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居摄元年春正月：摄皇帝
井水溢
灭灶烟
灌玉堂
流金门
——汉元帝时童谣
一、吕宽大案
1．孤独的汉平帝
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身着礼服，孤身从中山国出发，准备继承汉哀帝留下的皇位——成为汉平帝。车驾快要抵达长安时，他留意到祖先的陵墓，如山一般高大，但并不寂寞，因为这些帝陵的脚下已经形成县邑聚落，人烟稠密。过灞桥时，他的随从告诉他，紧挨着灞桥的帝陵是太宗文皇帝的陵墓灞陵。一百八十年前，汉文帝也是以诸侯王的身份，从封国来到长安即位为皇帝。
这些“家史”箕子并不陌生，但他毕竟只是孩童。他是否知道，当年汉文帝是抱着出生入死的决心奔赴长安的，因此才会带着舅舅薄昭和多名亲信，并在住进未央宫的当晚就让亲信们接管了皇宫的保卫，又在局势稳定后的第二年把母亲薄太后接进长安。
而箕子身边只有几名随从。祖母冯太后一家在汉哀帝时期被诛灭，虽然王莽“拨乱反正”，已给冯太后平反，王氏家族和箕子一家暂时处在蜜月期，但王莽惩于汉哀帝的教训，箕子的母亲卫氏、舅舅、朝夕相处的姐妹以及王国的官员都被勒令留在中山国。他不得不依靠马车外面的那两个陌生人：车骑将军王舜和大鸿胪左咸。
此刻，箕子不知道他已经与母亲永别，也不知道自己将在五年之后死去。《汉书》最后一篇“帝纪”末尾的赞语，前八个字概括了箕子的帝王生涯：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
箕子登基后，形同傀儡。
后宫里的王政君，名义上地位至尊，但在王莽劝慰下，除了“封爵”这一事务外，不再过问其他政事。
朝廷在原来的三公之外，完善了新的制度安排——四辅，形成了“四辅三公制”。四辅即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这四名高官，性质属于内朝官；三公还是原来的大司马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性质属于外朝官 1 。这样，内外政事分别由“四辅三公”平决，表面上看这采取的还是“集体决策”。
但大权当然由王莽掌握。因为他一身兼有四辅的太傅和三公的大司马之职，内外两任，权力牢牢抓在手里。而且四辅三公虽然各司其职，但用人这种大事必须由王莽亲自处理。班固尤其注意到，以王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 2 。
这些人在王莽时期最为炙手可热，也将在后面的故事里频频亮相：其中安阳侯王舜、成都侯王邑分别是前大司马王音、王商的儿子，王莽的堂兄弟，故而被视为腹心，王莽很多决策先与他们商议；甄邯是孔光的女婿，甄丰是甄邯的兄长，甄氏兄弟主要负责“击断”，也就是“发难”“挑事儿”；平晏是前丞相平当之子，五经博士，负责王莽的机要；刘歆是前宗正刘向之子，王莽的旧交，负责文章，制礼作乐；孙建负责军事保卫事务，是王莽最忠实的将领。其他人，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以及崔发、陈崇等资历尚浅，主要是对前面的“大佬”唯命是从，做具体事务。
其中，崔发是儒生，精通符命之学，早年在家乡涿郡收徒讲学，尤其对《诗经》很有研究，他大概是怀着对王莽的崇拜前来投靠，因为擅长解说符命而被王莽笼络。陈崇大概曾是文法吏，胸怀谋略，性格深刻，下手也狠，被王莽引为爪牙。
这俨然一个王莽的“小朝廷”，把控着汉廷的实权。
倘若只考虑权力的因素，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当然是为了独擅大权。但在当时儒家改革呼声高涨的情况下，王莽这么做自有一番过硬的道理，那就是“为人后”之义。
所谓“为人后”，就是明确一个人在礼仪上是谁的后代，继承的是谁，逢年过节要给谁祭祀。这在汉朝是了不得的大事，一个人死后倘若没有后人祭祀，那就是孤魂野鬼，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个人绝嗣，他要么在生前就收养或过继个人来当自己的后人，要么死后由家族帮忙给过继一个。过继的后代在身份上和亲生儿子无异，财产之类尽归己有，但礼仪上与亲生父母就不再有关系了。所以，箕子来到长安，当了皇帝，也就和中山国没有关系了，他的母亲舅舅一家也就不必来。
王莽把“为人后”看作最为重要的伦理，并不纯粹因为儒家确实有这份讲究，而是他认为汉哀帝最核心的罪过就是不懂“为人后”之义。如果他懂，专心尊奉汉成帝的皇后、皇太后足矣，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的生母甚至祖母都弄到长安，重设名分，扰乱纲纪。
因此，王莽恨不能把汉哀帝从汉帝的世系里抹去，箕子和汉哀帝是兄弟辈，但王莽指认箕子继承的仍然是汉成帝的皇位而不是汉哀帝，所以，箕子是“汉成帝之后”，箕子的“外家”是汉成帝的母族和妻族——当然此时汉成帝已经没有妻族存在了——剩下的母族就是王氏家族。
卫太后和两位兄弟卫宝、卫玄在中山国巴巴等着进长安时，等来的却是另一个人：刘成都。
刘成都是汉宣帝的曾孙，和箕子已经很远了。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山国只为一件事，当国王。原来，基于“为人后”的考虑，箕子一走，又没有兄弟，等于说中山国要“绝嗣”，箕子的父亲中山孝王也就没了香火，王莽“体贴”地考虑到这一点，让刘成都过继给中山孝王当儿子，继承中山王位，奉箕子的生母卫氏为中山王太后。同时还给卫宝、卫玄赐爵关内侯，把箕子的三个妹妹分别封君，食邑两千户，这些丰厚的赏赐有一个条件：卫氏家族要安心留在中山国当“国戚”，不要幻想到长安去当“皇亲”。
如此一番操作，从礼仪上看对卫氏家族竟然“两全其美”，物质方面也比较丰厚，但唯独把真正基于血缘的人伦之情、母子之情剔除了。
消息颁布后，大臣们都没有什么意见。偏偏冒出来一个年轻人叫申屠刚，他身份低微，仅是右扶风的功曹，相当于今天首都一个区政府的中层官员。按理说他没有什么资格给皇帝进谏，因为恰好赶上日食，王莽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允许上书，申屠刚这才有机会写了一封对策，要求让卫氏家族来长安，不仅人要来，还要有官做，特别是未央宫的保卫应该让卫氏家族来承担，要提防朝廷里的“霍光”也就是王莽。其中有一句话尤其显眼：
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 3
申屠刚点出汉代宫廷制度的一个传统：外戚和官僚要“亲疏相错”，彼此制衡。显然，他是把卫氏家族看作“亲”，而把王莽看作“疏”。
这封对策让王莽大为恼火，要不是因为这是应诏对策，言者无罪，王莽估计会杀掉申屠刚。这次只是斥责他“违背大义”，免职打发回家了。王莽当然忌讳这篇对策，但说申屠刚“违背大义”也是讲得通的，这个大义就是“为人后”之义，王氏家族是箕子“父亲”汉成帝的母族，是货真价实的“外家”，当然是“亲”，怎么能说是“疏”呢！
申屠刚的下一次出场，已经是刘秀的大臣。为了阻止刘秀出游玩乐，他用头去顶刘秀马车的轮子，刘秀吓得打道回府。
这位申屠刚倒是一以贯之。
2．再摘令瓜稀
没人为卫氏说话，中山国的后宫一片哀号。
陌生人刘成都的到来，令卫太后母子团聚的愿望落空，她整日以泪洗面，身边的随从、卫氏的亲眷，无不感到难过。
特别是卫宝，他和王莽的长子王宇关系不错，两人常常有书信来往。他本来很感激王莽为冯太后平反，但委实想不通为什么把卫氏家族防得如此严密。正在此时，王宇秘密派人送来一封书信。
身为安汉公长子，王宇身边聚集了一批人。有些自然是趋炎附势之徒，但也不乏一时才俊。其中，有两人最得王宇信任：其一是师傅吴章，当时的儒学名家，太学博士，治《尚书》，弟子千余人，对王宇影响非常大；另一个是妻子吕焉的哥哥吕宽，尤为王宇所信赖。
王宇很想帮助卫氏家族，他并不赞同父亲，又不敢当面说，就把吴章和吕宽找来商量，已经怀有身孕的吕焉也坐在一旁。看着吕焉日渐隆起的腹部，王宇颇能理解卫太后思念儿子的深情。几个人坐而论道，认为王莽的根本依据是“为人后”之义，所以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让卫太后修书谢恩，主动向王莽剖白对“为人后”这一儒家伦理的深刻理解和无比认同，在思想上坚定地和王莽站在一起，以感化王莽。
王宇给卫宝的密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卫太后欣然同意，立刻上书谢恩，信中既批评了丁、傅两家的大逆不道，也引经据典地恭维了王莽。王莽看到上书之后确实十分高兴，但他认为卫太后如此深明大义，那就更不必回到长安，让箕子专心为汉成帝之“后”就够了。为示表彰，王莽给卫太后增加了封邑七千户，赐黄金百斤，中山国的官员也涨了俸禄。
这个结果令卫家和王宇都很意外。卫太后再上书谢恩，王莽就不理会了。卫太后在家难受地哭。王宇只好再找吴章和吕宽来商量。这一次，吴章想了一个新的办法，他认为王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吴）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异之。 4
这句话非常重要。吴章是王宇的师傅，对王莽应当比较了解。他的这句话，应能代表近臣对王莽较为普遍的看法。“不可谏”，说明王莽极端固执，一意孤行，难以沟通，王宇之所以不敢直接劝诫父亲，想必是“知父莫如子”，说了也没用；“好鬼神”，说明王莽极其相信灾异和祥瑞，而且是真信。
所以，吴章的法子就是，让吕宽弄些动物的鲜血，趁夜泼洒到王莽家的大门上。第二天王莽发现，一定会十分惊惧，视为灾异，循例向博士们问询其中的含义。届时，吴章会站出来，将其解释为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所以上天才会降下这种异象。
听上去倒是天衣无缝。
没想到，吕宽深更半夜“洒狗血”时被当场发现，他立刻逃之夭夭。王莽迅速查明真相，把王宇、吴章都抓了起来。
吕宽连夜狂逃，一直逃到广汉郡 5 。广汉郡太守楼护是入了《汉书·游侠传》的人物，豪侠仗义，和吕宽的父亲有旧。吕宽去拜见了楼护，但没敢提“洒狗血”这件事，几天之后，朝廷捉拿吕宽的诏令到了广汉，偏偏楼护早在汉成帝时期就是王氏家族的好朋友，权衡了两边的私情孰轻孰重，这位“游侠”将吕宽拿下送至长安。
诅咒、厌镇、巫蛊，是历代宫廷政变里常见的事。汉武帝的陈皇后、汉成帝的许皇后，都是因为巫蛊诅咒被废；至为惨烈的当属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变”，杀掉和逼死了卫皇后、皇太子、皇孙以及他们的妻妾，只剩一个孤零零的重孙汉宣帝。所以，“诅咒”是宫廷中至为危险的秘密游戏，一旦暴露，血流必定成河。
案子的结果十分悲惨。吕宽很快被杀，全家流放合浦；王宇应该会想起被父亲逼迫自杀的弟弟王获，知道自己一定性命难保，在被抓之前就饮药自杀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怀孕的妻子吕焉，也被王莽下令在生下孩子之后杀死。
出谋划策的吴章死得最惨，先被腰斩，又被分尸。如前所述，吴章是太学博士，《尚书》名家，学生很多，这些学生都被王莽归为吴章一党予以禁锢，一律不得入仕。那些还想当官的学生只好改名换姓。
卫氏家族当然无法免祸，包括卫宝、卫玄在内的整个家族几乎被诛杀殆尽，只有卫太后凭皇帝生母的身份暂时保命；卫宝的女儿嫁给了中山王刘成都，也保住了性命，但被免为庶人，流放合浦。
卫氏家族是与几代皇室成员联姻的老贵族，卫太后的父亲卫子豪曾担任卫尉，是皇帝近臣；卫子豪的妹妹是汉宣帝的婕妤，长女是汉元帝的婕妤，幼女嫁给了汉元帝的儿子中山孝王，就是箕子的母亲卫太后。卫氏家族自此凋零，未来哪怕箕子真的成年亲政了，也没有了母族“外家”，王莽彻底终结了西汉外戚“轮流执政”的传统。
我们不禁要问，王宇究竟为什么铁了心要帮助卫氏家族呢？仅仅是私人友情吗？班固揣测说：
恐帝长大后见怨。 6
就是说，王宇担心以后箕子成年，王莽去世，自己会被清算。就像霍光去世时备极哀荣，但他的家族却被汉宣帝诛杀，殷鉴不远。此外，王宇都不敢直接向王莽进言，考虑到王莽的性格，王宇的行为还透露了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透露了王莽的家庭状况。可以想象，王莽在朝堂上尽显君子风范，但对待家人十分苛刻，尤其是常年用政治伦理、儒家教条来约束家人的行为，且毫无通融的余地。所以，王宇应当备受折磨，精神十分疲惫，他愿意推动王莽善待卫后，也可视为一种对父亲的反叛。
王莽有四个儿子（不含私生子）和一个侄子，至此，长子和次子均死在了自己手里。
七百多年后的一首诗，大概可以表达王宇临死之前的心情：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
3．一堂思想政治课
吕宽案的余波远不止于此，或者说不是余波，而是刚刚开始……
未央宫前殿里，太皇太后、皇帝在倾听王莽上奏。同列的朝臣们大多数还没搞清楚状况，毕竟这个案子一半是安汉公家事，一半是小皇帝家事，应该和别人没什么关系。
王莽上奏说，儿子王宇好比是在周武王死后叛乱的管公、蔡公，周公对这两位兄弟“一放一诛”，而自己诛杀了违反“为人后”之义的儿子，两件事性质相同，“臣不敢隐其诛 ” 7 。
在甄邯的安排下，王政君下诏对王莽处理吕宽案的做法予以肯定，说这是“不以亲亲害尊尊 ” 8 ，能牺牲亲情来维护大义，但诏书里最后一句话才最为重要，令那些一开始还以为和自己没关系的朝臣嗅到一丝血腥味：
至于刑错，公其专意翼国，期于治平。 9
只要能够维护国本，开启天下太平，就允许开杀戒。从当时汉廷运转的机制看，这道诏书应该是王莽的意图。接下来，他将把吕宽案从一个孤立的宫廷政变推向一场广泛而残酷的思想政治斗争。
话说汉朝的上层社会，包括皇族、王族、列侯、高级官僚，总人数其实并不多，很多人彼此认识、相互联姻，哪怕两个人并无交往，他们的圈子也有交集。涉及上层人士的案件，审理者如果想扩大惩治范围，很容易罗织罪名。从卫氏家族的“朋友圈”入手，可以把许多人罗织进来，哪怕没有参与吕宽案甚至不认识吕宽的人，都有可能被株连。
一番腥风血雨……
皇族里，汉元帝最小的妹妹、年逾花甲的敬武公主被迫饮药自杀。她是王政君的小姑子，但从前和丁、傅家族关系密切，对王莽当政也有些怨言。她牵连进来的理由，是亡夫的前妻的儿子薛况是吕宽的朋友。
王族里，梁王刘立与卫氏家族关系密切，受到株连，被废为庶人后自杀。
王氏家族里，王莽的叔叔红阳侯王立和堂兄弟平阿侯王仁，也在这次案件中被迫自杀。史书没有说明他俩究竟与吕宽案有何关联，他俩人也不在长安，但既然被牵连进来，猜测应该与王宇有些书信往来。对自己的亲戚毫不手软，是王莽仿效周公“诛管蔡”的拿手好戏。
大臣里，王莽新账旧账一起算。泛乡侯何武在汉哀帝时期不帮助王莽求官，乐昌侯王安的父亲王商在汉成帝时期和王莽不睦，边境名将辛庆忌的三个儿子不肯依附甄丰甄邯，名臣鲍宣与辛氏兄弟有过交往，都在此案中牵连而死。
案子持续一年多，死了一百多达官显贵，天下震怖。
王莽为什么要株连如此多的人？班固说王莽“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 ” 10 ，即通过吕宽案排斥异己，扫除巩固权力的障碍，这当然讲得通。像何武、辛庆忌的儿子、鲍宣等，要么早就被“遣就国”，要么在边疆当将领，不可能与吕宽案有关，他们都是因为不被王莽所容而自杀或被杀。
但是，吕宽案更深的意义并不只是排斥异己。
王莽虽然身为安汉公，朝廷大权在握，实际上对他不满的大有人在，敬武公主、梁王刘立都是皇族，敢于外露反莽情绪，那么不敢外露的不知道有多少；从王氏家族内部看，王立、王仁、王宇、吕宽，也都对王莽不满。从内到外，一个反莽的格局已经隐隐出现。
王莽如此敏感，焉能嗅不出？他能借着吕宽案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凭的是儒家“为人后”的大义：皇帝箕子是汉成帝的“儿子”，王氏是汉成帝的母族，所以王莽秉政的正当性毋庸置疑。谁反对王莽，谁就是乖离大义，就是道德上的大罪，即使亲生儿子也不可饶恕。
吕宽案进行到这个阶段，中外臣僚才慢慢咂摸出味道。原来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件，而是王莽针对汉朝上层社会的一次“整风”运动。朝臣见识到王莽捍卫的不仅是权力，更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儒家伦理从一种被弘扬的道德理想，经由国家意志，被引入个人的日常政治行为中。
果不其然，案子过去没多久，臣僚喘息未定，王莽忽然召集公卿、将军、侍中等内外大臣在未央宫集会，由据说很懂礼仪的少府宗伯凤给大家上一堂“政治课”，讲解“为人后”之义。
在座的大臣们战战兢兢，其中有两位远房兄弟：一位是秺侯金当，汉武帝时期名臣金日磾次子之孙，当年金日磾把秺侯的爵位传给了长子，死后绝嗣“国除”，爵位取消。王莽当安汉公之后，让金当继承了这个爵位。另一位是京兆尹、都成侯金钦，金日磾弟弟金伦的后代，和金当的情况类似，爵位是祖父金安上的，金安上把爵位传给了长子，长子死后绝嗣“国除”，爵位取消，同样是在王莽安排下，金安上四子的儿子金钦继承了这个爵位。
图4.1 金日磾家族世系简图
简而言之，金当继承的是祖父的大哥的爵位，金钦继承的是大伯父的爵位，都不是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王莽让他们继承爵位，是希望他们履行“为人后”之义。
孰料，金钦身为京兆尹、皇帝伴读，自认是重臣，在“课堂”上“谈感想”时，说了另外一番话，大意是：金当的爵位虽然是从祖父的大哥那里来的，但最初是曾祖父的爵位，所以这个不属于“为人后”，金当应该为亲生父亲和祖父立家庙祭祀，祖父的大哥属于“故国君”，找家臣来祭祀就行了。
这番话一出，正好被一旁的甄邯听见，他当庭站出来，淋漓尽致发挥了他“主击断”的才能，大声斥责金钦：今天大家来这里“上课”是来领会“为人后”之义的，你却在这里教唆金当为亲生父祖立庙，而不为礼仪上的祖先立庙，分明是你也只想给自己的父亲立庙，公然对抗公序良俗。甄邯用了一长串形容词，在伦理上宣判了金钦的死刑：
进退异言，颇惑众心，乱国大纲，开祸乱原，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11
这一番指控，把“听课”的大臣们惊得目瞪口呆，不就是几句闲聊吗？不就是立庙祭祀吗？至于要把金钦往“乱国”“诬祖”“大不敬”的罪名上靠吗？
没错，这就是王莽的意图，他立刻将金钦交付廷议讨论如何处置，大家谁敢不说有罪？很快金钦就被诏狱传唤，按照汉朝“刑不上大夫”的惯例，被诏狱传唤的大臣很多会自杀避辱，金钦随即自杀。甄邯则因为“实名举报”增加了千户的封邑。
王莽为了显示自己大度，“对事不对人”，又让金钦二伯父的孙子金汤 12 继承都成侯爵位。此时金钦刚死，金家弥漫着恐惧和不知所措。看到突如其来的印绶，金汤并没有多少兴奋，反而吓得连家都不敢回，唯恐进了自家的门而被打成“不明为人后之义”的大罪。
此案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金当安然无恙，主要是因为金当的母亲是王莽的姨妈，两人是姨表兄弟。
有了金钦的先例，汉廷官员无不恐惧，因为仪礼的过失会被看成道德的罪愆。王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份“成果”推广到民间。
杀掉儿子，王莽内心还是很痛苦的，只是在他所维护的大义面前，需要隐忍。于是，他亲手撰写八篇《诫子书》，颁行天下，由学官教授，其“教学重点”等同《孝经》，天下谁能背诵这八篇书，名字就会被列入官簿，将来举孝廉、选人才时优先录用。这种做法在后世一些皇帝那里比较常见，比如朱元璋、康熙、雍正，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王莽是第一个，他以极大的虔诚和想象力，将君主的“德位统一”从孔子的理想变成了某种“现实”。
至此，吕宽案已演变成直达汉朝最基层的思想运动。
王莽将“为人后”这种儒家政治理想不仅付诸公共事务，也推进家庭和私人领域，使得天下对儒家伦理的尊崇更加蔚然成风。只是，原本从私人和家庭中自然萌发的这一儒家伦理，成为帝国的意识形态被反过来强制灌输到家庭和私人领域时，味道还一样吗？
吕宽案期间，有个年轻人叫作逢萌，从北海郡 13 来到长安太学学习，恰好目睹了血流成河的场景。他发现，在儒家纲纪的名义下，王莽所做的反而是杀害皇族、杀害亲人，杀害儿子等违反“三纲”的勾当，还得到了天下人的赞赏。这就说明天下道德已经沦丧，大乱将至。于是他把冠冕挂在长安城青门上，表示信仰破灭，回了北海老家，带着家属乘船经海路去了辽东避祸。走之前，他留下一句话给友人：
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 14
注释：
1 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见《文史》2018年第4期。
2 《汉书·王莽传》。班固用“爪牙”“腹心”等形容词来描绘王莽的权力小圈子时，肯定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范晔在《后汉书》里描述东汉大将军窦宪权倾朝野时，也是“以联夔、任尚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3 《后汉书·申屠刚列传》，第1012页。
4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5 今四川境内。
6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8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9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10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11 《汉书·金日磾传》，第2965页。
12 《汉书·功臣表》中作“金杨”。
13 今山东潍坊。
14 《后汉书·逢萌列传》，第2759页。
二、事先张扬的婚礼
4．被歌颂的少女
身为一名汉朝的贵族少女，王氏——我们姑且这样称呼王莽身份贵重的长女——自幼应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权倾朝野，又是儒士，持家甚严，带给她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性格：
为人婉瘱有节操。 1
婉瘱，说明她很文静；有节操，说明她深受儒家影响，颇识大体。元始三年（公元3年），她十二岁，隐约就知道自己会嫁给皇帝，但随后目睹了兄嫂以及未来的姑家 2 全都被自己父亲杀死。最后，十三岁的她还要欢天喜地地嫁给这个孤儿皇帝，并母仪天下。
古往今来，没有人问过她，这段时间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她心里又是何种滋味？在被立为皇后的前夜，她是否安然入眠？
早在吕宽案爆发之前，王莽已经在考虑箕子的婚姻问题了。皇帝的婚姻意味着新的外戚，所以汉朝在立后这件事情上，总是“亲上加亲”。出现权臣时，权臣会从本家族里选择女子，比如上官桀把孙女嫁给汉昭帝，霍光把女儿嫁给汉宣帝；没有权臣的时候，皇帝则免不了被安排外家的女子，比如汉景帝做太子时就被母亲薄太后安排了薄皇后，汉哀帝也早被祖母傅太后安排了傅皇后。
至于箕子，母族卫氏家族已经覆灭，王氏家族既是外戚，又是权臣，选择王氏当皇后没有悬念。元始三年春，王莽觉得权力已经比较稳固，对应“周代” 3 的各项改革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箕子的婚姻也属于王莽改革的一大关节，必须用心谋划。
未央宫里，王莽对箕子婚姻的看法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他认为，汉朝自从汉成帝开始，连续两代帝王没有子嗣，归根到底是没有选好皇后。汉成帝的许皇后搞巫蛊，赵皇后出身歌女；汉哀帝的傅皇后是傅氏家族成员，都不具备当皇后的资格。应当按照儒家的规范，遵礼节来聘符合关雎之德的女子。在上奏中，王莽有一句话颇为有趣：
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 4
王莽为皇后的选择划了一个范围。所谓“二王后”，是商周二王的后裔，这是今文经学“通三统”的说法，就是说一个新朝代要继续维持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以示“批判地继承”。秦朝是闰，不被算在内，那么就是商周两朝；“周公、孔子”，则是儒家最重要的先王或先师；至于列侯，则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汉朝的贵族阶层，而且是留在长安的上层贵族。
这说明，在当时人的眼中，商周也好，周公孔子也好，并不是什么“古人”，而是和汉朝密切相关、紧密接续的“近人”。打个比方，在21世纪，如果某个爱新觉罗氏（比如启功先生）上了新闻，大家并不会感到好笑，反而觉得蛮亲切；但如果有人自称是宋朝赵家的后裔，别人听到估计会哈哈一笑。汉朝的士民能够欣然接受王莽效仿周公而居摄、而称帝，与对商、周、孔圣这种并不陌生且很熟悉亲切的感觉有关。
总之，王莽的上奏得到了准许，朝廷开始轰轰烈烈地海选少女。这期间，吕宽之案爆发，但并未影响选后。第一批少女的名字、履历报上来，不少是王氏家族的成员。王莽的女儿也在其中。其实，王莽并不担心自己的女儿落选，他琢磨的是怎么做一番推脱谦让，以使这个过程更加符合他的身份和做派。
于是，他上奏谦称自己的女儿品貌材质都一般，就不参加选后了。
王政君见奏，并未多想，就以皇帝名义下诏说：“王氏家族的女儿是朕的外戚，就不选了。”
如此看来，王莽的确没有和王政君商议“演双簧”，所以王政君才误以为王莽真的要退出选后。
听说王莽的女儿要退出，长安城里下至平民百姓，中到太学诸生，上到普通官吏，天天上书呼吁，每天聚集在未央宫附近的有千余人；朝中，公卿大夫们也纷纷进言，要求非安汉公之女当皇后不可。王莽派人去劝退这些请愿的士民，反而越劝越多，王政君这才明白王莽的意图，迅速下诏：既然是朝野的公意，那就直接选王莽的女儿吧！
天上人间，一个少女这样被歌颂，只是因为有王莽才让婚事如此闹哄哄。
这些请愿有王莽及其同党授意的因素，但能调动起如此庞大的民意，并不纯粹出于蛊惑。考察21世纪，无论多荒谬的事情在互联网上都可能信者云集，有理由相信很多汉朝士民确属真心。毕竟在孔孟之后，汉朝的士民们找不到第二个像王莽这样“最接近圣人”的人了。
5．汉平帝娶妻
西汉的世俗世界里，连空气都是铺张扬厉、嫌贫爱富的。
宫廷里，比如未央宫，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用来描述长夜的绵绵不尽。拿“未央”作皇帝的宫殿名称，只会在磅礴宏大、享乐纵情的西汉出现，不免令人想起“通宵”，想起“夜店”。连瓦当上也常常有“长乐未央”“长生未央”“长生无极”“千秋万岁”之类的词。
在民间，不论是都邑还是乡下，男子都热衷出塞入仕当大官，女性也不掩追求华服美饰；商人顶着禁令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吏员如果太穷很有可能被上司劝退，因为昂贵的车马需要自备 5 。镜子上，人们刻下“富且昌”“家大富”“宜侯王”“位至三公”之类的字眼；瓦当上，人们烧出“富贵万岁”“千万岁富贵宜子孙”之类的字样；汉印里，留下了“孙贵”“王富”“周常富”之类的名字；最直白的是有个铜洗，上面有五个字：“日入百千万”！ 6 倘若人们看到大街上数十辆装饰繁复的豪华马车排成一列，缓缓行进，大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忙去围观。
围观什么呢？结婚！
围观帷幔里的新妇容貌如何，围观马车两边骑马和步行的奴仆多不多，围观乐声喧天、热闹非凡的排场。富人围观，琢磨这个排场大概耗费多少金，暗暗下定决心将来要赶超过去；穷人围观，则自惭形秽，为弄不起这样的排场而深以为耻。 7
那些淡泊名利、勤俭节约的事迹并不是没有，但委实不符合汉朝一般臣民的观念，所以只能记在史书里当作楷模。
未央，是西汉的时代精神。
在这种风气下，再加上儒家最为重视婚丧嫁娶，所以婚礼日渐变得复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一样都不能少，一次婚礼铺排下来的花费，即使中产之家也不堪重负。
平民尚且如此，皇帝娶亲，安汉公嫁女，其豪奢可想而知。王莽嫁女的婚礼，是由王莽的好友刘歆制定的。
为王氏“纳采”（提亲）的，是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其中刘宏是皇家宗室的管理者，宗伯凤精熟礼仪，平晏是为王莽掌管机要的心腹。
提亲时会“问名”，然后“纳吉”，拿姑娘的名字占卜吉凶。占卜由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刘氏宗庙后进行，结果不用问，当然是大吉。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纳征”，也就是俗称的“聘”了。古往今来，无论老百姓还是士大夫，下多少聘礼，怎么看待聘礼，是众多婚姻在缔结之前最惊险的一环。
皇帝要以怎样的聘礼，来聘安汉公的女儿呢？
此时，宗室、信乡侯刘佟上书，讲了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周天子要娶纪国的女儿为后，但纪国只是一个子爵，是五等爵制里较低的爵位，因此周天子先将纪国国君升为侯爵，才正式下聘。刘佟的意思是，新都侯的侯国，与未来皇后父亲的身份不符。
怎么才能符合呢？汉廷讨论之后认为，古代天子的岳父要有百里封国才符合，所以应该把新都国补足百里，增加封地。换言之，皇帝的聘礼之一就是增加封国的土地。
这个提议被王莽谦虚地拒绝了，一句“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 ” 8 ，颇显深明大义。但是，未来安汉公成为皇帝的岳父，和他相关的礼仪怎么弄仍然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刘佟的上书埋下了一线伏笔。
除了封地还有金钱，按照汉朝的惯例，聘皇后要黄金二万斤，折合钱两个亿。王莽仍然推辞，说钱太多了，只要四千万，而且这四千万也只接受七百万为聘礼，剩余的三千三百万平均分给十一户陪嫁的家庭，每户分三百万。
群臣见王莽如此谦逊，要求朝廷再给王莽增加两千三百万的聘礼，合成三千万。王莽接受了，但又从中拿出一千万分给了同族的贫寒之家，最终的聘礼只有两千万，是以往聘皇后的十分之一。
一场充满谦让、慷慨、仁爱之情的“纳征”总算结束了。目前来看，王莽所期望的东西绝非金钱。在他的人生取舍里，钱属于可以被“舍”的那部分。
婚礼剩下的步骤就很简单了。“请期”就是确定婚礼日期，字面上的意思是男方需要征求女方对成婚日期的建议，实际上男方把良辰吉日通告女方即可，但出于谦逊称之为“请期”。汉家把日期定在次年春天，元始四年的二月丁未（公元4年3月16日）。
一晃，吕宽案人头落地，皇帝大婚的日子也到了，汉廷派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右将军甄邯、光禄大夫刘歆，陪同皇帝乘坐法驾，“亲迎”皇后于安汉公的宅邸，并带来皇后的印玺、绶带、礼服。在充满皇家威仪的严肃和婚礼的喜庆气氛里，皇帝带着他从未谋面的妻子返回未央宫。此时，未央宫前殿里群臣济济，衣冠赫赫，皇帝和皇后就位，众臣依次行礼。
皇帝随即宣布大赦天下，把王莽的封邑增加到方圆百里，对操办此次婚事的各色人员进行赏赐。又过三个月，皇后祭祀刘氏宗庙，完成了这场西汉皇朝最后一次立后的典礼。
至于汉平帝在想什么，是想念孤身一人不得入京的母亲？是想念被诛戮殆尽余者流放的卫氏亲族？还是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眼，这个尚未谋面就与自己结下滔天仇恨的妻子是何面孔？谁都无从得知。
到了这年秋天，皇后王氏第一次有了“子孙瑞”。这不是怀孕，而是月经，古人认为这是“阴道通”。王莽为此非常高兴，下令再次开通子午道，以成祥瑞。子午道是从巴蜀到长安的通道之一，地势险峻，通而复阻，王莽凿通子午道不仅意味着他笃信此类天人感应，而且看得出他十分希望王皇后能够诞下子孙。
注释：
1 《汉书》；瘱，音同易。
2 婆家。
3 加引号，是因为这是王莽所理解的周代。
4 《汉书·王莽传》，第4051页；这句话里的“适”不是适龄，而是“嫡”，即正妻所生。
5 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见氏著《地不爱宝》，第155页，中华书局，2011。
6 以上汉印、瓦当、镜铭、铜洗等内容，俱采自王子今：《秦汉人的富贵追求》，见《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按是文所引资料，未区分西汉东汉，但西汉更丰富。
7 王符《潜夫论·浮侈》：“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见《潜夫论笺校正》，第130页，中华书局，1985。
8 《汉书·王莽传》，第4052页；共，同供。
三、从宰衡到赐九锡
6．王莽会梦见周公吗？
汉平帝元始二年（约公元1年）。
越嶲郡，一个位于益州西南边缘的偏僻地区，向长安报来一次祥瑞，说是江中有黄龙出现。
这个消息让安汉公颇为振奋。一年多来，他苦苦等不来祥瑞，反而经历了两次日食、一次陨石。其间虽然有“去京师三万里 ” 1 的黄支国进献了珍贵的犀牛，但这事儿与元始初年越裳氏献雉性质差不多，缺乏新意。
黄龙就不一样了。
不仅“龙”比“雉”要罕见，关键是“黄”色。
这就说明，“尧后火德”的说法此时已经非常流行。所谓“尧后火德”，简单来说就是认为汉朝的刘姓是尧的后代，属火德，尚红；按照“五德终始”推算，接下来继承尧的是舜，属土德，尚黄。
黄龙现身，意思不言而喻了。
唯王莽马首是瞻的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闻此，说这又是王莽颉颃周公的明证，要告祀宗庙。很有要借这个祥瑞大做文章的意思。
没想到，大司农孙宝站出来反对。孙宝是位老臣，汉哀帝时期触怒傅太后被免为庶人 2 。王莽掌权后将他擢拔，大概把他当成自己人。孙宝既没有说祥瑞是假的，也没有评价王莽该不该告祀宗庙，而是别开一层意思：当年周公和召公都是圣贤，尚且有分歧，如今还没有风调雨顺、家给人足，安汉公每说一件事，大家都唯唯诺诺的，恐怕不好吧。
孙宝很快就被排除出王莽的权力圈。他当时正好派人迎接母亲入京赡养，自己都七十岁了，母亲估计得年逾九十。老人家路上病了，孙宝就把母亲暂留弟弟家休息，先把妻子和儿女接了回去。这件事马上被弹劾，罪名是不孝。孙宝一看，知道这是罗织罪名，不再争辩，当场承认弹劾属实，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孙宝于是被免职回家，但他的话让这次祥瑞没了下文。
这说明，在元始二年初，“黄龙”所蕴含的改朝换代含义仍然令朝野警惕。安汉公已经是汉廷最尊贵的名号了，已经是对汉朝现有官僚体系、爵位制度的突破了，想更上一层楼，朝野同意不同意？会不会有改朝换代之嫌？况且安汉公上面已经没有“楼”了，如何“更上”？
这就需要想象力了。
在西汉，上至太皇太后，下到普通臣民，头脑里还没有“皇帝轮流坐”的观念，毕竟在此之前统共没有几次改朝换代。高皇帝是第一个平民帝王，但他是尧的后代，斩白蛇诛暴秦，是“五德循环”的必然结果，继承的是周代王化。所以，要设想汉朝的灭亡，谁都没有“历史经验”，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胆子。
这就好比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等人已经勘破君主制的衰败，但始终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皇帝的制度；晚清的大臣出使西洋，亲眼看到君主立宪和议会辩论，也只会将其理解为“垂拱而治”“明堂议政”。
所以，当“安汉公上面还能有什么？”“汉朝可不可以改朝换代？”之类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王莽的脑海时，他所能借助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只能从商周时期寻找。
元始二年夏，王政君下了一道诏令，班固认为这是王莽的意图，不管怎样，这道诏令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话：
皇帝年在襁褓，未任亲政……是以孔子见南子，周公居摄，盖权时也……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 3
意思就是现在皇帝年幼，没有亲政，安汉公履行的是周公的职责，等皇帝成年也要效仿周公还政给皇帝，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这就说明，此时朝野一定程度上已经把安汉公看作周公了。
孔子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说明孔子一度经常梦见周公。
安汉公是否也会梦见周公？哪怕是白日梦？
在安汉公的梦里，周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周公，他有身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鲁国的封君；有德行，制礼作乐，建立“周制”，是孔子眼中的先师；有功业，在周武王死后平定叛乱，“诛管蔡 ” 4 ，四夷宾服，海晏河清；有位子，他在周成王幼年时担任摄政，而且据说曾实打实地南面称王；有祥瑞，周公治理天下，祥瑞频出，意味着他的德位合一被上天所认可。
王莽从周公这里看见的，并不仅仅是尊号，还有身份、德行、功业、位子、祥瑞。目前“安汉公”无法涵盖这些内容，要想继续升格，只有继续模仿周公。
身份，王莽可以自诩为舜帝后代，汉元帝妻族，汉成帝母族，但比起周公与周王室是同姓，异姓外戚是一道难过的坎儿。而功业、德行、祥瑞、天命，也都需要逐项证明自己。
此外，还需要非凡的想象力，比如：汉家自有制度，从来没有过“居摄”，凭什么才敢发明出这一机制？周公居摄到底是什么样子？传说中的伊尹摄政又是什么样子？汉朝的居摄是什么“官”什么“爵”？是比照诸侯王还是比照大将军，还是更高？
再比如，高皇帝早就有约在先，“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实际是一种对权力归属的“宪制”约定。当年吕后一死，大臣们就是靠这条约定铲除诸吕及其王国的。因为王仅次于皇帝，王莽无法称王，该如何跨过这道“宪制”约定？
还有，居摄的条件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怎样的道德、贤能、合法性，才可以摄政？人们凭什么支持他？他与皇帝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这些都不是权力的问题——王莽已经牢牢掌权——而是汉朝基本制度或者说“宪制”的问题，如果不能合适地予以解决，王莽就只能继续当安汉公，直到太皇太后和自己死去。
7．黄龙与土德
“黄龙”的祥瑞无声无息结束了，当地人再没有谁见到过黄龙。但王莽效仿周公的改革早在元始元年就一步步展开。这些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改革所效仿的正是周公的“德行”。
所谓儒家理想，说起来很复杂，若是按照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论”，落实在行动中，就是君主要讲道德，行仁政，敬鬼神；若是按照时兴的古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要把道德原则注入社会上上下下的礼乐制度里，君主不能空谈，得按照《周礼》的要求制礼作乐。
王莽把这两种都考虑到了。
举其大端，一个是“兴灭继绝”。
元始元年，王莽的权力刚刚稳固，就给皇族普施了一次福利：他封汉宣帝的三十六个远房后裔为列侯；允许已经绝嗣的诸侯王、列侯、关内侯可以寻找旁支继嗣，避免“国除”的厄运；他又让曾因犯罪被剥夺身份的宗室成员恢复属籍；到了元始二年，还对已经“国除”的功臣如周勃、樊哙、张敖、霍光等的后代恢复了爵位。
封地和爵位从天而降，令这些受益者们欢呼雀跃，归心王莽。王莽应有笼络人心的动机，但这也确实在实践儒家的孝治。在儒家看来，后代最大的孝，就是保证祖先祭祀的香火不灭，所以，儒家讲究“兴灭国，继绝世”，把消亡的国重新恢复，把断绝的祭祀再续香火。王莽恢复了许多失爵的封国爵位，降低了继承爵位的标准，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祭祀祖先以尽孝。
第二是意味深长的“《春秋》讥二名”。
元始二年，王莽把皇帝刘箕子的名字改为刘衎，理由是“箕子”是个日常器物的名字，而且不是单名。自先秦到西汉，人们取名是五花八门的，别说“箕子”这样的“器物”，《左传》里晋成公名“黑臀”之类的都很多；至于字数，很多人都是双名，比如郦食其、周亚夫、霍去病、张安世，但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孔子是“讥二名”的，虽然“讥二名”指的是“名字不能取两个字”还是“不能拥有两个名字”，后代有不同看法，但王莽认为是前者，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所以，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衎了。
大概也是这个缘故，王莽把儿子王宇所生的长孙王会宗，改名为王宗，倒也是以身作则。
这件事情看起来会觉得荒谬，但却是颇多儒家士大夫呼唤已久的诉求。如果不是一种共识，那么汉朝人取名用单字的习惯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几乎都是单名；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刘、关、张、孙、曹、诸葛皆如此。说明“讥二名”不是王莽的一时兴起，也并不荒谬，甚至表明了王莽的举措颇得人心。
三是广施仁政。
王莽这一时期施行的很多新政，向来都被看作收买人心，这种动机不能说没有，但在当时看来，也确实属于遵照儒家原则施行的仁政。
元始二年夏天，青州刺史部下面的几个郡国发生大旱，熟悉农业的人知道，大水之后多瘟疫，大旱之后多蝗灾，这次青州就在大旱后遭遇了蝗灾。蝗灾还是一种灾异，王莽对此特别关注，他下令免去灾区租税，带头捐款百万、田三十顷以赈灾；两百三十名公卿群起效仿，捐资济民。在灾区，官府收购百姓捕捉的蝗虫，对饿死的家庭发放丧葬补贴，使得这次旱灾和蝗灾基本上没有产生太严重的后果。
此外还有很多。对官员，允许“比二千石”（比，比照、参考，略低于郡守级别）的官员退休后可以领取原来俸禄三分之一的退休金；对平民，把安定郡一处放马的皇家马场“呼池苑”改为安民县，允许老百姓定居生活，还免费提供房屋土地家具，由官家借给耕牛粮种；对贫民，则在长安城里划出方圆五里的地块盖了两百套房子，让贫民居住；对罪犯，则下诏把其中的妇女、八十岁以上和七岁以下的男子，除特别的大罪之外放出监狱；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确属仁政，而且覆盖面很宽，考虑到现实性和财政情况，未必能够完全兑现，可总有一部分是能实现的，不然王莽的人气不会因此空前高涨。
当然作秀也是有的，比如王莽一遇到水旱灾害就吃素，王政君听说后特意下诏，命令王莽为了身体偶尔可以吃一点肉，姑侄二人“一唱一和”，颇觉讽刺。总之，王莽的做法兼有理想主义、笼络人心、政治表演的成分。但他无疑很把“民意”当成大事，愿意收买民心，让民意为他弥补统治合法性，从而超越外戚身份对自身权力的限制。
有目的的儒家性质的改革，加上广泛的仁政，使得王莽与周公在“德行”上的距离逐渐被拉近了。
8．宰衡是什么官儿？
元始三年，安汉公正在操心女儿嫁给皇帝的婚事，一时顾不上其他。
但他的心腹们顾得上。廷议皇帝婚事时，信乡侯刘佟曾提出给王莽增加封邑的建议，虽然被王莽婉拒，却给了大司徒司直陈崇启发。
陈崇是大司徒孔光的属官，算不上重臣，但也是二千石的高官，和九卿差不多。他是王莽小圈子里的活跃分子，比孔光更得信任，他担任大司徒司直，可能是王莽特意安排以掌控外朝动向的。陈崇与宣元时期名臣张敞的孙子张竦关系很好，张竦继承祖父的博学通雅，在陈崇的授意下，替他写了一封奏疏，对王莽的生平功业从头到尾进行了一番梳理。这封奏疏引经据典极为丰赡，赞美颂扬极为直白，情感极为充沛，把王莽塑造成与大禹、周公并列的圣人，是一篇漂亮、高明、肉麻的文章。如果阿谀奉承是一门学问，那这篇奏疏就是上乘的教材。
班固把这篇两千五百多字的奏疏全文收录在《汉书》中，后人不免猜测其目的，是警醒后世文人勿要曲学阿世，还是侧面反映出王莽的确收获了如此人望？
但历史地看，王莽十分需要这么一篇奏疏。因为在儒家的话语里，周公是有功业的，那王莽的功业呢？这篇奏疏的功用，就是表述王莽的功业，并基于这些功业提出新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直面汉朝的“宪制”并予以突破，撕开汉朝合法性的一道口子。所以，这篇奏疏实际上是王莽的合法性证明、行动纲领、路径图。
陈崇和张竦到底摆出了哪些功业？不妨盘点一下：
其一，讨伐淳于长，这是堪比“周公诛管蔡”的功劳；其二，汉哀帝时期，敢于和傅、丁叫板，被赶回封邑，这是堪比伍子胥、屈原被流放的荣誉；其三，哀帝死后，一夜之间罢斥董贤，并迅速选立新皇帝，使动荡的朝局稳定下来，这是堪比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的功绩；其四，被赐号安汉公时，女儿被纳入选后范围时，谦虚不受赏赐，这是堪比舜帝、申包胥、晏婴“功成不受赏”的品德；其五，赐号安汉公以来，勤俭节约，发展教育，兴灭继绝，赈济贫穷，还亲自掌管选人用人之大事，堪比古往今来的名臣贤相……
奏疏深情地感慨道，安汉公一个人就集尧舜禹三代的功绩，简直是奇迹。如此宏伟的业绩，不比周公逊色，却没有得到和周公一样的赏赐，这不是国家之福，不是臣民之幸，也对不起千秋万代啊！
奏疏读到这里，陈崇的建议呼之欲出：王莽就是当代的周公，所以应该享受周公的待遇，那周公的待遇有哪些？
是故成王之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礼。……非特止此，六子皆封 5 。
这一段不太好理解，关键处很简单，就是周朝对周公：第一，封邑突破了“公侯百里”的限制，达到七百里，而且鲁国的国君被赋予一项非同寻常的特权，即“郊望”，郊祀上帝和祭祀山川，而郊祀上帝是天子之礼；第二，周公受过隆重的赏锡，超过九锡；第三，鲁国是周朝货真价实的“自治”侯国，不是汉朝有名无实的诸侯国。
周公如此，安汉公也应如此。但这会不会违反了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祖训呢？奏疏对这个敏感问题首次做了清晰的回应，尝试突破这一“宪制”：
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 6
就是说，刘邦自己就没有遵守这一约定，汉初保留长沙王吴芮，传了五代，到汉文帝时才绝嗣。这期间汉廷多次下诏褒扬长沙王忠诚，还通过法令维护长沙国建制。这就说明制度是可以变通的。
怎么变通？
很简单，就是把安汉公扩充为建制完备的公国，为安汉公设计礼仪、赐九锡，并仿效伯禽，册立安汉公国的公子。
比起几年之后的王莽称帝，这篇奏疏的想象力还不够大胆，但这是首次实质突破汉朝现有制度，鼓吹安汉公不仅是尊号，还需有实打实的建制。
奏疏一上，还没讨论实施，恰好吕宽案爆发了。待到吕宽案渐渐平息，已经是一年后的元始四年春，王莽的女儿也正式嫁作皇后。吕宽案里，王莽杀叔叔王立、堂兄弟王仁、长子王宇，充实了“诛管蔡”的名目，还整顿了上层社会，引导了民间思想，他的功业更加完备了。女儿成为皇后，皇帝对“国丈”要“尊而不臣”的说法又冒了出来，这是把陈崇的奏疏变为现实的极好机会。
此时群臣再次审视陈崇的奏疏，不禁发现他的建议十分可行。王莽的心腹兄弟、太保王舜率先上奏，说王莽兼具“立德、立功、立言”，堪比伊尹、周公。在他的带动下，据说有八千多人上书赞同陈崇的奏疏。在西汉，八千人是什么概念呢？恰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元始二年的长安城人口和户口数——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也就是说，整个长安城里大概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个人上书，考虑到识字率，排除掉妇孺幼儿，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在组织动员较为低下的古代，即使出于王莽的授意，若没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覆盖面如此大的人力资源也很难调动。
于是，汉廷破天荒发明了一个新的官职：宰衡。
大概是上书里伊尹和周公的名字出现得太多，伊尹官“阿衡”，周公官“太宰”。取阿衡之“衡”和太宰之“宰”合二为一，即为宰衡。据说，始皇帝在发明“皇帝”这个词的时候，也是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 7 宰衡的发明，可谓有样学样。
宰衡，究竟是个什么官儿呢？
第一，宰衡是个外朝官职，属于“加官”的范畴，本质上仍是官僚制度的一员。王莽的外朝身份原是太傅，太傅“在三公上”，但当时还有太师孔光、太保王舜，三人名义上并列。只有宰衡真正超越了三公，是“政府首脑”，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 ” 8 。三公向宰衡汇报工作，抬头要写“敢言之”，就是斗胆报告、冒昧进言的意思。对比给皇帝上书时抬头写的“冒死”“昧死”之类，这种待遇可以说很尊显了。
第二，宰衡的位秩是“上公”。西汉的位、爵制度很复杂，爵指的是从王、列侯到民间的二十等爵；位就是《汉书》里常见的“公卿大夫” 9 ，有点类似后世的“行政级别”，其中最高的是“上公”。“上公”最多封侯，不会超越诸侯王。王莽此时的爵仍然是列侯，宰衡属于“上公”之“位”。
第三，宰衡享受特殊的礼仪待遇。出门时，前后各有大车十乘，值班的尚书郎、侍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羽林都得随从护卫；母亲赐号功显君，两个儿子王安、王临分别赐爵褒新侯、赏都侯。宣布王莽为宰衡当天，太皇太后亲自来到未央宫前殿行拜官礼。王莽模仿周公跪在前，两个儿子跪在后。这些待遇可谓殊厚。
第四，宰衡不可世袭。依王莽的性格和做派，他对宰衡的待遇再三推辞、谦虚礼让。太师孔光劝服太皇太后不要理会王莽的推辞，直接赏赐就完事儿，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宰衡之官不可世及 ” 10 ，言外之意就是说宰衡虽然权力大，但不是世袭官职，所以不必担心擅权。孔光向王政君说这番话，怎么看都像是与虎谋皮，但也不排除对汉朝忠心耿耿但又无力制衡王莽的孔光，是希望限制王莽的权力。
王莽最终辞让了给自己增加的封邑、儿子的封爵和女儿补充的聘金，只把宰衡这个官职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他还特意把所兼的大司马、太傅以及宰衡刻成一个官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以更牢固地掌握权力。
总之，如果说“安汉公”的尊号模仿的是儒家理想里的周公，那么“宰衡”的官位可以看作模仿汉家传统的“相国”，也就是汉初萧何的地位，是“总理大臣”。
不久之后，太保王舜就报告了一则祥瑞：
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 11
相传周文王还只是商朝诸侯之时，临近的虞国、芮国之君争田，谁也不服谁，听说文王有德，就一同去找周文王评理。进入周的国境，发现“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大家都相互谦让，就面面相觑道：“咱俩都是小人啊，没有资格踏进君子之庭。”于是不再找文王评理，也不再争田地了。
这个神圣的故事竟然在王莽的时代复现了！蜀郡的老百姓路建等人本来在打官司，看到宰衡的功绩之后，就感到惭愧而终止了诉讼。是真的吗？考虑到西汉臣民的道德观念，这类“事例”未必是假的，但这个“事例”能够被高居庙堂之上的太保王舜所知悉，那么作伪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它的关键在于对圣人圣治的模仿，从而呼应臣民对儒家理想的赞美与想象。
9．赐九锡是什么事儿？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天气尚寒。
长安南郊新落成的明堂里，却热气腾腾，人头攒动。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汉朝的王侯贵族，包括二十八名诸侯王、一百二十名列侯，以及九百多宗室子孙。这些人全都身着祭服，有的恭恭敬敬地站着，不发一言；有的交头接耳，谈论着不久前那场把长安城东门的楼瓦几乎全部掀干净的大风 12 ；有的则担任祭祀的执事，紧张而热情地等待着祭祀的开始。
终于，在众人的目光里，宰衡、太傅、大司马、安汉公王莽盛装祭服，陪同皇帝驾临。
这是王莽建立明堂后举行的第一场祫祭。
前面曾说过 13 ，祫祭是帝国用来确认皇朝统治源流的重大祭祀活动。在新落成的明堂里举行，意味着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酝酿的将宗庙祭祀纳入儒家礼仪的设想，到此终于实现。即使后来王莽身死国灭，这套祭祀的礼仪仍然被后汉袭用。
王莽特意在正月举行祫祭，并征召如此多的贵族、宗室来助祭，且祭祀结束后有的增加封邑，有的赐爵，其意图并不是赏赐。而是自元始元年以来，王莽持续不断模仿周公，并依照儒家理想“制礼作乐”的举动，终于接近大功告成。
他已经为汉朝建立了常满仓制度；为儒家“六经”里失传的“乐经”立了博士；征召了数千名通经之人到长安；特别是明堂、辟雍、灵台，失传千年，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何功用，连儒家内部尚未达成一致，但也都在刘歆的帮助下按照古文经学的记载建造了。王莽制礼作乐，长安人才济济，朝廷制度毕备，汉家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与几年前成、哀之时惶恐不安的气氛大不相同。
而祫祭，就是王莽制礼作乐的高潮。
在这高潮中，也有一股暗流。前来助祭的宗室成员里有一位叫刘崇，他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的后代，曾是安众侯，后来失爵，在这次助祭中重新封爵。但他似乎不领王莽这个情，对同属长沙定王后代的舂陵侯刘敞嘀咕道：“安汉公擅权，刘氏的社稷看来将要倾覆了。”刘敞没有接话，但心里未必不同意 14 。
当然，绝大多数汉朝臣民认为王莽近乎完成了周公的政绩，“制作毕成，群公以闻 ” 15 。这种政绩是区区宰衡所不能包的，群臣于是上奏提出，要在宰衡之上再增加赏赐：
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 16
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汉臣第一次提出宰衡的地位要在诸侯王之上，也就是绕过了“非刘氏不王”的“宪制”约定。
至于怎么体现宰衡的地位呢？靠赏赐。
当然不会是普通的赏赐，而是九锡，意思就是“九赐”。但九锡具体是什么？在此之前，只有《周礼》有周公“九仪之命”的记载，以及汉武帝时期有官员曾在上奏时提到过这个名词。其实，就算周公本人，到底有没有受过九锡也说不清楚。《周礼》所说的“九仪之命”，只是说从“一命”到“九命”有不同的等级职位，可没说过九锡 17 ，况且《周礼》还是古文经书，今文经学未必认的。
草创礼仪本就是王莽和他小圈子的强项，在王莽授意下，不久之后，众多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共902人上奏，正式奏请朝廷为王莽赐九锡。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张纯。因为班固特意记下这次上奏是“富平侯张纯等九百二人 ” 18 ，这么多人物，为何偏偏要记下张纯呢？
张纯的父亲就是当年陪汉成帝微服出游的宠臣张放，在汉成帝崩殂之后悲伤哭泣而死。与父亲的放荡痴情不同，张纯为人谨慎、审时度势。他参与“赐九锡”，主要因为他笃信儒学，对这类制礼作乐的盛事很着迷，只要能“做业务”，“领导”是谁不重要。因此，多年以后王莽覆灭，张纯先是留在更始帝的宫廷里，又在更始帝败亡后迅速投到刘秀麾下。他忠于职守，为刘秀制定宗庙仪礼、祭祀制度，建立东汉明堂、辟雍，促使刘秀泰山封禅，因此得到重用，不仅做到东汉的大司空，还得以恢复西汉的爵位，改封武始侯。要知道，东汉初年执行的是“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 ” 19 的政策，不承认西汉及新朝的封爵。张纯是罕见的将爵位从西汉传到东汉的列侯。
在张纯等人的呼吁下，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公元5年6月22日），王政君亲自到未央宫前殿，把王莽召到面前，下诏“加九命之锡”。王莽这番欣然接受 20 。
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赏赐，但具体是哪些，先前并没有明文记载，王莽所受的九锡可能是参照了儒经和《左传》里的一些记载拼凑所成。到汉末给曹操赐九锡时，九锡才算定型。但拼凑就是一种“原创”，王莽之所以如此重视九锡，是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九锡意味着王莽自此可以合法使用天子的某些礼仪，行使天子的某些职责。像其中的“衮冕”是古代帝王的衣帽，“鸾路乘马”和“戎路乘马”分别是天子春秋巡时乘坐的车马，“朱户”也是天子之礼；“弓矢”则意味着有专征伐的特权；“宗、祝、卜、史官”是负责祭祀的人员，虎贲是侍卫亲兵。 21
太皇太后的策书里有一句话：
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九锡的颁赐，已经把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征伐权力都赐给了王莽，换言之，九锡所赐予的不是器物，而是权力。
其次，通过赐九锡，原本初具框架的安汉公国得到了扩充。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朱户纳陛。 22
安汉公国配置了宗、祝、卜、史官，还“皆置啬夫 ”，也就是说，负责王莽的家庙祭祀、记录王莽言行的不只是几个人，而是成建制的服务机构。安汉公的宅邸曾是萧何旧居，赐九锡之后改居楚王旧宅，宅邸被大规模改造，装修均是“朱户”的天子之制。可以推断，楚王的王府一定比萧何的相府更大，规格更高，隐含着安汉公所对标的不再是“相国”，而是“在诸侯王上”了。至于封邑的户数，那就更多了，王莽在受禅之前，估计共获封六万户左右，而萧何只有万户，卫青、霍光大概是三万户。 23
刘邦约定的“皇族宪制”，至此彻底作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际执行且有据可考的赐九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完成了。
九锡第一次出现就与改朝换代密切结合在一起，等到汉魏禅让，九锡制度成熟以后，隋唐之前凡是要搞禅位的都会先赐九锡。司马昭之心为什么路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受了六次九锡，真是不厌其烦；宋齐梁陈的开国四帝，均受九锡；到了唐末，朱温在称帝之前，听说唐廷还要赐九锡，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说明九锡“赐予权力”的象征意义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到了宋朝及以后，赐九锡变得罕见，宋之秦桧，明之魏忠贤，都有过大臣奏请赐九锡的记载，但均没有下文。赐九锡在皇权稳固时显得敏感，在改朝换代时显得多余，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1 《汉书·平帝纪》应劭注，第352页。
2 见第四章第15小节。
3 《汉书·王莽传》，第4050页。
4 管、蔡分别是周公的兄和弟，武王灭商之后，被周武王委派在商朝旧地。按照《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引来管、蔡不满，就和商纣的儿子武庚一同叛乱，后来被周公东征平叛，管、蔡二叔，一杀一放。但是，这段历史较为复杂，如据清华简：管、蔡及霍叔是作为三监被委派到商朝旧地的，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引发了管、蔡的流言，但是这种周王室内部的矛盾被武庚所利用，商朝遗民叛乱，杀掉管、蔡、霍叔“三监”，然后才有周公东征平叛之事。先不论哪条更符合历史，对西汉人来说，可能《史记》关于诛管、蔡的记录是时人的普遍认知，所以王莽才会按照“大义灭亲”的模式来模仿。
5 《汉书·王莽传》，第4062页。
6 《汉书·王莽传》，第4062页。
7 但现在更多认为，“皇帝”来源于“煌煌上帝”，就是光明之帝的意思，不是取“三皇五帝”二字组成。此外，还有皇取“泰皇”之说。一些先秦古籍里已经有“皇帝”这个词，参邢义田《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见氏著《天下一家》。但是，不排除在西汉时，普通人就是认为从古代的诸皇诸帝各取一字。
8 《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
9 《汉书》里常说“公卿大夫”，这里的“公”是“位”，和官职里统说的“三公”不是一个概念。
10 《汉书·王莽传》，第4067页。
11 《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
12 《汉书·王莽传》，第4070页：“四年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
13 第二章第三节。
14 《后汉书·刘敞列传》，第561页。
15 《汉书·王莽传》，第4071页。
16 《汉书·王莽传》，第4069页。
17 刘凯：《九锡渊源考辨》，见《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18 《汉书·王莽传》，第4072页。
19 《后汉书·张纯列传》，第1193页。
20 王莽所受九锡，按《汉书·王莽传》：“受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第4075页）
21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第六章，学苑出版社，2005。
22 《汉书·王莽传》，第4075页。
23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见第五章注9。
四、居摄：与周公异世同符
10．四夷宾服
元始五年（公元5年），秋。
陈崇回来了？王莽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自从去年春天，他派遣王恽、陈崇等八人担任绣衣使者，分行天下观览风俗以来，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这期间，王莽任宰衡、受九锡，主要是王舜和刘歆等人具体操办，按照陈崇的“路线图”进行。王莽对陈崇很信任也很欣赏，之所以舍得让陈崇离开长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是因为“采风”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
派出去的八个人，只有七个人陆续回到长安。绣衣使者之一、中散大夫谯玄走到半路上听说王莽当了宰衡、受了九锡，干脆改名换姓逃之夭夭了。
而回来的七个人里，王莽曾经的小兄弟，班氏家族的班稚，没有采集到任何祥瑞和歌颂的歌谣，令王莽十分不悦。
正式召见他们的时候，王莽看见跟在其他人后面的是几个健壮的随从抬着成捆的简牍，他稍稍放心了。
除了班稚，其他人依次进言，说得都差不多：天下已经风俗齐同，没有一处不沐浴着安汉公的教化。商业风气清正，市场里“市无二价”，商家童叟无欺；人人谦虚礼让，“官无狱讼”，官府没人打官司了，郡县的监狱都空了；城市里没有小偷，农村里没有饥民，路不拾遗，男女异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下大治，祥瑞多得数不清，人人都在歌颂当代圣人。
至于证据，使者身后那两千多片、近百捆的简牍就是，他们踏遍天下郡国，深入乡村闾里，搜集来的谣曲、歌诗、祥瑞，足足有三万多字。虽然这三万字史书无载，但公元1980年考古人员在未央宫前殿遗址发现了一百多枚被火烧过的木简，记录了诸如“嘉禾、灵芝并见”“五枝合为一心”“葛根下有铜”“礼乐长常甘露下” 等各种各样的祥瑞，还有“瑞十二”“瑞五十九” 之类的数字，大概是祥瑞的编号，这些很可能就是陈崇等人采风归来所献。 1
采风获得祥瑞，就意味着王莽执政，各地风俗淳美、天下太平。
就像《诗经》里的“国风”，儒家会认为，通过“采风”能够看出一个地方的风俗，也能知道这个地方的统治者是明主还是昏君，民风是淳朴还是浇薄。而“采风”这件事，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来做，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隐含的意思就是，唯有王者兴起，才会在普天下“采风”。
所以，王莽并不单单是让陈崇搜寻赞美自己的祥瑞歌谣，以备不时之需，还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儒家所推崇的王者之行。陈崇等人证明了天下已经大治，其重要性不亚于帮助王莽当宰衡、受九锡。
绣衣使者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搜集来的谣曲，不能说全是假的，也不能说对王莽的歌颂都是虚伪的。汉朝人尚普遍信鬼神，笃信王莽之“圣”并不奇怪。当然，这些谣曲估计也经过加工甚至是伪造，就像后世的贵族诗人们写“乐府”、填“曲子词”，宫廷乐师从民间搜罗曲调加工成皇家乐舞，性质都差不多。陈崇等人只要能证明天下大治就行了。
王莽的预期基本达到，对班稚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那么恼怒。再加上王政君求情，班稚自己上书请罪，主动要去给汉成帝守陵，王莽也就应允了。
海内大治还不够，还要看周边的“四夷”，四夷未能宾服，说明王化之业尚未完成。
南边，有元始元年的越裳氏献雉、元始二年的黄支国献犀牛；东边，有东夷王献宝，此事史书未有详细记录，猜测可能是朝鲜半岛南部三韩之国或日本倭国 2 遣使贡献；北边，则是匈奴在元始二、三年的示好。
西汉的持续军事打击，使匈奴早已四分五裂。汉元帝时期，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娶了王昭君，成为汉朝藩属，与汉廷关系一直不错；汉成帝时期，“虽远必诛”的陈汤击杀了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北匈奴郅支单于，北匈奴一蹶不振。到了安汉公时期，大家提起匈奴，默认的就是南匈奴。
在王莽安排下，元始二年秋，匈奴把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派回汉朝服侍太皇太后，令太皇太后十分高兴。呼韩邪单于死后，王昭君按照匈奴风俗，嫁给了他的儿子，生下的女儿就是须卜居次云。“须卜” 3 ，是这位公主丈夫的名字，“居次”是公主的意思，“云”是名字。王昭君是汉元帝的宫人，与太皇太后也算是故人，如今她的女儿从匈奴千里迢迢回来侍奉，说明地处“腥膻之地”的匈奴也沐浴在华夏文明的“孝道”之中，这无疑是王莽的泽化。
巧合的是，这一年，西域的车师后王和驻扎在当地的汉朝戊己校尉发生了冲突，另一个“去胡来国”的国王和西域都护也出现了矛盾，两个国王都逃往南匈奴。按照昔年汉宣帝和匈奴的约定，汉人逃到匈奴，匈奴不能庇护，但这个约定不约束第三国的人。于是匈奴打算庇护两王，并遣使向汉廷求情。
王莽发现这是一个立威的好机会，他非但不接受单于的求情，还废除了汉宣帝的约定，令立新约——不仅是汉朝臣民，西域凡是接受了汉朝册封的诸国臣民逃入匈奴，匈奴皆不能纳。汉朝的老朋友单于对此颇为不满，虽然顺从地答应了，但与王莽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重新确立与匈奴的约定，更加严苛地约束西域诸国，树立威信，巩固边疆，在汉朝看来王莽确实做得不赖。同时，王莽还软硬兼施，让单于给汉朝上书，说把自己的名字“囊知牙斯”改为单名“知”，以符合汉朝推行的“讥二名”，从当时单于王族成员的名字“咸”“乐”“助”“舆”来看，他们也都改成了单名。这份上书令王莽更觉荣耀，成为他“怀柔远人”的王化之举。
到了元始四年，四夷之中只剩下西边没有动静。王莽派中郎将平宪以重金贿赂西羌部落，怂恿他们求为汉朝附庸。平宪的游说非常成功，回朝时带来了好消息。据说这些住在青海湖附近的羌族部落，有一万两千多人向慕王化，愿意把青海湖和附近的盐池献给汉朝，把水草丰茂的地方留给汉朝人，自己去偏远险阻的地方充当汉朝藩篱。平宪奏报说，当问起为什么要如此慷慨时，羌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么说的：
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孰，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蠒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 4
陈崇等人采风回来的“三万言”史书一字未提，是因为不说也知道是什么；羌人的话却被悉数记录，是因为实在太假了，这哪里是游牧部落酋长的口吻，分明出自熟谙祥瑞的汉人手笔。有理由推测，“采风”的三万言也无非是这些内容：五谷有祥瑞，有的苗长到一丈多长，有的一株竿上长三个穗，有的没播种自己长出来了；天上降下甘露，地上喷出酒泉，凤凰、神雀都来了。总之，汉朝有安汉公这四年里，羌族没病没灾，当然愿意当汉朝的藩属。
此事又令王莽大喜，不费一兵一卒，西羌内附，终于达到了东西南北四夷宾服的盛况，说明安汉公的德泽已经溢出华夏，遍布四夷。王莽高兴地上奏说，现在汉家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唯独没有西海郡，那就把羌人的献地设为西海郡，让汉民移民过去开发，对归附的羌人设置官吏担当统领。
匈奴改名与西羌内附都有些名实不符。一来，匈奴的人名、单于的王号，均有汉文译名，把“囊知牙斯”改成“知”，只是汉名的自娱自乐，意义不大；二来，西羌此时主要还是游牧民族，少有农业，逐水草而居，土地献与不献只是个形式，向汉朝称臣，则既能得到汉朝官方的保护，又能拿到一笔财富，对自己的传统习惯也没有影响，很是划算。
“四夷”外交事务从来不是纯粹的外事，那些与外国真正相关的实质事务，臣民一般是看不到的；能让普通臣民看到的所谓外事，目的多半是应对国内的民意，匈奴、西羌与汉廷心照不宣、两边满意。
不过，因为青海湖是咸水湖，盐池附近是盐碱地，从事农业开垦比较困难，没人愿意移民到西海郡。王莽新增加五十条律法，把触犯律法的上万名犯人强行迁徙过去。这件事，已经与陈崇所说的“官无狱讼”“犯者象刑”相违背了，《汉书》在这里写下四个字：
民始怨矣。 5
这是王莽执政以来，史书中第一次明显出现臣民对他不满的声音。那些不慎触犯律条、不得不迁徙到蛮荒之地的臣民里，可能就有王莽的拥趸。班固的一个“始”字，颇有微言大义。
总之，元始五年的秋天，一名普通的汉朝臣民特别是长安市民，看到的是海内大治、四夷宾服的盛世景象，安汉公制礼作乐，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也已经基本实现——用后人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终结”。
但对汉朝人而言，历史当然不会终结，而是循环。
此时，又有一个宗室、泉陵侯刘庆站了出来，不知是出于“大公无私”还是抢先献媚的目的，向汉廷上奏。此奏一公布，满朝文武齐声赞同，历史果然没有终结，历史循环的关口到了！
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 ，如周公。 6
异世同符，安汉公要行天子事，周公居摄的“圣迹”再现了！
11．汉平帝之死
刘庆奏请王莽居摄的话音刚落，冬天的夜空就出现了一次很凶的天象：荧惑入月中。
荧惑就是火星，也是最凶的星，它无论出现在星宿的哪个方位，都会给人间特别是朝廷和皇室带来灾难。“荧惑入月中”，是火星划过月亮表面，星占家们普遍认为是皇宫中将要有祸事，甚至可能危及皇帝。
果然，没多久，皇帝病了。
汉平帝刘衎还在襁褓之中时就体弱多病；所以他的祖母冯太后才会为他祝祷祛病，也因此招致杀身灭族之祸。即位之后，刘衎尽管享受着天下最好的物质生活，但身体一直都不好。这一次，他的病来势汹汹，不可小觑。
这反倒又给了王莽一个模仿周公的良机：周武王生病时，周公曾经在先祖面前祈祷，许愿代替周武王去死，并把册文藏在“金縢之匮”，也就是用金属带子封存的柜子里；周成王时，周公摄政、东征，正是“周公恐惧流言日”，所以周成王也对周公有些怀疑。当时发生了灾异，雷电大风并起，君臣十分恐惧，周成王只好打开金縢之匮，发现了周公要代替武王去死的册文，再一问知晓内情的史官，才知道周公还叮嘱过此事千万不要说出去。周成王大受震动，对周公的疑虑也尽数打消。
王莽如法炮制，也做了一个要代替刘衎去死的册文，跑去南郊祭天的泰畤那里许愿，也藏在一个“金縢之匮”里，放在未央宫前殿，并要求知晓的人一概不许说。
不幸的是，王莽的祈祷没有用。到了十二月，刘衎就晏驾了。
这是汉成帝以来连续第三个没有子嗣就驾崩的皇帝了。一时间朝野震动，不过，所震动的与其说是皇帝之死，不如说是感慨汉朝的天命已尽，连上天都不再护佑了。
也有一些人心存疑问，特别是身在郡国的那些忠于汉室的官员，他们会追问：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在即将“加元服”也就是亲政的前夕？为什么刚刚有人上书请安汉公居摄，皇帝就死了？……这些疑问的矛头不约而同指向了王莽。
据史书记载，最早指控王莽鸩杀刘衎的是后来拉起反莽大旗的东郡太守翟义，但翟义人不在长安，他只能是听说。唐朝的颜师古说，刘衎年纪越来越大，为着母亲卫太后一家被杀而怨恨王莽，所以王莽在腊日呈上例行的椒酒，酒中放毒，鸩杀了刘衎。颜师古的证言里，时间、动机、方式都完整清楚，说明他一定是看了一些传世的史料。
但是，刘衎大概率是病死的，不像是被王莽所谋杀。
一来，现有的证据均不足。首要的就是，《汉书》没有说刘衎是被谋杀的，这是距离刘衎驾崩时间最近的史料，班氏家族与王氏家族和皇室均有密切关系，相比而言《汉书》的记录最可靠。班固连汉成帝因为女宠而无嗣这样的事都直言不讳，没有理由讳言刘衎之死。而颜师古是六百多年以后的人，即使他能看到一些流传的史料，但一件事情连班固都只字不提，六百年后的人却说得一清二楚宛如亲见，反而不可靠。
二来，王莽没有必要弑君。弑君这种事，自汉朝立国以来尚未有过，昌邑王也只是被霍光放逐监视。王莽身为安汉公，他的一大合法性来源，就是稳定了西汉晚期皇室青黄不接、摇摇欲坠的局面，弑君的话就会“被打脸”，动摇甚至毁掉他的根基。而且，在刘衎去世之前，王莽已经着手居摄的安排，刘衎活着不会影响居摄，死了反倒打乱计划。此外，王莽在皇后有“子孙瑞”时十分高兴，复通子午道，也可以证明王莽还想着为刘衎留下子嗣，没有弑君的意图。
三来，这个时代的汉朝人，观念上更相信儒家所设想的“五德终始”，天命到头自当转移，弑君与否并不必要。当然，不可否认刘衎如果活着，王莽迟早面临归政的那一天。但即使如此，王莽也会让刘衎像他的继嗣刘婴那样，令其退位即可，实在不必冒着巨大风险弑君。
不过，刘衎在五年的傀儡生涯中，母族尽诛，妻子是王莽女儿，拖着病弱的躯体孤苦伶仃，想必是气短畏缩，无法刚健有为的。从刘衎死后王莽以朝廷名义所下的诏书就能看出，刘衎“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 ” 7 ，就是一犯病就抽风说不出话来，所以他的病死，王莽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弥补这种责任，王莽令朝廷里六百石以上官员都得服丧三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臣子要像对父亲一样为皇帝之死服丧三年，后世王朝对这个安排很是满意，一直效仿；王莽又迅速为刘衎追加了元服，将其按照成年天子下葬；还给刘衎立了庙，庙号为“元宗”，让一个十四岁就夭折的儿皇帝承受如此宏大的庙号，显示出汉代严格的立庙制度已渐渐颓坏。那个曾经为汉武帝是否有资格立庙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汉朝，确实显得气数将尽了。
12．假皇帝王莽
未央宫依旧巍峨，朝霞夕阳如血，长安人流如昨。
时隔五年，王政君、王莽姑侄二人再一次面临为汉朝选定皇帝的局面。如今，汉元帝的世系已绝嗣，只能向上追到汉宣帝。按照辈分和父子相继的原则，刘衎是汉宣帝的曾孙，王莽认为只能从汉宣帝的玄孙辈里找，这批人年纪都不大。王莽选了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刘婴，理由第一就是辈分不乱，第二是占卜大吉。实际上是因为刘婴年纪最小。
帝位悬置期间，王莽日夜不息地往来于未央宫、太皇太后居住的长乐宫以及自己的安汉公宅邸之间，同时操持着刘衎的葬礼、刘衎皇陵的施工、刘婴的迎立等朝廷大事，忙得不可开交。似乎把刘庆那封关于居摄的奏疏抛到了脑后。
一个真正的祥瑞，不早不晚，在刘婴即位之前出现了……
汉平帝期间，王莽把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这“三辅”一分为二，取名为前煇光、后丞烈。前煇光谢嚣上奏，说辖属的武功县县长孟通在疏浚水井时，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面写着一行红字：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8
这个祥瑞简直令人兴奋到窒息，因为这是第一次有符命声称王莽应当做皇帝。也真是巧，如今天下确实还没有皇帝。刘婴虽然被选为汉平帝的继嗣，但尚未举行典礼，也没有告庙，离正式成为大汉皇帝还有关键好几步呢。所以，这则符命直接要求王莽为皇帝，将置刘婴于何地？
这不由得令人回忆起眭弘的悲剧命运 9 ，但王莽见到丹书之后，却率领群臣郑重禀报王政君。
王政君已经七十六岁，不问政事多年，眼见的都是侄子制礼作乐，汉朝天下太平的景象。此前，她支持王莽主要是确保王氏家族掌权，虽然王莽的权力已经与帝王无二，安汉公、宰衡、赐九锡哪个拎出来都喧宾夺主，但这类事周公都做过，王莽当然也可以做。她的心理大概是：我知道很多事情是你操纵的、安排的，也隐约觉得你可能走得太远，但毕竟是自家人，办事又稳妥，那就由着你吧。
直到她看到这块白石，如梦初醒，断然否决：
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 10
后人常说王政君姑侄二人一唱一和，欺世盗名，但至少这件事不像。因为她“下意识”说出了“诬罔天下”的真话，揭示出她知道这是骗术，而且非常意外。所以，她理解王莽有成圣人的大志，但她毕竟是汉朝的太皇太后，确实没有想象过王莽要当皇帝。
王莽很可能就是想趁着汉家天下暂时没有皇帝的机会，直接登上帝位的。但太皇太后不允许，他只好央王舜去跟太皇太后解释，把这个符命“圆”成另一番意思：
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 11
就是说，这则符命所说的“安汉公为皇帝”，不是当真的皇帝，而是假的皇帝，只是摄政的意思。这样一说，太皇太后就同意了，在王莽的安排下，她下诏对这个符命进行了“官方权威”解读：
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 ……具礼仪奏。 12
对太皇太后来说，她是把王莽限制在了摄政的范围内，至于具体怎么操作，由群臣商议；但对王莽来说，这仍然是一次进取。太皇太后的诏令赋予了摄政以合法性，特别是“如周公故事”，留下了宽敞的制度空间。
很快，群臣就把摄政的安排上奏太皇太后，这是一份极具冲击力的奏文，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儒经证明周公的摄政并不是“顾命大臣”的角色，而是穿天子冠冕、践天子之位的“假王”！
……说曰：周公服天子之冕 ，南面而朝群臣 ，发号施令 ，常称王命 。《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由是言之，周公始摄则居天子之位 ，非乃六年而践阼也。《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 ，勤和天下 。’”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周公常称王命 ，专行不报 ，故言我复子明君也…… 13
看看这些记录：“周公服天子之冕”“发号施令，常称王命”“践天子位”“假王莅政”“居天子位”……就牵涉一段非同寻常的“暗历史”：
周公到底当没当过周的天子？
13．摄皇帝王莽
周公，怎么可能当天子呢？
但是，从《尚书》中的一些记录，到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再到21世纪的清华简，都隐约透露出周公居摄可能另有真相。
事实上，关于周公居摄一直就有多种说法在流传：有的说周公从武王死后就执政称王，成王成年后归政；有的说周公摄政，但名义上称王；有的说周公只是摄政，名义上也没有称王；还有的说周公是在东征时称王，返回时成王才即位……不一而足。
但流传最广的仍是周公顾命大臣的形象，而非称王。这主要是王莽失败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对于周公摄政十分敏感警惕，着重塑造这种形象；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即使是普通人也不敢想象周公会做出“篡权”之类的事了。这构成了广为人知的“显历史”。
其实，考虑周代的政治观念、运行机制、宗法制度，周公即使南面称王，在当时也不是惊天动地的篡逆之举，顶多引来召公、管叔、蔡叔等一时的流言。处于封建制度兴盛期的周，并没有后世“一人专制”、中央集权王朝对权力的超高垄断性。此外，儒学最早萌发于鲁国，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因此儒经里的周公形象一定会受到影响。总之，从现有的文献看，周公居摄称王可能性相当高。 14
周公摄政的真相已经晦暗难明，“文献不足征 ”，“显历史”与“暗历史”并存，都是猜测。但关键的是，此时的西汉君臣怎么理解周公居摄，群臣的奏议是公诸朝廷的重要文件，所以里面提到的周公称王不会是随意伪造。换言之，不论这段“暗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只要西汉晚期的朝野上下都相信周公居摄可以“践祚称天子”，对王莽来说就足够了。
既然太皇太后已经下诏“如周公故事”，王莽居摄的安排也就很容易操作了：
第一，朝政。王莽也要践祚，穿天子冠冕，南面朝群臣，听政事。
第二，出行。王莽的车出行时，要有警备，百姓要自称“臣妾”。
第三，祭祀。要像天子一样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祭文的赞辞，要称王莽为“假皇帝”。
第四，日常礼仪。臣民要在正式场合称王莽为“摄皇帝” 15 ，王莽自称“予”，处理政务要像皇帝的诏书一样称“制”；只有见到太皇太后、皇太后时才恢复臣下的礼节。
第五，封国。王莽在自己的封国内，想怎么发号施令都行，一切比照诸侯王。
第六，改元。明年改元为居摄元年。
这是中国进入帝制社会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位的皇帝，而有“摄政”。“居摄”不仅绕过了“诸侯王”，而且参照周公“假王”新造了“假皇帝”的称谓，也就是代理皇帝。
在“家天下”的世代，除了自己的继嗣，一般是不可能由他人来代理皇帝的。汉武帝连擅命的皇太子都会杀，而此时的群臣却拥护异姓的外戚代理皇帝，这说明，一来天下的权势已经转移，人们普遍接受了汉室衰微、天命将尽的观念；二来，王莽代理皇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亦步亦趋模仿周公。人们信仰儒教，赞美周公，就会接受王莽。
至此，汉朝旧的“宪制”已经全部被摧毁。此时，假如有人回头想想五年前汉哀帝还在位时，再对比一下眼前，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不知不觉间，一步跟着一步，汉朝竟然名存实亡了。但人们没有感到亡国的苦痛或悲慨，因为“周公”已经应许了未来……
注释：
1 胡平生：《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简牍校释》，见《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 日比野丈夫认为，此东夷王献宝“一定是倭国使者”所为，未知何据，见《秦汉帝国》，第2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3 《匈奴传》提到这位公主的名号时，一处为“须卜居次云”，另一处为“伊墨居次云”，“须卜”和“伊墨”是同一匈奴语的不同汉译。
4 《汉书·王莽传》，第4077页。
5 《汉书·王莽传》，第4078页。
6 《汉书·王莽传》，第4078页。
7 《汉书·平帝纪》，第360页。
8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9 见本书第一章。
10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11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填，镇的通假字。
12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13 《汉书·王莽传》，第4080页。
14 见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张利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摄政》，见《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见《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15 假皇帝和摄皇帝的区分，见下一章。
五、皇太子：刘婴的身份
14．永远无法即位的刘婴
居摄元年春（公元6年2月），王莽以天子之礼，依次在南郊祭祀天帝，在东郊迎春，在明堂行大射礼。完成这一系列祭祀礼仪之后，王莽设置了“柱下五史”，效仿先秦时君主的御史，侍奉一旁记录自己的言行。
又过了整整三个月，刘婴正式被立为皇太子。
皇太子这个身份极其微妙，意味着刘婴没有登基，还只是汉平帝刘衎的皇太子。但此时刘衎已死，王莽只是“假皇帝”和“摄皇帝”，那么“皇帝”是谁呢？
没有。此时的天下没有皇帝。
不是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吗？天下竟然没有皇帝？
这在后世看来相当惊世骇俗，但在当时却没有引起朝野的震动。为什么？
汉朝的皇帝即位之时，不仅要祭天，还要告庙祭祖。当年昌邑王被霍光所废，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昌邑王还没有祭拜高皇帝庙，因此被舆论认为尚不是合法皇帝。
刘婴既没有祭天，也没有祭祖，只是被选为继嗣时在宗庙中占卜过；王莽是王氏，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去祭祀刘姓的宗庙，但他却在南郊祭天，这就透露了王莽摄政的真义所在：
“祭祀天帝”，意味着王莽从上天那里获得了天子的受命，成为实质上的“真天子”；但此时统治天下土地兆民的还是刘氏皇族。换言之，“天子”和“皇帝”是两个身份，受天命而做天子，祭祖庙而为皇帝。一代代刘氏皇族通过祭祀高皇帝庙来获得统治权，成为皇帝，刘婴虽然只是皇太子，但将来是要当皇帝的，所以王莽只能是摄政，是“摄皇帝”。
天子和皇帝，后人往往不加以区分，这也难怪，皇帝和天子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人的两个身份。但是，西汉毕竟是早期的帝制皇朝，这个时候天子和皇帝并不能完全等同。
西汉后期，皇帝和天子有不同的玉玺，其中皇帝有三玺：皇帝行玺，用来任命诸侯王和官员；皇帝之玺，用来为诸侯王赐书；皇帝信玺，用来调发郡国军队。而天子也有三玺：天子行玺，用来赐给外国君主官爵；天子之玺，用来祭祀天地；天子信玺，用来调动附属国军队。用《孝经纬》的说法就是：
接上称天子者，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 1
“天子”是一个来自周朝的旧称，皇帝是秦之后才出现的称号。天子意味着神权，源于天命；皇帝意味着治权，好比商周时期的王，源于祖先；天子是今文经学里的一个“爵位”，皇帝则是世俗称号。
所以，王莽在主持祭祀等面对“天”的活动时，称“假皇帝”，是向天强调自己的“代理”身份；在处理政务、面对臣民时，称“摄皇帝”，因为治民是皇帝的职权，强调的是“摄政”之义。换言之，“假”代理的是地位，而“摄”取的只是职权，两者不仅有区分，而且“假皇帝”的身份高于“摄皇帝”。打个比方，“假皇帝”好比副处长提拔为正处级，代理处长职位；而“摄皇帝”是副处长主持工作。
这正是王莽的措意所在：天下虽然没有皇帝，但是有“真天子”担任未来的皇帝——皇太子的摄政。所以天下并非群龙无首。
在王莽的描述里，周公当年也是这么做的。周公曾经向周的祖先祭祷，获得王命摄政称王。这也透露了时人对儒家的信仰相当稳固，普遍相信“周公践祚称王”是信史。
当然，其中的隐情在于，周公与周成王是同姓，周公的权力仍留在周王室之内，是家族内部权力的临时分配，不涉及天命，周成王照样是天子 2 。但王莽是异姓外戚，他没有途径从刘姓那里获得“王命”当皇帝，所以只能依靠天命的转移来当天子。
那么，昭示天命转移的是什么呢？
灾异与祥瑞。
汉室的灾异，王氏的祥瑞。
一个甲子以来，在层出不穷的灾异中，刘姓天命终结、新王继起的传言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元、成、哀诸帝并不是无动于衷，在祭祀、制度等许多方面尝试改制以避免天命终结，不仅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对传言推波助澜。这种情况下，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为汉室制礼作乐，效果显著，祥瑞迭出，就是在挽救汉室的天命。
但事到如今，祥瑞越来越多，王莽已经祭天了，皇帝还是刘氏的，将来怎么办？
如果王氏归政于刘氏，岂不是违逆了天命？
如果王氏当皇帝，合法性从何而来？
假如刘婴是一个成年人，在这个家族、世系、血统、天命的关口，他一定会有所作为，至少也会有所言说。可惜，他只有两岁，他的声音在历史舞台上是沉默的。
这种沉默中显现的，是儒经对历史的阐释。
作为经学的儒学，不仅应许未来，而且能够阐释历史。经与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阐释权尤为重要。王莽逐渐掌握了对周公、尧舜的阐释权，也掌握了对刘婴身份的阐释权。
他是皇太子，但被赐号为——孺子。
皇太子本身就是称号，为何还要另外赐号？
简单来说，还是因为王莽对周公的模仿。《尚书》曾载，周公东征的时候，管蔡诸叔放出流言：
公将不利于孺子。
“孺子”就是周成王，王莽不会放过这个细节，称刘婴为“孺子”，既是对他年龄幼小的描述 3 ，也是给刘婴的“官方称呼”，从而提醒世人，刘婴“就是”周成王，周公如何对待周成王，王莽就会怎样对待刘婴。
此真可谓“孺子可教”也。
15．刘崇起义
三月立刘婴为皇太子，四月消息已传遍天下。
各地的刘姓宗室，算起来有十多万人 4 ，无论是有爵位的，还是已经沦为普通臣民的，无不惊讶于天下没有皇帝这一制度安排，但绝大多数保持了沉默。他们的态度可能在暗暗分化，有人紧张观望，有人不问世事，有人唯恐失去禄位，当然也有人忧心忡忡、悲观不已。
宗室的众多分支里，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世系流长，子孙众多，在这同一个世系下，既有起兵反莽又有请求王莽称帝的宗室成员，建立东汉的刘秀也属于这一世系，可谓集汉末宗室之大成。
安众侯刘崇是长沙定王世系之一，封地位于南阳郡。有趣的是，刘崇的封地安众侯国、王莽最初的封地新都侯国，以及同属长沙定王世系的舂陵侯国，三地相去并不遥远。安众国与新都国几乎挨着，在王莽赐九锡之后，新都国拓展了边境，与安众国可能接壤。这种现实压力，或许是刘崇对王莽摄政反应极为激烈的原因之一。
刘崇本人没有实权，就把安众国实际的主政者、国相张绍喊来商议。
张绍的从弟恰恰就是为王莽制定“路线图”的张竦，这兄弟俩看起来早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所以刘崇才敢把张绍招来密谋大事。刘崇的态度非常明确：王莽摄政，刘氏必危。
但是，天下包括宗室几乎没有反对王莽的声音。刘崇对此不以为然，他分析认为，大多数宗室是在沉默中等待爆发，只是没人敢带头，因此：
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 5
在刘婴成为傀儡储君之后，刘氏皇族其实是知耻的，刘崇的心态在宗室中应该并不鲜见。昔年刘邦把刘氏子孙分封到各地，目的就是皇室受到威胁时，诸侯能够起兵勤王。
刘崇和张绍的策略是首先攻下南阳郡的首府宛城，宛城是富庶的中原大都，属于当时的“一线城市”，如果能以宛城为据点，则大事可期。所以，他和张绍只带了一百多人就起兵了，这个规模在当时恐怕与山贼差不多，他们原以为从安众国到宛城的路上，各处刘姓诸侯一定应者云集，队伍会迅速壮大，但不幸的是，刘崇猜中了宗室“知耻”的心态，却高估了宗室“后勇”的决心。
南阳郡没有任何其他刘姓王侯响应，包括同属长沙定王世系的舂陵侯家族。这一年，舂陵侯家族支属里有个十岁左右的名叫刘秀的孩童，还在认真读书，准备有朝一日到长安太学学习。刘崇的壮烈之举，似乎对这个家族没有影响。
刘崇带着一百多人攻打宛城，其结果可想而知。宛城位于盆地，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又是郡守治所，戒备森严，兵力充足。刘崇等人连宛城的大门都没攻进去就遭诛灭，刘崇、张绍等人全部死难。
不仅如此，他们的家族也迅速遭遇灭顶之灾，据说“百岁之母，孩提之子，同时断斩，悬头竿杪，珠珥在耳，首饰犹存 ” 6 ，上到百岁老人，下到懵懂孩童，一律被斩首示众，连头上耳畔的首饰都没来得及取下，其状极惨。
近亲遭际如此，远亲也惶惶不可终日。这毕竟是王莽掌权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叛乱，影响很大。舂陵侯刘敞虽然没直接牵连，但与安众侯同属长沙定王世系，而且前几年参加王莽主持的祫祭时和刘崇很谈得来，所以感到很恐惧。他思来想去，觉得已故前任丞相翟方进的长子、高陵侯翟宣通经明义，沉稳谨慎，是个君子 7 ，将来不会惹麻烦，就想方设法为儿子娶了翟宣的女儿翟习为媳妇，心里这才安定下来。
刘崇的族叔刘嘉、张绍的从弟张竦，也吓得魂飞魄散。为了保命，刘嘉和张竦马上求见王莽，以自首的名义请罪，王莽赦免了他们。都知道张竦是文章高手，那篇劝王莽当周公的文章尤其壮丽，刘嘉于是恳求张竦再来一篇，为自己卷入这场震怖天下的谋反案进行辩白。
这又是一篇极为成功的奏文，张竦一个人就有两篇文章因王莽而“流传千古”，简直可以称为王莽的知己了。班固将全文录在史书中，目的当是羞辱和批判。但不得不说，这篇奏文的确言说了汉末广大沉默的宗室的另一种心声，不能一概斥之为阿谀奉承。
张竦奏文其实就写了两个事情。
第一件事，颂扬王莽“存亡续废”。认为王莽恢复了大量绝嗣或被废的刘氏王侯的爵位，因此是在扶植刘氏宗室，是对汉廷中央自文景以来不断打压宗室支脉的反拨。“凡以为天下，厚刘氏也。臣无愚智，民无男女，皆谕至意。 ” 8 天下是个人都知道王莽恢复了那么多刘氏家族的财产地位，你竟然还谋反？
第二件事，批判刘崇不识好歹，是大祸害，罪不容诛。张竦在这里用了一串最严重的词汇来描绘刘崇：
臣子之仇，宗室之雠，国家之贼，天下之害也。
是我个人的仇人，刘氏宗亲的仇人，国家的叛逆者，天下的大祸害。因此，不能只是批判就完事儿，张竦建议还要铲平刘崇的宫殿房屋，将其挖成大坑，灌满污水，以起到诅咒镇压的作用。
这一颂一批，王莽极为高兴。这篇奏疏是以刘嘉的名义呈递的，所以王莽觉得刘嘉如此大公无私，不顾刘姓私亲，与自己同仇敌忾，实属“应合古制，忠孝著焉 ”，就封刘嘉为帅礼侯，刘嘉的七个儿子赐爵关内侯。张竦连着写下两篇“好文章”，到此终于被封为淑德侯。这两个爵号都是“令称”，不知道食邑在哪里。此外，南阳郡派去毁坏刘崇宫室灌上污水的官吏百姓，也受到封赏。以至于长安市民特意作了两句歌谣来讽刺：
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 9
伯松是张竦的字。长安市民难以理解，“文字材料”写得好，不仅自己能封侯，连被捉刀的人都能封侯。
王莽每扩大一步权力，都会留意刘氏宗室的反应，刘嘉无疑为观望的宗室做了表率，而张竦提出的“毁房子、挖池子、灌脏水”的做法合乎王莽一贯的口味，王莽相信这种方式能够恐吓到蠢蠢欲动的宗室。所以，他下令今后凡是造反的一概这么做。给刘嘉、张竦封侯的考量就在于此。
刘崇的叛乱虽然规模小得可怜，却给了王莽极好的借口，群臣向太皇太后提出，刘崇之所以敢起兵，是因为王莽权力还太轻。五月，王政君下诏允许王莽朝见自己时也可以称“假皇帝”，而在以前王莽面对她要执臣下之礼。这意味着他的代理身份更加牢固。
16．翟义起义
居摄二年（公元7年），前任南郡太守、高陵侯翟宣在长安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教授学生上，毕竟他是经学家、前任丞相翟方进的儿子，素有家学，主要治《春秋穀梁传》和《左氏传》。
前几日，舂陵侯刘敞遣人为子求婚，给他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事务。他已经答应了这桩婚事。
不过，近来几天颇不平静，晚上他常常听到奇怪的哭声，若是凝神细听，又辨别不出哭声从哪里传来。这一天，翟宣又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堂屋授徒，忽然觉察到中庭院子里养的雁——古人说的雁，其实就是鹅 10 ——受惊而起，他和几名学生赶忙去看，大惊失色，原来是不知从哪里钻来的野狗，已经把数十只大鹅的头都咬掉了，而狗早就跑出大门，不知所踪。
联想到近来奇怪的夜哭，又看到院子里血肉模糊的断头鹅尸，翟宣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告诉后母说，弟弟东郡太守翟义一向倜傥不羁，恐怕要闯祸，这几天的灾异就是征兆，请太夫人回娘家，与翟家断绝关系，躲避不可预测的灾害。
太夫人不听，这倒不是她不相信灾异，而是她在翟家多年，又是丞相夫人，岂能自己避害而舍弃亲人呢。
过了几个月，翟宣与刘敞两家的婚事热热闹闹办完了，女儿翟习也欢天喜地地嫁入刘家，大家似乎忘记了家中的怪事。
但仅仅二十几天后，一个震惊的消息同时传到翟宣和刘敞的耳朵里：东郡太守翟义在关东起兵反莽，并且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拜东平王刘匡的师傅苏隆为丞相，东平国中尉皋丹为御史大夫，俨然已经自立朝廷。大军集结十万，浩浩荡荡西进。
和消息几乎同时到来的是士兵，留在长安的翟宣和后母及家族近亲二十四人、刘敞刚过门的儿媳妇翟习，以及刘敞的儿子、刘信的儿子都迅速被捉拿系狱。原本想寻找依托避祸的刘敞，竟卷入了比刘崇更严重的叛乱中。
翟义虽然不是宗室，但与宗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一年前王莽刚刚居摄时，他就认为王莽必然代汉，但“宗室衰弱，外无强蕃 ”，而自己是丞相之子，世受汉恩，所以有义务讨伐王莽。
从翟义以往做事的风格和翟宣对他的评价看，他确实是一个手段凌厉、敢想敢做、有侠义之风的人。此次起兵，他酝酿已久。东郡 11 位于关东，治所在濮阳，辖内有严乡侯国、武平侯国，隔壁是东平王国。这几个国的王侯都属东平王世系。前任东平王刘云在汉哀帝时，被哀帝从宗室里“抓典型”给杀了。现在的严乡侯刘信、武平侯刘璜都是刘云的儿子，现在的东平王刘匡是刘信的儿子，总之，这几位王侯同样激愤于王莽居摄，又与翟义同在一个地区，关系密切，所以此次起兵其实是东平王世系宗室的反莽，如果成功，东平王世系就有可能入主汉廷。
起兵之前，翟义和刘信等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密使频繁往来于濮阳和东平国的无盐 12 ；东郡人王孙庆有勇有谋，通兵法，但此时人在长安。翟义以东郡太守的名义，说王孙庆犯了重罪，将其“捉”回东郡，委以重任。在王孙庆的参谋下，起兵之日定在了居摄二年九月“都试日”当天。
都试日，就是上级给下级考核政绩的日子。翟义召集了东郡辖内各县长令、侯国相。等这些官员一到齐，翟义就宣布了起兵的消息。
史书并没有记载当时的场景，但班固却记下了“斩观令 ” 13 的事，可知当天东郡的这些下级官吏们并不都愿意跟随翟义起兵，而观县的县令很可能站出来反对，所以被翟义斩杀。其他官吏见此，无论内心怎么想，也就不得不跟着起兵了。
翟义立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文臣武将多是东郡和东平国的官吏和中尉，军官主要来自两地的官兵车骑，士兵还包括临时招募的勇毅之士。翟义撰写了一篇檄文，送至天下郡国，历数王莽篡位之罪，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两年前，汉平帝是被王莽毒死的。
这个消息未必可信，但在当时不啻为惊天大事，同情刘氏的、反对王莽的、存有异想的各色人等，纷纷加入翟义的大军。从东平国南下到相邻的山阳郡，已聚集了十万人。
翟义和刘信能够迅速纠集一只庞大的军队，除了他有组织有谋划，还与西汉的地理格局、与西汉前期的历史有关。在两汉，关东和关中之间的矛盾一直比较显著，汉初是关东的异姓诸侯和关中刘氏汉廷的矛盾；清除异姓诸侯之后，又变成关东的刘姓宗室与关中皇室的矛盾，所以诛灭诸吕时，是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和他同属齐悼王世系的刘章、刘兴居起了关键作用。因此翟义也是循此先例，与关东诸侯西进叩关。
王莽听说后，大为惊惧，这不同于刘崇的乌合之众，而是由宗室和勋贵联手，举关东兵力试图复现诛灭诸吕旧事的军事叛乱。所以，他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迎战，一面模仿周公，抱着刘婴主持廷议，显出一副为刘氏操劳国事的姿态。
王莽的军事调遣还是很有水平的，他兵分两类。前一类由七位将军统领，火速集结，主动攻击翟义。这七位将军的组成也颇有意思，其中有“四辅”之一、担当“爪牙”的孙建，有王氏家族成员，还有刘氏宗室刘宏。七将军的兵员组成也颇有意思：
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 14
令七将军自己任命关西人为军官，统率关东士卒，这说明刘信和翟义的起兵确有关东和关中矛盾的因素。
后一类则是防守兵力，王莽抓的几个点也比较内行，分别是关中的咽喉函谷关、关中和东南部的锁钥武关，这两处算是防守的前线；随后在关中层层设防，包括长安附近的霸上和平乐观，最后是长安城自身的设防。
此外，王莽还令王舜、甄丰昼夜在殿中巡逻，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其实，函谷关在汉武帝时期向东移过，已经不是当年齐王刘襄叩关的旧关。这使得关中更具纵深优势，关东更难取胜。完成了军事布置，王莽怀抱刘婴，感到周公“诛管蔡”的历史复现了——周公摄政，管蔡挟持武庚叛乱，现在翟义同样挟持刘信作乱，周公当年都十分担心，何况我王莽呢？
即使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这种“历史复现”的希冀也很常见。例如欧洲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奥国、俄国组成的联盟几乎要把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灭亡了，结果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病逝，继位者彼得三世亲普鲁士，而且是腓特烈大帝的“粉丝”，于是退出战争，导致联盟解体，腓特烈大帝奇迹逃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希特勒已经躲在地下室里，得知罗斯福病逝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奇迹将会在自己身上重现。
今人如此，何况古人？周公“圣史”的逼真复现令王莽在忧惧中获得了强大的自信。他模仿《周书》作了一篇《大诰》，承诺将来一定会“复子明辟”，就是还政给刘婴的意思，也是“复辟”一词的本义。《大诰》由大夫桓谭等人向天下颁行谕告，这等于是向天下重申不会取刘氏而代之的承诺，效果应该不错，因为此后没有宗室响应刘信。
七将军的“闪电战”也十分凌厉。翟义九月份起兵，队伍达到十万，但却迁延迟钝，始终没有西进，而是停留在东郡南部的陈留郡一带，不断消耗着粮草辎重和将士们一鼓作气的劲头。结果，七将军迅速出函谷关，直接找到翟义和刘信的主力进行决战，在陈留郡的菑县 15 ，也就是当年成就齐桓公霸业的“葵丘之盟”的葵丘，一战击破翟义军队，武平侯刘璜被斩首，刘信的两个儿子谷乡侯刘章、德广侯刘鲔被捕杀，翟义、刘信等人率领残兵向西南方向退守淮阳国的圉县 16 。
图4.2 翟义军与王莽军交战简图
七将军大捷的消息被火速报告给王莽，王莽心中石头已然落地。他放下怀中的刘婴，也放下了最开始的宽容——在翟义、刘信起兵之初，王莽抓了他们的亲人，但只是关在监狱而没有加害。现在，见大局已定，他下令将翟义的母亲、翟宣和女儿翟习以及亲属二十四人在长安闹市十字路口全部处以磔刑，即分尸，并将尸块暴于街头。
行刑那天，天气和煦，层层叠叠围观的人群里，不时传来受难者的惨叫。临死时，翟宣终于明白，几个月前家中那恐怖的夜哭之声就是自己亲人的哭泣，而那被野狗咬掉的数十只大鹅的脑袋，就是自己亲人的首级。
王莽在实施酷刑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他在给七将军的诏书里饶有兴趣地描述了行刑的经过，并掩饰不住喜悦地说：“天气和清，可谓当矣 ” 17 。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将士封了五十五个列侯，并大赦天下。
受到激励，七将军的军队对翟义和刘信紧追不舍，在十二月将圉城团团包围，很快攻破。翟义与刘信丢下残兵，“化妆”逃亡。在圉城往南不远的淮阳国固始县，翟义被捕，并很快在淮阳国的治所陈县被处以磔刑，分尸后暴尸。而刘信始终没有被抓到，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他可能死于乱军，即使侥幸逃脱也应该没有活到东汉。另一位叛乱高层王孙庆也没有抓到。
一场看似轰轰烈烈的叛乱竟然只用了三个月、打了两场较大的战役就失败了。史书没有记载翟义和刘信为何在关外迁延日久，其原因已经随着叛乱高层领导人的死难而成了秘密。若以事后之明看，要么是在西进路线上发生分歧，要么是缺少军事经验，未能制定并执行稳妥而迅猛的战略。
但不管怎样，王莽代汉之前最大的一场叛乱就此平息。
不久之后，王莽按照刘崇的先例，将翟义的宅邸毁坏、挖坑、灌上污水；把翟义的父亲翟方进及翟氏先祖在汝南郡的坟墓扒开，焚烧棺椁，夷灭三族，一般夷三族是不杀孩子的，但翟氏家族则被斩草除根，不留子孙。全部斩首后，尸体被推到一个大坑里，放上断肠草等毒物，以诅咒其灵魂也不得安宁 18 。
这次胜利刺激了王莽的自信，使得他和他的心腹们更加坚信天命已经转移，天不再护佑刘氏，从而加快了由假皇帝向真皇帝的跃进。
宗室们则基本上断绝了扭转这一趋势的残念，有些宗室甚至比一般的谄媚者表现得更加忠诚，格外懂得抓住时机，在一些关键时刻站出来为王莽摇旗呐喊。
比如舂陵侯刘敞庆幸自己被王莽当成安抚刘氏宗室的典型，虽然牵扯进翟义的叛乱，但不仅全身而退，把儿子刘祉也从监狱里救了回来。父子俩本就以忠厚谨慎著称，自此更加战战兢兢。
比如清河纲王世系的新乡侯刘佟，在王莽嫁女时站出来请求增加王莽的封邑。王莽大为感动，即位之后将刘佟赐姓为王。
泉陵侯 19 刘庆，封地位于荒蛮的零陵郡，刘崇和他同属长沙定王世系，只是刘崇的祖辈迁到富庶的南阳，从此两家就渐行渐远了。刘庆在汉宣帝末年嗣爵，如今年龄不小，阅尽沧桑，在王莽赐九锡时第一个公开主张王莽居摄，可惜他死得早，王莽即位后断绝了刘庆之子继承的爵位。
此外，广饶侯刘京、讨伐刘信的七将军之一的刘宏，也都抓住了好机会，在王莽即位前夕向王莽报祥瑞，请求王莽即位为真皇帝。还有被王莽安排给汉平帝父亲为继嗣的中山王刘成都、郚乡侯刘闵、明德侯刘龚 20 ，以及找张竦捉刀的刘嘉，先后上书颂扬王莽，都被赐姓为王。
宗室尚且如此，何况大臣？后世王朝覆灭后屡见不鲜的“遗民”“殉国”现象，在西汉末年几乎没有。由此可见王莽之感召，人心之更替，天命之转移，殆非无权无势无兵无财的宗室所能撼动。
至少在这一时期，后世所谓的“人心思汉”是不存在的。 21
翟义、刘信失败后一年……
这一年里，凡是往来于濮阳、无盐、圉等城市的人，都会在大路旁看到极其可怕的景象：用翟义和刘信叛军尸体堆成的塔山，也就是当时所称的“京观”。京的意思是大，京观就是“大观”。这些尸体已经白骨化，成为恐怖的尸山。路人所见是骷髅的幽深眼窝和骨殖的惨白颜色，所嗅是血腥腐臭的气味。王莽还令人对其封土，“方六丈，高六尺 ”，再覆盖上荆棘，旁边竖起一块高一丈六尺的表木，上书“反虏逆贼鲸鲵 ” 22 。“鲸鲵”是古代作恶的大鱼，在这里和反虏、逆贼并列。
之所以在这三个城市，是因为翟义和刘信等人在无盐密谋，从濮阳起兵，在圉城失败。制作恐怖的京观，就是要恐吓这几个城市的士民，也恐吓其他的宗室。
筑京观，的确古已有之，《左传》中就有记载。王莽主张复古，似乎有理由这么做。但京观更多的是上古祭祀与战争风俗的残酷遗存，并不是主张仁义的儒家题中应有之义。王莽儒生出身，却筑起中土久未出现的京观，在当时所产生的威慑效应，可想而知。
王莽的形象，在微妙、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他那激烈、极端乃至有些变态的性格，亦随着他权力的扩张而愈演愈烈，从早年摔碎玉石剑柄，到挖掘丁、傅两太后的坟墓，逼杀两个亲生儿子，再到以毒物污物诅咒叛乱者，直到京观，渐渐暴露出他在服膺儒学、敬天重礼的姿态下还有另一张面孔。
难道说，儒家还有这样一副面孔吗？
注释：
1 天子三玺和皇帝三玺的详细解说，见西嶋定生：《秦汉帝国》，第365页。
2 通过考察《尚书·金縢》篇的微言大义，区分周公面对上天和祖先的不同，以解释“周公称王”问题，见刘伟：《天帝与祖先：〈尚书金縢〉解义》，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其他讨论见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一书。
3 王慎行认为，《尚书》里把周成王称为“孺子”，未必意味着年幼，把“孺子”等同为襁褓婴孩，是后人的过度解读。见氏著《周公摄政称王质疑》“成王年幼辨”，载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但是，显然王莽就是把孺子当作婴孩来使用的。
4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第二版）》，第18页。
5 《汉书·王莽传》，第4082页。
6 《汉书·王莽传》，第4084页，张竦替刘嘉写的奏书。
7 《汉书·翟方进传》，第3424页，翟宣“明经笃行，君子人也”。
8 奏章见《汉书·王莽传》，第4083—4085页。
9 《汉书·王莽传》，第4086页。
10 《汉书·翟方进传》，第3438页：“群雁数十”；案《说文解字》：“雁，鹅也”。
11 郡治在今天河南濮阳一带，辖区还包括今山东聊城一带。
12 《汉书·翟义传》，第3439页：“信、义等始发自濮阳，结奸无盐。”
13 《汉书·翟义传》，第3426页。
14 《汉书·翟义传》，第3427页。
15 今河南民权县一带。
16 今河南杞县一带。
17 《汉书·翟义传》，第3436页。
18 传说有一首诗《平陵东》是纪念翟义的，但难以详考，也无法断定诗歌是否为翟义之死的隐喻。姑且录在此处备读者参考：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19 也称众陵侯。
20 据沈展如《新莽全书》，此人疑刘立改名。
21 吕思勉说，“人心思汉者，乃班氏父子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也”，此言恰当；但吕思勉为证成此言，强调“翟义非正人，其起兵非必为汉”，却并无根据。见《秦汉史》，第202页。
22 《汉书·翟义传》，第3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