎么奏对。火灾这种灾异，他很熟悉，就是阳气太盛引起的。而“阳”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皇帝。
在奏对的草稿中，董仲舒写下：“阳失节，火灾出。 ” 20
最后，他又取出一份新的竹简，备好刀笔，誊写清稿。他考虑再三，不敢写皇帝失节，而是把笔墨花在解释为什么火灾会发生在高皇帝庙这个地点上，以及怎么消除灾异。
奏对送到皇帝手中时，刘彻的素服已经穿了五天，他内心惊惧未消，不敢除服，徐徐展开董仲舒呈上的简册细读，赫然一句话映入眼帘：
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 21
原来，董仲舒把火灾归咎于外有不法的诸侯王，内有不安分的近臣，必须将其诛杀。这是间接点出皇帝的责任，但皇帝并没有注意到这层意思，反而觉得，儒学竟然还有如此肃杀的一面，果然博大精深，与当年申培公那句“少说话，多做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刘彻，后人常常用“多欲”来形容他，在历代帝王的谱系里他从来不是一位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他对儒家的喜好，是希望用儒学为他的一切行为蒙上合法、道德、神秘的面纱。董仲舒从一场火灾出发，竟然能够谈及对王侯贵戚的冷酷制裁，这让刘彻嗅到了儒学复杂的味道，儒学的齐学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三个月后，太皇太后窦氏崩殂。不到一个月，皇帝就以丧事办理得不好为由，将丞相和御史大夫同时罢免。不出所料，原太尉、武安侯田蚡拜相，而曾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的韩安国被拜为御史大夫。到了冬十月，已经即位六年的刘彻第一次改元，几个月后，他又下诏举行了汉朝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贤良对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次贤良对策出了两个颇受皇帝瞩目的人，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公孙弘 22 。
公孙弘回来了，齐学的势力增强了，这对董仲舒应是一个好消息。
公孙弘被赶回齐地，本来已经绝了入仕之念，无他，年龄已过花甲矣，他大概有寿则多辱的感触吧。但淄川郡坚持举荐他参加贤良对策，他只好再次西行，跋涉至长安，又来到太常寺。他和董仲舒都知道，此次对策是皇帝真正掌权、大举推行儒学的准备工作，皇帝到底如何看待儒学，如何尊崇儒术，都将在此次对策后见结果。
董仲舒所作的对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后世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收录了全文，使这三篇奏对极为有名，以至于后人误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已经实现。但司马迁凭着还是董仲舒的学生，在《史记》里对董仲舒的记录却篇幅很短，也没有收录“天人三策” 23 ，可想而知，董仲舒的对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而是被后世儒生不断推崇，最终才声誉显赫的。
事实上，“天人三策”也的确没有令皇帝非常满意，皇帝册问的那些问题直白、功利、咄咄逼人。在前两次册问中，皇帝问：“三皇五帝既然道路是对的，怎么最后就走到了桀纣？儒家推崇的复古，到底有没有用？儒家标榜的圣君，为什么尧舜就很闲，垂拱而治；而周公就很忙，连饭都吃不安生？朕现在劝农，为何没有效果？”
皇帝一如既往地急迫，他追问的还是那两个字：治乱。
而且不要务虚，不想听大道理，要听“政治改革”的“解决方案”，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董仲舒偏偏讲的就是大道理，他一方面并不畏惧皇帝，直言“天人感应”的道理，陈说君主必须畏惧天命，自省而行道；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回应皇帝的质问：不是尧舜的道不对，是桀纣无德，不是复古没用，是没有真正复古。所以，如今汉朝用的秦法要更化改制。尧舜很闲是因为他们靠禅让得了天下，周公很忙是因为周文、武王靠革命得了天下，形势不同。至于皇帝劝农效果不佳，是因为没有养士，应该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充任到中央和郡国的中层岗位上去。
皇帝听了这些话，并不满意，于是在第三次册问中不禁冷嘲热讽：你怎么说得既不条理也没有重点，是想故意迷惑朕吗？你要把治乱的本质说清楚！
董仲舒这才讲述了春秋大一统的意思，并说了一句话：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24
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罢黜百家”是东汉班固总结的，“独尊儒术”也是后人总结的，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
但刘彻对董仲舒的建议不太感冒，他登基时举贤良只举儒生，设立“五经博士”以抬举儒学，目的是“广道术 ”，是拓宽人才的来源 25 。因为下一步他要干的许多大事——封禅泰山、开疆拓土、讨伐匈奴、抑制诸侯等等，需要广泛且丰富的人才，要“五湖四海”，只用儒家怎么行呢？至于天人感应、君主要行道的话，刘彻听了只会不快。
刘彻也以类似问题册问了公孙弘：如何能够达到上古的大治？
公孙弘的对策同样收录在《汉书》中，但名声为“天人三策”所掩。公孙弘的对策比董仲舒要务实得多，他先讲了一番儒家的大道理，随即提出“治民八本”，拐到了刑名之术，落脚在“赏罚分明”上，也就是法家推崇的“法”；又提出“治本四要”，也就是“仁、义、礼、术”，落脚在法家推崇的“术”上，再加上皇帝天然具有的“势”，用儒家的道理来论证“法、术、势”这三种法家的核心观点，可不就是刘彻最喜欢的缘饰儒术吗？
奏对结束，公孙弘的对策被擢为第一。皇帝让董仲舒远赴江都 26 ，给江都王当王国相。公孙弘则被留下，成为太常博士。从俸禄看，董仲舒成为郡守一级的官员，是提拔了；而公孙弘则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两个人刘彻都要用，但用法不同，刘彻可能对公孙弘更满意，所以留在身边；而董仲舒，刘彻可能特意让他先去王国历练，如果他确实能以自己主张的大道理治理好一个王国，再召回长安交付重任不迟。
此时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有可能关系还不错，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约：一人在外，一人在内；一人在皇宫，一人在王廷，声气相通，勉力合作，振奋儒学，各自将君主驯化为圣君，将来就能使天下重致太平。
5．董仲舒之惑（三）
刘彻在通过举贤良对策提拔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同时，又根据宠臣卫青的多次推荐，发现了主父偃等人才。通过推荐就可以做官，这比举贤良对策要简便多了，所以，刘彻的时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父偃也是中年时转向学《春秋》，但他打动刘彻的却是早年所学的纵横家术。他和公孙弘相似，年轻时也有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经历。被刘彻任命为郎中时，年龄想必也不小了。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个大龄政坛新手，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皇帝。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以儒学平决政事；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
董仲舒的影响力最微弱。江都是吴国故地，离皇帝太远，江都王是刘彻的兄长里最骄横的一位，十五岁就在七国之乱平叛中当过将军，汉景帝为此赐过他天子旌旗，此事成为他毕生荣耀。即使在刘彻即位之后，他仍然恃帝兄之威，时不时怀想旌旗十万攻城略地。
刘彻派董仲舒来当相，用意很明显了，倘若董仲舒能够以礼义降伏这位骄王，那就证明董仲舒治国是有一套的，将来从王廷重返汉廷，扶摇直上，也不是不可能。庆幸的是，江都王对董仲舒还算敬重，据说董仲舒在江都推说阴阳，搞“天气预报”很有一套，求雨止雨，无不灵验。
公孙弘的影响力则持续增长，博士做了很短的时间就升迁为左内史，就是后来的左冯翊，是治理长安及周边皇陵京畿的显宦。虽然与董仲舒同为二千石，分量可是完全不同。他有时候也会向刘彻进谏，例如刘彻要打通与西南诸国的联系，公孙弘就认为此举耗费民力而无所用，向刘彻力谏，刘彻根本不听。但这些没有影响皇帝对他的敬爱，因为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 ”，也就是诙谐博学，很容易相处，他从来不与刘彻过分争执，即使在廷议前与同僚商量好的事情，到了刘彻面前，他察言观色，会顺着刘彻的意思改口。以至于名臣汲黯曾当着公孙弘的面向刘彻告状说公孙弘“不忠”。
“不忠”，从汲黯这个忠直刚正的人嘴里说出来，就是佞臣的意思了。但是，公孙弘自认并非佞臣，他向刘彻表达心迹，说了一句让后世更认为他是佞臣的话：
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27
“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忠臣，不了解我的才以为我不忠”，这似乎是一句拙劣的狡辩，但史书却记载，精明无比的刘彻对这句话非常欣赏，以至于越是有人诋毁公孙弘，刘彻越是欣赏他。因为，这句话确实不是狡辩，公孙弘劝谏皇帝珍惜民力，不要好大喜功，是符合儒家之道的；他不与皇帝当面争执，也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他在廷议时“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 ”，能针对问题拿出几套方案让皇帝定夺；而且“其行慎厚，辩论有余” ，能分析出道理，举止却很厚道，这说明公孙弘确有才能，不是一味奉承，虽小节有亏，绝非佞臣。刘彻天天看在眼里，怎么会觉得他不忠。
但无论是董仲舒还是公孙弘，眼下都比不上如日中天的主父偃。
主父偃提出“推恩令”，解除了三代帝王的心头之患，被刘彻大加赞扬。主父偃也自恃受宠，大胆涉入内外朝诸多大事，他上书支持立卫子夫为皇后，令皇帝、卫青都倍感欣慰；他揭发燕王刘定国淫乱王廷，致燕王自杀，燕国绝嗣而废除，一时朝野震动，诸侯王更是听到主父偃的名字都会害怕。这些都是皇帝家事，一般的大臣避之尚恐不及，以免惹上祸端，主父偃却毫不惧怕，还把伍子胥的名言挂在嘴上：“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人都是刘彻亲自提拔，既不属于前朝旧勋，也不是外戚贵胄，可以判断刘彻对他们是有期望的。
不久，江都王刘非突然给刘彻上了一封奏书，请求赋予他兵权，他要北上帮助皇帝去攻打匈奴。此事令正在大力削藩的刘彻不太高兴，他当然拒绝了刘非的请求，可能也认为董仲舒的相国不太称职，就把他召回长安降为中大夫。
被召回的董仲舒，成了一个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不仅废相的名声不好听，品秩也从真二千石降到比二千石。当董仲舒以中大夫的身份进入郎中令官署时，中大夫主父偃、朱买臣等皆以复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新同僚。
回到汉廷的董仲舒，渐渐看到一个与当年不一样的、更真实的公孙弘。这是一个与叔孙通很相似，以儒学取媚帝王、缺乏刚毅之气的公孙弘，是被九十多岁的齐学宿儒辕固生斥为“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 28 的公孙弘，也是一个被朝中公认的贤臣如汲黯所排斥的公孙弘，他身为皇帝宠臣，却对皇帝那些有违君德的言行很少规劝，也没有建议皇帝更化改制。
另一方面，主父偃也把董仲舒视为敌手。他没有料到，一个失职的废相，回到中央后竟然频频被皇帝召见，又是问前年夏天的下霜、五月的地震，又是问去年七月的大风，又是问今年夏天的大旱和蝗灾。皇帝最近宠爱的一位棋友，叫吾丘寿王，还有太史令的儿子司马迁，皇帝竟然令他们都跟随董仲舒问学。
主父偃可能更担心董仲舒与公孙弘都是儒家，一旦联成声气，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他去董仲舒家，趁主人还没来的时机，刻意翻找书案，窃取了董仲舒的《灾异说》，书中记录的正是董仲舒当年任太常博士时向刘彻奏对辽东高庙和高祖便殿起火时的原稿，其中“阳失节，火灾出 ”等文字历历在册。
主父偃将此书奏明皇帝，刘彻御览后，脸色不是很好看。因为“阳失节”就是说，那两次起火的原因在于皇帝。刘彻相信灾异，但对借灾异批评皇帝是高度警惕的，他召集太常博士和弟子们都来讨论。儒生们到了未央宫，主父偃把简册给博士和弟子传阅。董仲舒的得意门生吕步舒是朝廷里说灾异的后起之秀，对此颇有发言权，他指出简册里有“阳失节”的话，尤为大逆不道，认为说灾异者当死。主父偃对吕步舒称道了一番，又听了其他人的意见，召见就结束了。
几天后，廷尉的虎狼之士闯进董仲舒宅邸，将董仲舒逮入廷尉狱。一头雾水的董仲舒在狱中颇受了些苦，直到吕步舒哭着来探监，董仲舒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并觉得这次难逃一死。
一个人在死前会想什么呢？董仲舒或许会认识到：自己离权力中心其实很远，根本没有机会推动朝廷的更化改制。他虽然在“天人三策”里提出一整套方案，但都没有被皇帝采纳，也没有其他的大臣支持，更不必说驯服君王了。在牢狱之灾中，更能深味儒生在权力斗争中的无力。
廷尉尚未审理董仲舒的案子，一道诏令下来，董仲舒免死，不知道是刘彻的恩赐还是公孙弘的相助。董仲舒回家后，来不及给自己压惊，第一件事是把书案上所有言说灾异的简帛拿到庭院里一把火烧了。
阴阳灾异，确属天道，泄露天道，性命难保，今后还是只在心中说灾异吧。
劫后余生的董仲舒彻底沉寂了，公孙弘却可能在主父偃对董仲舒的陷害里，觉察到自身的危险。公孙弘深知更化改制绝非一代人之功，眼下最要紧的是防范主父偃。换言之，先清除掉敌人，且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谈得上下一步的事情。
这下一步，就是人，要有一大批且源源不断的儒生进入朝廷做官。虽然朝廷举贤良已经十几年，但举贤良并不是稳定和常态的入仕渠道，人数也不多。没有人，无论是清除政敌还是劝谏皇帝，都难以成功。昔年赵绾王臧之败，今日主父偃之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很快，公孙弘就听到皇帝拜主父偃为齐王国相的消息。主父偃就是临淄人，他这些年刻意收集了不少齐王淫秽失节的内幕，可能是有什么前因要报复，把这些内幕一股脑捅到刘彻那里，刘彻这才拜他为齐国相。如果他在齐国再次掀起大案，比照当年处理燕王的案子，回来后很可能升任御史大夫。到那时，公孙弘就将屈居主父偃之下，性命或将难保。所以，公孙弘要加快升迁的脚步。
主父偃离开长安之前，也颇做了些准备，他授意同僚中大夫朱买臣，两人一内一外，勠力维持局面。到了齐国，主父偃先是羞辱亲朋故旧，以报复当年他们对自己的蔑视、忽视、鄙视。不几日，又让手下人试探齐王。“先问问王和他姐姐通奸的事”，主父偃吩咐，他的想法是循序渐进，先让手下人从一件事问起，让齐王摸不清虚实多寡，自己再去和齐王理论，如此一进一退，不怕齐王不服。
大概与此同时，主父偃得到消息，公孙弘被拜为御史大夫。他感到了压力，迫不及待要与齐王摊牌，希望把齐王的案子办得漂漂亮亮，再加上手中还握着赵王的把柄，回到长安后可以与公孙弘一搏。
但主父偃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手下询问完齐王之后，齐王大概是担心遭受燕王一样身死国灭的命运，当晚就自杀了。
齐王之死打乱了主父偃的设想，自杀意味着齐王还没有审判就死了，案子就黄了。再加上赵王因为有把柄在主父偃手中，更要借齐王自杀一事做文章。主父偃决定即刻动身返回长安向皇帝解释。不过，流言比快马更快，主父偃人还没到，皇帝已经为齐王自杀之事震怒，以为是主父偃逼齐王自杀的，再加上赵王怂恿。主父偃刚入函谷关就被拿下。
齐王之死既是国事，又是皇帝家事，刘彻召丞相、平棘侯薛泽，御史大夫公孙弘，以及新任廷尉张汤来议事。张汤也担任过太中大夫，与主父偃、朱买臣、赵禹同列。不过，张汤与赵禹都是入仕多年的大臣，彼此交好；而主父偃与朱买臣是刘彻提拔的新贵，彼此相合。张汤与主父偃关系未必密切。此番主父偃下廷尉，廉洁苛刻的张汤客观地指出，主父偃确实未曾逼迫齐王自杀，不过，赵王等人举证主父偃接受诸侯贿赂和卖官已经查实，所以主父偃应按照贪污罪处死。
丞相、平棘侯薛泽一向忠厚，主张暂时留主父偃一条命，刘彻也觉得主父偃很有才干，不太想杀他。而此时，公孙弘说了一句话：
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 29
这句话并不容易理解，但刘彻马上明白了。公孙弘的意思是，齐王自杀无后，齐国就被废除了，齐地改为郡县，版图纳入汉境，这从利益上看不是坏事。但是从儒家伦理看，天下人就会觉得皇帝太狠毒了，已经占有四海，却为了得到齐国的土地，不惜派主父偃逼迫亲人自杀，夺取亲人的土地。所以，天下人会在背后骂皇帝自私无情冷酷，不是仁义之君。所以，只有杀主父偃才能告诉天下人：看，皇帝并不想这样，是主父偃辜负了皇帝。
刘彻对公孙弘的建议非常满意，他甚至不满足于杀掉主父偃。公孙弘、张汤分明只听得刘彻的玉音放送：
“主父偃族诛。”
6．董仲舒之惑（四）
主父偃的确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入仕的，拚得残生尽日欢，此身虽死又何妨？但他万万没想到，搭上的不仅是自己，还有整个家族成员的性命。
主父偃一死，朝廷的气氛似乎轻松了许多。但董仲舒仍然恐惧，他虽然厌恶主父偃，但族诛的酷刑令他畏惧。他的困惑与日俱增：面对一位喜怒无常、极端残酷的君主，儒学如何去驯服，又怎能驯服得住呢？他日益感到自己的经术毫无意义。讽刺的是，皇帝派吾丘寿王、张汤来向自己问道，他们来修习儒道，真不知道修成什么样子呢！
董仲舒还困惑于公孙弘，自从张汤向他讲了主父偃之死的缘由，他惊异于公孙弘确实是通儒术的，只是这儒术之用超乎自己的想象。昔年刘彻向董仲舒问灾异的时候，董仲舒也建议皇帝诛杀诸侯和外戚，但那并没有实际所指 30 ，而且确乎是灾异本身的预测。公孙弘却能将儒术翻云覆雨成精妙手段，还饰以仁义，这对儒术是福是祸？
又是十月，新的一年到来。
十一月，温弱的平棘侯薛泽罢相，御史大夫公孙弘拜相。
这是有汉以来第一个没有封侯的丞相，朝臣还没来得及议论合不合旧例，拜相当日，皇帝就以平津六百五十户封公孙弘为平津侯，此时公孙弘大约74岁。此后直到东汉，凡拜丞相必先封侯成为惯例。
尤为重要的是，公孙弘是作为一介儒者而非功臣或是外戚走到封侯拜相这一步的，这对天下的示范效应，要远远高于董仲舒在贤良对策时苦口婆心宣讲的大道理。
当了丞相之后的公孙弘会干什么呢？董仲舒不敢去想，他应该并不乐见一个曲学阿世的儒生，成为新一代的汉家儒宗。
不久之后，公孙弘先是引董仲舒和另一个修鲁学的瑕丘江公辩论，力推董仲舒的齐学更胜一筹，齐学在汉廷的地位更加巩固；但接着，公孙弘又举荐董仲舒担任胶西王的王国相。
表面来看，这是一次重用，但董仲舒经历过上次牢狱之灾和担任江都王相之后，已经能看清这是一个“杀局”。胶西王也是刘彻之兄，“七国之乱”后封王，“为人贼戾 ”，“强足以距谏，知足以饰非 ” 31 。人很聪明，你向他进谏一句，他有十句回你，而且说得更冠冕堂皇。胶西王最有名的事情，就是这些年凡是给他当相的，总会被他找出理由治死罪，实在找不出瑕疵的，就被毒死，总之有去无回。
王命难违，董仲舒只得东行。
见了胶西王，董仲舒没想到大王非常恭敬谦卑，一切皆依礼，但董仲舒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自己连一个诸侯王都无法驯服，想以儒学驯服皇帝从而变革天下，更是绝对不可能的。刘彻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貌似圣王，实为暴君，这样的皇帝是三代以来的第一个，是帝国时代孕育出的典型君主，与尧舜文武、秦皇高祖有着本质不同。辅佐刘彻这样的“雄才大略”，恐怕只有公孙弘才能胜任。
董仲舒终于想明白：公孙弘刻薄残忍，但未必是针对自己，而是面对刘彻不得不如此，他杀主父偃，贬斥汲黯，把自己撵到胶西，种种行径，目的是为了驱除异己，垄断皇帝的信任，从而可以放手做一番事业。
如今这些目的都达到了，公孙弘年老体衰，时日无多，不出所料的话，势必该有些作为了。
想到这里，董仲舒赶忙掌灯备刀笔，给公孙弘写了一封书。在这封短短的信里，董仲舒一共说了五次“仲舒叩头死罪 ”。当然，“死罪”在汉代是一个常用的谦辞，但反复说了五次，董仲舒只想传达一个意思：我服输。
特别是这么一句话：
仲舒愚陋，经术浅薄，所识褊陋，不能赞扬万分，君侯所弃捐。 32
一代儒宗都服输了，公孙弘见到这封书一定很高兴，他可能会想：老匹夫终于想明白了，也是真害怕了，不枉我把他发配到胶西王那里去。
那么，董仲舒在书信里提到的建议当然可以考虑了，那就是希望公孙丞相能效仿萧何，打开求贤之门，尽快让儒家垄断仕途，这与公孙弘的政见相同。公孙弘已经驯服了儒宗董仲舒，也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他把丞相官邸的东墙凿开，加盖了一幢新的建筑物，名曰“东阁”，在这里他招纳各类贤人名士，如果有特别出色的，就推荐给刘彻。
更重要的是，公孙弘彻底变革了汉代的文官制度。他推动刘彻下诏：
第一，以儒家原则建立中央太学。
第二，为博士配置弟子五十人，由太常选拔，以前的博士自己收弟子，此后博士弟子们由国家选拔配备，就像今天的“公费研究生”；同时，令各郡国层层选拔优秀子弟到太常博士处委培。“毕业”后经过考核，分送到中央担任“文学、掌故”等官员，优秀的可直接担任郎中。
第三，发掘现任地方官中的儒学人才，优秀的担任左右内史等京畿地区官员的属员，较一般的也担任各郡太守的属员。
这几乎重建了汉朝的官员选拔体系，保证儒生被源源不断补充到中央和地方的中低级官吏行列，随着这些人的正常升迁，汉代朝野的儒家官员甚至高官将会越来越多。
这正是董仲舒曾经想做但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情 33 ，也是公孙弘了不起的作为。
董仲舒七十岁那年，允许他返回长安的诏令到了，不知道是皇帝记起了他，还是公孙弘见到那封信后决定放过他。
辞别胶西王，董仲舒松了一口气，或许胶西王也松了一口气。
返回长安的路上，正值冬季，一路上都在下大雪。雪势之大，是皇帝即位以来的第一次。经过的郡县，总有贫民被冻死。董仲舒知道，这灾异预示着将会掀起可怕的大狱，但他再也不敢说出这个秘密了。
回到长安的董仲舒向皇帝上书，求皇帝准许他致仕。
皇帝答应了，又令张汤登门向董仲舒学习如何以儒术来审案。于是董仲舒作《春秋决狱》，写下二百三十二个案例，详细解释如何用儒术来平决案件。从这一点上说，董仲舒所做的与公孙弘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儒术融入汉帝国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公孙弘也有《公孙弘》十篇，记录他以儒术理政的经验，据说内容极为精要，每个字值百金 34 。
他们两人的差别，是作为经师拥有的政治德性不同。
故园仍在，木繁草长。董仲舒想起昔日“三年不窥园”的往事，想起汉景帝时，他还算年轻，有一日，天朗气清，他在家中读书，忽然门下报称有客人来访。来者脱履登堂，风姿绰约，令他精神一振。主客交拜行礼，分别在席上坐下。面对董仲舒这样的海内名儒，此人并不苟且，仪态颇为大方，谈吐十分不俗。他们谈起儒经的精微奥妙，更是多有相契之处。董仲舒很想引为知己，又颇觉可疑，因为他感觉此人对自己非常熟悉，若非曾经同门共学、朝夕相处，绝不可能有如此默契，然而，他从未闻说此人大名。
日光依然灿烂，照得门外白花花一片。
客人忽然说：“噢，要下雨了。”
董仲舒一怔，恍然大悟，笑着对客人说：“我晓得了！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鼷鼠！”
那人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绰约的人形迅速朽坏下去，旁边侍奉的仆人吓得把手中的漆盘掉到了席上，眼看那来客化作老狐狸的模样，仓皇跳出前厅，不知去向。 35
而现在，他每晚都到园子里，仰首观天象变幻，个中玄机只有自己能领会。不久，他听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两王皆自杀。而主持这次谋反大案审理的，正是当年险些害他被杀的高足吕步舒和时常求教的廷尉张汤。吕步舒和张汤以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为蓝本，审理两王之案，最终有万人死在这场大案中。印证了上年冬日大雨雪所的寓意。
夜观天象，他还发现北极星旁的三颗星突然有一颗变得极暗，这预示着三公中有一人即将死去。而此时，御史大夫李蔡刚刚被免，太尉一直空缺，三公中唯有丞相公孙弘在任。果然第二年公孙弘薨于任上。
董仲舒是否可以理解公孙弘？
他或许能理解，儒家改制不是由一个人、通过几件措施就可以实现的，也不能寄托于一位皇帝身上。公孙弘穷尽后半生，就是给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从而与外戚、勋旧在官场上分庭抗礼。而即便是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事情，也必须由公孙弘这个既懂儒学还能取得皇帝信任、对待政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而董仲舒一生所做的政治实务，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做顾问。
好在他把毕生关于天人感应、灾异论说的道理，都深深融入公羊学说里，为汉朝后来的儒生们大谈灾异打下了基础。 36
但即便如此，董仲舒仍然无法赞赏公孙弘。理解，但决不赞赏，不是因为两人命运殊途，而是董仲舒仍然深深陷落在政治的困惑里。进入帝国时代的儒学，从理想上看必须驯服帝王，但是真的可以做到吗？逐渐“经学化”的儒学，随着地位的升高，将来还有动力去批判驯服帝王吗？
多年以后，刘向、刘歆父子争论董仲舒的地位，父亲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儿子刘歆却很不以为然，认为充其量只是“群儒首 ”。从董仲舒的毕生事业来看，刘歆所言不虚，他的确没有什么王佐之才；但倘若以理想主义来观，董仲舒岂又只是儒生之首？假如董仲舒遇上王莽，该会怎样？
注释：
1 《汉书·扬雄传》，第3584页：“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
2 即汉朝的大鸿胪。
3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语，第3097页。
4 《汉书·王莽传》和《艺文志》里记载的这些“任课老师”略有不同，可能是前后的任职老师有变动。
5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6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7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见《文史通义校注》，第1页，中华书局，1985。
8 尽管被坑的很多都是方士，但其实方士、儒生，在彼时使用的是相似的话语。
9 法家理想的君主的确是专制的，但也是最知法懂法、依照律法严格执法的君主，是法的典范，是首席大“法”官和首席执法官。但如何培养教育这样的君主，以及君主不守法怎么办，法家也没有有效措施。
10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11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12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4页。
13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6页。“希”，观望。
14 《汉书·叔孙通传》，第2131页。
15 《汉书·武帝纪》，第156页。
16 陈启云认为，卫绾的这次上奏，仅指这一次举贤良罢申韩纵横之言。见氏著《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第11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但即便举贤良都是儒生，其他派别仍然有别的入仕渠道。
17 《汉书·儒林传》，第3608页。
18 《汉书·窦婴传》，第2379页。
19 建元是刘彻后来追补的年号。
20 《汉书·五行志》，第1329页。董仲舒的草稿并没有保留，这里是从他对其他火灾的推演中摘出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义理。
21 《高庙园灾对》，见《董胶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影印版，见“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s://ctext.org/zh）。
22 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汉武帝即位之初（建元元年）还是第一次改元之初（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历代有争议，近来还有“元光五年说”。因文献不足征，这里取元光元年。
23 陈苏镇先生认为司马迁“没有见过天人三策甚至不知董仲舒曾参加对策”，见《〈春秋〉与“汉道”》，第226页。但司马迁未在董仲舒传里记录这些，未必是不知，更有可能是不取，觉得不重要、不需要。司马迁问学董仲舒，焉能不知？
24 《汉书·董仲舒传》，第2523页。
25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三章。
26 今扬州。
27 《汉书·公孙弘传》，第2619页。
28 《汉书·儒林传》，第3612页。
29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2页。
30 也有认为董仲舒指的是田蚡和淮南王，但这可能是后人知道田蚡之死，淮南王谋反的后见。
31 《汉书·景十三王传》，第2419页。
32 《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见《董胶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33 《汉书·董仲舒传》，第2525页：“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只是“发之”，具体实施，董子并无权力。
34 《汉书·艺文志》，《西京杂记》卷三，第27页。
35 刘义庆：《幽明录》；此虽为小说家言，亦可见董子之形象。
36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第43页。
二、今古之争
7．盖宽饶之死
董仲舒最后以寿终，家族滋繁茂盛，还得到迁徙茂陵的礼遇。如今长安附近的卫星城已经是繁华富贵的辐辏之地，聚集了许多达官贵人，迁徙帝陵不再是汉廷消除关东巨族势力的举措，倒像是对臣子的褒赏，当然这并不全是董仲舒的声誉所致，而是他的子孙因为修习儒学都当了大官，这要拜公孙弘所赐。
魏郡的盖宽饶也是如此，他受益于公孙弘为儒生划定的轨道，先因为明习儒经在魏郡任“郡文学”，主要负责一郡的教育工作；又通过举孝廉、举方正，在汉宣帝时期升迁到汉朝中央担任郎中令的属官谏大夫，负责宫门事宜。盖宽饶为人刻板刚正，特别擅长用儒学的原则来处理行政问题，是那种敢把本本上的“规章制度”甩到顶头上司面前、坚决不给上司干私活的人。汉宣帝倒是欣赏他，人尽其才，把他提拔到司隶校尉的位置上，查举弹劾官员和王侯外戚。
董仲舒指明了方向，公孙弘铺好了路，要想当官，就要修习儒学，所以夏侯胜告诉他的学生，只要儒学水平高，当官就跟从地上拾草一样容易。但是，要想当大官，还得平衡和皇帝的关系，不能太执着儒家的理想。因为在汉宣帝的时代，汉朝秉承的是“王霸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盖宽饶不太听这一套，他觉得自己只要廉洁奉公，别人就无可指摘，因此他当司隶校尉期间，长安内外的大小官员贵戚都怕他，长安风气为之一清。汉宣帝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并非弄权之臣，在汉宣帝微末时有恩于皇帝，因此备受尊崇信任。有一次，许广汉搬新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等一众官员都来庆贺，但盖宽饶就不去。
许广汉屈尊请他，他才去。一到许家，许广汉亲自斟酒敬他，盖宽饶说了一句很扫兴的话：
无多酌我，我乃酒狂。
少给我倒酒，我喝了会耍酒疯——丞相魏相听见后笑着说：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1
次公是盖宽饶的字。您不喝酒都像疯子，何必靠酒？——魏相和盖宽饶的人生轨迹相似，他是凭通晓《易》经，亦先在郡内做官，再通过举贤良进入汉朝。魏相既通儒经，又擅长以律法治理地方，还特别重视汉朝的传统，治政时有意收集整理了汉朝名臣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的言论，给汉宣帝作参考。他这种既有儒学素养又重视汉朝传统的风格，很得汉宣帝欣赏。
魏相此话一出，在座的趋炎附势之徒立刻把鄙夷的目光投向盖宽饶，以示“划清界限”。酒喝得差不多了，音乐歌舞起来了，主管长信宫事务的长信少府，名叫檀长卿，步入舞池，模仿猴子逗起狗来，大家都笑了。盖宽饶十分不悦，仰头看着新房叹气说：“真漂亮啊！可是富贵无常，一不小心就易手，这样的房子再美，和人来人往的宾馆有何不同呢？”说完离席而去，走了还不算，马上弹劾长信少府学猴子跳舞，失礼不敬。
此事令汉宣帝很不高兴，许广汉亲自赔罪，过了很久才算过去。
汉廷里，类似盖宽饶这种轨迹的官员不少，他们都是儒生出身，但并不担任博士之类的“教职”，而是在朝廷的各个岗位上凭着儒家的原则做实际工作。汉宣帝时，“五经博士”已经增加到十数家，他们继续担当皇帝的顾问，负责汉朝的文化教育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博士之职也是通往九卿、御史大夫甚至丞相等顶级高官的道路之一。
一边是儒生出身的行政司法官员，一边是看似学术纯粹但实际上官方化的经学博士，两者在政治的维度上既有重叠，也逐渐有了龃龉。
言其重叠，是因为经学博士的“王官之学”和儒家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共同将学术思想的意图贯彻到政事和律令中，多少制衡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利益阶层的专权专制。
因此，汉宣帝及以后，朝廷的重大决策、大臣的谏言建议、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找儒家作依据，就好比后代的文件一上来先要写“为贯彻落实……批示”之类。但这些引经据典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做法是从义理上、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叫作“引经决事”，顾名思义，就是照着儒经来平决事务。清末的皮锡瑞对此说了四句话 2 ：
“以《禹贡》治河。” 《禹贡》是《尚书》里的一篇，记载了大禹治水、古代的山川河流等内容。汉廷讨论治水，《禹贡》是最高纲领。平晏之父平当，在汉哀帝时期就讨论过；王莽也主持过一次治水的“专题会议”，大臣们都是以《禹贡》为范例，韩牧呼吁道，要按照《禹贡》里记录的九条河流来疏通，哪怕疏通不了九条，能通四五条也不错呀！ 3
“以《洪范》察变。 ”说的是夏侯胜根据《洪范五行》，通过天不下雨推测昌邑王要遭遇政变那类事。
“以《春秋》决狱。 ”说的是董仲舒和他的后来者们，根据《春秋》的原则来断案，类似儒家对秦汉的律令进行“司法解释”，既然无法取消承秦以来的律令制度，那就重新解释。前面曾说，法家的观念基础是“刑名”，以律法维护名实相符。《春秋》决狱就是把儒家的道理插入名实之间 4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的郑玄，影响甚至达于21世纪。
比如说，董仲舒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例：乙、丙两个人打架斗殴，丙抽出佩剑去刺乙，乙的儿子甲一看父亲要挨刀，情急之下举起棍棒去打丙，结果不小心打到自己父亲身上，把父亲打伤了。按照汉朝的律令，即使是误伤，也属于儿子殴打父亲，要判枭首。
但董仲舒不同意，他举了个儒经里的“判例”：春秋时期许悼公（名买）生病，太子（名止）进药，结果许悼公服药后去世了，太子很伤心，把国君之位让给弟弟，几年后郁郁而终。《春秋》经文说“许世子弑其君买 ”，虽然用了一个“弑”字，但《公羊传》在解释这句经文时，认为太子的错误不在于进药给父亲，而在于进药过于草率，动机是好的，所以不算有罪。董仲舒所学的是公羊学，所以他平决这个斗殴的案子，就认为和许国这件事的道理一样，儿子的本心是救父，只是措施不够精准，因此判儿子无罪。
在这里，董仲舒说了一条很有名的原则：君子原心。
就是动机比结果更重要。
儒家的这种对于法律的观念，是非且先不论，直到今天仍然有回响。
“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说的是王式用《诗经》劝谏过昌邑王刘贺。霍光废昌邑王，以没有尽责为由屠杀昌邑王旧臣，却认为王式已经尽责，将其赦免。
因此，至昭宣时代，儒家已经深刻介入汉朝的政治、法律、日常事务之中，虽然距离儒家“制礼作乐”“圣人为君”的理想还远，但地位和功用已经远远超出叔孙通的时代。即使和后世比起来，也称得上光辉灿烂，与宋明那种“尊德性”“道问学”的心性儒学、个人实践儒学不同，与清朝那种“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雠目录”的考据儒学也不一样，与20世纪以来“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的哲学化儒学更有本质不同。
促成这一切的，既有经学博士们掌握儒家经义解释权的因素，也有儒家化的官僚们在治政治事上的实践和努力。当然，还有皇帝的因素：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汉宣帝请太子太傅萧望之组织，在未央宫前殿北边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会议。石渠阁是皇家图书馆，因为藏书所以得防火，图书馆周围就用石头造了一道水渠，风景独特。这地方距离前殿很近，藏书又多，是当时博士和儒臣们常常光临的宝地。
开会，实在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这次会议却可以视作汉朝以儒家立法的标志性事件。
原来，这次会议邀请的全部五经博士，都是公羊学大儒。但汉宣帝因为祖父刘据爱好穀梁学，登基后格外重视穀梁学，于是又邀请了多家重要的穀梁学大儒。石渠阁内一时云集了帝国最权威、最重要、最有名的大儒们。
召集这次会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现了皇帝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学者的亲切关心”，这是儒者们乐于看到的。不过，汉宣帝的真正意图，是抬高他所推崇的穀梁学。当然，并不是说他要打压公羊学，而是令两者并驾齐驱，扩大博士的范围和数量。比起谈论灾异五行、主张皇帝要根据天道行事的公羊学，穀梁学更注重礼制尊卑、伦理教化。
穀梁学被抬高，就会与公羊学出现学理上的分歧。两者现在都是官方儒学，遇到矛盾分歧，谁正确？
皇帝正确。
这次会议上，汉宣帝以帝王之尊，对此类儒学内部的争论进行裁决。这就意味着，皇帝依然凌驾于学术之上，而将公羊学、穀梁学都建为博士，还说明皇帝对经学的控制范围扩大了。
因此，儒学就在这期间慢慢分化。
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越来越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接受皇帝对儒学的裁决。经学博士们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像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虽然脱胎于儒家，但已经不纯粹是作为学术、作为理论、作为思想的儒学，而是成为“经学”。
经学有许多种定义，此处定义为官方儒学，因为唯有官方儒学，才能体现汉朝作为一个帝国所要追求的气质与德性。
与此同时，那些虽然不是经学博士，也未必是什么儒学大师的人，包括在野的学者、在朝的士大夫，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石渠阁会议，但有不少却能保持自身的独立，该批判时政就批判，该谏议皇帝就谏议，仿佛儒学另有一套价值观似的。
换言之，经学是儒学，但儒学未必是经学。
打个比方，今天“西方国家”的“经学”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但这些理论不只是“经学”，还是大学里的研究课题，是一些个人秉持的价值观，等等。
汉朝虽然从汉武帝开始逐渐推崇儒学，但目的是建立帝国自身的王官学、经学，而不是纯粹尊崇作为一门私家学问、个体思想、批判理论的儒学。
所以，至少在汉宣帝的时代，“独尊儒术”是不可能的，只能勉强说“尊经”。
在盖宽饶看来，汉宣帝的这种“尊经”很虚伪，他看到的是皇帝更重视刑法，更信任宦官，并有意把儒学压制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于是，他给汉宣帝上书说：
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 5
“儒术不行”，才是昭宣时期儒家地位的准确写照。在盖宽饶这类士大夫眼里，儒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那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6
不管是有意无意，盖宽饶透露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心里话：要实现选贤任能的“官天下”，而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一个人不具有统治才能，就没有资格当统治者。
汉宣帝何许人也？来自民间、深晓“民气”的他马上意识到，这封奏疏不是普通的讽谏，而是会动摇汉朝刘氏家族统治根基的“激进思想”，已经严重越过“王霸之道杂之”的底线。他令中二千石以上官员讨论这封奏疏，果然，有大臣直白地指出，盖宽饶这是要让汉帝禅让，是大逆不道！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在汉朝“禅让”曾经不是多么令人不安的词语。当年汉文帝立太子，还专门下诏说，自己没有禅让给贤人而是传给儿子，心里觉得不安。汉文帝肯定是故作姿态，但至少“禅让”两个字不扎眼。
大逆不道的罪名落到了盖宽饶头上，虽然有其他大臣上书求情，但无济于事，汉宣帝不能开这个口子。他笃信灾异、祥瑞，内心也知道刘氏不可能永远拥有天下。但至少在他这里，要努力维系皇室的权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他下令逮捕盖宽饶。
盖宽饶并没有被捕，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在未央宫北阙之下拔刀自杀。
8．萧望之之死
汉宣帝死时，给儿子汉元帝留下一个足以平衡势力，又能帮助儿子治理天下的班底。他临终前提拔了三位大臣，让他们同领尚书事，出入禁中，担当辅政之职。
其中，乐陵侯史高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他是外戚。
曾协助汉宣帝主持石渠阁会议的太子太傅萧望之，被任命为前将军、光禄勋，他是当时的大儒，夏侯胜的学生；太子少傅周堪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他俩都是帝师。
此时，儒臣、名相于定国是丞相，统筹外朝事务。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辅政班底主要承担顾问、导师的职能，不同于霍光那种权臣。再加上汉宣帝留下的宦官——中书令弘恭和中书仆射石显，形成了一个儒臣、外戚和宦官平衡的朝局。
王政君的家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但势力还很微弱，与辅政无缘。
弘恭和石显虽然是宦官，但职务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他俩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熟悉汉家律令法度，实际上代表的并非宦官势力，而是与儒臣相对的文法吏。文法吏从汉初以来，一直担当着各级机构的“经办”，与后来身居高位、掌握话语权但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儒臣在利益和政治理念上有冲突。
因此，这个辅政班底很快就分化了。
前面曾说，汉元帝是刘氏皇族第一个真正受过全面儒家教导且热爱笃信儒学的皇帝，他宽宏大量、勤俭节约、温文尔雅，至少在萧望之、周堪的眼里，这是一个已经造就，具有“圣王”资质的年轻帝王。
假如汉元帝真的成为儒家“圣王”，后面可能就没有王莽的机会了。
萧望之、周堪特意选拔了通经的宗室成员、散骑谏大夫刘向加官“给事中”，顾问皇帝左右。早在石渠阁会议期间，萧望之就注意到当时仅为“待诏”的刘向，特意安排他参加会议。汉武帝宠臣金日磾的侄孙金敞当时担任侍中，也加入萧望之的阵营。四人同声连气，大胆劝谏皇帝按照儒家的理想治理天下，一时声望煊赫，势力大增。
这就触犯了弘恭、石显的利益，也令原本领衔辅佐的史高很是不满。史高于是与弘恭、石显结为同盟，互为表里。萧望之不是按照儒家原则来辅佐皇帝吗？史高等人就拿汉朝的传统做法来告诫皇帝，刻意与萧望之对抗。
萧望之对此心知肚明，决定要拔掉弘恭、石显这两枚钉子，把中书令换成儒家士大夫。
但汉元帝不仅没有斥退弘恭、石显，反而把刘向调离禁中，改任宗正。宗正是负责皇室内部事务的官员，刘向从谏大夫升为宗正，当然是提拔，但也失去了“给事中”的加官。萧望之的努力换来的，是自己阵营的被打压。
班固对这件事的解释，是说汉元帝刚即位，不愿意在用人机制上动作太大。但合理猜测，汉宣帝知道儿子好儒、柔弱，会给儿子传授心法，教导过他中书令等职位要用信得过的宦官，不能让儒臣把控。毕竟宦官位卑，纯然是皇帝的附属物，便于控制。若内外朝均由儒臣担任，那“霸王道杂之”的格局就被打破了。
这件事情并没有挫败萧望之的努力，他们继续从年轻人中选拔人才。会稽郡的郑朋此时冒了出来，这个小人物人品不佳，但很有眼光，趁机上疏批评史高等外戚之罪过，就此进入萧望之和周堪的视野。一经接交，郑朋极力吹捧萧望之是当代的周公，天下人心向往之；又提醒说萧望之已经年逾六十，再不有所作为就来不及了。
但处事严正的萧望之不久后发现，郑朋此人行为不端，搬弄是非，于是不再搭理。郑朋果然是小人，立刻投靠到史高的阵营，反过来向史高说萧望之、周堪的不是，至于前面批评史高的事情，郑朋说：“那都是周堪、刘向教我说的，我一个关东人，哪里知道这些（关内的）事情嘛。”
原本是暗流涌动、并未激化的矛盾，被区区一个郑朋搅成你死我活的敌友政治。从马基雅维利的角度看，郑朋的政治水平不低。总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史高、弘恭、石显也就不再敷衍，先行下手，让郑朋向汉元帝告发萧望之等人，皇帝大概不知道弘恭在里面的角色，按照程序让弘恭去调查，萧望之掉进了圈套。
问完之后，弘恭、石显正式报告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为朋党、诬陷大臣、离间外戚、专制擅权，实属有罪，建议“请谒者召致廷尉 ” 7 。
这里有个细节，史书说，汉元帝刚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 ”就是下狱的意思，于是准奏。后来有事召周堪、刘向来见，才被告知他们都被关到监狱里了，于是惊讶地问：“不是说只让廷尉询问吗？赶紧把人放出来！”
但是，汉元帝久为太子，父亲又是一个极重教育的人，怎么可能连“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都不知道？这个细节颇为奇怪。
而且，萧望之等人虽被放了出来，并没有说罪名是错的。对萧望之，是赦免其罪，罢免前将军、光禄勋；周堪、刘向则被免为庶人。那个小人郑朋被任命为黄门郎，进入了汉朝仕途的车道。
更奇怪的是，过了几个月，汉元帝赐爵萧望之为关内侯，重新给了“给事中”的加官和其他待遇，史书说，这是“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 ” 8 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让萧望之当丞相。听起来不错，但同时发生了一件事：
萧望之的儿子给皇帝上书为父亲鸣冤。
鸣冤这种事很正常，但汉元帝却将此事下有司，由相关部门讨论，假如他真的要任命萧望之为丞相，对这封上书应该低调处理，他反而小题大做，这是很奇怪的。果然，讨论的结果就是萧望之身为大臣，不思悔改，还教唆儿子上书鸣冤，这是不敬，提请逮捕萧望之。
汉元帝就问弘恭、石显，“萧太傅为人刚正，恐怕不肯折辱吧。”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真的逮捕，萧望之可能会自杀。
弘恭等人安慰说：“人命最重，萧太傅的罪都是言语上的小罪，他肯定不会做傻事。”
汉元帝于是批准了逮捕萧望之的命令。
身为中书令，弘恭、石显马上起草敕令，并命令执金吾即刻发骑兵，火速赶赴京外杜陵，包围萧望之的宅邸，一副气势汹汹、要办大案的样子。果然，萧望之见此情景，就觉得要完，起意自杀。他的夫人劝阻了一番，觉得皇帝不至于此；但他的学生朱云恰在宅中，他是一个比萧望之更刚直的人，反过来劝老师自裁。朱云说了什么史书未载，猜测朱云可能认为，皇帝三番五次折辱老师，那么自杀是最好的选择，这不仅是表明帝师、儒者的尊严，也是向皇帝宣示对他的失望。
在骑兵的包围里，萧望之服毒自杀。这距离汉元帝即位才两年。
消息传到汉元帝那里，正是饭点，皇帝大惊失色，连忙挥手不吃饭，拍着手哭个不停：“我就说过萧太傅不会进牢狱，你们果然杀了我的贤傅！”场面极为哀恸。
在班固的笔下，汉元帝是一个稀里糊涂、优柔寡断，不小心让老师死于非命的角色。但千载之下，我们不妨猜测更可能的真相：汉元帝先是假装不知道“召致廷尉 ”是下狱的意思，从而将萧望之免职；又故意放风说任命他为丞相，接着就他儿子的上书大做文章，将其下狱，言外之意是他咎由自取；下狱之前，又假装爱护询问，对宦官调兵这样的大事假装不知道，直到人死之后，又假装怪罪身边人，怪罪之后却不惩罚；尘埃落定，对萧望之上书的儿子不仅没有处理，反而令其承爵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萧望之的坟墓拜祭，以笼络人心。种种操作，是一套清除政敌的组合拳，精明无比，哪里有一丝糊涂？班固所记，可能的确发生过，那就得承认汉元帝太会演戏了，不枉班彪评价他“多才艺，善史书 ” 9 。
汉元帝即位才两年就杀了老师、辅臣、儒者萧望之，此事影响极大。
由儒学教导并被儒家寄予厚望的汉元帝，一度承载着儒家对圣君的期望。这种期望，包括重用儒臣，打击文法吏，消除社会问题，爱民爱人，制礼作乐，推动礼制改革，等等许多具体的内容。但是，汉元帝很快以阴柔之手段杀掉师傅，仅此一件事，就足以寒了广大儒生的心。换句话说，汉元帝就此失去了圣君的资格，儒家只能另选哲人王。后来的汉成帝、汉哀帝比汉元帝更不如。人们选择王莽，也包括了对汉帝的失望。
不过，汉元帝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成为儒家的圣君。他的确笃信儒学，但毕竟也是汉宣帝的儿子，承袭的是汉宣帝留下的政治格局。以往，史家会特别强调汉宣帝“乱我家法者，太子也”的故事，但汉宣帝既然还是将帝位传给了他，那么一定会从多方面对儿子进行教导、传授、安排，尽可能消弭元帝的性格弱点。
既笃信儒学，宽容节俭，又遵循父教，信任文法宦官 10 ，这种撕裂或许是汉元帝给后人留下“牵制文义，优游不断 ” 11 印象的原因。而儒学，也就在皇帝的这种优柔寡断中折向了新的方向。
9．翟方进之死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萧望之的死是皇权尚未衰微、“汉道”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表现。到了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霸王道杂之”的格局渐渐不复存在，儒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独尊儒术”，一系列礼乐制度改革在儒家推动下徐徐展开。
长安城无恙，未央宫无恙，但汉廷内外的气氛悄然改变。
表面来看，儒学已经接近胜利，十四家经学博士法度森严，牢固把控着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央地方的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不是儒家出身的，丞相基本都是大儒，连外戚王氏家族也好儒养士；整个社会向着礼乐制度的终极理想前进，就等着圣人出来实现天下太平。
但经学的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
首先，那些官方的经学博士们日益僵化，他们一代传一代，老师传弟子，父亲传儿子，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儒经做出更多、更新、更复杂的解释。几个字的“经”，会有“章句、传、记、说”等不同体裁的诠释，字数越来越多，有位叫作秦延君的经师，解释《尚书·尧典》，光“尧典”这个题目，就解了十万字；其中“曰若稽古”一句，解释到三万字。
多年以后，执政的王莽下令修订删减这些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在删减时，因为工作量太大，不幸累死在灯下。
文本的烦琐复杂，师法和家法的门户之见，使得今文经学日益成为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纵然皇帝信任他们，即使俸禄不会减少，但他们对思想与学术的贡献已经不如从前，对后学者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但与此同时，今文经学作为博取名利、仕途升迁的通道却始终通畅。修习经学依然是儒生们趋之若鹜的康庄大道，于是被选拔出的儒臣，有许多儒学素质很高，道德水准却堪忧。
前文曾提到，汉成帝的丞相匡衡，父祖都是农夫，幼年“凿壁借光”勤奋读书，很是励志。他专精《诗经》，入仕之后当过经学博士、太子少傅，直至封为乐安侯，成为丞相。
匡衡不愧为《诗经》大师，流传后世的奏章处处以《诗经》为准则，告诫皇帝要遵守教化，维系道德，为民父母，不可耽溺情欲。这些道理当然是对的，但匡衡自己在面对石显等人的权势时，反而闭口不言。更奇葩的是，他所封的乐安侯国一开始边界不清，把临近郡的土地也划了进来。匡衡明知有错，但隐瞒贪占了这部分土地及其租税，直至被人告发，丢掉丞相大位，被免为庶人。
尽管如此，匡衡的许多子孙依然凭借经学家法，继续充任博士职位，逍遥于仕途。
匡衡之败是不够“谨慎”，安昌侯张禹就精明得多。张禹也是博士出身，专治《论语》，位至丞相。在张禹的时代，《论语》的地位虽然不如“五经”，但也渐渐重要起来，当时的《论语》有多个版本，张禹凭借自己出色的经学素养，对《论语》进行比勘修订，搞出一个定本，人称“张侯论”，风靡后世 12 ，也就是今天《论语》的通行版本，而其他版本渐渐亡佚，张禹的水平可见一斑。
政治上，张禹却缺乏丞相的担当，不敢与外戚王凤争锋；私下里做生意、买田产，凭丞相之尊搞了不少泾河与渭河岸边的肥沃土地。他深居简出，庭院深深，喜欢一个人在院子深处鼓弄丝竹，尽享音乐之美。如此这般，比起匡衡的“晚节不保”，同样“腐朽堕落”的张禹反而得以善终。
匡衡、张禹都是当世大儒、学术领袖、一代经师，他们尚且如此，那些遍布朝廷和郡县的儒生官员就可想而知，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今文经学的声誉和品质也就受到了损害。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高陵侯翟方进也担任汉成帝的丞相，就颇能做到廉洁克己、赏罚分明。翟方进自幼失去父亲，少年时在汝南郡当小吏，备受太守摧折，一气之下来到长安学习儒学谋求上进，他的后母很疼爱他，跟着在长安“陪读”，给别人织鞋子挣钱供他读书。
多年以后，翟方进成了治《春秋》的大儒，当了博士，尤其精通《穀梁传》，还爱好《左传》，刘歆就在他门下学《左传》。
翟方进为人和盖宽饶相似，史书称他“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 ”。 13 越是对高官，他越苛刻，深文周纳打击他们，奏免京兆尹、右扶风等二千石以上高官二十多位，政敌陈咸被他打击到忧愤而死。显然，这种做派得罪了不少官员，但赢得了舆论的赞赏和皇帝的信任，最终一路当上丞相。
这一当就是九年，也是汉成帝越发奢侈荒淫、宠爱飞燕合德的九年。绥和二年（约公元前7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震惊内外的灾异。翟方进接到下属报告，说是天上出现了可怕的“荧惑守心”。荧惑，就是火星，是灾难之星；“心宿”则是天上的明堂，天子布政之所。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停留在“心宿”之内，意味着天子将有大灾难。
在《汉书》的记录里，秦始皇和汉高帝崩殂之前，都出现过荧惑守心的天象。
翟方进精通天文星历，知道“荧惑守心”的含义，不禁惊慌失措。消息传来，有人上书认为，要想消弭皇帝的灾祸，得选择大臣来厌胜。大臣的位置越高，效力就越强。翟方进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皇帝果然召见了他，所谈何事，后人不得而知。但他回来之后已经打算自杀，人还没死，皇帝的策书火速送到，措辞极为严厉，斥责他为相九年、灾异频出、未能称职。翟方进见策后自杀。
有汉以来，灾异影响政治并不鲜见，但像这样直接迫使丞相自杀还是第一次，足以说明此时的汉家天下，官民对灾异的信仰何等之深。但此事亦有颇多蹊跷之处：
一来，后世的天文学者推断出，这个月并没有发生“荧惑守心”！ 14 实际发生的是“荧惑入太微”，这也是对天子不利的凶相。二来，翟方进精通星历，“荧惑守心”并不是流星那类刹那间消失的天象，能延续一两个月，他为什么没有辩白，而是很快自杀？三来，这一时期，王莽已经除掉淳于长，当上了大司马，而翟方进与淳于长关系密切，又是丞相，和担任大司马的王莽分庭抗礼。此事和王莽有无干系？四来，翟方进死后，皇帝却“祕之 ”，就是秘密、低调处理这件事，没有公开，但给了翟方进超规格的葬礼，多次亲自凭吊，这种待遇之高，以至于多年后翟方进的儿子翟义起兵反抗王莽时还念念不忘。
因此，这次所谓“荧惑守心”的灾异，很可能出于一次未经记录的宫廷政变。翟方进担任丞相时间太久，树敌又多，与王氏家族关系不佳，王莽新晋，两人成为政坛上的对手 15 。因此，翟方进的反对派们利用这次灾异，将其夸张或解读为最凶险的“荧惑守心”，推动汉成帝有了令丞相自杀以代自己的想法。汉成帝召见翟方进，可能是要求甚至恳求翟方进自杀，那封措辞严厉的策书，只不过是程序，并非真的斥责。所以汉成帝才会赐予高规格的葬礼，以表示由衷的谢意甚至歉意。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是翟方进的儿子翟义举起了反对王莽的大旗，以及王莽为何对翟氏家族斩草除根，连儿童也不放过。
但这更说明了，经学最为重要的武器——言说灾异，已经失去了驯服君主的初心和威力。汉朝人信鬼神、信天命，对灾异祥瑞很敏感，董仲舒才会在这基础上发明“天人感应”的说辞，试图用灾异祥瑞来规诫帝王。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说辞是有作用的。汉宣帝满世界去找祥瑞，本身就是他敬畏天命的表现。
但经学的文本是敞开的，任何懂得经学的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目的解说，“灵活”借助灾异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翟方进之死，说明灾异成了惩治大臣而非规诫帝王的利器。其实，早在翟方进之前已经不乏先例——儒者谷永依附王氏家族，当别人以灾异批评王氏家族时，他却说灾异来自汉成帝无辜的许皇后，致使许皇后被废。总之，到了元、成之际，灾异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学的公信力颇为降低。
尽管丞相以生命“厌胜”天象，但几个月后，汉成帝还是晏驾了。
10．今古之争
刘歆，恰恰是翟方进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刘向修习今文经学，对诸子、术数、诗赋、方技都很有兴趣，又是宗室，少年之时就有了些许名气。汉成帝召见他，原本要任他为中常侍留在身旁，但被大司马王凤否了，只好让他先去当黄门郎。
巧合的是，大概不到两年，二十四岁的王莽也被拜为黄门郎。
两个人年龄相仿 16 ，一个是刘氏宗室，一个是王氏外戚，他们长达一生的友谊虽然隙末凶终，但此时都还年轻，一起共事当有志同道合之感，他们会谈论天下大事，诸如儒学怎么发展，汉家怎么改制，经学有何种弊端，怎么以儒学来说灾异 17 ，国家有哪些问题，等等，和后世的“有志青年”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他俩也会去找黄门待诏扬雄聊天，扬雄比他们大十多岁，从蜀郡来到长安，被时任大司马王音召在门下，又推荐在黄门待诏，从此入仕；所谓待诏，就是等待皇帝下诏给个正式的官做，一般情况下，短则数月，长不过几年，都能得到机会。可惜王音很快去世，扬雄又是一个毫无官瘾、不求上进的人，所以他一直待诏，已近十载 18 。
好在扬雄志不在此，他口吃，内向，不爱说话，对今文章句之学也没有兴趣，喜好博览群书，有机会就去天禄阁读书。刘歆也曾跟随父亲在天禄阁校书，彼此就熟悉了。
小兄弟桓谭也加入了。他是太乐令之子，若以今天比照，是个喜欢“玩音乐”的“官二代”，尤其热爱被儒家所诋毁的“淫乐”。他对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也不感冒，倒是愿意学习古文学。
扬雄和桓谭可能不太会深度参与刘歆和王莽关于“天下往何处去”之类的论辩，但在对经学的态度上，他们应该意见一致：
那就是关于今文经学和古文学的看法。
所谓今文经学，简单来说，因为儒经最初主要是口口相传，再加上战国的战乱、秦朝的《挟书令》，很多经书的简帛文本没有流传下来。直到汉朝，学者们才通过记忆默写下这些经书，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犹如今天人们使用简体字来抄写古代的书。
但是，那些先秦的旧书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有的被人保护着藏了起来，有的侥幸没有被销毁，例如汉景帝分封在曲阜的儿子鲁恭王在扩建宫殿的时候，偶然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些儒经，都是用先秦的文字所写，于是大家称之为“古文”，犹如今天人们得到一本古书，上面印着繁体字。
因此，今文学、古文学最初只是文字或文献上的区别。当然，在人们默写、传播、抄录的过程中，儒经在文字、篇目、字数上会有不同，有些差别甚至还很关键，以至于后来“今文”和“古文”的内涵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派” 19 。当然，此类问题到了后世才变得重要，在汉朝，刘歆和王莽的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
是否被立为学官。
立在汉廷学官，由博士所掌的，无论是齐学、鲁学，公羊学、穀梁学，《诗经》《尚书》《周易》，都是今文经学。也就是说，今文经学是官方儒学，有完备的教育体制，明确的家法师法传承，而且伴随着汉朝的统治，积累了大量关于政治的解释，拥有一套政治哲学，与司法行政关系密切。
例如，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素王”，就是说有王者的德性却没有天子的位置；认为明堂是议政之所，包含着君臣同堂议政的意思；主张“天子一爵”，就是天子尽管地位很高，但也是爵位之一种，因此可以褫夺；主张“讥世卿”，就是反对官僚世袭；主张“大一统”，强调天下要有“一王大法”，要“尊王”，从而抑制封君，这里需要点明的是，所谓“尊王”并不是“忠君”，而是要通过尊天下的王来抑制地方的君……这也就是为什么晚清的大臣郭嵩焘出任驻外大使，看到君主立宪国的议会、选举、总统轮换，会联想到儒家的“三代之治”，虽说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有那么点儿相似之处。
当然，今文经学的这些政治哲学并没有多少被付诸实践，大都是政治理想，但这至少是今文经学的显著特点。
而古文学就不同了，没有被立在学官，特别是古文学特有的《左传》《周礼》，尤其不被今文经学承认，因此严格地说古文学还不是经学，与现实政治也距离较远。
今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通过经师的阐释来实现的，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引经决事”之类；但古文学因为没有立在学官，又和利禄不挂钩，所以传习的人就少，也较少关乎时政，对灾异、图谶、纬书也较少涉足，多是对经文做字面上的解读、训诂，更像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哲学。古文学特有的主张，比如强调孔子是先师，推崇《周礼》的制度设计，等等，也与今文经学不同。
总而言之，今文经学和古文学具有不同的品质，虽然同属儒学，但像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人。
这个时候，古文学显示出生机。
一方面，恰恰因为古文学与做官无关，所以更纯粹，更能吸引真心好学的人。一种思想如果在野，就总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如果在朝成为官方理论，就免不了功利化、“政治正确”化。所以，今文经学的那些弊端，如秦延君说《尧典》到十万字、匡衡和张禹身为儒宗却迷恋功名利禄、翟方进死于灾异等等，在古文学这里尚不存在。所以，古文学的出现，为儒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另一方面，古文学还有一大优点。自汉元帝即位以来，儒家的士大夫已经不满足于以灾异、图谶、纬书来介入帝国政治，他们逐渐兴起了实现儒家复古理想，为天下制礼作乐，建立三代之治的念头。前面曾说过的“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 ”，就是从这个阶段渐渐成为儒家的新主张。用钱穆的话说就是，汉武帝、汉宣帝用文饰修辞的方法搞儒学，汉元帝、汉成帝是“言礼制，追古昔 ”。 20
于是问题来了，今文经学虽然有一套政治哲学，却没有发展出付诸实践的具体办法，没有制礼作乐的“说明书”。这个问题早在汉武帝封禅泰山时就已存在。皇帝都急眼了，儒生们还在吵仪式到底怎么搞，汉武帝一怒之下干脆照着自己的办法上山封禅了。
到了刘歆，这个问题更加急迫。
而古文经学比如《周官》，恰恰有关于儒家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左传》中也有一些春秋时期的史实，这些制度和史实，比起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显得更实在，不那么“务虚”。
也正因此，比起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素王”，古文学则更看重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而孔子呢，是传播周公的“先师”。一个把孔子看成是王，一个看成是师，差别不可谓不大。而一旦认定周公的地位更重要，那就给汉朝的制礼作乐提供了依据。
王莽之所以在后来要当汉朝的周公，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因此，利用古文学来实现儒家理想，就成了一条可以探索的道路。尤其对“有想法”的年轻儒生，比如刘歆、桓谭，包括王莽，更有吸引力 21 。
刘歆陪父亲在天禄阁校书时，偶然发现一套古文书写的《左传》，不禁欣喜若狂。《左传》原本不算儒经，据说是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撰，是一部单独的史书，并非孔子《春秋》的“传”，所以时人称之为《左氏春秋》。
在此之前，刘歆主要跟父亲学《穀梁传》，已经烂熟于胸。发现古文《左氏春秋》后，他爱不释手，听说丞相翟方进通《左氏春秋》，就赶忙去拜师学习。
翟方进是通今文经学的，怎么也通《左氏春秋》呢？这要从汉初说起。张苍、贾谊等从前人那里传习了《左氏春秋》，又一代代直传到一个叫作尹更始的人。尹更始传给了儿子、翟方进和另一个叫作胡常的人。
胡常有个徒孙叫陈钦，王莽又跟着陈钦学《左氏春秋》。
当然，不能说刘歆是王莽的祖师叔，因为这种传习是你跟着我学，我跟着你学，大家同一时期各自在学。真正重要的是，由贾谊传下来的《左氏春秋》，几经传抄，应该是用汉代的“今文”书写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今文经学、古文学虽然名称源于文字书写，但这两个名称确立后，关键的问题就不再是文字，而是看是否立于学官，是否属于官方儒学，以及不同的经学品质了。
这也就是刘歆见到古文的《左氏春秋》为什么会如此兴奋，这意味着他可以论证这部书的可靠和古老。他一边仔细研读，一边把《左氏春秋》里记录的历史，一条条插在《春秋》相关的经文下面。这样，原本独立的一部史书，就变成了对儒经《春秋》的“传”了。
《左氏春秋》也就变成了《左传》，古文学要开始发力了。
当时，汉廷有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
刘歆手上有了他精心阐释过的《左传》，就想切开汉廷旧的经学体系，鼓吹将古文学立在学官，从而为汉家开辟制礼作乐的新路。当然，打破旧体系，自己也就有机会后来居上，飞黄腾达。因此他虽然今古经学都通，但格外看重古文学。
其他的“小伙伴”呢？
扬雄给汉成帝写下气势恢宏的《羽猎赋》，被拔擢为黄门郎，终于不必再“待诏”了。不过扬雄却希望“停薪留职三年”，专心看书，研究方言。汉成帝很通达，不仅允许他读书搞研究，而且俸禄照发。扬雄热爱求知，对待学术今古兼收。
王莽早已高升，仕途通达，担任大司马，成为帝国的要人。王莽既希望借助古文学特别是尊周公来制礼作乐，实现儒家理想，又希望继续保持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关切，深信灾异、祥瑞、谶纬，对两派学术也都不排斥。
至于桓谭，对父辈的今文经学没有什么兴趣，尤其厌恶图谶、纬书，他追求“真理”，因此更爱与官方儒学较远的古文学。但他相信王莽将会建立不世之功，一心一意跟随王莽。
他们的友谊不论多寡，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若即若离地维系着……
11．刘歆要“解放思想”
绥和二年，汉成帝猝死，哀帝刘欣即位，朝廷风气为之一变。
从汉成帝末年到汉哀帝初，王莽和刘歆虽然地位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两人关系始终密切，关于古文学的意见也颇为相投。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印绶还没戴习惯的王莽，敏锐地觉察到新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为了巩固地位，他向汉哀帝大力引荐好友刘歆。
汉哀帝正打算重用宗室以抑制外戚，就拜刘歆为太中大夫并加官侍中。汉代大夫执掌的事务很广泛，顾问谏议、拾遗补阙之类都有，员额也没有定制，所以单看这个职务本身看不出什么来。但刘歆得了侍中的加官，就可以出入禁省，这是皇帝的宠信。不久，刘歆再迁为骑都尉、奉车都尉，得以跟随皇帝出行，宠信更甚；还官光禄大夫 22 ，成为皇帝刻意蓄养的人才。
光禄大夫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宫内官，俸“比二千石”，虽然不是特别高，已是各类大夫里最尊贵的职务，而且很闲适。汉廷往往用大夫来安排三种人：一是病人；二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好安置的人，比如董贤当大司马，他的父亲在朝廷上总不能比儿子官小吧，而当光禄大夫，不属于外朝官员，就规避了这个问题；三是不适合案牍劳形的人 23 ，比如名儒龚胜，汉哀帝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当上皇帝后就把龚胜征召而来，先拜谏大夫，后来见他是儒臣，不适合搞行政，就安排为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宠信甚至在刘歆之上。
刘歆也属于第三种，皇帝知道他儒学修养高，是宗室里难得的学问家，才把他放在光禄大夫的位置上，让他有时间再次牵头整理汉廷藏书，继续刘向没有完成的志业。
和刘歆一起在天禄阁校书的，还有五官中郎将房凤、光禄勋王龚，这两位也颇受汉哀帝信任，也都有侍中的加官。论学术，刘歆更胜一筹，在刘歆的影响下，他俩也对刘歆整理后的《左传》产生了兴趣。
刘歆的备受信任和王莽的逐渐失宠形成了对照。三公里丞相是孔光，大司空是何武，何武也通古文学。汉哀帝即位后势必要调整三公，王莽首当其冲，不久被免大司马之职，接替王莽的是皇帝当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师丹。
师丹也是儒臣，博士出身，匡衡的学生，专治今文经学的《诗经》学，年纪已经很大了。令王莽稍显安慰的是，他与师丹关系不错。师丹任大司马辅政后，向皇帝提出一项重要的改革建议：三代之治的基础是井田制，汉朝承平日久，土地兼并严重，应该仿照井田制予以限制。
这项建议得到了汉哀帝的支持，他令孔光、何武等人一起讨论，最后下了“限田令”，要求达官贵人们所占的土地不能超过三十顷。
这是后来王莽实施王田制的先河，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汉哀帝意欲有所作为，在老师师丹的帮助下，主动限制土地兼并；一种是王莽在去职之前已经有了计划，被免之后，凭着与师丹关系不错，继续予以推进。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了一点，就是限制土地兼并、防止贫富分化已经是朝野特别是儒家各派的共识。
说回刘歆。王莽被免职后，刘歆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持者，但他并不气馁。恰好此时，博士左咸等人上书，提出新皇帝即位，按照元、成时期确定的宗庙迭毁制度，汉武帝对汉哀帝来说已经超出了五代，亲缘已尽，因此应废毁汉武帝的世宗庙。
“毁庙”不是破坏，而是不再祭祀的意思。
这条建议确实合乎儒家礼仪，也符合元、成二帝确立的制度，但实际上隐藏着儒家的一个态度：要否定汉武帝。
自从汉宣帝时期夏侯胜力争不要给汉武帝立庙以来，儒家内部对汉武帝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他穷兵黩武，不爱惜民力，杀戮过甚。汉宣帝为了巩固帝位，刻意抬高汉武帝，令儒家有所不满。因此，废毁世宗庙是儒家要抓住新皇帝即位的契机，否定汉武帝的一次行动。
但汉哀帝恰恰要以汉武帝、汉宣帝为榜样来巩固皇权，并不愿意废毁，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这时，刘歆站了出来，他综合使用今文经学和《左传》里的经义，凭借深厚的儒学素养，反驳了左咸的观点，强调汉武帝的功德空前绝后，因此有资格保留宗庙。
汉哀帝很高兴，同意刘歆的建议保留世宗庙，对刘歆的信任也加深了。
但刘歆也就得罪了儒生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后世，儒家对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始终保持警惕。刘歆对汉武帝的维护，一定程度上确与儒学的基本主张不符，连汉武帝这样的君主都歌颂，儒家还怎么讲仁政？西汉许多皇帝如汉景帝都没有资格拥有庙号，而东汉的皇帝无论多差劲都能有庙号，在这个问题上的堕落，刘歆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但现在刘歆要做的就是维护皇帝，争取皇帝的支持，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改革经学体制，把古文学抬到学官。
拐过年来是汉哀帝建平元年，这是汉哀帝的第一个年号。
刘歆很知趣地把名字改了，他要避哀帝名字刘欣的讳，改成什么好呢？
改成了刘秀。
据说，刘歆在改名时已经见到纬书《赤伏符》里的那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这句话是说一个叫刘秀的人将会在乱世中成就伟业。所以，有人猜测刘歆正是根据这个谶言才改名为刘秀，也就是说他包藏了称帝的野心。
不过这个猜测证据不足，刘歆是宗室旁支，论继承权他毫无可能得到，此时他颇受汉哀帝的宠信，哀帝又春秋正富，因此刘歆不可能有这种妄想。刘秀这个名字很普通，比如另一个刘秀恰好就在这一年出生，为了避免混淆，我们仍然称他为刘歆。
刘歆去见汉哀帝，恳请将《左传》和毛诗、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皇帝倒是不反对，就问经学博士们支持不支持，建议公开辩论一下。对皇帝来说，新立学官可以“广开道术” ，不是坏事，当年汉武帝建五经博士，汉宣帝开石渠会议，目的都是扩大进学渠道以招揽人才，不纯粹是支持儒家；但对博士们来说，刘歆的建议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众博士们“皆不对 ”，不是默认，也不反对，而是不表态，冷处理。
自古以来凡是冲破旧制度，发动大论辩以“解放思想”是前提。博士们不搭理刘歆，也就不给刘歆据理力争的舞台，这比下场博弈要安全和有效得多。
见博士们一声不吭，刘歆也不好催皇帝，只好去求丞相孔光。孔光是匡衡、张禹的继承者，当世儒宗，他对经学的现状比较满意：学官的十四博士，每一家传承都很清晰，主张也很明确，现任的博士们要么是前任的学生，要么是子侄，他们的地位是传承下来的；古文学没有清晰的传承，凭什么要立为学官？谁都知道，立了学官，就可以自成门派，创造出巨大的利益，凭什么刘歆一跃就能与积累数代的博士们并驾齐驱。
何况刘歆还力争保留汉武帝世宗庙，与众儒实属殊途。
孔光不同意。
刘歆慢慢发现，这件事难办得很，他琢磨，既然博士们想低调处理，那就偏要主动出击，偏把事情搞大。
房凤、王龚见此，决定帮刘歆一把。
刘歆领衔执笔，房凤、王龚同署，三人向朝野抛出一篇名震千古的雄文：《让太常博士书》。
这个题目是后人加的，意思就是：批判太常博士的公开信。
在公开信里，刘歆等人讲了三点：
第一，别看你们现在“学科建设”蔚为大观，但在汉初，经历了秦火和楚汉战争，书缺简脱，连一篇《秦誓》都需要众多博士集体研读才勉强弄懂。因此，从源头看，今文经学的基础并不牢靠，古文学不逊于今文经学。
第二，今文经学虽然师法家法明确，但最初都是口口相传，现在古文学连文献都找到了，文献难道不比口传更可靠？
第三，今文经学里，穀梁学和公羊学差别不小，也有矛盾之处，尚且都可以并立学官。凭什么说古文学就没有道理立在学官？
从后世角度看，今文经学近乎政治哲学，古文学近乎史学或文献学，两者的政治品质不同；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口传真有可能比文献更真实。但在当时，这封措辞严厉、毫不留情的批判书一出，朝野大惊。十四博士们震怒，桓谭等人为之雀跃，谁都没料到刘歆敢将对官方经学的不满予以公开化。说到底，刘歆这封信反对的并非今文经学，而是今文经学垄断学官这件事，原本儒学内部的讨论，现在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治事件。
丞相孔光就不必说了，此时已经迁任大司空的师丹为之大怒，斥责刘歆破坏汉家旧制，诋毁先帝；光禄大夫龚胜并非博士，也非朝官，但他凭着名儒的身份，也跳出来反对刘歆，龚胜刻意上书劾责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请求领罪退休。龚胜能有什么罪责？他说这样奇怪的话，无非是依仗“学术权威”的身份，摆出没有教育好下一代的姿态，故意不给年轻人脸面罢了。
汉哀帝料到反响会很强烈，就为刘歆开脱，试图平息舆论。皇帝发话，大家嘴上也就不说了。但是刘歆等三人彻底得罪了师丹、龚胜，以十四博士为首的儒生们当然与刘歆“割席”。原本在光禄大夫的位置上优哉游哉、每日进宫到天禄阁校书的刘歆，发现未央宫已经待不下去了。
他从这些人特别是权臣的眼神里，甚至感觉到了杀机。
出于恐惧，刘歆等三人向皇帝恳请离开长安躲避祸端，就像当年贾谊那样。皇帝同意了。
于是刘歆被外放为河内太守 24 ，西汉的河内郡靠近京畿，地位重要且经济发达，是一处不错的地方。结果，大臣们继续大做文章，说宗室不能在这样的战略要地担任太守，因为有谋反的可能；刘歆只好被迫去更远的地方，先任五原太守 25 ，这是与匈奴交界的北方边境；又任涿郡太守 26 ，也近乎边境。几年之内，刘歆颠沛流离，备受折磨，不得不称病免官回到长安。病愈之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被安排为安定属国都尉，安定属国是安置当时内迁或投降的外族的地方，也是边境，刘歆眼看就要绝望了。
房凤、王龚略好些。房凤任九江太守，王龚为弘农太守。
王莽眼睁睁看着刘歆黯然离开长安。扬雄呢，学术与文学的名声虽然越来越大，但依然只是黄门郎，置身时局之外；桓谭也因为支持刘歆而备受儒生排挤，只是他人微言轻，还够不上被刻意打压的资格，为了自保，桓谭与汉哀帝外戚傅氏、丁氏乃至后来的董贤主动结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不久，王莽被遣就国，也离开了长安。
12．好朋友一辈子
王莽从新都国返回长安不到一年，汉哀帝刘欣崩殂，在六月的仓促之夜，王莽成为汉朝实际上的掌权者。
在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忙碌中，王莽没有忘记他的朋友。本来要出任安定属国都尉的刘歆，在王莽的建议下，被王政君留了下来，任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为中垒校尉。长安的卫戍部队主要是北军，北军里设有中垒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等武官，而中垒校尉除了自己带兵，还管着其他的校尉，可见王莽在初掌政权的过渡时期对刘歆的重视。
当然，刘歆的强项是学术。拐过年来，汉平帝即位，王莽的政敌也基本被铲除干净。王莽当上了安汉公，刘歆就被任命为羲和，这是王莽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文历法。此后刘歆继续升迁，兼任多个官职，全面加入王莽的核心集团，成为王莽制礼作乐、典章制度的设计者。
扬雄也注意到老同事王莽的归来，但他和从前一样，不主动交接奉承。他继续做着黄门郎的差事，而且，这几年他的两个孩子先后贫病而死，他不得不往来于长安和故乡蜀郡之间，跋山涉水，叹息哀痛，对朝廷的局势也更加置身事外。但是，他始终留意着王莽，在《法言》里留下了他对这一时期王莽的赞颂：“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 27
桓谭还担任着郎官，内心仍然坚定追慕着王莽。但是，哀帝在位这几年，他和王莽的死敌丁、傅两家以及董贤的良好关系，王莽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桓谭没有奢望能够像刘歆那样迅速飞黄腾达。他已经三十七岁，性格日渐沉稳，在和王莽的密切程度上，甚至不如那些已成为王莽核心圈子的后来者，比如追随父亲刘歆的刘棻、擅长解说符命的崔发、深具谋略的陈崇。
几位旧日朋友——如果能勉强称为朋友的话——道路渐渐不同，但关于儒家改制，对于致太平的愿望，却始终未变。而且，改制的希望也不约而同聚焦在王莽的身上。
什么是改制？
儒家的改制，不同于一般的改革或变法，而是建立理想国，建立“王制” 28 。
具体来说就是“太平世”：社会消除贫富分化、人人物质上均匀；政治秩序按照道德高低上下排序；最高统治者是德位合一的王者，统治阶层是以身作则、践行仁义的君子，被统治阶层是懵懂无知、遵循礼节的小人——小人不是坏人，而是没有达到君子的人。
在王制里，“质”的层面是社会、民生、财富上的平等，“文”的层面就是礼乐制度，“王者”既是天下的君主，还是道德的圣人、君子的典范，不依靠暴力而是通过礼乐垂拱而治，德泽天下。
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可见，王制是儒家政治的终点，是儒家版本的“历史的终结”；改制则是儒家政治的起点。因此，早在王莽掌权之前，改制的呼声和探索已在汉廷里发轫。
“质”的方面，比如为了限制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分化，改变奴婢的人身依附造成的不平等，董仲舒早就向汉武帝发出过“富者 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 29 的感叹，还建议说即使井田制难以施行，那也得出台一些限制占田、释放奴婢的政策，当然汉武帝是不会听的。
比如西汉儒家认为，商业资本肆虐，商人太过富有，农民过于贫困的罪魁祸首是货币。汉元帝时贡禹就说，“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 30 ，建议废除货币，改成以物易物；汉成帝时期有人建议，即使不能废除货币，也要用上古的龟壳、贝壳来充当，而不应铸钱，铸钱是贫困的根源。
“文”的方面，比如建立明堂、辟雍，早在汉武帝初年就被赵绾、王臧提出来了；比如更改官名、按照儒经重新确定九州边界，其发端是汉成帝时期何武推行的“三公制”官制改革；比如宗庙、祭祀制度的改革，从文景时期就被提出，在元、成、哀时期成为儒家改制的重头戏……
按照历史逻辑，王制的实现当然要靠王者的自我奋斗，但是也得考虑历史的进程，要先取得消除贫富分化、人人安居乐业、政治井然有序等“质”的基础，才能启动“制礼作乐”，从而创制“文”的理想境界。
孔子早就说过：绘事后素。
但显而易见，比较而言，“质”的目标太过理想化，也很激进，其实是难以达到的，仅仅消除贫富分化这一点，就几乎是人类各大文明永恒的主题。倒是“文”的改制，看起来比较容易。
所以无论是踌躇满志的王莽，还是有心推动改制的刘歆、桓谭，都会不约而同地先把“文”的制度设计进行下去。像明堂、辟雍、封禅、巡狩、宗庙、祭祀等一系列制礼作乐的“公共议题”，实际上已经启动，有些甚至完成得差不多了。以往儒家常常为怎么建立明堂、怎么建立宗庙而争论，在《周礼》《左传》等新的古文学出来以后，也有明确标准和具体做法了。
他们可能还认为，先确立礼乐制度，社会民生才能越来越好。
于是，从王莽第二次出任大司马到他登基之间的日子里，刘歆等人在制礼作乐上帮了他大忙：
封周公的后代为褒鲁侯，封孔子的后代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重订车服、婚丧嫁娶、学校教育的礼仪，特别是刘歆为王莽嫁女设计的婚礼成为天子礼的典范；汉廷争论了三十多年的祭祀制度也在这期间得以确定，明堂、辟雍、灵台等儒家的神圣建筑纷纷开始修建；还有更定官名，重划九州，考定音律，作《三统历谱》，等等，这些“制礼作乐”的事情，背后都有刘歆等人的影子。
刘歆更为王莽议九锡之礼，加宰衡之号，立居摄之仪，直至为王莽制定最特殊的“摄皇帝为母服丧”礼等专属王莽的礼仪，可以说没有刘歆，王莽的进阶之路不会如此顺利。
当然，刘歆也终于能一吐哀帝时的怨气，光明正大地征召天下通经特别是治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以及其他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学术的人来到长安，前后有千余人，大有网罗天下学术的气魄，与几年前十四博士千方百计阻挠他将古文学立在学官的狭隘做法迥异。
这一番努力换来的，是刘歆被封为红休侯。
桓谭也愿意出力，他为王莽建立明堂、辟雍出谋划策 31 ，又被提拔为司空掾，参谋治河事宜。这些倒不算什么，翟义起兵之时，天下震动，连刘歆都被拜为扬武将军，率兵屯在宛城，一时军令如飞，剑拔弩张。
王莽作了《大诰》，抱着刘婴，向朝野极力辩解将来一定会返政给刘婴。为了让长安以外的郡国知道他的承诺，王莽令桓谭担任谏大夫，与其他人持《大诰》颁行天下。
这个任务有一定危险，假如翟义起兵得到四方响应，那么桓谭等人的脑袋就得被挂在城门上了。
桓谭不辱使命，在一片兵荒马乱里，向各地官民解释了王莽的承诺，稳定了民心，避免了翟义起兵引发连锁反应。待到桓谭返回长安，翟义的起兵已告平息，桓谭被封为“明告里附城”，这个爵位相当于汉朝的“关内侯”，没有土地的实封，“附城”就是附庸，“明告里”不是实指的地方，而是褒扬桓谭能够“明白告诉天下人”。
这也是桓谭与王莽关系最密切的时候。
连置身事外的扬雄也发挥着作用，他帮助王莽立了《乐经》博士，还在王莽变更官名、重订九州时，写下饱含赞美之词的《州箴》和《官箴》进行歌颂。
王莽和刘歆等人的努力，使得汉朝百年里积郁的儒家理想主义信念在几年内喷薄爆发，一项项改制措施变为现实，这无疑得到了众多儒生儒臣的赞美和支持，也推动王莽走到禅让的前夜。
但是，关于禅让这件事，从儒家角度看，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上面所说的文质孰先孰后的问题。
王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了吗？消除贫富差距了吗？天下人都认可吗？如果都没有，怎么能开始制礼作乐？谁又来确认“制礼作乐”是否合法有效呢？
上天来确认。
准确地说，是上天通过祥瑞、符命来确认王莽的天命，通过灾异来确认汉朝的没落。
桓谭并不相信谶纬、符命，而那个叫崔发的小人物，最擅长解说符命，越发得到王莽的眷顾。
于是各种祥瑞、符命接踵而至，有了符命的加持，王莽的制礼作乐就被盖上了“合法有效”的印鉴，王莽也就能走向帝王的神坛。刘歆等人或许对王莽并不是百分百满意，厌恶谶纬符命的桓谭也终于感受到与王莽的隔阂。但是，推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以和平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位，实现王者的德位统一，正是儒家所设想的理想图景。
除了王莽，没有第二个人。
禅让，是儒家一系列礼乐制度设计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禅让的实现，意味着天下终于回到唐尧虞舜的“三代”政治，政权可以和平更替，谁贤能帝位就让给谁，既不要“家天下”的世袭，也不要战国秦汉的比拼武力，最好连“汤武革命”也尽量避免，这就保证了政治永恒的和平稳定。
这是华夏历史上，首次在帝制时代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迭，是空前的政治创新，令当时大部分儒家极度振奋，如果这条路成为常态，今后政权更迭这样的大事将摆脱暴力与阴谋。而在这个过程里，今文经学奉献了关于祥瑞、灾异和符命的微言大义，古文学贡献了制礼作乐的制度办法，今古文经学的“合作”远多于争议。
不知道当时是否有儒生经师们想到：王莽的天下能坐久吗？他万一失败了呢？如果他失败了，儒家这整套的政治理想还有第二次付诸实践的机会吗？
注释：
1 以上，《汉书·盖宽饶传》，第3245页。
2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90页，中华书局，1959。
3 《汉书·沟洫志》，第1697页。
4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4页。
5 《汉书·盖宽饶传》，第3247页。
6 《汉书·盖宽饶传》，第3247页。
7 《汉书·萧望之传》，第3286页。
8 《汉书·萧望之传》，第3287页。
9 《汉书·元帝纪》，第298页。
10 弘恭在萧望之死后不久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直至汉成帝即位后才失势。
11 《汉书·元帝纪》，第299页。
12 所以2015年海昏侯墓出土“张侯论”诞生之前的《论语》版本残简，就引起了强烈关注。
13 《汉书·翟方进传》，第3417页。
14 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
15 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载王健文主编：《政治与权力》，第1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16 刘歆生卒年不详，从他活动的时间上下限看，与王莽年龄相仿。
17 陈侃理：班固《五行志序》全袭刘歆之说，后代《五行志》也相继沿用，影响深远。见《儒学、数术与政治》，第130页。
18 对扬雄到长安入仕的时间，史书记载前后矛盾，亦有错讹，历来各家争议颇多。鉴于可靠文献不足，这里采纪国泰之说，见《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4期。
19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见《经学抉原》，巴蜀书社，1995。
20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9页。不过，古文经所倚重的《周礼》大概是战国时期形成，其对周代礼乐制度的设计是对战国时期新的官僚体制的反应，不是真正的周代礼制，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当然，对笃信古文的汉儒来说，《周礼》就是周代礼制。
21 儒家经学的今古文问题非常复杂，自古特别是近代以来，经过廖平、康有为、皮锡瑞、周予同等学者的努力，再加上百年来现代学术研究的积累，对相关问题有了很深的理解，但至今还不能说有“标准答案”。鉴此，限于本书的篇幅和目的，这里仅能对今古文经学的问题做极简、极笼统的描述。
22 《汉书·刘歆传》说他迁“奉车光禄大夫”，《房凤传》称“奉车都尉刘歆”，可能刘歆像当年霍光一样，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23 三种分类见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2版）》，第12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4 今河南北部。
25 今内蒙古包头一带。
26 今河北衡水一带。
27 扬雄：《法言·孝至》，见《法言义疏》，第559页，中华书局，1987。
28 刘小枫主持译事，取《荀子》篇名，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译为《王制》。
29 《汉书·食货志》，第1137页。
30 《汉书·贡禹传》，第3075页。
31 孙少华：《桓谭年谱》，第1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