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王氏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
坏决高都，连境外杜
土山渐台，像西白虎
——汉成帝时歌谣
一、王氏之兴自凤始
1．“种马”王禁的一生
魏郡元城县 1 的王禁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但他因为好色，与众妻妾生养了十二个成年子女。于是，这个刚从外地搬迁到元城县的基层官吏家庭，在一代人之内膨胀成足以颉颃皇族的大家族。
王禁出生在汉武帝年间，年轻时曾到长安学习法律并踏入仕途，在廷尉府担任廷尉史。当年李斯“焚书”之后，严禁私学，想要入仕的人只能“以吏为师”，除了法律条文之外什么也不许学 2 。通过学习律法条文入仕，这条规矩一直延续到汉朝。
在廷尉府这个兼有司法和审判职能的中央机关里，廷尉史是一个普通但很有前途的低级官员。王禁如果想上进，可以效仿他的前辈杜周，只要不怕得罪皇亲权贵，亦不怕杀人，穷治几个大案要案，那么从廷尉史一路升到廷尉乃至御史大夫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王禁不同，他对此并不看重，很快就告别仕途返回家乡。元城县在当时是黄河渡口，属于交通要道，商业发达，经济理应不错。《汉书》说：
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 3
就是说，他有更大的志向，因此对仕途并不看重，也就不需要在外人面前当道德君子，好酒好色，多娶侧室。这里的“大志”指什么，史书没有交代，但对当时的普通人而言，比做官更有吸引力的宏大志向，大概是延年益寿、长乐未央、服食升仙之类。
西汉时的庄园已经很舒适了，在这富庶的地方，筑起连片的房屋，装饰红色的漆器，架起漆屏风，悬挂丝绸帷帐，用精美的博山炉熏香，吃的喝的都由庄园生产，女婢日夜服侍，这样的日子难道不舒服吗？
于是王禁生了又生，有四女八男成年，考虑到当时的人均寿命和医疗水平，堪称奇迹。
魏郡的李亲是王禁的前妻。这十二个子女里仅有次女王政君、长子王凤、三子王崇由她所生。据说，李亲对丈夫娶了如此多的妾感到不满，就像其他汉朝女人一样，与王禁离婚，改嫁河内郡的苟宾。《汉书》称她“妒”，实在是对女性尤其是西汉的女性缺乏体谅。况且，当时妇女改嫁十分平常，尤为典型的是汉景帝的皇后王娡，已经在民间嫁人且生育一女后，又改嫁时为皇太子的汉景帝，最终生育了汉武帝刘彻。
改嫁之风如此，妒与不妒，有什么可讥议的呢。
不过，在这桩汉代基层县域的寻常婚姻里，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祥瑞：李亲在怀王政君时，梦见有月亮进入自己怀里。
这件事情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合理的解释是王政君贵为天下母之后，李亲自己说的。考虑到汉朝百姓普遍存在的鬼神观念，梦见月亮这件事应该不是杜撰。
月是太阴，也就是太阳的配偶。史书把这件祥瑞记录下来，梦见月亮就成了后妃的祥瑞。
在此之前，西汉的皇后们在微贱时多少都会有一些接近祥瑞的事，有的仅仅是相面或望气，比如汉文帝的母亲薄皇后，相士见了她说“能生天子 ”；比如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巡幸河间时，有术士“望气”说当地有奇女，汉武帝才将她找来。有的只是巧合，比如汉文帝的妻子窦皇后，原本是皇宫宫女，被吕后选中赐给诸侯王，窦氏想分配到赵国，因为离家近，就特意和管事的宦官打了招呼，结果宦官忘了，把她分到了代国，窦氏被迫去了代国，却阴差阳错成了代王的妻子，而代王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所以，李亲梦见月亮而生王政君这件奇事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与之相似，传说王政君小时候在家纺织，有只白色的燕子衔着一枚指头大的白石从她头顶飞过，巧了，那石头正好掉进她的纺织筐里。王政君拿起石头，石头“啪”的一声裂为两半，上面写着“母天地 ”三个字。
王政君觉得这块石头很宝贝，就好生收着，把它叫作“天玺” 。好像是上天给她的命运盖了一个印戳 4 。
另一件事情则有些诡谲。
王禁不是魏郡的土著，他的父亲王贺原本是济南郡东平陵 5 人，距离魏郡有250公里左右。汉武帝时，王贺算是个有些名气的人物，因为曾担当汉武帝的绣衣直指御史。绣衣御史，顾名思义，就是穿着“绣衣”以表示身份特殊的按察执法人员，类似于明朝的锦衣卫。在西汉，绣衣御史是汉武帝的一大发明，他们不是常设官员，但拥有皇帝亲授机宜的荣耀和对所巡察地区大小官吏生杀予夺的特权，是皇帝用来恐吓臣下、可以不走法律程序而杀戮的特务人员，属于那类极不受欢迎的专制工具。
王贺的同僚暴胜之在担任绣衣御史期间，执法极其严格，对郡守级别的地方最高长官“二千石”及以下官吏毫不心软，稍有过错即斩杀，“连坐”的士民也不放过，“大部至斩万余人 ” 6 。汉武帝时期据说全国户口减半，除了战争、饥荒和逃亡，动辄斩杀万余人的案件当存一份“功劳”。
王贺的风格却完全相反，对当地的官吏能放一马就放一马，以至于放纵得太多，被认为不称职而免官。王贺对此并不以为然，说了一句：
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 7
挽救千人生命的功德，就能让后世子孙封侯。佛教兴盛之前，这种祸福神鬼的思想已经很普遍，也是汉朝人笃信祥瑞或灾异的观念基础。而王贺认为自己至少救了万余条命，封侯岂足道哉？
王贺免官；暴胜之升官，后来官至御史大夫，在“巫蛊之乱”时因一桩小事被汉武帝逼迫自杀。
需要留意的是，王贺所按察的地区恰恰就是魏郡。他的这种执法方式，当然会在当地赢得口碑。所以，王贺在故乡东平陵与人结怨后，就会想到举家搬迁至魏郡以躲避灾祸。
于是，王贺搬迁到魏郡元城县的委粟里，还担任了“三老”。委粟里，顾名思义，是“堆放粮食的闾里”，可能就是粮仓所在的社区。既然所居是县城社区，王贺又曾经是中央官员，推测他所担任的三老也应该是地位更高的县三老而非乡三老 8 ，成为元城县有头有脸的人物。西汉的三老往往由德高望重且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担任，王贺作为一个外来户，居然担任三老，颇能说明他在魏郡确实比较得民心，已经是魏郡人民的“老朋友”。
王贺的搬迁属于脱籍迁徙，在当时，一般百姓根本无法自由迁徙，王贺多半利用了他在中央和魏郡的人脉 9 。
诡谲之事就发生在元城县。
元城县有个人叫“建公”，这名字听起来应是本地有声望的“父老”，他对王贺说：春秋时，元城属于晋国。有天，附近的沙麓山忽然崩了，晋国的史官就认为，沙麓山的崩坏是因为“阴胜于阳”，预示着从山崩往后数六百四十五年，这里将有圣女兴起。
这番话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春秋·僖公十四年》的确记载了“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的事情。
鲁僖公十四年是公元前646年，往后数六百四十五年，真巧，正好是汉哀帝晏驾这一年。
从后世角度看，把沙麓山崩与王政君成为圣女勾连起来，时间跨度过于精准，显然是事后的伪造。而且西汉之时，大家对《春秋》最为尊崇的是《公羊传》，但《公羊传》对沙麓山崩的解释，认为是齐桓公将死，宋襄公将败，由诸侯主持天下大业的“霸道”将出现危机，丝毫没有提到什么阴阳、圣女之类，甚至连晋国的史官也没提到。《穀梁传》也是如此。
这就是此事的诡谲之处。多年以后，王莽已经改朝换代，以“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为尊号的王政君去世。王莽让他的老朋友、大文豪扬雄做了一篇诔文，其中一句是：
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 10 。
只提到两个祥瑞，也就是王政君的母亲梦到月亮和沙麓山崩这两件事。由此可见，在当时人眼中，这两件事是真真切切发生，且奠定了王政君成为圣女基础的祥瑞。后人信与不信，又有何意义呢？
要进入王氏家族的历史世界，就得先进入汉朝普通人的观念世界。
对汉朝人来说，祥瑞就是上天显现的神迹，既然王政君能够从一名民女成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直至新室文母太皇太后，那么她崛起的这个事实就一定会有祥瑞，如果没有，那只能说明没有找到或是缺乏对神迹的敏感。
2．幸运的王政君
李亲为王禁生完三个子女后，就改嫁了。
没有母亲的言传身教，王政君的性格也与母亲不同，她“婉顺得妇人道 ” 11 ，性格柔软、温和，是那类对丈夫言听计从、比较缺乏个性的女人。长大之后，王禁开始考虑女儿的婚嫁问题，但诡异的是，他把王政君先后许嫁给两个男人，其中一位还是诸侯王 12 ，但这两个男人都在迎娶之前突然去世。
无独有偶，汉宣帝晚年的皇后王氏，也就是王政君的婆婆，年轻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每当适人，所当适辄死，故久不行 ” 13 ，每次许嫁，许给谁谁死，直到后来汉宣帝将她召入后宫。这里需要多说一句，此王皇后与王政君不是一个“王”，两人郡望不同，也没有血缘关系。
汉朝的人均寿命不高，死人很常见，所以一个女人许嫁的男人接连死去，似乎也不是非常奇怪。但考虑到有的女人日后嫁给了皇帝，那么接连死去的男人就成了这个女人被上天别有眷顾的证明。
王禁感到很奇怪，恰好他有个熟人会看相，叫“南宫大有”，就邀他给王政君相面。南宫大有仔细相了一下，神秘地说：
贵为天下母 14 。
在班固笔下，南宫大有只说“当大贵，不可言 ” 15 ；到了王充笔下，则明说“贵为天下母 ”。知道女儿未来尊贵的命运，王禁才关注到性格柔顺的王政君，开始教她读书、写字、鼓琴。
等到她十八岁时，经由魏郡都尉，正式送入掖庭，但“为家人子 ” 16 ，仅仅是一名宫女。在汉朝，普通人家把女儿送进宫以谋求全家富贵的事情很多，但女孩子们绝大多数要么老死宫中，要么人老色衰出宫嫁人，能够飞黄腾达的凤毛麟角。
谁都知道，没有王政君，王莽就不可能走到历史前台。王莽再有能耐，再勤奋刻苦，儒学素养再高，也比不上姑妈恰好嫁给了皇帝这件事。与那些可怕的后宫争斗相比，王政君却仅凭幸运，顺利成为天下母。其幸运之大、之多、之重，令人不得不相信上天的确会降下祥瑞。
入宫之初，王政君只是个后宫的宫女，既没有绝色美貌，也没有出众才能，与太子更无任何理由建立关系。
说到太子刘奭，他现在正宠爱着司马良娣。
刘奭性格柔弱。父亲汉宣帝是一位经历传奇的雄主，对这个儿子并不满意。但刘奭的生母许皇后是汉宣帝在民间时的结发妻子，两人同舟共济，感情极好。许皇后后来被霍光家族毒死，汉宣帝十分悲伤，对他俩唯一的儿子刘奭也就多了一份容忍。
司马良娣之不幸，恰如王政君之幸运。
司马良娣宠信未衰，忽然得病将死，死之前，她告诉太子，自己的死并非天命，而是太子其他的妾嫉妒她，诅咒她死。司马良娣一去世，太子极度恼火，闷闷不乐，喜怒无常，乃至发起病来。他相信司马良娣的话，把怒气播迁到其他妾身上，一个人也不见，更别说“造人”了。
汉宣帝却需要太子“造人”，就令王皇后从后宫挑一些宫女送给太子，以表示安慰。
王皇后大概以自己作为挑选标准，不必太美貌太精明。“婉顺得妇人道 ”的王政君幸运地进入皇后的视线。皇后一共挑了五名宫女。不久，太子来朝见皇后，皇后就让这五个人上来，坐在太子面前，又悄悄叮嘱自己的侍从女官长“长御”观察太子喜欢哪个。
太子哪个都不喜欢，他仍然喜欢死去的司马良娣，而且尤其不喜欢别人为他挑选的女人。
但那毕竟是皇后，太子只得勉强说：“这里面的一个就行吧。”
这里面离太子最近的人，那天恰恰穿了一件红色绲边的衣服，显得与众不同。长御就以为太子选中了她。
她就是王政君。
于是，王政君一不留神就从一名普通宫女，变成了皇太子的娣妾。
更幸运的是，皇太子的后宫有娣妾不下十人，时间久的已经被太子“幸”了七八年，却一个生儿子的也没有。王政君被送入皇太子宫后，皇太子只幸了她一次，马上有孕，生下来就是儿子。汉宣帝盼孙子盼了很久，因此格外喜欢这个皇孙，亲自给他取名为刘骜，亲昵地称他是“太孙” 17 ，常常带在身边，俨然有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意思了。
汉朝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皇帝的儿子成了太子，母亲不论何种出身，必然为皇后。王政君有了儿子，必然成为太子妃。她的父亲王禁再次被召至长安，任丞相少史。这虽是个低级官吏，但王禁在这个职位上等待的不是丞相府的升迁，而是女儿的蜕变。
王政君生子后第三年，汉宣帝因为前几年新丰县出现了黄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祥瑞，就改元为黄龙元年。也是在这一年，未央宫里下处的一只母鸡长出了公鸡的羽毛，虽然不能像公鸡那样打鸣，但有公鸡的模样。
就在黄龙元年，汉宣帝崩，皇太子刘奭即位，即汉元帝。他即位后，改元为初元元年，无独有偶，丞相府史家一只母鸡的毛色也渐渐变成了公鸡，与一年前的那只鸡不同，这只鸡已经能够打鸣了。
王禁恰恰就是丞相少史。
许多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母鸡变成公鸡，正是王氏崛起和刘氏衰落的征象。王政君还是太子妃时，那只鸡只有雄鸡之形却不能打鸣。等到汉元帝即位，二十二岁的王政君先被封为婕妤，三天后又被立为皇后，这时候出现的鸡就不仅有其形，而且能打鸣，与公鸡无异了。
短短几年时间，王政君就从一个县域富户家庭的平民女子，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一跃成了皇后。
牝鸡为雄，此汉家之灾异，却是王氏之祥瑞。王氏家族作为外戚正式登台。
身为皇后父亲，王禁是王氏家族名义上的首要人物，按照对待外戚的惯例，他被封为阳平侯。阳平离元成县不远，可以看作对他的优待。继而“加特进”，这是汉代一个比较特殊的加官，又叫“特进侯”，属于爵位系统，没有实权，但等级“位次三公”，这里的“次”不是“次于”而是视同、等同的意思，就是说级别等同于“三公”，是稀少的尊位。
此外，他从魏郡来到长安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拖家带口，一大帮王氏家族成员赶来享受外戚理应得到的荣华富贵。
例如，他的弟弟王弘被提拔为长乐卫尉，担任长乐宫的保安负责人。
长乐宫一向由皇太后居住，此时的皇太后是曾经的王皇后，当年正是她将王政君送入太子宫，如今已经成为王政君的婆婆。为了区分这两位同为王氏且前后相继的“王皇后”，后人把王政君的婆婆称为邛成太后。
前面说过，汉朝非常讲究“母以子贵，子以母贵”。邛成太后并不得汉宣帝的宠爱，但她性格温和，家族势力很弱，又没有儿子。汉宣帝立她为后，是相信她能照顾好他的儿子们。事实的确如此，邛成太后看到汉元帝顺利登基，就很知趣地不问外事。她一直活到汉成帝时期，位极尊，也有几名家族成员封侯，但在诸外戚中并不起眼。此时的王政君才二十二岁，家族势力同样弱小，以王政君的性格，考虑到当年的恩情，她与这位婆婆应相处甚笃。王政君让自己的亲叔叔王弘担任长乐卫尉，负责邛成太后的安全，也应是出自恩情而非监视。邛成太后去世后，王政君很悲伤地说：
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质共修之义，恩结于心。 18
“奉质共修，恩结于心 ”，婆媳之间这八个字蛮令人感动。也正因为这位婆婆的超脱，才给了王政君极大的活动空间。
但此时的王政君柔顺、善良、年轻，从未显示出过硬的政治素养，又不得汉元帝宠爱。她真的是王氏家族的灵魂人物吗？真的是后世王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吗？
3．遇见贵人
汉元帝时期的政坛，几乎没有王氏家族什么事儿。
朝堂之上，外戚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史高领衔，大臣以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倚重，内廷有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把持。这三拨儿才是汉元帝时期的主要势力。
就外戚来说，史家、许家、王翁须家 19 根基都很深厚，且与刘氏皇族有着特殊的亲情。
简单回溯一下，汉武帝晚年爆发“巫蛊之乱”，太子刘据及妻子史良娣、刘据的儿子史皇孙及妻子王翁须全部死难，只有刘据的孙子刘病已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尚在襁褓，幸免于难，蒙祖母史家倾力照管方才长大。汉宣帝在民间时娶妻许氏，同甘共苦，感情深挚。汉宣帝登基后，妻子许氏不幸死于霍光妻子之手；母亲王翁须因为出身微贱，家人已不知所踪，直到登基四五年之后，汉宣帝才寻找到外祖母和两个舅舅。种种患难与共，使汉宣帝即位后刻意提高了史家、许家、王翁须家的地位，几家外戚迅速壮大，就势力的强弱来说，史家最强，许家次之，王翁须家又次之。
汉元帝时期，史家的代表人物史高、王翁须家的王接、许家的代表人物许嘉，先后出任大司马、车骑将军。汉元帝还请许嘉把女儿嫁给太子刘骜，嫁过去后听说小两口十分恩爱，汉元帝倍感欣慰，觉得十分告慰早逝的母亲许氏，立刻吩咐左右上酒为他庆贺。
此时，作为汉元帝妻族的王氏家族还十分弱小。王政君本人虽然贵为皇后，但汉元帝几乎不再临幸她；她的父亲王禁虽然位列特进，名誉很高，但并无实权；叔叔王弘仅是一名小小的长乐卫尉；只有在王禁去世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继承了王禁阳平侯的爵位，并担任卫尉、侍中，得以常在皇帝身边，王氏家族才稍微有一些起色。而王莽，在汉元帝时期才出生。
此时，王氏家族不仅弱小，还要战战兢兢，以免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地位。
考虑到太子家弱，汉元帝指示了一位亲近大臣来照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史高的儿子史丹。史丹在汉元帝为太子时就担任侍从，十余年来朝夕相伴，至今还常常陪着皇帝出行。汉元帝的意图是：
上以丹旧臣，皇考外属，亲信之，诏丹护太子家。
真是天下掉下来的幸运，王氏家族竟然毫不费力就得到了最具权势的外戚史家的支持。要知道，王政君唯一的王牌就是太子刘骜，只要顺利熬到刘骜即位，那么按照惯例，旧的外戚会退出政坛，王氏家族就可以施展拳脚了。史丹的出现，无疑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但世事难料，偏偏此时汉元帝有了废太子之心。
一旦刘骜被废，王氏家族不仅现在的地位岌岌可危，恐怕还要被逐出长安，甚至性命难保。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还在刘骜。刘骜早年因为“宽博谨慎 ” 20 还颇得父亲欢心，长大后，却“幸酒，乐燕乐 ” 21 ，汉元帝逐渐认为他能力不足，难以担当帝王大任。到元帝晚年，刘骜更是做出一件令父亲极为恼怒的事情。
汉元帝的小弟弟中山哀王刘竟和刘骜年龄差不多，这叔侄二人自小一起长大，按理说感情不错。中山哀王去世后 22 ，汉元帝十分哀痛，刘骜来吊唁，却面无哀戚。这一下子就惹怒了汉元帝，他说了句为后世历代帝王所警醒的话：
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 23
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人之心，是没有资格为帝王的，这不仅是汉元帝所信奉的儒道，也的确是真正的伟大帝王所具有的基本品质。汉元帝说这句话，很明显有了废太子之意。
太子变成一个耽于酒乐又冷漠无亲情的人，王政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王政君“柔顺”的性格推测，她对太子应是极为溺爱的。
幸好史丹在场，他马上免冠上谏，替太子打圆场：这事儿不怪太子，是我看见陛下您过于哀痛，所以太子刚才觐见之前，我私下里让他千万不要在陛下您面前哭泣，以免让陛下更伤心。臣该死。
这番话效果非常好，不仅替太子开脱，还把太子包装得很仁孝。史丹果真是王氏的贵人。
但刘骜的太子地位依然岌岌可危，因为竞争者已经出现。
汉元帝有三个儿子，除了太子刘骜，还有傅昭仪的儿子定陶王刘康，冯昭仪的儿子中山王刘兴。儿子多了，做父亲的心中总会有一些偏爱，这是人之常情。汉元帝从来没有对王政君有过很深的感情，登基后又格外宠爱傅昭仪，母亲的无宠多少会影响到儿子的地位。
傅昭仪虽然比皇后等级低，但她在汉元帝为太子时就嫁了过去，人又比王政君精明，善于笼络人，连后宫的宫女仆人都很喜欢她，常常为她酹酒，祝她长寿。这与傅昭仪自幼就在皇宫里生活有关，她很小的时候就服侍在上官太后身边，而上官太后是汉武帝的儿媳妇，霍光的外孙女，六岁就成了汉昭帝的皇后，历经昭帝、昌邑王、宣帝，一直活到汉元帝时期。
有这样的资历，傅昭仪怎么会看得起王政君呢？
与傅昭仪同样受宠的还有冯昭仪。有一次，汉元帝带着傅昭仪、冯昭仪等人去看斗兽表演，这种游玩之事当然不会带王政君了。突然，有只熊跑出了圈，攀着围栏要出来，虽然一时没有危险，但傅昭仪等人吓得四散而逃，唯独冯昭仪站在熊的面前，挡住汉元帝。侍卫一拥而上将熊格杀。汉元帝非常感动，更加宠爱冯昭仪。因为这件事，傅昭仪还十分嫉恨冯昭仪。
傅、冯二人受宠如此，又都生了儿子，刘骜的位置越发不稳固了。
此外，汉元帝热爱音乐，擅长书法，鼓琴吹箫，作曲唱歌，无不精通。傅昭仪的儿子定陶王也是多才多艺，擅长音乐。汉元帝对定陶王越看越喜欢，“坐则侧席，行则同辇 ” 24 ，形影不离，亲密无间。王政君、王凤和刘骜对此看在眼里，却无计可施。
竟宁元年（约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入膏肓。但陪在他身边的并不是皇后和太子，而是傅昭仪和定陶王母子。汉元帝更是多次向身边的侍从询问，当年汉景帝废太子立胶东王刘彻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这就使内廷和外臣都看出了汉元帝的废立之心。
王政君对这样的局面有何应对吗？
束手无策。
要不是她哥哥王凤担任卫尉、侍中，目睹或听说这些事情，王政君都未必知道。
王凤、皇后和太子都急得没有办法。这时候，贵人史丹再次出现。
作为汉元帝的宠臣，史丹比皇后更有资格侍奉皇帝的疾病。终于等到皇帝独处，史丹直接觐见、顿首、伏跪、哭泣，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大意是：皇太子已经立了十余年，老百姓人尽皆知，天下归心。我见到最近定陶王受宠得太过分，外边到处都是谣言，说陛下要废太子。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一定拼死力争，我第一个先死，给公卿大臣做表率！
这话很有威胁性吗？并没有，更像是恃宠撒娇。作为十分了解汉元帝的宠臣，史丹抓住了汉元帝性格柔弱、缺乏主见、为人仁厚的特点，故意说了这番话。被臣下点破心事，汉元帝大感失措，既不好意思，也颇觉没面子，只好矢口否认，说：我这几天情绪不佳，太子和两个王都还小，我很念着他们，所以会常常与定陶王相见。但你说的废太子这事儿，绝对没有！皇后为人谨慎，先帝生前又特别疼爱太子，我岂能违背先帝的意愿呢。你这番话，很让人摸不着头脑啊。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汉元帝不仅没有认真考虑废立太子的事情，被宠臣这么一激，反而被牵着鼻子走了。史丹看到目的已经达到，表演得更加热烈，他继续说：原来没有这回事啊！我真是太愚蠢啦，都是误听了那些小人的谣言，我罪当死！
汉元帝见史丹如此给自己台阶下，也就顺势告诉史丹：我的病怕是好不了了，你要好好辅佐太子，不要令我失望！
于是，在史丹的一番操作下，原本要废掉太子的汉元帝，竟然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与此同时，王翁须家族的重臣、汉宣帝的表兄弟、时任右将军的王商也支持太子。于是，汉元帝时期三家最重要的外戚里，史、王两家明确支持太子即位，许家又是太子的岳父。太子的地位终于稳固了。
第二年，汉元帝就晏驾了，太子刘骜即位，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
在这次有惊无险的太子废立风波中，王政君没有表现出任何强有力的政治能力，她甚至险些为溺爱太子付出惨重的代价。将她送上皇太后尊位的，是史丹及其代表的旧外戚势力。而史家之所以支持王氏家族，当是看准了王政君的柔顺，与之结盟能够在太子即位后继续保持原有地位，毕竟史家与现任皇帝的血缘越来越远。
史丹也是个“种马”，有二十名成年子女，其中九个儿子均任职朝廷，后代“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余人 ”，这笔投资真可谓划算之极。
4．善良的王政君
汉元帝当了十六年皇帝，晏驾之前，交代太子刘骜和王政君，日后要善待弟弟们，特别是他喜爱的定陶王。汉元帝在西汉诸帝里品德相对最为宽厚，也是西汉第一位主动遵循儒家思想治国的皇帝。在他治下，西汉的政治气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简言之，就是儒风越来越醇，改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灾异和祥瑞越来越关注，易代改姓的观念基础逐渐形成。
太子刘骜即位，即日后的汉成帝。原来的皇太后邛成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她仍像从前一样知趣地不问政事；三十八岁的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果然成了“天下母”。
旧的外戚如史家、许家、王翁须家，势力仍然不可小觑，许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车骑将军许嘉，从汉元帝时期就担任大司马，成帝即位后仍然占据这个职位。按照惯例，王氏家族的“族长”阳平侯王凤，以大将军的身份也担任大司马、领尚书事，而且借着新皇帝即位，封邑增加了五千户。
朝廷里同时出现了两个大司马。
王政君的同母弟、光禄大夫王崇被封为安成侯，食邑有万户之多。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则同日被赐爵为关内侯。除了王莽的父亲王曼因为已经去世没能封侯外，王禁剩余七子全部为侯。王莽此时才十三岁，封侯没他什么事儿。
关内侯，是西汉二十等爵制里仅次于列侯的爵位，一般没有食邑。对大多数西汉上层人士来说，一辈子能达到的最高爵位也就是关内侯了；但对于拥有勋烈军功或是身为皇亲国戚的人，关内侯只是步入列侯行列、成为货真价实的贵族的第一步。
王氏家族一朝之间成为显贵，但这在西汉是惯例。因为对现任皇帝母族的尊崇是汉朝“孝治天下”的表现。从姿色平平的宫女到担惊受怕的皇后，再到地位至尊的皇太后，王政君本人并没有发挥怎样的作用。幸运，唯有幸运不断眷顾着她：
幸运生活在一个外戚可以合法取得特殊地位的朝代，幸运嫁给一个宽仁的丈夫，幸运遇上一个实力弱小的婆婆，幸运得到史丹和王商等重臣的帮助，幸运拥有一个男丁兴旺、潜力巨大的娘家，幸运地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哥哥，幸运地生了个沉湎于享乐却又极为孝顺的儿子。
权力掌握在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能力的人手中，对这个人及汉朝来说都是致命的隐患。
但在此时，王政君和满朝公卿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恪守妇人之道、善良仁爱的皇太后。
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揣测。王政君与她被称为“妒”的母亲很不一样，她忠实执行了丈夫的临终叮嘱，对定陶王极为优待，并不为当年太子险些由定陶王取而代之的事情而挟嫌报复，相反，“赏赐十倍于他王 ” 25 ；汉成帝在母亲影响下，对这位当年有意无意的帝位竞争者也没有猜忌之心，更是在多年之后将皇帝大位传给了定陶王的儿子刘欣。比起后世为了皇位大开杀戒或是累世报复的情形，仅从这一点看，王政君确实善良仁爱。
她自己也十分孝顺。母亲李亲改嫁给苟宾后，生了一个儿子叫苟参，不久苟宾死，李亲成了寡妇。当时王政君刚刚当皇后，就要求父亲王禁必须把前妻接回家；成帝即位后，王政君又要求汉成帝比照汉武帝给自己同母异父的舅舅田蚡的待遇，给苟参封侯，尽管这个请求被汉成帝以不合礼法的理由拒绝了，但苟参还是担任了侍中、水衡都尉，成为可以出入禁省的官员。
她对家人充满亲情，而且血缘越近的家人越亲。汉成帝登基五年后的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已经官至诸吏散骑的安成侯王崇去世，留下遗腹子王奉世继承侯爵。对这位亲弟弟的死，王政君十分难过，想必在儿子面前也时常流露。于是到了河平二年，汉成帝为了安慰母亲，把剩下的几个舅舅同日封为列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因为同天受封，被世人称为“五侯”。这个大手笔在汉廷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但十分符合王政君对家人的态度。事实上，后来王莽得以封侯，也与王政君亲近家人的习惯有关。
至于她在后世最被人诟病的纵容王氏家族擅权这件事，站在王政君的立场来看，她是在关心娘家人，对娘家人一定要照顾好，哪怕引起舆论非议也在所不惜。而照顾好娘家人，其实就是在凶险的政治旋涡中保护自己的儿子，保护刘氏的祭祀不灭。王政君只不过是尽可能利用西汉的外戚体制而已，假如没有王莽，王氏家族的擅权比不上吕后、霍光。
所以，王政君确实是恪守妇道、为人善良，同时也缺乏政治头脑和能力的一个女人。一方面，她并没有为王氏家族的崛起做太多具体的事情。面对根基牢固的外戚勋旧、虎视眈眈的文臣武将、遍布全国的皇室成员，入场博弈的并不是王政君而是王凤。另一方面，恰恰是她这种发自内心却昧于政治是非的善良，为王莽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成为天下改姓的共谋。
多年以后，班彪为王政君写下赞语，其中最后一句是“妇人之仁 ” 26 ，这句话放在后世属于政治不正确，但在当时却颇为准确。
5．王凤的基业
汉成帝即位十个月后，长安突然刮起一场沙尘暴。
长安一带，气候温暖，雨水丰沛，茂林修竹，扶荔宫里种着荔枝、橄榄、香蕉、柑橘、龙眼等许多奇珍异草，大雨常常一下就是十几天，刮起如此干燥的沙尘暴实在非常奇怪 27 。
那是一个普通的夏日，大风从西北刮来，卷起浓密细腻的黄色尘雾。整整一天，长安内外都笼罩在昏暗的黄尘里。黄尘阻挡了百姓的视线，更遮蔽了往日照临下土的阳光。黄沙蔽日，这个灾异的喻意太明显了：是什么人，遮挡了皇帝的光芒？
次日，沙尘暴停了。迎着晨光起床的长安居民发现，城里到处覆满了黄土，就像被上天均匀地撒过一样。大家马上用水清洗，又使得路上变得泥泞不洁，往日宏伟整洁的长安城变得脏兮兮。
作为新皇帝，汉成帝的执政热情正在兴头上，对这场灾异感到惶恐，他参考先帝的做法，向群臣咨询上天要通过这场沙尘暴来说什么。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人毫不含糊，把矛头指向地位未稳的王氏家族：
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 28
意思很直接：高皇帝说过，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现在皇太后的兄弟仅因为外戚的身份就封侯，有违高皇帝定下的规矩，所以上天降下灾异。
其实，对“非功臣不侯”的原则，西汉的帝王们并没有特别严格地遵守，但帝王想要给人封侯，多少还是要做一些立功的表面文章，比如汉武帝为了给李广利封侯，不惜成本让他攻伐匈奴以获得军功；汉哀帝为了给董贤封侯，正好赶上东平王获罪，就令董贤参与到案件的审判中，以破获大案要案的功劳来给董贤封侯。
此时，王氏兄弟已经有两个列侯、五个关内侯，数量太多，表面文章也没有做，当然会引起朝廷的非议。杨兴和驷胜的意见，得到了很多响应。
上天的灾异和朝廷的不满，给王凤带来巨大压力，这是他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不过，皇帝刚刚即位，正需要母舅的帮助和扶持，大臣们的攻讦很难得到皇帝的支持。王凤看到这一点，在幕僚的帮助下，以退为进，主动把这次“天地赤黄之异 ”揽在自己身上，上书汉成帝请求辞职，并特意叮嘱皇帝“宜躬亲万机，以承天心 ” 29 ，要皇帝顺应上天的意思，亲自处理朝廷政务。
果然，汉成帝一想到今后要事必躬亲，就觉得不太舒服。而且，此次灾异即使是因为王氏家族封侯，那与王凤本人辅政还是两回事。王凤任职大司马大将军才几个月，尚无功无过，怎么能因为这场灾异令王凤去职呢？何况此时还有一位大司马许嘉呢，怎么能只盯着王凤？王凤如果走了，又有谁可以信任并辅佐自己呢？他可是亲舅舅啊。
汉成帝拒绝了王凤的辞职申请，把灾异揽在了自己身上，让王凤专心辅政。皇帝如此大度，臣下们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一场风波偃旗息鼓。倒是王凤，从他后来做的事情看，他可能自此意识到了身处权力中心的危机感。许多人擅权，并不是出于贪婪和欲望，也不是把权力当春药，而是没有安全感。他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夺取一些权力，但为了保护这些权力，就需要攫取更大的权力。权力越揽越多，不到死根本停不下来。
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出现，几年后，汉成帝以黄金二百斤、赏赐“特进侯”的待遇，策免了另一位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从此，王凤成了唯一的大司马，也就具备了擅权的基础。权力的“高处不胜寒”，使王凤不得不动起来。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正是这三件事情，决定了王氏家族的崛起。
第一，确保皇帝不会脱离他的掌控。
汉成帝自从当太子时就喜欢饮酒宴乐，如今更加沉溺于此。既然委任王凤来专权，成帝就很少过问政事了，有时候即使与王凤意见相左，也会谦让。建始年间 30 ，汉成帝的左右向他推荐一个叫刘歆的年轻人，是高皇帝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人，大儒刘向的小儿子，精通儒学，做事靠谱，是难得的人才。汉成帝把他召来，一聊，果然很欣赏，就打算把他留在身边，而且想任命他为中常侍。
这一时期的中常侍不是正式官员，而是加在侍郎身上的加官。西汉的宫禁里，有许多类似皇帝秘书的职务，地位有高有低，中常侍是其中地位比较高的，不仅出入禁中，还给皇帝当顾问，参与政事，只有才能优异的士人可以担当，甚至还要美姿容，形象好，因此是一个颇有前途的清要之职。
已经准备正式任命了，汉成帝的左右却说，“还没请示大将军呢”，汉成帝以为这区区小事，不必告知。此时，令他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左右叩头争之。
这个史书里不起眼的描述，足以刻画出王凤已经把皇帝身边的人都搞成了自己人，唯大将军之命是从。
汉成帝告诉王凤，王凤居然不同意，而汉成帝也就算了，只好转而任命刘歆为比中常侍地位低的黄门郎，总算把他留在了身边。王凤不会允许一个陌生的刘歆插进来，这很容易理解，但汉成帝居然束手无策，王凤之专权可见一斑。至于王凤的理由，推测可能是因为刘歆尚不是侍郎，不能破例加官中常侍。 31
王凤的这个决策造成一个意外的后果，几年后的阳朔年间 32 ，“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 ” 33 ，刘歆和王莽成了同事，刘歆颇得王莽的欣赏，两人就此相熟、结交，为日后的亲密合作埋下了伏笔。
第二，扫除异己。
权力的争夺是普遍存在的，但权力争夺的性质却各不相同。在一种情况下，权力争夺源于路线不同，是对“国家往何处去”有相异的看法。例如汉景帝时期对藩国是绥靖还是削弱，汉昭帝时期对盐铁酿酒是官营还是民营，汉宣帝时期是专任儒教还是“王霸之道杂之”，等等，这样的权力斗争，不论结局如何，所解决的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属于真正的政治斗争，无论胜败，都是政治家之间的博弈。
但在多数情况下，权力争夺仅仅是由于掌权者拓展权力边界时遭遇了挑战，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也不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这类权力斗争只是纯粹的争权夺利，不属于政治斗争，落败者未必值得同情，胜出者也不过是权臣而已。
王凤属于后者，他不是政治世家出身，没有政治抱负，也非自郡县升迁，史书称“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 34 ，说明他不具备政治眼光和政治家素质，但他并不缺乏争权夺利的能力。
王凤在大事决策上倚仗杜钦。杜钦出身政治世家，祖父杜周和父亲杜延年都曾任御史大夫。杜钦却不喜做官，曾在王凤的大将军府短暂担任闲职，随即因故辞职。此后，杜钦一直以私人身份为王凤出谋划策。杜钦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与王凤在权术上的精明强干形成了极好的搭配。王凤担任大司马十一年，几次大的危机都有杜钦的协助。
汉成帝建始三年（约公元前30年）秋天，关中一带连着下了四十多天大雨，不断有郡国大雨的消息被报告到未央宫。山谷积水，水出山谷，酿成水灾，淹死的士民已达四千多人。长安城地势较高，一时没有受到影响。但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令宫中君臣倍感毛骨悚然的事情。
隶属少府、负责禁苑的“钩盾署”里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这简直太可怕了，因为在宫禁里突然出现童女，是极为不祥的征兆。据说，周幽王时有红衣童女突然出现，唱着“檿 35 弧箕服，实亡周国 ”的歌谣，意思是“那卖桑木做的弓，背箕草织的箭袋的人，将灭亡周国哟”，西周果然很快就灭亡了。
汉宫里发现的小女孩，经查问只有九岁，是渭河边的民女，但她偏偏名字叫“陈持弓”，也有一个“弓”！一个童女竟然能从城外穿梭至未央宫却没有人看见，这种神秘的预示令人感到恐惧。正在此时，城内又纷纷传言洪水马上就要淹到长安了，老百姓惊慌失措，四散奔走，造成严重的踩踏事故，城中一片混乱。
汉成帝接到报告，马上赶到未央宫前殿，也就是汉朝皇宫最重要的宫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此时洪水未至，出于谨慎，王凤建议皇太后、皇帝及后宫先坐到船上避难，普通官民则到城墙上躲水。群臣纷纷赞同。此时，一位老臣徐徐说道：“自古就算是无道之国，也没听说过大水能大到漫过城墙的。现在天下太平，怎么可能一天之内突然就发洪水了呢？一定是谣言。还是别让官民上城墙了，反而会制造混乱。”
这位老臣就是左将军、乐昌侯王商。
乐昌侯王商 36 与王政君不是一个“王”。他是汉宣帝母亲王翁须弟弟的儿子，汉宣帝的表弟，汉元帝的表叔，论辈分，汉成帝该称呼他为“表叔祖父”，对他一向尊重。汉元帝晚年，王商曾经和史丹共同力保太子即位，对汉成帝是有恩的。
既是老臣，又对皇帝有恩，汉成帝就没听王凤的意见，王凤也不好力争。过了一段时间，洪水始终不见到来，城中渐渐安定，再查问，果然是谣言。汉成帝非常高兴，狠狠夸了乐昌侯不愧是持重老臣。
王凤与王商本无私人矛盾，亦没有政治上的分歧，但这件事让王凤的威望颇为受损，他“大惭，自恨失言 ” 37 ，后悔决策不周。事实上，王凤的决策只是缺乏经验，算不上不合理。但王商的谏议被采纳，使王凤探知到自己权力的边界。
这年冬天，外朝首领、乐安侯、丞相匡衡利用地图的不精确私自扩大封邑，被免为庶人。以“凿壁借光”留名青史的匡衡因为这个缘故被免，实属讽刺。建始四年（约公元前29年）三月，乐昌侯王商凭借德高望重的地位，拜为丞相。
王商以外戚任三公，权倾朝野，丞相一当就是五年。
王凤不愿得罪丞相，但丞相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期间，琅邪郡连续发生自然灾害，丞相按照惯例派部属纠察琅邪太守的责任。可巧，琅邪太守杨肜是王凤的亲家。王凤觉得自己好歹也是大司马大将军，就去找丞相关说，“灾异这种事，非人力所能避免，杨肜为官向来谨慎，能不能放过他。”王商根本不听，上奏申请罢免杨肜。
但这个申请被汉成帝压下了，汉成帝当然知道杨肜是谁。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但王凤终于明白，权力是此消彼长的，要保护自己，就得扩大权力，拓展权力的边界。他开始行动，私下里查访王商的过失，果然发现王商私生活比较混乱，一是和父亲的女婢通奸，二是他的妹妹淫乱，情夫突然被杀，后台很可能是王商。王凤就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捅到了汉成帝那里。
汉成帝觉得，私生活是私生活，不足以拿到台面上作为大臣不称职的依据，不希望处置王商。王凤力争，汉成帝再次服软，允许司隶去查丞相。
恰好，此时发生了一次日食。
形势骤然紧张。
王商发现王凤在攻击自己，觉察到了危险。在此之前，王政君曾问过他，想把他的女儿纳入后宫给汉成帝为妃。王商对此没有兴趣，而且女儿又在生病，就婉拒了。现在，他为此后悔不迭，假如有女儿在宫中为后援，哪有现在这样势单力薄？他打听到汉成帝正宠幸李婕妤，就找到李婕妤家，想把女儿再次送进宫。
此时，有个叫张匡的太中大夫，觉察到高层权力斗争的迹象，想从中渔利。太中大夫在中央品级不高，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属官，只有千石俸禄，与另一个名字相似但却是九卿之一、俸禄二千石的“中大夫”不是一回事。
张匡看到丞相被查，又有日食，马上上书控告王商。汉成帝派史丹去听张匡的意见。张匡抓住机会，极言王商是大恶人。说日食的原因是丞相作威作福，作恶多端，不仅私生活混乱，而且先拒绝皇太后，又托李婕妤送女儿进宫，心机险恶。
心机险恶的明明是张匡，他把这些宫廷之内、外戚之间的私事上纲上线，把王商说成盘踞朝廷任人唯亲的大奸臣：
丞相商作威作福……无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宠，身位三公，宗族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诸曹，给事禁门内，连昏诸侯王，权宠至盛……宗族权势，合赀巨万计，私奴以千数……视事五年，官职陵夷而大恶著于百姓，甚亏损盛德，有鼎折足之凶。 38
张匡说，王商宗族势力太强大了，封为列侯的、担任郡守级别高官的、出入禁省在皇帝身边的家族成员比比皆是，而且与诸侯王结亲，财力雄厚，违规蓄养奴婢过千。他当这五年丞相对百姓是大灾难。张匡还颇为贴心地为汉成帝出主意：陛下还很年轻，即位以来还没有杀过大臣立威，而且一直没生出子嗣，这都是朝中有国贼。所以，只要杀了王商一人，“则海内震动，百奸之路塞矣 ” 39 ，天下就会好起来。
张匡的做法，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一个小人的嘴脸。王商家族的确权势很大，但从未威胁过皇权。汉成帝了解王商，也能鉴识张匡，因此下制书说：
弗治。 40
张匡不敢再说，王凤就出手了。他反复要求汉成帝对这件事有个交代。最终，汉成帝免了王商的丞相职务，但心里很不痛快，也没有给王商治罪。
这一年是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王商免相三日之后吐血去世，朝廷给了一个“戾”的恶谥，他的亲族里凡是有侍中、中常侍等加官能够出入禁省、宿卫皇帝的人，全部被撵到外朝当吏员。王商的儿子虽然袭爵乐昌侯，但这支源于汉宣帝母族、一度势力强大的外戚就此没落。王商的儿子在王莽执政时期被杀。
接任王商为丞相的是张禹。
张禹是一代大儒，汉成帝的老师，但他为人软弱胆怯，汉成帝即位后，任命他为给事中、领尚书事，让他出入禁省并参与重大决策。张禹竟然畏惧与他同领尚书事的王凤，几次上书辞职。汉成帝没有同意，还在王商罢相后封他为安昌侯，拜为丞相。
一个都不敢和王凤同领尚书事的人担任丞相，王凤也会满意吧。很有可能这个决策就是王凤做的。
王商死后，旧的三大外戚势力基本不再对王氏家族构成威胁了。史家一直是王氏家族的盟友，满足于在王氏家族秉政之下长保富贵；许家已经大不如从前，前大司马、平恩侯许嘉已经去世，其后代没有什么建树，唯一可说的是许嘉的女儿许皇后。汉成帝与许皇后早年一度感情甚好，但许皇后始终没有子嗣，加上连年日食，一些人如谷永、杜钦为避免把日食指向王凤，故意说日食是因为许皇后。许皇后渐渐恩弛宠衰。
外戚的威胁渐渐排除，诸侯王的隐忧渐渐浮现。
阳朔年间，定陶王刘康来朝见皇帝，王政君和汉成帝非常高兴。按照礼法，朝见完毕后，诸侯王必须尽快归国，不得滞留长安。但因为有汉元帝临终的托付，以及汉成帝与兄弟感情甚好，就下令让刘康留在长安陪伴他。
一时间，刘康住在长安的定陶国邸，也就是“定陶驻京办”，但每天进宫与皇帝朝夕相伴。对这位曾经差点当了太子的异母兄弟，汉成帝并不介意，证明汉成帝很讲亲情，而刘康也一定颇为善解人意，博得汉元帝、汉成帝和王政君的喜欢。
兄弟相悌，多么符合汉朝“以孝治国”的理念啊。但王凤却不这样认为，他担心的是，如果汉成帝突然病重，又没有子嗣，很可能把皇位直接传给身边的刘康，这会令自己十分被动，无法从容安排朝廷的权力格局。
灾异适时到来，又一场日食发生了。
王凤抓住这个机会上谏，称这次日食正是定陶王滞留长安不归导致的。
在当时浓厚的儒学风气里，日食是“阴盛之象”，但应在哪件事什么人身上，不同的儒学派别会有不同答案。谷永把日食说成许皇后的问题，王凤把日食推在定陶王身上，都不能说不对，但如果有人站出来说这是外戚擅权，也讲得通。
然而没有人站出来，汉成帝也只得相信日食确实由定陶王引起，不得不令刘康归国，兄弟两人泣涕作别。
王商罢相身死和定陶王被迫归国这两件事，展示了王凤在弄权方面的才能，也自然会激起朝廷里一些士大夫的不满。
京兆尹王章刚直敢言，成语“牛衣对泣”说的就是他。王章早年穷困潦倒，生病了连被子都没有，只能披着给牛盖的蓑衣，他的妻子激励他说，“长安城里比你尊贵的人，没有一个比你强的，你应该奋发图强，哭什么呢！”王章受此激励，终于入仕。汉元帝时期，他敢于攻击弄权的宦官石显，终被免官。汉成帝时期复起，又被王凤推荐担任京兆尹。
但是，当了京兆尹的王章并不买王凤的账，在给汉成帝的上书中，指出这些灾异都是因为王凤，并为王商和定陶王鸣冤。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王凤不是说王商私生活有问题吗，你王凤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汉成帝无子嗣，王凤把自己一个妾的妹妹张美人送入宫。王章揭秘，这个张美人当时已经许嫁了，把这么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送给天子，到底什么意思？
上书写成，王章的妻子看到后坚决不同意，说，“人要知足，你忘了当年你我‘牛衣对泣’的境遇了吗？”
王章说，“你们女人知道什么。”
汉成帝本来就对王商之死和定陶王回国倍感愧疚，听了王章的话，大为感动，决定罢免王凤大司马之职，让王章推荐继任人选。王章推荐了汉元帝冯昭仪的弟弟，时为琅邪太守的冯野王。冯野王虽为外戚，但名满天下，既是精通《诗经》的儒士，又是十八岁出任县令的治才，其政绩、声誉和政治素养远非王凤可比。王章的推荐确实出自公心。汉成帝也很高兴，打算用冯野王来代替王凤。
万万没想到，隔墙有耳，汉成帝与王章的这番打算被泄露了。王政君的叔叔长乐卫尉王弘的儿子王音，也就是王凤和王政君的堂弟，此时正在禁省当侍中，听到了这些话。王音正愁没机会向王凤表功呢，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凤。
王凤恐惧万分，不知所措。
幸好有杜钦。杜钦根据汉成帝优柔寡断的性格，和对母亲王政君言听计从的惯例，判断此事不必太担心。于是，王凤故伎重演，先称病不上朝，回家休假，造成朝廷政事停摆的局面，然后上疏汉成帝请求辞职。在杜钦的指导下，王凤的辞呈声泪俱下，摧心断肠，堪称典范。他陈述了必须辞职的三点理由：
天下阴阳不调，常发生灾害，这是因为我担任大司马不称职，“此臣一当退也 ”；日食这桩大灾异，必须应在我身上，“此臣二当退也 ”；我久病连年，尸位素餐，力不从心，“此臣三当退也 ”。
然后就是一番哭诉，说身体已病入膏肓，非辞职不可云云。
这个辞呈一上，汉成帝果然被感动得不轻，王政君看了之后哭得吃不下饭去。汉成帝马上把与王章的约定抛到脑后，坚决不允许王凤辞职。事实上，王凤这次是真的恐惧，一度真想就此辞职保命，但杜钦却劝他万万不可，这个权力一旦交出去，可就自身难保了。
王凤恍然大悟，马上接受了汉成帝的挽留。王章事实上被汉成帝“出卖”，他很快遭到弹劾，理由是推荐冯野王属于“阿附诸侯 ”，揭张美人的事情“非所宜言 ”，不合体统。王章被下狱，罪名定为“大逆”，死于狱中，妻子和女儿等家人被流放到广西合浦 41 。
冯野王听说后，被这无妄之灾吓得病倒了。但王凤连他也不放过，罗织罪名要免冯野王的官。杜钦很仰慕冯野王，向王凤求情，然而王凤对这件事却不再听从，最终冯野王被免官，几年后去世。
以前没有特别被王凤重视的堂弟王音，因为这个事件于第二年也就是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被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上卿，成了王凤属意的接班人。
至此，勋旧外戚、诸侯王、敢于挑战他的外朝大臣，均被王凤以权术一一击败。王氏家族终于全面掌权，后生子弟也开始占据朝廷内外的许多职位。公卿士大夫见识到王氏家族的实力，或是自保，或是投靠。王凤虽然机心弄巧，心狠手辣，但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对底下的官员不乏识人用人的眼光和雅量，除了杜钦，成帝一朝的不少名臣如陈咸、朱博、陈汤等，都是被王凤所擢拔重用，包括向王凤发难的王章。
在这个过程里，王政君除了以母亲的身份对汉成帝施加影响，没有真正参与到权力争夺中，在对待定陶王的事情上可能还跟王凤的想法相左。总之，王氏家族虽然以王政君为核心，但真正为其创立基业的是王凤。
6．建构世系
王凤没有对皇帝撒谎，他的确已经病入膏肓。
所以，权力虽然稳固了，但身后怎么办？王凤要确保至少汉成帝在位期间，权力能够始终掌握在王氏子弟手中。可叹自家兄弟里，同父同母的兄弟成安侯王崇死了，异母弟里年龄最大的王曼也死了，目前还活着的都是异母弟弟，按年龄排序，分别是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立、曲阳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时。此外，还有叔叔家的堂弟王音，但尚未封侯。
按照齿序，应该由王谭来接大司马的班。但是，王谭与王凤感情一般，而且王谭为人很有性格，不奉承王凤。所以，王谭虽有能力，但王凤不会让王谭接班。
至于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人，在王凤眼里既缺乏历练，能力平庸，又奢侈腐败，不足以成事。王凤留意的是在与王章对抗中精明强干的堂弟王音，他宁可舍弃同父的弟弟们，选择对自己恭顺如父的堂弟王音。
王音之后呢？更长远地说，自己这一代人都去世后，下一代呢？王氏家族的下一代们大多数年纪还小，而且一味竞逐奢侈，斗鸡走马，筑豪宅，养姬妾，成了纨绔子弟。年龄大些的，王谭的几个儿子王仁、王闳还不错，严谨认真，可惜性格都随他们的父亲，对王凤并不奉承，桀骜难驯。
倒是有两个人，年龄已二十几岁，也都很懂事。一个是外甥淳于长，人很聪明，现在是黄门郎，与皇帝关系甚好；再一个是侄子王莽，人很严谨，还没有出仕。这两个人在王凤患病期间，都是时时服侍，亲尝药汤，日夜不休。特别是王莽，恨不能一刻不离，连月没时间换衣服，蓬头垢面，堪称纯孝。
在病榻之前，王莽和淳于长进入了王凤的视野，成为王氏家族下一代的种子选手。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秋，王凤病笃，汉成帝和王政君分别到王凤府邸看望。在给汉成帝的遗言里，王凤一是极言王谭不可用，二是死保王音足以接班，三是下一代里有几个不错的，如王莽、淳于长等，请皇帝和皇太后留意照顾。这三件事，汉成帝和王政君一一照办了。王凤辅政十一年去世，御史大夫、车骑将军王音越过几位堂兄接替了大司马职位，两年后他被封为安阳侯，至此，王氏家族除了早死的王曼，已经有列侯八人，而且有两个已经传到第二代。 42
又八年之后的永始二年（约公元前14年），平庸但谨饬的王音去世；王氏家族“弹药”充足，继续由家族男性出任大司马，接替王音的是成都侯、卫将军王商；王商辅政四年后去世；接替的是曲阳侯、骠骑将军王根。在这期间，王莽也渐渐成长起来，他的父亲王曼被追封为新都哀侯，这个爵位实际上就是给王莽的。王根辅政五年退休，王凤这一代至此已没有年富力强的人，所以王根推荐了时为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的王莽接任大司马。
王氏家族的权势贯穿了汉成帝全部在位时期，能实现这一点，前提是汉朝的外戚体制，根源是皇太后王政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为王氏家族巩固基础、扫平障碍、铺好道路的是王凤。如果没有王凤，以王政君的仁慈性格，恐怕求为邛成太后而不可得。王凤给王政君铺好了路，她只要不断地从王氏家族里选拔优秀人才充任大司马，就能牢牢把握政权。
《汉书》有云：
王氏之兴自凤始。
经过王凤诸兄弟叔侄的努力，王氏家族逐渐成为比肩刘氏皇族的超级家族。但这还不够，多年以后，王莽还要构建更为久远和庞大的家族谱系，把王氏家族追溯到尧舜禹时期，乃至传说。
在王莽的构建中，王氏家族是黄帝的后代、舜帝的后人。
舜又不“姓王”，王莽凭什么这么说？
上古的姓、氏情况非常复杂，较为切近的说法，姓基于血缘关系，氏基于地域或政治共同体的关系 43 ，同一姓下根据分封的地点、居住的环境、担任的官职等，可以有不同的氏，改氏也很常见 44 。所以同一姓下有很多氏，氏名相同的未必属同姓。舜的后代在西周被封在陈国，这一支就以陈为氏了。春秋时期，陈国的一名公子陈完因为陈国内乱逃到齐国，至战国时期以田为氏 45 ，并逐渐代替了姜姓齐国的公族，被周天子封为齐国国君，也就是著名的“田氏代齐”。田氏齐国亡于秦。秦末，田氏齐国的一些旧王族纷起称王，至项羽时期，其中一位叫田安的被项羽封为济北王。可惜田安只当了一年的王，就被同族田荣所杀。
从舜到田安的这段世系，根据现有史料可以勾连。而王莽所构建的世系，就是从田安开始：
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 46
也就是说，田安死于战乱，但因为他是王族，所以他的家人被齐人叫作“王家”，就以王为氏了。等到田安的孙子王遂出世，已经是汉朝的文景年间了。王遂的儿子就是从高平陵迁至元城县的王贺。
这段世系来自《汉书》。但《汉书》还说“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 ” 47 云云，就是提醒大家，这是王莽自己说的。
细思之，从舜帝到田安之间的世系即使再可靠，也不能保证后面的世系是可靠的。从情理上说，田安被杀，战乱凶险，田安的家人为了避祸而隐姓埋名改为王氏，倒也讲得通，但很难想象逃难避祸的家族还能大摇大摆地被人称为“王家”；高祖九年刘邦曾根据大臣娄敬的建议，把包括齐国诸田氏在内的原六国贵族后代，大举迁徙到关中。王氏家族如果真的是田安的后人，又广为当地人知晓，怎么能逃过呢？ 48 所以这个世系很有问题。
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有“田氏改王”这回事，那么从汉初到汉末两百年间，改姓、冒认之类的事情也无从对证。王氏家族从高平陵跋涉250公里，迁徙到魏郡，正是改姓或冒认的绝好时机。换言之，王氏家族无可争议的谱系其实就到王贺这个魏郡的始迁祖。
几乎可以肯定，王莽与舜之间的谱系是后来构建的。这是因为，西汉晚期，刘姓已经被认定为尧的后代，而只有将王氏的谱系追溯到舜，才能按照“尧禅让给舜”的方式，由王氏来代替刘氏。
王凤对实权的掌控与王莽对世系的构建，一前一后，共同缔造了一个履历完整、大权在握的黄金家族。王政君就是这之间的纽带。
注释：
1 今河北大名县。
2 当然，占卜之类不在被禁之列。
3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4 《西京杂记（外五种）》卷四，第34页。
5 今济南章丘一带。
6 《汉书·元后传》，第4013页
7 《汉书·元后传》，第4014页。
8 张金光教授认为，王贺是郡三老，理由是他担任三老后，有“魏郡人德之”的记载。但考虑到魏郡的治所是邺而非元城，还是认为王贺为县三老较稳妥。
9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140页。
10 《汉书·元后传》，第4035页。
11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12 《汉书》说王政君许嫁的是汉宣帝儿子东平王，但东平王封王的时间要晚于王政君入太子宫的时间，所以不确；《论衡·偶会篇》则说是赵王。黄晖认为当时的几个赵王在年龄和卒年方面也对不上，推测是平干王，见《论衡校释》，第105页，中华书局，1990。无论是哪个王，都不影响行文，所以文中未明确说明。
13 《汉书·外戚传》，第3969页。
14 《论衡校释·骨相篇》，第115页。
15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16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17 《论衡校释·骨相篇》第115页载王政君“生子君上”，与《汉书》载刘骜“字太孙”不同，刘盼遂认为“太孙”乃“宣帝宠异成帝之词”，可从。
18 《汉书·外戚传》，第3970页。
19 这一时期姓王的重要人物太多了，重名的也不少，为了区别，这里以“王翁须家”指代汉宣帝的母族王氏家族。而专以“王氏家族”来指王政君家族。
20 《汉书·成帝纪》，第301页。
21 《汉书·成帝纪》，第301页；《汉书·元后传》，第4016页。
22 刘竟死后，这一世系绝嗣，国除。后来汉元帝把自己的儿子刘兴封为中山王。
23 《汉书·史丹传》，第3376页。
24 《汉书·元后传》，第4016页。
25 《汉书·元后传》，第4019页。
26 《汉书·元后传》，第4036页。
27 西汉时期的西安一带，气候与今天有很大差别，比现在湿润温暖，能够生长今天的亚热带甚至热带植物，犀牛、熊等也出没在山林里。据竺可桢等人研究，当时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后的第三个温暖期”。
28 《汉书·元后传》，第4017页。
29 《汉书·元后传》，第4017页。
30 汉成帝第一个年号，约前32—前29年。
31 《汉书·刘歆传》载刘歆入仕的起步是黄门郎，所以他在此之前尚未有其他职务。主张只有侍郎才能加官中常侍，并推测刘歆是任命中常侍未果才转任黄门郎，见李炳泉：《西汉中常侍新考》，《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
32 汉成帝第三个年号，约前24—前21年。
33 《汉书·刘歆传》，第1972页。
34 《资治通鉴·成帝纪》，第976页，中华书局，精装版，2012。
35 檿，音同眼。
36 王凤的弟弟成都侯也叫王商，不过此时王凤的弟弟尚未封为列侯，两人主要活动有先后，不至于相混。但为了便于阅读，文中有时候使用乐昌侯、丞相等来进一步区分。
37 《汉书·王商传》，第3370页。
38 《汉书·王商传》，第3372—3373页。
39 《汉书·王商传》，第3373页。
40 《汉书·王商传》，第3374页。
41 《汉书·王章传》交代了王章这位颇有性格的妻子的结局：多年后，王凤已死，王凤的弟弟王商为大司马，将王章的妻子家人赦免，允许回乡。王章的家人在广西靠采珍珠积聚了百万家财，回到故乡，赎回故居，是流放者里罕见的一幕。
42 王凤死后，儿子襄成袭爵阳平侯；王崇死后，儿子王奉世袭爵成安侯。
43 吴国武：《帝舜姓氏考辨》，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44 因为氏比较实用，血缘又越来越远，所以姓的意义变小，氏日益重要，慢慢地姓氏就成了一回事。
45 上古之时，“陈”“田”的声母是一样的，所以两字发音相似，一声之转；中古时期，“陈”的声母分出，发音才迥然不同。顾炎武认为，陈完奔齐后并没有改为田氏，而是到了战国时期他的后人才改，从之。
46 《汉书·元后传》，第4013页。
47 《汉书·元后传》，第4013页。
48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一章第一节注释八，第3页，正中书局，1977。
二、大司马王莽
7．轻烟散入五侯家
汉成帝初登基的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祭祀他曾祖父史皇孙的“皇曾祖悼考庙”起火了。
《春秋》经的第一句话就是“元年春王正月”，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元年正月”最重要。汉成帝布政伊始就发生这样严重的灾异，十分令人不悦。
但用不了几年，汉成帝就“习惯”这一切了，火灾算什么？汉成帝在位约二十六年，光日食就发生了十次 1 ，为西汉帝王之冠；再加上地震、水灾、火灾、旱灾、流星、陨石、沙尘暴以及奇异的青蝇聚集、童女进殿之类的事情，灾异的总量只比汉武帝时期略少。可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汉成帝的两倍。
在臣民看来，这么密集的灾异说明汉成帝本人失德。那么问题来了，是在哪个方面失德？这些灾异是应在什么人什么事上？
灾异也好，祥瑞也罢，当然是信仰，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天象或异象，是上天的沉默不语或雷霆教诲；但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解释权掌握在人的手中 2 。
譬如有的人认为，这些灾异源自后宫。后来，汉成帝废许皇后立赵飞燕，以及再以后的赵合德自杀，都是因为这个说法。有的人认为，这些灾异来自权臣，权臣是谁？对王氏家族来说，权臣就是丞相王商；对京兆尹王章来说，权臣就是王凤。灾异，成了权臣之间斗争的工具。
但不管灾异的根源在哪里，太密集则意味着汉家天命的动摇。
为了消解天命转移的隐秘预言，汉成帝废掉许皇后，罢免了丞相，但灾异并没有减少。考虑到终汉成帝一世，大司马一职自始至终皆为王氏家族把控，时人即使不把全部也会把大部分的灾异归于王氏家族。
看，自从王凤接连击败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等人，王氏家族气势日炽。朝廷内，王氏家族的成员占据了大量要职，堪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廷外，王氏子弟竞逐奢侈，积聚了大量财富，各家美女姬妾有数十人，奴婢仆人不下千数，日日狂欢纵欲，斗鸡走狗；大建豪宅，堆土山，起亭台，高层建筑之间建造相通的廊道，幢幢相连，一眼望不到边。
成都侯王商要养病，竟然敢求汉成帝把皇宫之一的明光宫借给他避暑。他还凿通长安城墙，把城外河水引进宅院形成人工湖，湖上行船悠悠，船上张设帷帐、羽盖，一边行船，一边令人演唱当时流行的吴越歌曲以助兴，那都是些婉转悠扬还带点色情意味的民间小调。
汉成帝来王商家，看到王商凿开长安城墙引水，十分恼火。古代的首都和今天概念不同，长安城的性质是“帝城”，是皇帝的神圣居所，宛如天宫。出入都不容易，还敢凿城墙？但汉成帝看在母亲分儿上，咽下了这口气。
红阳侯王立父子的“事迹”，则主要是藏匿亡命之徒，豢养的宾客很多都是罪犯。有前任京兆尹王章之死在前，现任的司隶校尉、京兆尹都不敢管。唯有长安城中百姓作歌曰：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境外杜，土山渐台，像西白虎 3 。
说的是最过分的曲阳侯王根，为了让居所更豪华，竟擅自拆掉“高都里”和“外杜里”之间的墙 4 。汉成帝带着宠臣张放、姨家表弟淳于长等人微服私访，经过王根这处大宅时，从外面就看到庄园里堆成的高大土山，更过分的是，土山上渐台的造型、装饰颇似未央宫内皇家议事之处白虎殿，“赤墀青琐 ”，台阶是红色的，门窗上有涂成青色的十字连环花纹，这都是天子之制。
如此僭越，是可忍孰不可忍，汉成帝的愤怒终于被引爆。当时主持王氏家族事务、担任大司马的是车骑将军王音，汉成帝就把王音叫来骂了一通。王音不是汉成帝的亲舅舅，因此向来谨饬；对王商、王根等诸堂兄多有忌惮，也不敢管，于是赶紧把天子震怒的事情告诉了王商和王根，让他们收敛收敛。
王商与王根则效仿王凤的一贯伎俩，以退为进，兄弟二人跑去王政君那里，说自己有罪，要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谢罪。王政君见到兄弟如此，哪能坐视不管，就差人去找儿子求情。
汉成帝听说两个舅舅不请示自己，直接找母亲告状，勃然大怒。他先召见司隶校尉和京兆尹，痛斥他们对五侯阿谀奉承，放纵不法，把两个官员吓得在宫外磕头不止；又正式给大司马王音下了道策书，痛斥王商和王根去太后面前告状，把自己置于不孝的境地，还不无嘲讽地说，“咱舅舅家的宗族势力多大呀，哪像我孤身一人，又有病”，愤懑之情见于策上。最后，汉成帝让王音召集王氏家族所有列侯到王音宅邸，扬言要大加惩处。同日，汉成帝又让在身边负责秘书事务的尚书把汉文帝当年诛杀舅舅薄昭 5 的做法、依据都报上来，以备参考。
这几乎是汉成帝即位以来最大的雷霆之怒，王音、王商、王根、王立及其他王氏子弟均吓得不轻。他们都很清楚，王氏家族虽然炙手可热，但权势只来源于汉成帝，所以纷纷自带死刑刑具去请罪。
事实上，汉成帝既无决心，又依赖王氏家族理政，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儒家浓重的氛围下，他不能伤害母亲的感情以背负不孝的恶名，所以他已经无法像汉文帝对薄昭、汉武帝对死去的田蚡 6 那样了。所以，他做不到大开杀戒，只是吓唬这几个舅舅，让他们收敛收敛罢了。
在汉成帝这里，仿佛这都是家事，但传递给大臣的信息，就是皇帝既然都不追究，那我们何不依附王氏家族呢 7 ？
王氏家族既有这样的权势，又得皇帝的溺宠，被视为灾异的来源就很自然了。
一边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权势，一边是朝野所指的灾异，按照目前的外戚体制，一旦新的皇帝登基，王氏家族该怎么办？
8．青年才俊王莽
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约公元前45年）的王莽，就在这样一种微妙的氛围里渐渐成长起来。汉成帝即位那年，昭君刚刚出塞，王莽是才十三岁的少年，他比汉成帝小约六岁，是汉成帝多如牛毛的姑舅表弟之一，并不为皇帝所瞩目。
王莽的父亲王曼，是王政君异母弟弟里最年长的，死得最早，没有赶上封侯，留下的王永、王莽兄弟俩也就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当然，王莽家也谈不上贫困，但比起五侯之家，差距还是相当悬殊的。长子王永最先出仕，在禁省里给尚书的某个曹官当属吏，娶妻生子后，竟然也死了。
王莽初通人事，就要赡养寡居的母亲、嫂子，还有侄子和自己的儿女。
王莽没有资本去追逐声色犬马，面对亲戚的声势赫赫，反观自己的默默无闻，他的心态不可能不受触动，志向的种子也可能在此时播下。同时，当王氏家族成为灾异的众矢之的，王莽也应会领悟到，尽管皇帝、外戚掌握着世俗的巨大权力，但人人畏惧天命，皇帝也害怕灾异，那就说明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
而在当时，儒学就是这一权威的代言者。
若要领会到天命的微言大义，就必须修习儒学，探讨人事与天命之间的深奥秘密。譬如，五德终始，如何去推算？灾异祥瑞，如何去解释？制礼作乐，如何开太平？三代之治，如何去实现？圣人立法，如何去落实？孟子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自孔子获麟，已经差不多五百年了，谁能成为下一个圣人？
长安城内，宫阙檐下，王氏家族的纨绔子弟里，王莽以一种另类的形象突然冒了出来：王氏子弟骄矜傲慢，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王莽却待人恭敬，勤学刻苦，修身严格；王氏子弟竞逐豪奢，声色犬马，王莽却特意头戴缁布所制的进贤冠，着禅衣，束革带，一副儒生打扮。仅此一点，王莽就从默默无闻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其实，王氏家族在灾异的巨大压力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儒学。外戚是汉朝体制的产物，是附庸于皇室的特殊贵族，不用很麻烦就可以取得高官厚禄，进可以为权臣，退可以为亲贵，气质上与同样依附汉家传统而非儒家教化的“文法吏” 8 ，也就是行政官僚更为接近。但与以往的外戚相比，王氏家族开始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不仅“上诸舅皆修经书，任政事 ” 9 ，连子弟们也——
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 10
或是
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 11
王氏家族竟然开始读经了，养贤了！而且还“争名”，攀比着交结门客。甚至，一个门客进了五侯中这家的门，就不能进另一家的门。
这折射出西汉晚期的时代风貌已经与以往不同，即使是王氏家族这样的外戚也会主动接近普通的士大夫和贤人 12 。在这个时代，能够称得上“贤”的不会是汉初那种鸡鸣狗盗、行侠亡命之徒，只能是儒生，或者说以儒生为主。
王莽比这些同龄人更激进，他不只在儒衣儒冠上做标榜，而是诚心向学，把自己变成儒生。这在外戚中并不常见，因为修习儒学是入仕的渠道，外戚凭借身份即可入仕，不需要专门修习儒学。进一步看，王莽没有拜朝廷中炙手可热的公羊学等今文经学博士为师 13 ，而是拜沛郡的陈参 14 为师学习《礼经》。陈参可能是一位未入仕但很有名气的民间学者。
王莽既学儒，又不去学儒家的“热门专业”，格调一下子就上去了。渐渐地，他成了一个既具有外戚身份，又是儒生，还不沽名钓誉的人，就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孔多塞侯爵或是孟德斯鸠男爵，既是贵族，又是启蒙哲学家，有种“违和感”，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于是，凭借外戚兼儒生的身段，王莽也主动和贤人名流交往，这是弥补自家穷困，无力养贤疏财，间接实现自己抱负的办法。
从后来王莽在朝廷中受到的赞誉来推测，王莽所交往的人多为名士，比如：长乐少府戴崇，是经学家张禹的学生；侍中金涉，是汉成帝禁省中的近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汤。
陈汤，就是汉元帝时期未承王命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西域副校尉。因为是私自的军事行动，这件能封列侯的壮举在汉廷并没有得到鼓励，人也仅仅受赐关内侯。但他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的豪言，在后世家喻户晓。后来，几经宦海沉浮的陈汤被王凤看中，以“从事中郎”的身份出入禁省，并帮助王凤打理幕府的军事事务，是名声在外且与王氏家族交好的名流。
此外，王莽的朋友里还有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的几个兄弟——班伯、班斿、班稚，其中班伯最为王凤欣赏，不过此时正在外出仕。王莽的年龄介于班斿和班稚之间，就把班斿当兄长，把班稚当弟弟，关系尤为密切。班氏家族是世家，文学与功业均十足称道。班斿去世时，王莽已经今非昔比，但却“修缌麻，赙赗甚厚” ，就是按照五服的丧仪为班斿服丧三个月，并赠送了大量车马布帛，超越了朋友的情分。班稚与王莽关系最好，多年以后，班稚的孙子班固将为王莽写下历史上的第一篇传记。
这些或以中级官员的职位出仕，或能频繁出入禁省，或出身显赫世家，同时又因儒学或战功享有清誉的一时名流，能够接受二十岁出头的王莽为友，固然有王莽属于王氏家族一员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是引以为同道，将王莽视为年少有为、卓异俊茂之士。
这些，是其他王氏子弟以及王莽的姑舅表亲淳于长之流所不具备的，也是王莽独树一帜的地方。当然，也不是所有名士都领王莽的情，比如王音的红人毋将隆。
王莽在外以儒生身份与名士交游，在家中则恪守儒道，谨奉寡母和寡嫂，倾力照顾侄子。对那些拜官封侯的叔叔辈，王莽深知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百般尊敬，即使入不了叔父们的眼睛也不妨，这种孝道也为王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为王曼去世较早，王政君就把王曼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兄弟媳妇接到长乐宫，名义上是一处做伴解闷，实则是同情照顾。这就让王莽格外多了一些与王政君接触的机会，他至孝至悌、勤学守礼的事情，也一件件为王政君所知悉。
于是到了阳朔三年（约公元前21年），王凤病重，王莽和淳于长两兄弟在病榻前极力照顾，让王凤对这一甥一侄都颇有好感。临死前，王凤把王莽和淳于长一并推荐给王政君和汉成帝。对淳于长，王政君和汉成帝都很熟悉，特别是汉成帝向来宠爱这位姨表兄弟；对王莽，王政君终于把眼前这个因为照顾病患而蓬头垢面、伤痛欲绝的年轻人，和平时来东宫里向母亲和她自己问安服侍的侄子对应了起来。
在王政君心中，估计常常会有“可惜他父亲死得太早”之类的触动。
王凤八月一死，车骑将军王音九月继任大司马。王莽就在这期间被拜为黄门郎，可以出入禁省，成为汉成帝的一名低级侍从。而淳于长则从黄门郎拜为列校尉诸曹，随即升迁为水衡都尉、加官侍中，成为汉成帝的高级侍从，很快又升至卫尉，统领未央宫卫士，负责皇帝安保，位列九卿，其受宠信和眷遇的程度远超王莽。
王莽在黄门郎的职位上也没有待很久，但他仍然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结识了同为黄门郎的几位才俊。扬雄比王莽大八岁，文赋很得皇帝的喜爱，他不拘礼法，不奉承权贵，亦不进取仕途，满足于做皇帝的文学侍从；刘歆比王莽约大六岁，因为王凤的阻挠在黄门郎的位置上已经待了许多年。不过，这倒是给了他与王莽交好的机遇。二人都认为，儒学的确是挽救天下危亡、建立理想国的法宝，所以必须要按照儒家的理想来改革；同时，也都对此时占据着朝廷主流地位的今文经学博士们不能实质性推动改革，只会在一些表面文章上下功夫而感到不满。
在侍奉皇帝的间隙，他们就这类问题由浅入深，不知道谈论了多少次。直到王莽升迁为射声校尉，统领一支几百人的皇家“弓箭手”部队，从此步入“二千石”的序列，成为一名汉廷的中级官员，此时王莽才二十四五岁。
比起同为黄门郎的扬雄和刘歆，年纪更小的王莽、淳于长能迅速在仕途上精进，这显然得益于外戚的身份，外戚有时候比刘歆的皇族后裔还管用。
没有史料告诉后人，刚入仕时的王莽想些什么，做了什么。但从他后来的行动看，青年时期的王莽应已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在儒学的指引下，他的理想渐渐成型；置身灾异的氛围里，他的目光也逐渐超拔于同辈的王氏家族第二代，甚至超过他的叔辈。王莽意识到，必须超越王氏家族的家族利益，追求更高远、更宏大的目标。有朝一日，即使王氏家族还被认为是灾异的来源，但他王莽本人不是。
9．新都侯王莽
一晃六年过去，到了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也已步入而立之年。
这年刚开春，未央宫接到报告，说北海沿岸的渔民发现了四条大鱼，“长六丈，高一丈 ”，西汉的一丈大约是2.3米，也就是说有四条长约14米、高2.3米的大鱼在北海游弋。
知道这件事情的中外臣僚不由想起了已故今文经学大师京房的话：
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 15
这个消息令皇帝很郁闷。本来，皇帝在这一年是有一番打算的，即位十六年来，灾异始终不断，一直没有子嗣，自许皇后被废，皇后的位置已经空了两年。他决定进行一次特殊的改元，立一个新的皇后，试图消除灾异的影响。
自汉武帝后期年号制度逐渐成熟以来，一般只在皇帝登基的年号中才会有“始”“初”这样的字眼儿，例如汉昭帝的始元、汉宣帝的本始、汉元帝的初元，以及汉成帝的建始。所以，汉成帝决定在即位十六年时破例改元为“永始”，有一种天下更始、消除天命转移压力的迫切寄托。
结果，刚改元就出现了大鱼，这个灾异令人不免要问：谁是邪人？谁是贤人？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因为此时宫廷内外，正在为皇帝要立赵飞燕为皇后一事议论纷纷。
王凤还活着的时候，当时的许皇后与王凤不睦。久而久之，许皇后恩衰失宠，随着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入宫，许皇后终于在一次颇为可疑的宫廷诅咒事件里被废。虽然貌似事出有因，但时人大都同情许皇后，厌恶赵飞燕。
所以，听说赵飞燕要被立为皇后，大家会觉得这大鱼就是冲着赵飞燕来的，纷纷反对。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来自皇太后；大臣们则分为两派，赞同和反对的争论非常激烈。汉朝虽然皇权专制，但和后世相比，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面对众多反对意见，汉成帝寸步难行。
淳于长很聪明，他私下里为立赵后这件事找王政君说项，一面打听姨妈为什么反对，一面试图说服姨妈同意。问来问去，总算弄明白了，原来王政君嫌弃赵飞燕出身歌女，身份低微。
淳于长把这个内情告诉了皇帝。四月初夏，汉成帝把赵飞燕的父亲赵临封为阳城侯，算是解决了她出身低微的问题；接着处置了反对的大臣，外廷里激烈的异见逐渐平息；在淳于长的斡旋下，王政君最终点了头。
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想起春天时北海的那四条大鱼，一定会认为新出现的外戚赵飞燕家族，就是灾异的应验。
或许是为了平衡炙手可热的赵氏，王政君越发想起王莽。她不断和几个主要的兄弟王谭、王商等聊起死去的王曼，夸赞王莽如何年轻有为。王商等人心领神会，也在皇帝面前不遗余力地赞扬王莽能力出众、品性高尚。王商干脆给皇帝上了一封书，要把自己的封邑分出一部分来封王莽为侯。
见到王商这一非比寻常的姿态，王莽所交接的那些朝中名士如戴崇、陈汤等人也纷纷行动。他们比王商更了解王莽的志向与为人，说给皇帝的理由也就更加充分和动听。汉成帝知道自己立后的打算已经得到母亲及一干舅舅的支持，也愿意顺水推舟，做这个人情，况且王莽的确是表兄弟里难得的谦虚、谨饬的儒者，重用一下王莽不是不可以。
永始元年五月，汉成帝追封王莽的父亲王曼为新都侯，谥号为“哀”。新都，并不是“崭新”和“都城”的意思。新，指的是南阳郡的新野；都，指的是新野的都乡。南阳郡靠近洛阳，是天下的中心，新都这个地方还算是块宝地。但距离长安有四百多公里，亦不算近。三十岁的王莽随即以继承亡父爵位的方式，成为第二代新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这个食邑算是中等水平，但王莽从此迈入贵族行列，不再是王氏家族的边缘人。
多年以后，即将成为天子的王莽会认为，他所开创的崭新的王朝“新朝”，不仅意味着“除旧布新”，而且早在自己袭爵新都侯时就有了征兆，这不啻为一个大大的祥瑞。
他的官职也从射声校尉升迁为骑都尉，成为皇帝禁军羽林军的统军将领之一，同时兼任光禄大夫，这两个职位俸禄不算太高，但王莽还有一个侍中的加官，成为皇帝近身的高级侍从。王莽虽然还没有位列九卿，但侍中的加官、新都侯的爵位，已经让他可以和淳于长平起平坐，甚至还高了一点，毕竟淳于长还没有封侯。
安抚了王氏家族，汉成帝在永始元年六月正式立赵飞燕为皇后，进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为昭仪，大赦天下，舆论为之哗然。
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想起春天的那四条大鱼，但没人将大鱼和王莽联系在一起。灾异，渐渐从王氏家族转到赵氏家族。
10．表兄弟淳于长
女主人有了皇后的身份，名正而言顺，未央宫里比从前更热闹了。
在两宫之间长袖善舞的淳于长越发炙手可热。王政君信任他，汉成帝宠爱他，赵飞燕感激他。终于，汉成帝找了个牵强的理由把淳于长封为关内侯。至此，王氏家族一度令人叹为观止的“五侯”已经翻倍为瞠目结舌的“十侯”，也就是王政君全部八个兄弟都是列侯，加上堂弟安阳侯王音和外甥淳于长，王氏家族称得上汉朝开国以来的超级家族。
许多人认为，属于王氏家族一员且备受两宫宠信的淳于长是未来大司马的热门人选，争相交接贿赂。淳于长来者不拒，拿钱办事决不含糊，依附他的人越来越多。淳于长内结权贵，外交诸侯，与一些恶霸豪强也打得火热。皇帝对这些不知是蒙在鼓里，还是不以为然，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进一步封淳于长为定陵侯，使他进入列侯序列。似乎皇帝也已经将淳于长当作大司马的后备人选。
淳于长的轻薄为贤人所不齿，在正直之士的眼中，淳于长就是佞幸，怎么堪当大司马重任？
况且，王氏家族放着一个现成的王莽，至少道德上无可挑剔。世界上大多数人富贵之后就高高在上，志得意满，比如淳于长。可王莽封侯之后，比从前更加礼贤下士，更加谦卑。和淳于长一样，王莽也交接卿相大夫，但不一样的是，他从不交接那些趋炎附势之人，而是名士学者。对出身低微、家境贫寒的儒士贤者，不惜散尽钱财进行接济，愿意来他门下当宾客的，饮食衣冠车马全包，很有当年萧相国、公孙丞相 16 的风范。
而在家族内部，淳于长眼里只有皇帝和皇太后这两位贵戚，他翅膀硬了之后对舅舅们也不那么放在眼里了。昔日像侍奉父亲一样对待王凤的淳于长，再也不会去侍奉同样患病的现任大司马王根。王莽不然，他封侯之后照样去侍奉王根，还把母亲从长乐宫接了回来，亲自奉养；又倾力照管亡兄的儿子王光。儒家讲究“孝悌”，兄长去世了，为兄长的儿子负责就是最大的悌。
王莽把王光送到太学学习，拜太学博士为师。为了让博士们照顾好他，王莽常常去太学探望老师，每次去都要沐浴、备车马，携带羊肉和酒，礼节隆重，一丝不苟。去了之后，还要喊上王光的同学，有时赠送礼物，有时慰劳饮食。别的不说，这种尊师重教的姿态在外戚里就很难能可贵。
此时，王光和王莽的大儿子王宇都到了结婚的年龄。因为王光略小，按照儒家礼仪，家长应先为兄长聘妻，再为弟弟聘妻。但王莽别出心裁，他同时为王光和王宇聘妻，还特意把“纳妇”的环节安排在同一天。这样，从王莽和亡兄的关系来说，显示了对亡兄的“悌”；从王宇和王光这对叔伯兄弟的关系来说，也没有违背王光对王宇的“悌”，足见王莽的细心周到。叔叔为侄子做到这个分儿上，世人再挑剔也说不出什么来。
两个年轻人“纳妇”这天，王莽的府邸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前来道贺的宾客络绎不绝，这里面有王氏子弟，也有时贤名流。宴席开始，钟鼓响了起来，虽说王莽向来节俭，又多散家财，但毕竟也是列侯之家，饮食洁净，漆器精美，觥筹交错，座上客满，樽中不空，王莽是家长，坐在宴席最显眼的位置。
于这欢腾极乐之时，一名仆人匆匆赶来，在王莽耳畔絮语。远处的宾客看见仆人面色凝重，王莽频频点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靠近王莽的宾客则隐约听见“太夫人该服药了”的话。众人疑惑之间，王莽已经起身，向众人行礼致歉，说了一番“暂时告退，稍候再来，恕罪恕罪”的话。须臾之间，宾客们都知道王莽去服侍母亲服药了。不一会儿，王莽回来，宴饮如常，但整个婚礼期间，王莽几次退下亲侍母亲服药。
众目睽睽之下，众人无不叹服。儿女结婚，不忘老娘，王莽果真孝顺，都愿意把这些事情传言出去。
对母亲孝，对亡兄悌，如果把这些行为都说成他沽名钓誉，那就太苛刻、太不公平了。
王莽的道德声誉日隆，在位的人赏识他，在野的人佩服他，朝野都把他当作汉廷未来的顶梁柱。王莽又是外戚，的确很有可能成为政坛未来的明星。比起在任的王商、王根等庸碌之辈和声名狼藉的淳于长，具备“儒家理想人格”的王莽怎么看都是更好的大司马人选。
王莽的好友也会向他表达这个意思：为天下着想，为了儒家的理想，王莽要敢于想象并争取未来担任大司马，从而辅助皇帝开启良政善制。王莽的野心，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生发的。目睹叔辈的平庸和淳于长的佞幸，回顾自己在学术上的勤奋与道德上的实践，当仁不让才是哲人应有的选择。
淳于长不可能不注意到王莽这个姨表兄弟，但未必认为他是一个威胁。一来，王莽是君子，君子是不会害人的；二来，自己和王莽本不是一路人，走的是不同路线，王莽在朝野的声誉再高，也未必比得上自己八面玲珑，结交权贵。都是外戚，但论私交，王莽比不上淳于长和皇室的情谊，而将来谁能当上大司马，是皇太后和皇帝说了算。
王莽算什么呢？有次淳于长路遇王莽的母亲，也就是他的舅妈，按照礼仪，淳于长应该行礼致意。但淳于长当着舅妈的面上车走了，连声招呼都不打。在汉朝，亲戚之间的这种无礼近乎羞辱。
王莽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可王莽算什么呢？他知道了又怎样？
而且，淳于长近来又有了新的刺激，令他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他偷娶了一位美貌的小妾名叫许孊，这个女人非同寻常，她是汉成帝废皇后许后的姐姐，曾是龙頟侯韩宝的夫人。韩宝的祖父的兄长就是当年汉武帝极为宠爱的韩嫣。韩宝死后，许孊寡居，不甘寂寞，与淳于长私通，最后干脆偷偷嫁给淳于长。之所以说是“偷”，是因为这桩“婚姻”私下里进行，没有经过正当的婚姻仪式，而且两人是私通在前，娶亲在后。
听说了这层关系，废居长定宫的许皇后动了心思。
自从被废之后，当年煊赫一时的许氏家族已经没落。男性成员承袭的平恩侯爵位虽然还在，但人被“遣就国” 17 ，从长安的核心圈子被排斥出去。内外朝的势利小人们都不愿与许家有什么瓜葛。不过，事情近来略有转机，汉成帝可怜祖母许家，让平恩侯返回了长安。许后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再努力一把，哪怕当个婕妤也好过现在的处境。她知道淳于长是皇帝面前的红人，连立赵飞燕为皇后这样“不可能的任务”都可以搞定，于是就拿出毕生积蓄，通过姐姐许孊托淳于长去求皇帝。
淳于长与汉成帝朝夕相伴，知道皇帝宠爱着赵氏姐妹，特别是赵合德，所以许后设想的事情绝无可能，但他还是满口答应了。他一边让许孊捎信给许后，欺骗她说，皇帝不只是要封她为婕妤，还要立她为左皇后，与赵皇后分庭抗礼。一边在信里对许后进行露骨的调情。许后想到自己虽然被废，但仍然是皇帝的女人，因此备感侮辱，但又有求于淳于长，而且“左皇后”的名分实在太诱人了，只能隐忍不发，依旧拿出钱财贿赂他。
淳于长好色，家中姬妾美女多得很，但与前任皇后调情，而且是才名冠绝后宫的许后，这种滋味是天下任何女人都无法给予的，这里面有爱慕，但更多的是刺激。至于其中包含的对皇帝的悖慢和侮辱，以及这种行为的大逆之罪，淳于长不说，许后姐妹不说，皇帝也就无从知晓。
淳于长以好色名誉扫地，王莽就不得不在女色上压抑自己。这段时间，王莽也偷偷买了一个美女，还没怎么着呢，马上就引来舆论的不满。作为君子、哲人，你王莽怎么能好色呢？孔子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王莽的性格里有一种激烈气质，听到这种非议，他索性不要这个美女了，立刻把她送给朋友、后将军朱博，并说：“后将军还没有后代，我听说这个姑娘挺能生的 18 ，所以特意买来送给后将军传宗接代。”言下之意，我王莽不好色。
班固后来说，这是“匿情求名 ” 19 ，也就是隐藏真实意图以求名誉，实在虚伪。
但与淳于长调戏皇后比起来，王莽这件事简直小到不值一提。他就算是真的买个美女，又能说明什么呢？王莽封侯已经六七年了，班固凭着还是王莽朋友的后人，在这六七年的漫长时间里竟然找不出其他的案例来批评王莽，恰恰证明王莽在这一时期的谨慎和谦虚。
但这件事透露了王莽极度在乎舆论和民意，面对非议不能淡然处之，不惜以极端、激烈的举动来自证清白。这绝非圣哲处世之道。当然，这种性格目前还影响不到他的仕途和理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性格之于哲人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要。
11．新任大司马王莽
到了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曲阳侯、大司马王根的病越发沉重，经常无法到大司马府视事，只能在家中卧床休息。
他打算病退。
王根就是当年因为“赤墀青琐”僭越皇室规格而被汉成帝怒斥的舅舅，无论是辅政能力还是道德人品，均无足称道，凭的是王凤奠定的政治基础和尚且稳定的外朝政局而任职至今。眼下，与王凤病重时候的情形已大不相同，王凤有许多兄弟可以从容安排身后事，王根却已近乎孤家寡人。王根最小的弟弟王逢时去年刚刚去世，王氏家族这一辈里还活着的男性只有王根和红阳侯王立，但王立是公认的荒淫无能、见钱眼开的废物，所以下一任大司马不能让王立接任。
那么，就只能从下一辈里选。王根分析，目前来看，只有外甥、定陵侯淳于长和侄子、新都侯王莽可以胜任，两人都是王氏家族成员，年龄相仿，淳于长聪明能干，王莽品行高尚；淳于长乖巧伶俐，颇得皇太后和皇帝的喜爱，推荐淳于长，皇太后和皇帝都会称心；王莽谨饬严肃，常来侍奉自己，如果推荐王莽，他应该能对自己保持忠诚。
王根拿不定主意。
淳于长觉得不需要王根拿主意，他已经羽翼丰满，不再是从前那个没有爵位的黄门郎，而是位列九卿的定陵侯，不必再像当年侍奉王凤那样，屈尊去侍奉王根。他判断，自己有皇太后和皇帝的支持，王根卸任后，只要王立不来捣乱，应该会轮到自己出任大司马，所以紧要的事情是琢磨一下当了大司马后的人事安排，免得上任时手忙脚乱。
王莽觉得，自己有哲人之能，又精通礼乐，但如果顾忌礼让，不去争夺大司马这个位置，而让王立、淳于长这样的蠢货、佞幸来做，究竟是对还是错呢？当年孔子不也是周游列国，以求被用吗？孟子遍干诸侯，不也是当仁不让吗？如果怕别人批评自己贪图高位就不去争，反而让淳于长上位，这才是虚荣吧。
儒家是允许“权变”的。
在王根身边侍奉时，听王根的意思，似乎还没有下决心安排后面的事情。要不要主动一下呢？
终于，王莽对天下的责任心和对地位的渴望，战胜了个人的道德心。他在侍奉王根时，直截了当地向王根告知了淳于长的事情：“淳于长看到您一直生病，反而很高兴，因为您之后就轮到他接任您的职位了，所以他不仅不来看望您，甚至开始公开大搞封官许愿。”
王根不是深思熟虑之人，听到这话勃然大怒，训斥王莽说：“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
“我不知道将军您的意图啊，我哪里敢张嘴？”王莽吓得不轻。
“赶紧去告诉东宫的皇太后吧。”王根说。
见到王政君后，王莽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淳于长的事情和盘托出，包括淳于长偷娶许孊、见到自己母亲失礼以及封官许愿等等。
王政君听了大怒：这个娃娃怎么这么过分？！你去禀报皇帝吧。
有了王政君的意旨，王莽把这些事又向汉成帝说了一番。
汉成帝知道淳于长一向比较放荡，但没想到这个平时和自己一处玩闹的兄弟居然这么不守规矩，就勒令淳于长“遣就国”，回定陵国反省。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成帝确实很宠信淳于长，没有治罪的打算，让他回定陵国更像是暂避风头。
但这件事情仍然造成汉廷政治的动荡，因为淳于长已经炙手可热许多年，他这么一走，到底是彻底失势，还是暂时躲避，外边的人是不知晓的。红阳侯王立听说后觉得比较痛快，因为早年王根接任大司马时，他就听说是淳于长讲过对自己不利的话，导致自己没能接任大司马。
王立决定狠狠地羞辱淳于长一番，他令儿子王融去拜访即将“遣就国”的淳于长。王融当然不是酹酒挥别、送君千里，而是转达父亲的意思，淳于长既然要离开长安，可以把马车留下，供王立享用。
汉成帝常常躲在淳于长的马车里，微服私访，纵情享乐，想必这套马车一定是珠光宝气，非同一般。王融向淳于长索要马车，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真心眼馋。
淳于长完全不在意马车，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节骨眼上遭受到政治攻击，而且是王莽告的状，真没想到王莽也想要当大司马。他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翻盘，正愁没办法呢，王立送上门来了。
马车？
他立刻把这套马车送给了王立，还加码多送了些珍宝。要求只有一个：请舅舅王立替自己在汉成帝面前关说，是王莽要当大司马，所以故意陷害自己。
王立收了钱，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再也不嫉恨淳于长了。他找了个机会，向汉成帝说淳于长人还不错，“遣就国”的惩罚太过了，王莽倒是问题很多。汉成帝对几个舅舅再熟悉不过，王立是个蠢材人尽皆知，居然敢插手这么复杂的宫廷斗争，谁借给他的胆量？而且，王立和淳于长以前关系很差，现在王立为淳于长美言，这其中定有自己不知的秘密。
我要知道是什么秘密。
汉成帝下令彻查王立。
王立害怕了，逼迫儿子王融自杀，以灭口。
弄巧成拙，汉成帝疑心或者说好奇心更大了，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能让儿子自杀呢？原本觉得淳于长折腾不出什么大事的汉成帝，想法彻底变了，他令廷尉把淳于长抓回来严加审讯，务必找出他与王立在背后谋划了什么阴谋诡计。在皇帝的默许下，廷尉下了狠手，淳于长受不住，主动交代了与许皇后的事。
是的，我许诺帮助立许皇后为左皇后。
是的，我曾调戏过许皇后。
曾经以为自己什么都不会说的淳于长，反而率先受不住严刑拷打，招供了事，那么许皇后也逃不过。汉成帝见到自己的表兄弟不仅飞扬跋扈，还和自己的“前妻”眉来眼去，实在无法容忍，只能杀掉淳于长。
许皇后也不能留。汉成帝安排孔光持诏书赐给许皇后毒药，令其自杀。
王立不仅没捞到好处，也被迫“遣就国”。
一场风云变幻，王莽扫除了王立和淳于长两个潜在的竞争者，成为硕果仅存的大司马人选。王根很快辞职，并推荐王莽代替自己。
王莽从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的职位，一跃而接任大司马之职，时年三十八岁，在当时属于中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王氏家族整体利益来看，第二代顺利接棒，走到了历史前台。
但在王莽看来，是自己的“权变”避免了帝国被佞幸掌权，挽救了汉朝。所以，一定要努力辅佐刘氏皇族，使得天下归仁、礼乐复兴。
如今灾异频现，天下危亡，若没有自己，还能靠谁呢？
注释：
1 仅统计《汉书·成帝纪》。
2 伯格、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3 见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452页，中华书局，2007；《汉书·元后传》，第4024页；两书所引歌谣略异。
4 外杜，《水经注》引作“五杜”。颜师古引李奇，以“外杜”为长安城内外杜里。高都，一说为高都水，一说为高都里，后者较为妥帖，可从。
5 薄昭是被汉文帝逼迫自杀的。
6 田蚡死后，汉武帝听说田蚡有“谋反”的事迹，就说“使武安侯在者，族矣！”意思是倘若田蚡没死，就会被族诛。
7 吕思勉：“盖上无诛赏，则下不得不依附权门以自固。”见《秦汉史》，第162页。
8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9 《汉书·谷永传》，第3455页。
10 《汉书·元后传》，第4024页。
11 《汉书·楼护传》，第3707页。
12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13 此处为推测，因为史书没有记载，另外从王莽和刘歆的关系看，刘歆和太常博士们不是一路的。
14 陈参事迹，史书不载，其经学的家法和师法也不详，有人认为他是西汉大臣陈咸的儿子，陈咸的确有子名参，但陈氏是律法世家，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
15 《汉书·五行志》，第1431页。
16 萧何、公孙弘都有过为国招揽贤才的举动。
17 “遣就国”就是“遣送回封国”，这是对贵族的一种待遇，表面上看，并不是多么严重的治罪，但实际上是对贵族实权的惩罚性剥夺。因为，在中央统治稳固时期，政治资源几乎都在首都。首都犹如抽水机，把地方的人才、财富统统抽取到皇室之所在，所以，如果一位曾经执政的大臣被“遣就国”，意味着他被迫回到封国，不能随意踏出国界，更不能擅自进入首都，形同软禁。鉴于汉朝的侯国视同于县，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被“遣就国”的列侯还会遭受实际掌握侯国政权的国相或是侯国上一级郡守的监视。个中滋味，不言而喻。
18 《汉书·王莽传》，第4040页：“此儿种宜子。”
19 《汉书·王莽传》，第4041页。
三、王莽的沉浮
12．王莽的宏大志业
汉成帝元延四年（约公元前9年），有个在长安消失很久的女人再次露面了。
这年春天，中山王刘兴、定陶王刘欣叔侄二人按照礼仪入长安朝见天子。刘兴，汉元帝冯昭仪的儿子，汉成帝的异母弟弟；刘欣，汉元帝傅昭仪的孙子，汉成帝的侄子。此时的汉成帝已经绝了生育的期望，就想从这两位诸侯王里选一个立为太子。
就在两王朝见期间，陪同刘欣一起来长安的祖母——汉元帝昭仪傅氏，如今的定陶王太后——突然秘密拜访了大司马王根。她带来丰厚的礼物，只说了一件事：听说皇帝要立外藩为太子，希望王根以大司马、帝舅之尊，择机在皇帝面前推荐定陶王刘欣。
傅昭仪——王根还是习惯这么称呼她——虽然年岁已高，在长安的露面还是引起不少老臣和旧戚的注意。毕竟，傅昭仪与王政君不同，不是一个柔顺的女人。
王根还记得，汉元帝在世时，一度想废掉时为太子的汉成帝，改立傅昭仪的儿子刘康，也就是刘欣的父亲。汉元帝弥留之际，陪伴身边的也是傅昭仪和刘康母子。换言之，傅昭仪差点成了皇太后。傅昭仪此次来请托，看得出她仍然为当年的事情愤懑不平。
如果昔日傅昭仪当了皇太后，不必说王根，整个王氏家族都会从政治舞台上淡出。但王根还是应允了傅昭仪的请求，因为他知道，一旦汉成帝晏驾，新的皇帝必定会带来新外戚。为了长保王氏家族的禄位，立自己推荐的人为太子当然再好不过。傅昭仪能够屈尊来示好，将来即使傅氏成了新贵，也会感激自己吧。
但王根一定不知道，向来精明能干的傅昭仪，并不只在他身上下注，她同样秘密拜访了赵飞燕皇后、赵合德昭仪，向这两位皇帝的枕边人提出了同样的请托。王根也没有深入琢磨，傅昭仪为什么不去求皇太后王政君。
汉成帝本人已属意刘欣，王根、赵氏姐妹也推荐刘欣，廷议也认为应该过继侄子而非“立弟”才符合儒家祭祀的昭穆顺序，总之，拐过年来二月，刘欣顺利被立为太子。实际上就是把刘欣过继给了汉成帝。根据儒家礼仪，今后刘欣就是汉成帝的儿子，所以皇帝下诏，命令傅昭仪和刘欣的母亲丁姬都住在长安的定陶国官邸，不能随意与太子见面。换言之，傅昭仪和丁姬都还是定陶王的亲眷，而刘欣已经是皇族，礼仪上的身份超越了血缘上的关系。
令人感喟的是，王政君再次展现出她的仁厚善良，延续先帝的临终嘱托：对定陶王一系照顾有加。她向皇帝建议，让傅昭仪和丁姬每十天入太子宫看望刘欣。汉成帝不同意，理由是这不合礼法。王政君认为：“刘欣从小是被祖母看大的，允许祖母看望太子，和允许奶妈和太子见面能有什么区别？”汉成帝想了想，最终同意让傅昭仪每十天见太子一次，丁姬因为没有照顾过刘欣，所以不允许。
继承人的确立，使汉成帝登基以来最大的隐患得以消除。王政君的仁爱举动得到朝廷内外的赞誉，后来，口碑较坏的淳于长在王氏家族内部的清洗中倒台，公认具有宰辅之德的王莽被推荐为大司马，种种举动，令王氏家族的形象焕然一新，基本不再被人指责为灾异的来源。
在灾异影响下持续不安的汉廷，也出现了可贵的稳定局面。皇帝身体健康，选立的太子刘欣举止稳重，雅好文辞，皇室安宁；外廷丞相翟方进，是著名的儒学学者，一代名相。
新任大司马王莽踌躇满志，名义上是“辅政”，但皇帝沉湎享乐，实际上等同于“执政”，他有理由认真处理政事，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当然，王莽面临的政事十分棘手：国家虽然承平日久，社会财富有了空前积累，但人口也随之增长。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每逢天灾，必有流民；社会经济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朝廷的税收并没有因此增加很多，迫切需要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祭祀方面更是复杂，朝廷连汉家宗庙该建在哪里，怎么祭祀，祭祀谁，哪些先帝可以“毁庙”（停止祭祀的意思），都还一塌糊涂。其他各类大小问题更是多如牛毛。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王莽当然会从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思想资源里寻找出路，他的初步思路是来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通过真正实践儒家的本意，一劳永逸地将其解决。
就他个人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勤俭节约的形象。当了大司马，王莽的宅邸从门可罗雀变得熙熙攘攘，外朝的官员，内廷的近侍，有事无事都来拜访他。知道王莽的母亲身体不好，有些人就委派妻子女眷前来向太夫人问讯，搞搞“夫人外交”。这些盛装的汉朝贵妇们一进王莽家门，就看见一位荆钗麻裙的老妇前来迎接，她身上的短衣仅能遮蔽膝盖，都以为是王莽家的老婢，并未在意，直到被迎进屋内，才知道这位老妇是王莽的妻子，不禁十分惊悚。
节俭当然值得称颂，但做到这个程度，难免会被认为虚伪。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以丞相之尊，盖布缝制的被子，就被时人讥讽为沽名钓誉。王莽这么做，也有类似的声音。
但是，在更多人看来，比起王莽叔叔们的骄奢淫逸，节俭总归不是坏事。而且王莽应该是真没什么钱，因为他上任后在大司马府聘了许多名流。为了招揽人才，几乎散尽了封邑的收入和皇室的赏赐，钱都花到为国揽才上了，哪里有钱为妻子置办绫罗绸缎呢。
汉成帝也感觉到王莽当政后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他的心情越发向好。看起来，汉朝似乎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唯独为汉成帝养马的奴仆，觉察到一丝不同：
绥和二年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
此奴仆发现，皇家马厩里有一匹马长角了，这个灾异说明有人将要“害上”！当时王莽执政，气象一新，什么人会害上？后宫？宰相？潜在的叛乱？
巧合的是，就在这个月，丞相翟方进因为一次可疑的星象“荧惑守心” 1 而被迫自杀。比起这样可怕的天象，皇家马厩里的灾异也就不被人注意了。
又过了一个月，三月丙戌（公元前7年4月17日），皇帝睡在未央宫白虎殿，准备次日一早召见前来辞行的楚王和梁王；又因为翟方进死后，丞相之位空缺，皇帝还打算第二天拜孔光为丞相，连夜阅看了拜相的赞词。
这天夜里，安静平和，皇帝睡得很好。
拂晓，皇帝苏醒。像往常一样，在内臣的服侍下，他穿上绔与袜，又拿起外衣，忽然手拿不住外衣，然后竟然话也说不出来了，整个人立刻倒了下去，当天就晏驾了 2 。
13．四家外戚一时登场
皇帝晏驾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十五岁的王政君听说儿子晏驾的消息，极度悲痛。这些年来，她努力为儿子分忧：国家政事由王氏家族主持；后宫事务由着皇帝的喜好，连立赵飞燕为皇后都点了头，就是为了让儿子安安稳稳地当太平皇帝。没想到，他竟然死在了自己前面。
朝野也沸腾了，皇帝晏驾的消息刚公布，内外臣僚骚动起来。群臣对皇帝早已压抑了颇多不满，得知皇帝毫无征兆的死亡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赵氏姐妹。
王政君凭借皇太后的身份出面稳定政局。她命令孔光即刻按照大行皇帝遗愿，在皇帝遗体前受博山侯印绶，接任丞相。这事实上是把孔光摆在了顾命大臣的位置上。孔光大为悲痛，仿佛皇帝早就知道自己要死，所以提前将外朝委托给自己一样 3 。
她还命令王莽领衔，御史、丞相、廷尉等共同参与，严查大行皇帝晏驾当晚的起居和发病情况。
这条诏令一下，赵合德昭仪立刻自杀。
赵昭仪一死，追查大行皇帝晏驾的详情也就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了。群臣知道，皇帝晚年专宠赵昭仪，连对皇后赵飞燕的宠爱也不如从前。所以，大行皇帝晏驾当晚发生了什么已无从查考，也留下了无限想象空间。而赵昭仪必须为皇帝长期以来的沉湎酒色负责，她的自杀是咎由自取。赵昭仪的死，使得赵皇后意外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没人知道赵昭仪自杀前是否与赵皇后商量过。
既然皇帝已经晏驾，朝臣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接下来权力结构的调整。
外朝由于孔光接任丞相得以迅速稳定。所以，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太子登基后的变化。例如，盘踞朝廷二十五年的王氏家族是否还会继续执掌朝政呢？王莽的大司马是否按惯例让出呢？那些对汉元帝时期宫廷尚存印象的老人们还记得，傅昭仪可不是好对付的。
按照礼仪 4 ，刘欣应该以皇太子的身份在先帝灵柩前即位，然后才能把先帝下葬。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公元前7年5月7日），在王莽朗诵策文的威严声音里，刘欣于汉成帝灵柩前正式受皇帝印绶，继皇帝位；随后，刘欣又将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等象征皇位的礼器交给王莽，告令群臣，宣布大赦天下，解除宫门和城门戒严。
未央宫里山呼万岁，长安城沐浴在肃穆的气氛中。
随后，参加登基大典的内外朝官员们纷纷脱下皇帝即位时穿的吉服，换上先帝大丧期间的丧服，簇拥着刘欣去高皇帝庙拜谒。这道程序非常重要，当年昌邑王就是因为即皇帝位后没有去拜谒高庙，被霍光当作借口废掉。
尽管“绥和”还是汉成帝的旧年号，但汉朝有了新的皇帝。
如前所述，刘欣是西汉末期极有想法的一位皇帝，他是藩王出身，对地方情形相对熟悉。他在长安缺乏根基，因而对皇权也更敏感。西汉自宣、元以来，祥瑞与灾异迭现，关于汉德已衰、汉帝让贤的谣言时而出现，儒生们虽然倡言改制，但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本身就是谣言的土壤，因此刘欣可能对儒学颇为警惕，对元帝、成帝笃信儒学不以为然。此外，当皇太子期间，他也初步聚集了一批身边人，清楚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运作，对汉成帝不问政事的荒淫做派看在眼里。
刘欣的施政策略，是效仿武帝、宣帝，重视汉朝自身传统，讲究“王霸之道杂之”，对儒学加以利用但并不笃信，降低大司马等由外戚例行占据的职位的重要性，逐渐消除外戚专权的土壤，从而努力将皇权收到自己手中。 5
不过，刘欣此时才19岁，颇为清楚昌邑王、汉昭帝等幼主在位时期的微妙，羽翼尚未丰满之时，避免锋芒毕露。他要做的是尽快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从四月即位到次年正月改元这八个月间，刘欣一方面下了罢乐府、放宫人、限名田、限奴婢、例行节约等一系列诏令，向天下显示新气象；另一方面，在内廷，他密集赏罚，借力打力，集中处理外戚问题。从这些举动来看，刘欣当太子期间可能已经深入谋划，因此能够做到动作迅速且有条不紊。
就刘欣面临的局面来看，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外戚权力过大导致的皇权旁落。
西汉的外戚传统 6 ，一言以蔽之，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早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就已经形成，是母子亲情在家族事务安排上的制度化体现。外戚只要不染指皇权本身，拥有高官厚禄、以恩泽封侯、成为新贵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理论上皇帝同时拥有祖母、母亲、妻子三家外戚，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来越大。但实际上，作为皇权派生出来的一股势力，外戚一般会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新皇登基，旧外戚隐退，新外戚登场。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皇后升格为皇太后，古人寿命又短，太皇太后并不见得常有。所以，外戚也就可以更新换代，不至于尾大不掉，例如——
汉文帝以外藩入朝，皇太后吕后的家族已经在政变中覆灭，所以他的母亲薄氏一家独大，没有竞争者；汉武帝时期，祖母窦太后、母亲王太后、妻子卫皇后虽然皆一时擅场，但时间上前后交替，基本上没有严重的相互干扰；汉宣帝自民间入朝，在亲政并剿灭霍氏家族后，祖母史氏、母亲王氏、妻子许氏三个家族虽然同时登场，但史氏、王氏本人已在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变”中被杀，许后也已被霍氏家族毒死，没有“后”的支撑，这三个家族的权势也就大打折扣；汉元帝时期延续了宣帝时期的外戚格局；汉成帝则是王氏家族独大，没有竞争者。
拒不隐退的外戚往往下场很惨，比如吕氏家族；隐退后牢骚满腹的下场也不会好，比如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去世，失势又不安分的魏其侯窦婴就死得很惨；有些外戚尚未登场就被赶了下去，比如汉武帝死之前赐死的汉昭帝生母钩弋夫人。
但任何传统，无论优劣，在时间的流逝下都会积累起足够多的弊端，外戚也不例外。刘欣登基后，外戚家族累积到极端的地步。
这是刘欣的宿命：
他是汉成帝的侄子，但他的父亲与成帝非同母所生，所以他与成帝的母族并无血缘关系，与成帝的妻族更没有；他自己又带来了祖母和母亲两家。偏偏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和他的祖母傅太后都很长寿，关系又差。这就出现了四家外戚同时聚集的局面。
一是汉成帝的母族王氏家族，太皇太后王政君是核心，有贤哲王莽担任大司马，曾帮助刘欣被立为太子的前任大司马王根也在长安病养，列侯众多，子弟遍布朝廷内外；
二是汉成帝的妻族赵氏家族，皇太后赵飞燕是核心，虽然赵合德已经自杀，但赵飞燕安全“退休”，家族中也有一位列侯 7 ；
三是刘欣的祖母傅氏家族，定陶傅太后是核心，刘欣的妻子也出自傅氏，家族男丁兴旺；
四是刘欣的母族丁氏，定陶丁太后是核心，丁氏家族也有颇多男丁。
傅氏和丁氏两个家族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飞扬跋扈的傅太后。刘欣正式即位之前的第五天，天色呈现出深黄的土色，傅太后打破常规，授意刘欣封丁后的兄弟、国舅丁明为阳安侯，封妻子傅氏的父亲、傅太后的堂弟傅晏为孔乡侯，引起朝野震惊。谏大夫杨宣上书批评，说了一句话：
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 8
王氏家族在王莽这一代已经恢复名誉，但大臣们始终不忘当年一日封五侯的往事，时不时要提出来警示一下皇帝。但是应注意到，杨宣的这句话也意味着灾异从王氏家族转移到丁、傅外戚身上了。
刘欣并不在意这些与实际权力无关的封赏。假如权力只集中在一家外戚手中，如霍光、王凤，他反而很难动手。恰恰是外戚云集的极端局面，使得刘欣可以借力打力，利用外戚新旧交替的惯例，在尽量维持皇室内部和谐氛围的前提下，重新梳理宫廷的权力格局。
14．王莽被免职
前朝权贵王氏家族成了刘欣施政的第一个障碍。
难以置信的是，刘欣只用三个月就轻松解除了王莽的大司马职务。时间虽短，却又显得那么漫长；结局早定，过程又令人觉得颇为和谐。
刘欣证明了自己具有出色的能力。
四月丙午，刘欣即位当天就按照惯例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赵飞燕为皇太后，大赦天下。王政君的尊位更上一层，但她与皇帝无血缘关系，又是隔代的“祖母级”，权力已被架空，只留名誉上的至尊地位；对赵飞燕来说，“皇太后”意味着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渡过了宫廷政治里权力更替的最难关，已无性命之忧。
刘欣的生母丁后和祖母傅太后也一定驾临了即位典礼。但她们的身份仍然是定陶王的亲眷，住在长安的定陶王邸。此时此刻，为孙子刘欣继位付出大量心血的傅太后，心里在想什么呢？
熟悉外戚传统，也与傅太后是旧相识的王政君，非常识趣也十分高姿态地做了两件事。第一，她命令王莽辞职，把大司马的位置让给新的外戚。王政君这么做显得很大度，颇有“至尊”的胸怀，也显出一种熟习旧例的汉宫旧主姿态。第二，她下了一道诏令，指示傅太后和丁姬都可以每十天到未央宫里看望皇帝。这则诏令虽然没有实质意义，但同样展示出她仁慈的风采，也是对皇帝的示好。
辞职这样的大事，王莽应该早就与王政君商量过，所以他立刻遵照王政君的诏令上书称病请辞。
刘欣治国理政的权力地图里确实没有王氏家族的位置，但当年王根支持刘欣为太子，而且王政君地位和威望都很高，王莽又是名重内外的贤哲，还有很多内外臣僚也都与王氏家族关系密切，所以不能在即位的第一个月就更换掉他。刘欣的权力目前还需要王政君和王莽的声誉来增饰。
于是他给王莽下诏，内有“诚嘉与君同心合意 ”的话，表示要与王莽同心同德治理国家。他还派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这两位“三公”、自己的老师左将军师丹、负责未央宫保卫的新贵外戚卫尉傅喜，也就是刘欣当前重用的人，一同去见王政君，转达了皇帝极为谦恭的意见：
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 9
就是说王莽不来上班，皇帝就不上朝。
这句话确实非常有诚意，王政君就吩咐王莽继续担任大司马。
刘欣做出的谦逊姿态很容易理解，不立刻将王莽解职本来就是他的既定策略。但是，也应看到刘欣是努力在儒家礼仪和亲戚伦理的框架内进行决策，不想搞得腥风血雨，要和谐平稳地处理外戚问题。
与此同时，刘欣对王政君允许母亲丁姬到未央宫看望自己的示好也有了反应，他下诏令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廷议傅太后在长安城内怎么住的问题。
孔光对傅太后比较了解，不愿意傅太后和皇帝住得太近干扰政事，就建议住在较远的筑宫；何武可能慑于傅太后的强势，或是有意讨好皇帝，建议住北宫。北宫在未央宫的东北，且有“紫房复道”相通，也就是空中走廊。皇帝果然同意何武的建议。而傅太后也真如孔光所料，住北宫后，每天通过复道到未央宫，怂恿皇帝尽快解决她的名分问题，抓紧让傅氏家族封侯掌权。
刘欣即位还没出四月，宫廷局面已翻天覆地。一些嗅觉灵敏的大臣开始蠢蠢欲动。
高昌侯董宏第一个上书，以嬴政的父亲秦庄襄王为例，认为同时尊两个太后是有先例的。傅太后现在只是定陶王太后，但作为皇帝祖母，也应有尊号。当然为了与“太皇太后”有所区分，可上尊号为“帝太后”。
秦庄襄王的故事的确与刘欣的经历十分契合：他的生母是夏姬，在吕不韦的运作下，他被没有子嗣的秦国王子安国君和妻子华阳夫人收为养子。安国君后来继承秦国王位，秦庄襄王也得以成为一代秦王。即位后，他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尊夏姬为夏太后。这就是董宏上书的主要依据。
但是，在汉朝人眼中，秦朝极为特殊。汉朝本来就是“诛暴秦”“斩白帝之子”而建立的，不久前大家还在皇帝的登基典礼上见过这把“斩蛇剑”。在儒家的话语中，秦朝是汉朝的对立面，秦代表着残暴，汉代表着文明。特别是在今文经学里，秦朝的“德”犹如历法里的“闰”，不纳入五德终始，汉朝人认为自己接续的是周朝。
此外，秦庄襄王这件事由吕不韦运作，在后世眼中也不正当，充满着宫廷秽乱和阴谋诡计。堂而皇之比附汉廷皇帝，岂不是羞辱？
于是，王莽、师丹激烈反对董宏的主张，认为刘欣既然早就被立为汉成帝的太子，就已经不是诸侯王的身份，更不宜拿已经灭亡的暴秦来寻求依据，要求严惩董宏。
这番交锋发生在王莽首次辞职被留任之后。刘欣刚刚挽留了王莽，多少要表现出纳谏的态度。把问题抛出来的董宏，也早就做好了被牺牲的准备，他被收走高昌侯印绶，废为庶人。
刘欣对董宏的处理如此严厉，既展示自己在舆论前的谦逊，也突出王氏家族的霸道，还故意激怒了傅太后。果然，傅太后勃然大怒，更加频繁地通过复道来宫里找刘欣索要“尊号”，刘欣把这个难题故意抛给王政君，请她以“至尊”身份来定夺。这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局面：
刘欣支持王莽，处理董宏，也没有给傅太后上尊号，向王氏家族表示了谦逊；王政君和王莽不愿意尊傅太后，但皇帝这么谦逊，他们不得不后退一步，把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傅太后的儿子定陶恭王追认为“恭皇”。
藩王承继大统带来的名分问题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后世亦屡见不鲜 10 。刘欣的处理显示了他的老道。
此时，王莽已经明显感觉到时代变了，作为内廷首领的大司马说话也不那么管用了，他硬着头皮处理政事，这段时间多少值得记上一笔的是向皇帝举荐了老朋友刘歆。
五月，刘欣按照惯例封妻子傅氏为皇后，同时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母亲丁姬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有趣的是，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赵钦也在此时被封为新成侯。
五月的内廷，王、赵、傅、丁四个家族一时齐备，四位太后各有一套服务自己的班底，纷纷扰扰，蔚为大观。普通人家四世同堂尚且产生各种矛盾，何况皇家？最跋扈的傅太后“与成帝母语，至谓之妪” 11 ，敢当着王政君的面称呼她为老太婆、老妈子，其情形可想而知。努力维持王政君身份地位的，内廷里也只剩王莽了。
这些矛盾终于在六月份的一场宴会中爆发 12 。
刘欣在未央宫举行登基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宴会，王政君、傅太后均出席。少府的内者令负责布置，把傅太后的帷幄设在王政君旁边，也就是并尊的意思。王莽见到后，极为不悦，斥责内者令说：
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 13
把已经被尊为恭皇太后的傅太后斥之为“藩妾”，也难怪傅太后会称王政君为“老妪”，两事不知道哪个在先，但关系之剑拔弩张，略见一斑。
王莽是大司马，内者令只是少府属官，是内廷的低级官员，竟然不事先向王莽问清楚，说明王莽的权力已经式微。但大司马已经开了口，内者令也只能把傅太后的帷幄另外设坐。此事大大激怒了傅太后，她拒绝参加此次宴会，并对王莽深恶痛绝。
傅太后不来赴宴，一场宴会不欢而散。皇帝如何表现，史书没有记载，但一定很不高兴。因为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七月，王莽第二次申请辞职。
王莽在权势日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得罪傅太后呢？直接的原因是他别无选择，他和元后同在一条船上，不论得罪傅太后与否，将来迟早要被罢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王莽非常在意这一行为对自己声誉的影响，如果不这么做，对元后就是不孝，对傅太后就是谄媚，那么他备受众人褒扬的德行就会大为消减。
从四月首次请辞被留任，到七月第二次请辞，三个月时间说长不短，宴会之事王莽处置不妥亦有责任。皇帝因此欣然允准，为了抚慰王莽，特别是照顾王政君的脸面，刘欣给了王莽极高的退休地位和赏赐：
黄金五百斤 ——这是钱；安车驷马 ——这是“专车”，是历来给功勋老臣退休的待遇，安车即矮车，乘客可以坐在车里，而当时的车很多是站立其中的；中黄门为莽家给使 ——从内省拨一个侍从驻在王莽家中服务；十日一赐餐 ——皇帝每十天请王莽吃一次“未央宫外卖”；益封莽三百五十户 ——增加封邑，也就增加了王莽的年收入；位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 ——退休后的“行政待遇”，王莽仍然有权出入禁省，与在任大臣同列时位次等同于三公，每个月的朔望两天可以上朝，见皇帝时可以行三公之礼；车驾乘绿车从 ——绿车是皇孙之车，皇帝出行时允许王莽乘绿车随从。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此次王莽“罢就第”，人仍然在长安家中，说明不是以罪免，不必“遣就国”，没有远离政治中心。
在赏赐王莽的同时，王氏家族的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以及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都同时增加了封邑。整个朝廷里弥漫着其乐融融的气氛，王莽的主动辞职，皇帝的优容赏赐，也传递出儒家伦理所推崇的谦让之道。刘欣成功地和平处理了王氏家族势力。
而且，空出来的大司马职位，刘欣也并没有给外戚担任，而是让自己的老师师丹担任。
王莽当了不到一年大司马就被罢免，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是心有不甘，是坦然平静地接受，还是准备东山再起？这些都有可能，但考虑到当时刘欣正富于春秋，且傅、丁两家不乏男性；而王政君六十四岁，已是超长寿命，所以王莽最可能的心理是坦然接受这一命运，回到砥砺名节、激扬声誉的道路上，并争取在朝廷中担任个其他职务就心满意足了。
15．王莽被逐出长安
昔年汉宣帝厚葬霍光后，就逐渐剥夺霍氏家族的权力，最终将其族灭。这大概给了刘欣不少启示。
仅仅在王莽等人增加封邑一个多月后，司隶解光突然上奏弹劾曲阳侯王根和成都侯王况！措辞非常严厉，把王氏家族前番的种种不法之事都翻了出来。细看这份奏折，贪污敛财是一方面，但最主要的是僭越。
宅邸的装饰僭越，前面汉成帝微服私访时曾被气得不轻的“赤墀青琐”再次被提及；排场的规格僭越，王根让自己的家奴穿战甲持弓弩，陈列如军人；权力的范围僭越，王氏家族把近亲故吏送到禁省担任尚书，欺上瞒下，垄断皇帝视听，还违禁交接诸侯，败坏国家制度；私生活上也僭越，王根公然把皇宫的女乐官娶到自家唱歌跳舞，王况更大胆，聘娶掖庭的贵人也就是先帝的嫔妃为妻。
解光是谁？
解光是一个小人物。他得以史书留名，要从“司隶”这一官职说起。司隶校尉是《周礼》上记载的官职名称，掌管监察巡察。汉朝时，汉武帝第一次设立，手下还有兵，因此称“司隶校尉”算是实至名归 14 。后来渐渐不再掌兵，成为专门的监察官员，至汉成帝时被撤销。
有趣的是，刘欣即位后在官僚机构上做的第一个调整，就是恢复这个职务，将其定为大司空也就是原来的御史大夫手下的监察官，秩比二千石。因为不再掌兵，所以改名为“司隶”，当然有时候大家还是俗称“司隶校尉” 15 。
刘欣设置这一新职位是有意图的，解光因为“明经、通灾异 ”为其所注意，被任命为首任司隶。所以，解光的劾奏基本可以认定是刘欣的授意。王莽名誉极好，已经荣休，王政君和王莽对这份不涉及自己的奏折想必不敢有意见；而王氏家族的其他人就不得不被“拉清单”了。
解光弹劾的结果是，刚增加了封邑的王根，因为立刘欣为太子时说过好话，所以仅被“遣就国”；王况是前任大司马王商之子，被免为庶人；凡是由王根、王况举荐在内廷担任近臣的人一概逐出。
王氏家族到此地步，基本上算是退出刘欣一朝的权力场了。王莽担任特进、给事中，可以通过列席廷议了解朝廷事务，但没有决策权；内廷的近臣里，还剩下王去疾和王闳 16 ，这兄弟二人是王谭之子，前面已经说过王谭与王凤关系很差，一直是王氏家族的另类。
不管怎样，刘欣的目标并不是要灭掉王氏家族，而是在合法框架下消除外戚过重的权势。转眼到了次年正月，刘欣正式改元建平（公元前6年），大赦天下。
司隶解光又站了出来，这一次，他弹劾的是赵氏家族，而且也是汉成帝时期的旧事。
这桩旧事，可能在汉廷已经广为人知，不然解光何以知之？此即赵氏姐妹暗害汉成帝其他妃嫔所生子嗣、致使汉成帝绝嗣之事。解光认为，谋害皇帝后裔这样的事情罪大恶极，要遭天谴，结果凶手的家族不仅没有被惩治，还当了皇太后，封了侯。建议重治赵家。
议郎耿育随即上书，委婉地谈了另一番道理：赵氏家族这件事的确非常恶劣，但是皇家的龌龊事情最好不要大张旗鼓地张扬出去，有污皇室声誉。而且，比起赵太后当年主张立您为太子这样光辉灿烂彪炳日月的大事，别的事再恶劣也是次要的。
耿育其实是告诉刘欣，如果不是赵氏姐妹害的汉成帝绝嗣，哪里轮到你来当皇帝呢？所以做事不要太绝。
刘欣本来也没想把事做绝，他将赵飞燕的弟弟新成侯赵钦和赵飞燕的侄子咸阳侯赵 免为庶人，赵氏家族只有这两位列侯，夺爵之后，家族就败落了。但是赵飞燕本人因为帮助过刘欣，得到了傅太后的厚待。
解光上奏的结果，就是赵氏外戚硕果仅存的皇太后赵飞燕被傅、丁外戚收编。王氏家族则被进一步孤立，成为傅、丁、赵三家的对立面。
在朝廷打击王氏家族时，王政君下了一道诏令，要求王氏家族名下的田地，只要不是用作墓园的都无偿分给贫民耕种，这明显是一种身段柔软的反抗。王政君以“至尊”身份来收买民心，表现仁慈，刘欣未必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来。
于是，在官吏和平民眼中，以往骄奢淫逸的王氏家族已经改弦更张，倒是傅氏家族变得咄咄逼人。
王政君以七十岁高龄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出行时都让亲属在前面领着，以避开丁氏和傅氏，以免被新贵侮辱，路人看到此情此景，有人同情地哭，这种对王氏的同情成为后来王莽复出的民意基础。
打击了王、赵两家，刘欣并不是要为傅、丁两家腾地方。他频繁更换大司马，师丹之后，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和丁氏家族的丁明先后出任大司马，每人在职的时间都不太长。可以说，在董贤崛起之前，大司马的职位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具有权势，更像是慰劳外戚的顾问之职而非辅政的权臣。
傅太后也没有像当年王政君那样，把大司马当作外戚牢牢把控朝政的关键，而是将精力放在一些无足轻重的挟怨报复上。刘欣的即位给了傅太后一抒胸臆的机会，将她多年来压抑的愤懑之情肆意释放，造成刘欣执政前期非常不雅观的内廷形象，反而衬托出王氏家族的正当性。
傅太后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早在汉元帝时期，她与冯昭仪一时俱为皇帝宠妃，王政君是一个连失宠都谈不上，属于“无宠”的皇后。而且，傅太后的儿子也很为汉元帝喜欢。但就算如此，最终大位仍然由王政君的儿子继承。多年来，傅太后一直作为定陶王的亲眷待在外藩，受定陶国相的辖制，也不得不经年累月地向汉成帝母子朝请、进献。她宠爱的儿子定陶王很早就去世了，这势必增加了她的压抑和痛苦。如今，孙子荣登大宝，她没有理由继续压抑自己了。
然而，傅太后似乎从未认识到，政治的本质在于决断国家施政的路线，她不明白达成政治意图的途径是夺取重要的职位，更不明白只有路线清晰且职位稳固，才能进一步谈论划分敌友，争取同盟，打击异己。换言之，傅太后不具有政治头脑。
但她复仇的心性却很剧烈。斥退王莽，打击王政君，拉拢赵飞燕之后，她把精力放在一桩与国事、与政治没有多少关系的私事上——报复当年和她一同受宠的冯昭仪，如今的中山王冯太后。
冯太后冯媛家世显赫，人人都熟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冯太后就是冯唐重孙的女儿。多年前，汉元帝曾带着冯、傅去“皇家动物园”看猛兽，一头熊突然爬出笼子，攀上围栏，傅昭仪吓得落荒而逃。冯昭仪却挺身而出挡在皇帝面前。这一壮举令汉元帝感动万千，也令傅昭仪终生嫉恨。
现在的冯太后并不太关心中央的皇位更迭，把精力放在照管孙子刘箕子身上。因为箕子身体不好，冯太后多次到庙里祈福。刘欣听说后，派遣近臣、一个名叫张由的谒者去中山国慰问，还带了医生。但张由据说有点神经病，私自逃回长安，于是被弹劾。张由害怕担责，就诬告说冯太后在中山国诅咒刘欣和傅太后。
这件事情很可疑，因为张由是谒者，级别虽不高，却是皇帝近侍，“主殿上时节威仪 ”，很难相信皇帝会选择一个神经病担任谒者。这件事最大的可能是傅太后收买了他，让他找冯太后的茬儿。
不管怎样，张由既已告状，朝廷就不得不查。先派御史丁玄去查，抓了冯家一家子，却毫无所得；又增派一个叫史立的中谒者令去查。史立受傅太后指使，以大刑严审冯太后及其家人，死者数十人，终于有人受不住只得供认冯太后诅咒皇帝，阴谋弑君，目的是立中山王为帝。冯太后当然不承认，史立逼迫说：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 17
冯太后一下子明白了，对左右人说：这事只有汉元帝和傅太后知道，你史立如何晓得？可见，这次是专门冲着我来的，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陷阱。于是，她不再申冤，饮药自杀。她的弟弟宜乡侯也不得不自杀。最终，案子由经办人史立、丁玄署名，由冀州牧毋将隆领衔署名上报汉廷。
朝中有人对这个案子颇为不满。曾当过三年京兆尹、现任司隶的重臣孙宝就站出来要求重审，惹得傅太后暴怒，大骂刘欣“帝置司隶，主使察我 ”，胳膊肘向外拐，刘欣只好将孙宝下狱；尚书仆射唐林站出来为孙宝争辩，刘欣反而更加恼火，认为两人“朋党比周 ”，将唐林贬谪到敦煌。所幸大司马傅喜以傅氏家族成员的身份站出来力争，孙宝才被放出来。而那个据说是神经病的张由竟然因此事被封为关内侯，史立升迁为中太仆。强行将此案的影响压了下去。
冯太后一案对刘欣的前期执政造成了恶劣影响，朝廷内外都很同情冯太后，越来越多的人厌恶傅氏家族。这段时期发生的灾异，多数会被大家解读为傅氏家族的擅权和强势。王氏家族基本上不再被看作灾异来源了。
冯太后作为诸侯王太后，并未参与中央宫廷政治，也不构成傅、丁两家的威胁。傅太后却将她作为眼中钉拔之后快，其原因史书没有明言。这并不难理解，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宫廷斗争都源于政治，很多就是私人恩怨。我们无法得知冯太后与傅太后这两个女人一辈子究竟有怎样的纠葛和仇恨，但傅太后任凭自己发泄私欲，将无辜的冯太后逼死，却放过政敌王政君，本末倒置，这绝不是政治家的素养。
冯太后一案期间，掌管宫廷侍卫的郎中令泠褒、内廷侍从黄门郎段犹站了出来，这两位都是刘欣的近臣，他们上书提出傅太后和丁太后的尊号“恭皇太后”“恭皇后”，都是来自“定陶恭皇”，而定陶只是一个王国，与其帝国外戚的身份不符，建议制定和皇族相称的礼仪，并给定陶恭皇在长安建立宗庙。
此时的“三公”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全都反对，师丹在上一次董宏提议时就反对，傅喜作为傅氏家族成员也反对，可想而知傅太后何其不得臣僚士大夫的欢心。
刘欣可能迫于傅太后的压力，但更可能是出于消除外戚专权、防止大臣挟制的长远目标，在京兆尹朱博的配合下，先罢免了大司空师丹。师丹高乐侯的爵位被褫夺，改为关内侯，朱博顶替他为大司空。朱博紧接着向傅喜和孔光发难，傅喜被免大司马，“遣就国”，离开了长安；孔光最惨，罢免丞相，收走博山侯印绶，免为庶人。
到了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朱博的提议 18 ，刘欣正式尊傅太后为“帝太太后”，几年后又更名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和王政君并列为至尊；丁太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傅、丁两家终于得偿所愿。
朱博则趁机上位为丞相。
朱博，就是多年前王莽送女人给他的那位将军。当时，他默默接受了这个女人，替王莽消弭了讥议。而今，朱博却上蹿下跳，死心塌地与傅太后结党。不久，他和御史大夫 19 赵玄共同上奏弹劾已不担任官职的师丹和王莽。理由是，当年师丹、王莽拒绝董宏尊傅太后的行为是错误的，应当将师丹、王莽都免为庶人。
朱博这么做，直接原因当是傅太后的指使，王莽把女人扔给他那件事可能也令他不快。不过，深层原因是，朱博出身“武吏”，当过亭长。他从基层一级级干上来，风格近于酷吏，特别讨厌儒生。他在地方上当刺史、太守期间，到哪儿都不任用儒生，他有一句话很有名：
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20
儒风盛行时，朱博却坚定捍卫汉帝国传统，强调承载汉道的是“三尺律令”，儒生的圣人之道毫无意义，让儒生们滚蛋，“等你们的尧舜圣君出现，再摆你们的道理吧”。朱博的风格和刘欣追迹武帝、宣帝的执政精神高度一致，因此才得到重用。一旦得势，师丹、王莽等儒臣自然会遭受他无情的打击。
朱博的上奏得到刘欣的支持，师丹彻底失势，被免为庶人；王莽因为王政君的面子，没有被夺爵，但是取消一切待遇，“遣就国”；两年前被王莽弹劾而被剥夺高昌侯爵位的董宏，则恢复了旧爵。
与王莽一并被逐出长安的王氏家族成员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是王仁藏匿赵昭仪的亲属。王仁是王莽叔父王谭的长子，他们父子兄弟为人都比较耿介。在上一辈里，王谭与王凤关系就很差，到了王莽这一辈，王莽与王仁也来往不多。所以，王仁的“遣就国”与王莽无关，估计是行侠仗义惯了，接纳了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赵氏亲属而取祸。
这是对王氏家族的最沉重打击，距离王莽罢免大司马仅两年。王莽不得不待在新都国接受郡守和国相的看管，在中央的影响力几乎荡然无存。
此事引起朝中部分大臣的不满，为了平息舆论，刘欣把两年前被废的成都侯王况的弟弟王邑抬了出来，继承成都侯的爵位，并招致内省担任侍中。王邑是王莽的堂弟，才能不如王莽。如果说，将王莽逐出长安给了王政君一记重重的耳光，那么用一下王邑是耳光之后的差强抚慰。
马车载着王莽缓缓离开长安，他抚摸着新都侯的印绶，步入入仕以来最灰暗的日子。
16．王莽与孔休
其实刘欣的日子也很灰暗。
在外人看来，傅太后的强势重蹈了外戚干政的覆辙。但刘欣很清楚，汉朝除了吕后，女性外戚无论地位多么尊崇，也不具备处理日常政事的合法性，家族总要推出一名男性担任要职来取得事权。
傅太后虽然气势汹汹，顶多只是干预个别人事安排，没有处理朝政大事的强烈愿望，还常常被他拿来当“枪”使，对付王氏以及外朝不顺从的大臣。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丁氏家族的丁明，虽然都当过大司马，但刘欣没有给他们大权，最不顺从的傅喜还被撵出长安，权力远不如成帝时的王氏家族。
而且，刘欣对前朝勋旧、帝师、三公之类等潜在的“权臣”毫不手软，如果这些大臣在某件事上不顺从，刘欣总会找理由将其斥退甚至处死。曾把王莽逼走的朱博，因为被发现和傅晏结党，更听傅太后而非刘欣本人的话，在王莽“遣就国”后不久就被刘欣逼迫自杀。此外，刘欣还逼死了族叔东平王刘云。
总之，外戚也好，大臣也好，诸侯王也好，都不要想着当权臣。很快，刘欣又发现了董贤，将他快速提升为大司马，董贤的不孚众望恰恰意味着大司马的权势已经衰微，犹如皇帝的玩物，皇权占据了上风。
刘欣一朝，只有宠臣而无权臣。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无法通过皇权来消弭。自从他即位以来，天下仍然灾异频现，地震、水灾不断，朝野要求按照儒家改制以消除灾异的呼声越来越高。更极端的是，预言汉历中衰、天命转移的流言也时常传到刘欣耳中。
在当时天人合一、天命转移的氛围里，刘欣也不是局外人，同样深信不疑。但灾异、谣言毕竟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到底指向天子还是大臣，是指向外戚还是蛮夷？其解读却是开放的，也是存在争议的。当一种灾异有多种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那么最终的解释权一定会转移到拥有实权的人物手里，比如皇帝刘欣。
总之，刘欣尽管对汉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仍然葆有努力振奋、通过改制来力挽狂澜的希冀。
中央的朝局日渐明朗，被遣回新都国的王莽也在重新思考汉家天下。尽管史料匮乏，但以王莽的敏感性格以及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推断，他应当注意到局势尚有余地：
第一，太皇太后王政君仍然健在，位极尊，无人撼动，中央官员和地方太守里还有一些是当年王氏举荐的人。
第二，傅、丁两家虽然气焰嚣张，但只知奢侈享乐并无大权在握。王莽就国期间，丁太后去世，归葬定陶国。刘欣令舅舅阳安侯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送葬，从长安到定陶 21 约1300里，一路仪仗煊赫，耗费公帑无数。在定陶恭皇的陵园，刘欣竟然征集了五万人挖开陵墓复土，以便让丁太后与恭皇夫妻合葬。这件事过于张扬，使得傅、丁两家外戚备受讥议，成为灾异的指涉对象。王氏家族反倒成了公忠体国的“前朝故旧”，被拿来抒发对时政的种种不满。
第三，皇帝为消弭灾异，搞了一次“改元再受命”的操作，虽未成功，但透露了皇帝对天命的畏惧，证明他的心性仍可被儒家影响。这就意味着，天下仍然需要君子，需要贤哲，需要圣人。自遣就国那天起，朝中就有人为王莽鸣不平，有人甚至颂扬他是不世出的伟大人物。
有多伟大？圣人可乎？
在西汉，皇帝很少自称“圣”，主要是不敢 22 。而圣人如孔子，有圣人之德，无王者之位，晚年“获麟受命”，却大势已去，不得不绝笔《春秋》，将王者的功业寄托在经书中。孔子终究只是圣人而非王者，为后世所遗憾。
王莽就国的路上，经过许多郡县，常常会有当地名流官员想要拜会他，他却什么人都不见，陪伴他的主要是三名女婢增佚、怀能、开明。他咀嚼着圣人孔子的时运不济，仿佛也在周游列国，不免联想到自己同样空有圣人之德、贤人之能，却没有位置来舒展抱负，为天下开太平。与孔子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古往今来，凡是能被万众高呼推为教主的，无不是自己先有圣人的自诩。倘若自己都不信，如何能够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感召世人呢？
新都国位于南阳郡，十七年以后，有个叫刘秀的人将从南阳起兵。当下的南阳繁华富庶，新都也是膏腴之地，但这未必能给王莽何种安慰，因为“遣就国”意味着被边缘化。
南阳太守对王莽的归国不敢怠慢，遴选了一名心腹属吏去新都国担任国相。这包含了复杂的考虑：这一时期侯国的国相相当于县令，掌握着侯国实权，列侯名义上是侯国的封君，实际只有食邑的好处，并无治国的权力。列侯一旦被“遣就国”，国相即负有监视和限制之责。因此，南阳太守既要考虑到不违逆皇帝的意旨，把王莽“看管”好；又要考虑到王莽的名誉和身份，不与他为敌，尽可能尊重他。这就需要选一个自己既信任又了解，且具备与王莽交往的资格和水平的人。
他选了孔休。
孔休是南阳本地人，从姓氏可知，他应该是圣人后裔。孔休是儒学中人，仰慕王莽多年，由于自身地位卑微，没有机会与王莽交接。接到去新都国担任国相的调令，孔休既惊且喜。
他一上任即主动拜见王莽，行臣僚之礼，而王莽也极尽礼数，两人一时相见恨晚，言谈甚欢。
国相名义上是王侯的臣僚，其实是汉官，并不会真的把王侯当主公。有些王侯与国相甚至会交恶，互相陷害。王侯谋反，先杀国相；国相不满，诬陷侯王，均屡见不鲜。王莽遇到孔休这样知礼谨慎的君子，两人还能叙一番君臣之情，实属难得。
王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在新都国闭门不出，以避舆论。孔休则尽心竭力治理境内事务。有一次王莽生了重病，孔休日夜守候，极尽臣下之礼，令王莽感动万分。为了报答这份恩义，王莽像以往那样，将一把装饰有玉石的宝剑赠给孔休。
王莽与孔休已经交往颇深，理应知道孔休并非贪财好利之人，本就不该以贵重物品相赠，形同收买，待之以常人，反而降低对方人格。
孔休见此，果然大吃一惊，托言这是王莽私人爱物，且剑饰玉石，十分珍贵，坚辞不受。
王莽似乎没有感知到孔休的真实想法，认为孔休只是碍于情面不收，就说：“我没别的意思，也不是要送您宝剑，是看您脸上有块瘢痕，据说美玉可以祛瘢，我是特意送你剑上的玉石。”王莽边说边把宝剑上的玉石解了下来。
这番托词并不高明，所以孔休坚决不收。王莽突然产生一种被拒绝之后的“激情”，有些“恼羞成怒”——你越是不接受，我偏要送给你。这个劲头一上来，谁也拦不住。和因为别人讥诮他纳妾，愤而将女人送给朱博的行为完全一样，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极端”的因素：
莽曰：“君嫌其贾邪？”遂椎碎之，自裹以进休，休乃受。 23
王莽就像“小宇宙”爆发一样，瞬间变得狰狞可怖，他说难听的话：“您是觉得这很贵重是吧？”他做难看的事，把那雕花的玉石砸碎，找了块布帛包了起来，必须要送给孔休。
孔休只得收下。
收下玉石的孔休，不仅对王莽爆发的这种“帝王之怒”倍感恐惧，也对他这极端的性格十分抵触，更对这位举世称颂的君子、践行礼仪的儒宗产生了幻灭。
王莽是当时的“公众人物”，很多儒生士大夫的偶像。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英雄偶像，一旦亲近就会褪去光环。王莽也是如此，他这种“神经症人格” 24 非亲近之人所不能知。而且，王莽不只是一个偶像，还自认是圣人，甚至是圣王，这种性格将日益显示出可怕的效应。
自此，孔休便有意与王莽保持距离，不再推心置腹，他的马车也越来越少出现在侯门的阙下。但越是如此，王莽就越要亲近孔休，好像完全看不出孔休在躲避他一样。多年以后，王莽确实成了帝王。他更加不能忘记卑微的孔休，以高官厚禄去聘任他当国师，孔休则称病不见。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正史里，是南阳老乡刘秀为了褒扬他对王莽的态度，赏赐了他的子孙。
17．一摘使瓜好
从新都侯宅邸的阙下走过，很少有本地人见到大门是敞开的。但大家会忍不住猜测、议论，更多的是自豪，有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居住在这里。他谦逊知礼，深沉低调，很少抛头露面。直到有一天……
“新都侯的公子自杀了！”
传言很快得到证实。人们注视着从侯门徐徐而出的棺车，好事者还会跟随出殡的人群到郊外下葬，远近回荡着那首送殡的挽歌《蒿里》：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25
新都侯面色凝重，悲痛万分，这可是丧子之痛，人之常情呀。
慢慢地，先是从孔休的治所传出不幸消息的来龙去脉，随后整个新都国的百姓都听说了这起悲剧的细节，再以后，这件事情传到了长安，内廷与外朝都知道王莽次子王获自杀了。
这件事令许多人震惊，也令许多人感喟。
说起来，事情非常简单，起因于王获为琐事杀掉了一名奴婢。
奴婢？不就是主人可以买卖和赠送的家庭财产吗？没错，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从张家山出土汉简的情况看，奴婢是以“人”的身份被纳入主人户籍的，其民事责任与主人的子女相似。西汉自立国之初就有释放奴婢的先例，到了王莽的时代，主人擅杀奴婢甚至奴婢死因不明，都会被法律追究，即使贵为丞相高官也在所不免。
事实上，因为失去土地或是逃避徭役，有些农民甚至主动逃到达官贵人的羽翼之下充当奴婢。所以，奴婢在身份上当然低人一等，缺乏人身自由，被主人颐指气使、打骂呵斥可谓家常便饭，但主人并不敢随意杀死。特殊情况下，个别主人还会把身后财产留给奴婢，像卫青这样由皇室成员蓄养的奴婢，甚至机缘巧合成为大将军。
总之，列侯或是高官杀死奴婢必属犯罪，会受到处罚，更会受到舆论谴责，但还不至于偿命。在这种氛围里，王获杀死奴婢被王莽严厉切责是很自然的，但王获为此自杀又显得小题大做。
虽是自杀，谁都看得出，这是王莽逼的。
王莽有四个儿子，可从人情考虑，哪一个儿子不是心头肉呢？
王获之死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议论。
大多数人对此极为赞赏。不仅因为王莽大义灭亲，更在于奴婢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热点，是儒家关注的重要伦理议题。儒家对此态度鲜明，“仁者，爱人 ”，如何对待奴婢，是苛刻还是宽容，显示着一位士大夫的德性高低。王莽为了一个奴婢不惜逼死儿子，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
但也有一部分人大为惊骇。因为按照儒家的另一个原则，父子关系至为亲密，态度也很明确，不是什么伦理上的疑难杂症。孔子有个故事人尽皆知：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26
故事很简单：叶公告诉孔子，自己的故乡楚国有位父亲偷了羊，儿子去告发他，这是合乎道德的。孔子却说，我们家乡的风俗不同，如果有类似的事情，父亲帮儿子隐瞒，儿子帮父亲隐瞒，这才是道德。
这就叫作“父子相隐” 27 。在西汉的司法实践中，这种亲人之间的相互容隐而不是相互举报被提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儿子告发父亲犯罪，不仅不会被看作“大义灭亲”，还会被认为是违背道德底线的恶行而被处死。
汉宣帝在位时期曾下诏，把这个原则说得明明白白：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28
意思很感人：父子、夫妇之情都是天性，要彼此诚爱，虽死不渝。因此，如果儿子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都不要追究包庇者的责任；倒过来，长辈包庇晚辈也是如此，除非罪犯是“殊死”的大罪比如谋反之类，但这也需要请示中央司法部门定夺。
从孔子所主张的“父子相隐”观念过渡到“亲亲相隐”的司法实践，在西汉已经是朝野共识，违背这个原则会被看作不道德的。
无独有偶，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个叫作游叙弗伦（Euthyphro）的人，他的父亲无意间杀死了一个佣人，他就去城邦的法庭控告父亲。路遇苏格拉底，被截住聊了很久，聊的话题也很相似：你控告你父亲这件事虔敬吗？ 29
古希腊的事情这里就不深究了，总之“亲亲相隐”是古代东西方都非常重视且态度相似的伦理难题。王莽作为儒学中人，逼死儿子，岂不是违反了容隐的大原则？
这件事，亦当是孔休对王莽彻底幻灭的重要事件。当然，王获是自杀的，并不是王莽将其送至司法部门。换言之，是王莽严厉的人格促使了王获之死，这似乎并不违反“容隐”原则。进一步说，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也不是王莽“大义灭亲”，而是父亲以“仁者爱人”的儒家伦理迫使儿子羞愧自杀，是对亲人的道德救赎。这就不是对儒学的违背，而是忠实的实践 30 。
在这种视野里，除了了解王莽的人，多数人不认为王莽是在沽名钓誉，而更加认为朝廷把王莽斥逐出长安是一桩冤案，以至于“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 。 31
王莽在新都国的三年，刘欣也已经完成独掌朝政的目标。
此时，董贤已经成为刘欣的宠臣，大司马虽由丁氏家族的丁明担任，受宠远不及董贤，外戚权势不出后宫。刘欣已基本恢复了武、宣二帝的权力，外戚无论姓傅还是姓丁，姓赵还是姓王，都对自己没有威胁。
引起刘欣警惕的是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的一次灾异。与那些常见的天地异象不同，这次灾异是帝国民众的大规模流动。这年正月，从关东地区开始，平民们开始相互传递一种叫作“行诏筹” 的东西，这玩意儿用木片、竹竿之类制作，传递的人你给我，我给你，多的时候仅仅在路上就能聚起千人，集体迷狂里，有的披头散发，有的赤脚暴走，有的驾车狂奔，居然遍及二十六个郡国。这种传递诏筹的行为，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颇流行的“连锁信”，一封信抄录若干份分发出去，每一封都要求收到信的人再抄录分发若干份，照着做的会发生好事，否则就会遭灾 32 。
传到长安后，这些流民在里巷仟佰里聚集，唱歌跳舞，行巫术，念咒语，集体祭祀一个叫作“西王母”的神灵，据说可以长生不老，这一“群体性事件”直到秋天才渐渐平息，持续了好几个月。
此事完全脱离了帝国的掌控，很多官员也投入其中，刘欣得知后感到非常恐惧。因为这场灾异散发着末世气息，渗透着汉朝气数已尽、天下即将大乱的隐秘含义。
至于原因，有的大臣认为是大旱导致了流民，有的如杜邺则认为是傅、丁两家权势过盛。
又过几个月，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出现了一次日食。
日食是重要的灾异，刘欣不敢怠慢，循例下诏称此次日食“厥咎不远，在余一人 ”，有罪己之意，并大赦天下，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 ” 33 ，为他解说此次日食蕴含的天意。
“举贤良方正”是西汉常见的荐举措施，自汉文帝时期施行。天下有事的时候，皇帝亲自听取贤良方正们的直言谏议。说到皇帝心坎上的，会被直接授予官职，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名臣都是通过贤良方正进入中央朝廷的。
这次所举的贤良周護、宋崇给刘欣上书，借日食为王莽鸣不平，要求把王莽请回来。
就在这个当口，王莽最大的仇敌、不可一世的傅太后去世了。
刘欣一边审视着这封奏疏，一边翻阅从新都国乃至全国送上的关于给王莽恢复名誉的“请愿书”，觉得王莽可能没太大威胁。一个失势的外戚、书呆子，召回长安，既能消除灾异的影响，又能为自己赢得声誉，还给了王政君面子，何乐而不为？
刘欣很快就下诏征王莽回到长安，一并被召回的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都是照顾日益衰老的王政君，也就没给王莽安排职务和待遇，但已经令许多人满意了。
千里之外 34 的新都国，王莽从面色肃然的孔休手中接过诏令，感慨涕零，匆忙收拾一番，连夜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此情此景，正如七百年之后的李太白所说：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注释：
1 按照天文学推算，这个月并未发生“荧惑守心”，见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2期。黄一农认为，翟方进可能是被卷入了政治阴谋。刘次沅认为，这个月的天象是“荧惑守太微，犯东上相”，同样属于对天子不利的凶象，见《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4期。后文对这一事件还将详细叙述。
2 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看，可能是脑溢血。
3 确有个别观点认为汉成帝是自杀，因为史书记载他身体很好，却在立太子、内廷任用王莽为大司马、外廷任孔光为丞相后去世，时间上仓促，行为上却很从容，所以怀疑是自杀。但缺乏史料支持，聊备一说。
4 此处及以下关于刘欣即位的礼仪安排，参考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5 《汉书·哀帝纪》第345页赞语：“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这个评价被有的学者认为是粉饰虚夸，但从汉哀帝的行为来看，这个评价应是当时人的看法，符合实际，不宜以成败和后世眼光来评判。
6 这里使用“外戚传统”而较少使用“外戚制度”，因为外戚是基于情感、礼仪的亲亲关系，平民也有外戚，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感情的纠葛和爱恨，不宜使用生硬冰冷的“制度”来将其抽象。这一点，在外戚与皇帝的关系上最为明显。
7 后面又增加一位列侯。
8 《汉书·五行志》，第1450页。
9 以上两引俱见《汉书·王莽传》第4042页。
10 例如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事件，一脉相承。
11 《汉书·外戚传》，第4002页。
12 《汉书·王莽传》在描述这件事情时，紧跟着董宏上书一事，说“后日”云云。但据《汉书》，董宏上书在尊定陶恭王为“恭皇”之前，而《哀帝纪》明言此事在四月，因此董宏上书及被免一事亦应在四月；同时，王莽被免大司马是在七月丁卯，且紧承未央宫宴会事件。所以，《王莽传》里的“后日”云云，并非“后天”，而是“后来”之意。
13 《汉书·王莽传》，第4042页。
14 校尉是武职的名称。
15 《汉书》等皆称之为司隶校尉，其实这个官职是司隶。
16 王去疾在刘欣为太子时就为侍臣，所以关系不错。王闳是后来才进入内廷的。
17 《汉书·外戚传》，第4006页。
18 《汉书·师丹传》，第3509页。
19 汉成帝绥和改制，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汉哀帝刘欣在建平二年又改回御史大夫，这段政事恰好发生在改名期间。四年后，刘欣又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
20 《汉书·朱博传》，第3400页。
21 今山东菏泽一带。
22 邢义田：《秦汉皇帝与圣人》，见氏著《天下一家》，中华书局，2011。
23 《汉书·王莽传》，第4043页。
24 “神经症人格”是一个现代心理学术语，不是疾病“神经病”，而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性格中的焦虑、脆弱、偏执、强迫、冲动、追求完美或极度自卑等表现。显然，我们无法对王莽进行临床诊断，只能通过史料进行分析和猜测。
25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第4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26 《论语·子路》。
27 对此论题的研究，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集大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8 《汉书·宣帝纪》，第251页。
29 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
30 这应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班固在《汉书》中重述了这个事件，将其引导为王莽的虚伪残忍，缺乏人性，这是基于王莽败亡之后的追溯，应与这个事件发生时的舆论不太一样。
31 《汉书·王莽传》，第4043页。
32 连锁信的案例，见吕宗力：《汉代的谣言》，第27页，注3，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3 《汉书·哀帝纪》，第343页。
34 自长安至新都，约500公里。
四、拨乱反正
18．王莽四处碰壁
王莽与长安暌违三年，进城后，形容枯槁但仪礼齐备地拜见了姑妈王政君。其情其景史书无载，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人伦隔绝一向是大悲大痛之事，家庭成员的某一次远离很大概率就是死别，所以不难想象姑侄二人重见之时的悲欣交集。
王政君可能会安慰王莽：你人能回来就好，过几天平阿侯王仁也会回来 1 。如今王氏家族虽然百事凋零，但人丁还算兴旺，不管怎样天下是刘氏的，王氏只要努力维系住富贵的局面，能善终就行，不必再折腾了。
王莽知道，现在王氏家族里还能出入禁省的，只有担任侍中的堂弟成都侯王邑，以及王谭的儿子王闳、王去疾，后面这两位和王莽关系一般。
与在新都国时一样，回到长安的王莽仍然闭门不出。他已四十五岁，在汉朝已属老人；刘欣才二十几岁，年富力强。以当时情形推测，王莽会死在刘欣前面，重返政坛的希望渺茫。因此，很难想象此时王莽有当天子的念想。
侍中、成都侯王邑则频频造访堂兄王莽的宅邸，他是汉成帝时期大司马王商的儿子，为人果断，富于冒险精神，也有些军事才干。此外，王邑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极为服膺王莽，甚至是崇拜。多年以后，王邑将成为新朝的顶梁柱，数次挽救王莽于危亡之中；也将在昆阳大战中败给刘秀，最终与王莽一同死于非命。
王邑分析，王莽出仕的障碍主要是没有重量级人物的举荐，虽然有一批儒学人士和朝野名流极力呼吁王莽复出，但这类舆论只会增加皇帝对王莽的疑窦。因此唯一能借助的力量就是王政君，这个面子刘欣总是会给。但王政君已经表示过王氏家族的目标是善终，王莽很扎眼，不必再出仕。所以，她不太可能为王莽求情。
身为侍中，王邑发现刘欣与王政君之间几乎没什么直接往来。除了重大礼仪的需要甚至很少见面。他自告奋勇，对刘欣谎称是转达太皇太后的意图，希望王莽能恢复特进、给事中的职位待遇，从而可以列席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并有资格出入禁中。
班固后来记录说：
哀帝复请之，事发觉。太后为谢，上以太后故不忍诛之，左迁邑为西河属国都尉，削千户。 2
王邑敢假冒王政君的名义向皇帝为王莽求官，有两个条件：一是确信王政君不会帮忙，因为王政君如果能帮忙，王邑断不会走这步险棋；二是确信刘欣不会怀疑和追问，但事实相反，刘欣听说后，专程去见了王政君表示同意，王政君却说对此毫不知情。
所以，刘欣应是识破了王邑的意图，故意告诉王政君，让她自己处理。亲侄子假冒自己的旨意，令王政君陷入两难，不处理是徇私枉法，处理又于心不忍，只得屈尊向刘欣道歉，请求宽恕王邑。王邑矫旨欺君是可以视作谋反的，如果刘欣就此杀了他，能显示帝国法制的威严，但赦免他却更能显示皇帝的至高无上。刘欣要的本不是王邑和王莽的性命，而是借此让王政君难堪，彰显自己的权力，所以他赦免了王邑，没有剥夺其爵位，只是将他逐出禁省，贬谪到西部边境做了属国都尉，这是一个职能与郡太守相似的官职，主要负责管理边境的少数民族事务，是个苦差事。
王邑被逐，说明刘欣不想起用王莽，但王莽依然幻想着重返政坛。他或许认为，这件事情主要坏在王邑“矫旨”上，而且索要的是恢复特进和给事中的待遇。如果能光明正大地担任普通的公卿职位，皇帝未必不会答应。
等了很久，王莽终于等到一个机会。他担任大司马时期的大司空、泛乡侯何武，在刘欣即位后一度被免，但在董贤的举荐下，近来重新担任了御史大夫。此时，恰好太常一职空了出来。太常掌管宗庙祭祀、典礼，管理博士，犹如现代的教育部和文化部，是尊贵的清要之职，被视为九卿之首。王莽觉得这个职位太适合自己不过了，论资历，自己是列侯、前任大司马；论素质，自己少年时治过礼经，是儒学学者。他私下里去找何武，请何武举荐自己担任太常。
何武自汉宣帝时入仕，以谨慎守法著称，他曾被刘欣下诏策免，刚刚通过董贤的关系重返政坛，对这位少年天子翻云覆雨的手腕有所领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皇帝对王氏家族的极端不信任，人尽皆知，何武决不会举荐王莽以贾祸，于是果断拒绝。
王莽不能理解何武的顾忌，对这位旧日同僚十分失望，甚至心存嫉恨。毋庸讳言，王莽对重返仕途极度饥渴，甚至到了看不清局势的地步。但这恰恰说明，在当时，王莽应该还没有当周公当皇帝的深谋远虑，反而有些政治不成熟；说明他已经接受了刘欣，愿意被刘欣所用。
他只想要一个契合自己身份、志向的位置，而不是取而代之。
几个月后，刘欣晏驾了。
19．王莽重掌权力
刘欣之死造成汉廷中枢的权力真空，王政君成为礼仪上的至尊，这几年里，朝野尊重她，怀念她，盼望她，所以才会支持她对王莽的支持。王莽重返汉廷，迅速处置已成死棋的董贤，稳定了未央宫，一举成为汉朝事实上的掌权者。
王莽的回京和刘欣的暴死太过戏剧性，总有人猜测王莽是不是私下里暗害了刘欣 3 。但史料并没有明确线索，而且从王莽请托何武来看，并不可能，这只是一次巧合。
王莽可能就是从这一刻对自己产生了新的期许，萌发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上天不惜让皇帝死去，是要告诉我什么答案？
直接的答案，就是皇帝做错了。
因此，王莽决定拨乱反正，一举扭转刘欣在位期间的“倒行逆施”。从刘欣晏驾到九月箕子即位，短短三个月的时间，王莽有条不紊但迅速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事业，赢得了崭新的政治资本。
第一，逼迫董贤自杀，将董贤家人流放。董贤的德不配位使得王莽赢得了朝廷内外的赞许，被视为拨乱反正的首要事务。
第二，荡平赵氏、傅氏、丁氏等外戚势力。
刘欣死后，外戚们迎来新一轮动荡。刘欣生前没有给予傅、丁两家的男性外戚以足够大的权力，只给了他们爵位的尊荣。王莽迅速接管朝廷后，宫廷内外的赵、傅、丁三家外戚权力化为乌有，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皇太后赵飞燕首当其冲，她是王政君的儿媳妇。汉成帝期间，赵飞燕与王政君还谈不上是政敌。但汉哀帝对赵氏家族又拉又打，将赵飞燕的兄弟从列侯废为庶人并流放到辽西，同时尊赵飞燕为皇太后，使得赵飞燕不得不站在皇帝和傅、丁一边，成了王氏家族的敌人。
因此，王莽重提赵氏姐妹残害汉成帝子嗣的旧事，由王政君下诏说她“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 ”，褫去皇太后尊号，称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这个惩罚乍看不太重，实则是废除赵飞燕名义上汉哀帝母亲的资格，好比剥夺她的一部分“政治权利”。
如果赵飞燕就此自杀，或许尚能以汉成帝皇后的名义下葬。但赵飞燕默默接受了这一切，也没有自杀，于是一个月后，王莽再次推动王政君下诏，把赵飞燕和汉成帝的夫妻关系也否定了：“皇后……失妇道，无共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今废皇后为庶人，就其园 。” 4 赵飞燕被废为庶人。
赵飞燕接到诏令就自杀了，赵氏家族覆灭。
与此同时，傅、丁氏家族已预料到大祸临头。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太太后傅氏、帝太后丁氏前番已经死去，死人备极哀荣，活人日子就难了。王莽先是推动司法部门举奏傅、丁两家的种种不法之事，借此把两家男性成员的官爵一律免去，丁氏家族被逐回原籍；继而褫夺傅太后和丁太后的尊号，分别贬为“定陶共王母”和“丁姬”，这意味着她们降回了诸侯外戚的身份，不再属于皇族。活着的人里，一度颇有权势且打击过王莽的孔乡侯傅晏一家被流放，其他宗族成员也被逐回原籍。傅晏的女儿、汉哀帝的皇后傅氏，作为傅氏家族剩余具有皇族身份的女性，当然免不了祸端，她在王莽刚刚重掌政权后就被王政君下诏退居桂宫，实则等候发落，最终与赵飞燕同时被废为庶人，也同时自杀。
此外，傅、丁两太后虽被褫夺尊号，却是怀抱着“皇太太后”“帝太后”印绶下葬的，傅太后还以“孝元傅皇后”的名义和汉元帝合葬在渭陵。在人人相信神鬼、相信生与死的世界没太大区别的汉朝人看来，“拨乱反正”还没能泽及地下世界。
五年后的一天，王莽提出必须掘开两太后的坟墓，取出不合礼法及身份的印绶销毁；傅太后须迁葬定陶，本来就葬在定陶的丁太后应重新下葬，回归其定陶恭王母亲和夫人的名分。
王政君一开始觉得这个建议有些骇然，毕竟人已经死了。王莽坚持认为极有必要，王政君勉强同意，就交代迁葬时在旧棺上新做一套椁，用太牢这样隆重的祭品来祭祀，敬重鬼神，以免作祟。
得了应允，王莽马上派人去渭陵和定陶挖坟，去掉高规格的梓宫，改为普通的木棺；去掉金缕玉衣，改为诸侯妻妾的衣服，二十天就把两座山给平了。王莽还在原址围上荆棘，以为后世警戒。打开傅太后棺椁的时候，据说臭味蔓延数里，史书特意记下来这个味道，仿佛表达对傅太后生前跋扈的不满和嘲笑。
丁太后生前没怎么作恶，这次被傅太后连累，班固似乎略觉哀婉，在他笔下，丁太后的墓被平后，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 ” 5 。
数千只燕子飞来，遮天蔽日，衔土填在丁太后被平的旧坟上，不知是一场灾异还是祥瑞……
傅、丁两家彻底败落，硕果仅存的是前任大司马、曾经回护过王莽且被傅太后和汉哀帝都不太信任的高武侯傅喜。王莽对待傅喜，犹如昔年汉哀帝对待赵飞燕，一面打击其家族，一面宽恕其本人，王莽对傅喜的评价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
当时傅喜还在封国。王莽将他召回长安，赐以特进、奉朝请，也就是给予列席中央廷议的待遇。董贤的旧居被赏赐给傅喜居住，更具有拨乱反正的味道。从王莽对傅喜的称赞不难看出，他的褒扬固然有惺惺作态之处，也确实有真心赏识、愿意拉拢的意图。只是傅喜眼见自己家族沦落为王氏家族的附庸，与其战战兢兢地在王莽羽翼下苟活，不如早些退出旋涡避祸。经过多次请求，傅喜最终平安返回封地，寂寞而终。
至于当时阿附傅、丁两家的大臣，比如最早主张给傅太后上尊号的高昌侯董宏，虽然人死了，但他袭爵的儿子董武被夺爵废为庶人；后来主张给傅太后上尊号的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统统被流放到合浦海边；还有太师、大司徒、扶德侯马宫，曾以光禄勋的身份支持傅太后议谥，虽是王莽好友，照样被免去太师、大司徒官职，“遣就第”，闭门思过。
彻底的拨乱反正为王莽赢得了荣誉，但是笃信鬼神的人们从王莽“挖寡妇坟”的行为里隐隐觉得，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他是不是性格过于激烈和绝对？他这么做，距离圣人更近了吗，还是反而缺少了一丝人情味？
第三件事，为冯太后平反。
为死人平反，是政治成本低但收效佳的行为。冯太后被傅太后污蔑致死，但她的孙子箕子已经成了新皇帝，平反昭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过，冯氏家族在上次的灾难中死了十七个人，没剩什么人了，平反对冯家意义不大。
但是可以惩治那些逢迎傅太后助纣为虐的官员。污蔑冯太后的张由，现在是关内侯；逼死冯太后的史立，现在是中太仆；参与此事的丁玄，现在是泰山太守，这三个人是小人。而著名的贤能之臣毋将隆，因为当时担任冀州牧对辖内的中山国有监察之权，所以依例在上报案件时署了名，也在被惩治之列。他们全部被免官、流放合浦。班固曾交代过毋将隆和王莽的一段隐情：
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 6
意思是说王莽因为早年毋将隆对他不甚热络，所以现在公报私仇。这种细腻绵密确乎是王莽的性格。但与王莽关系深厚的马宫也被王莽劾奏，说明毋将隆之事未必如班固的诛心。在冯太后一案上，毋将隆身为州牧号称贤臣，却从未如孙宝、唐林那般仗义执言，说起来难辞其咎。
事实上，对自己的亲人、熟人，处置起来一样毫不手软，才是王莽赢得荣誉的常见手法，何况他人？
值得一提的是，箕子的母亲卫后虽然被王莽和王政君责令不得至长安，但在为冯太后平反的过程中，卫氏与王氏家族逐渐熟悉。王莽的儿子王宇与卫后的兄弟也就是箕子的舅舅卫宝交好，两人书信不断，宛如蜜月期。而这却为日后的另一桩大案埋下了隐患。
第四，清除王氏家族里名誉较差或桀骜难驯的内部成员。
红阳侯王立是当年声名赫赫的“五侯”之一，不过他在王政君的几个兄弟里资质最差，行为毫不检点，抢占民田，奢侈糜烂，贪财苛酷，不一而足。在《汉书》许多人的传记里，时不时就能看到王立的不法行为。特别是王莽与淳于长争夺大司马，王立见钱眼开，反复无常，毫无政治头脑，更令王莽对这位叔父印象深刻。
眼下，王立也已经从封地返回长安，王氏再度掌权，他故态复萌，蠢蠢欲动，常常去长乐宫找姐姐闲聊。王政君与他本不算亲，但现在他是仅剩的弟弟了，感情慢慢加深。
王莽对此有些警惕，因为他既了解王政君心慈耳顺，又知道王立喜欢胡说八道，所以怕王立发挥坏影响。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王氏家族好不容易摆脱了灾异的笼罩，成为拨乱反正的功臣，可不能让王立把这大好局面给破坏掉。朝臣看到王立，会不会又想起汉成帝的旧事？万一此时再来一次日食、地震，会不会又引起经师博士们上书言说王氏家族势力过大？
王莽决议把王立撵回封国。他安排孔光向皇帝上奏，指出王立有两大罪状：
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 7
这封奏疏耐人寻味。第一个罪状还好，是王立与淳于长勾结的旧事；关键是第二桩罪状透露了一个隐情：汉哀帝死后，王立曾经主张，未央宫里有个宫女叫杨寄，为汉哀帝生了个私生子，应该把这个孩子立为太子继位。
汉廷后宫，秘帷重重，皇帝是唯一生理意义上的男性，宫女怀孕生子，理论上肯定是皇帝的。这个杨寄不知道何时被临幸过，所以生了个儿子。但是汉廷并没有私生子合法继位的先例。当年汉惠帝刘盈生前所立的太子即位后被吕后废掉，吕后找出宫女所生的一个私生子扶上帝位，后人称之为“少帝”。司马迁所谓吕后“本纪”，其实是这两位小皇帝在君临天下。后来吕氏败落，大臣们说少帝并非刘盈的亲儿子，将其杀害，再由大臣遴选诸侯王即位。王立的建议和少帝的情况相似。有此不成功、不合法的先例，王立的建议看来是被当场否决了。
但王莽对此很恼火，他极为痛恨刘欣，如果让刘欣的儿子即位，将来皇帝长大了，岂不是又要来一轮新的“拨乱反正”，也让王莽失去了拥立之功。这两点对王莽、对王氏家族都没有什么好处。王立的建议，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孔光的奏疏一上，王政君不同意，不想让硕果仅存的弟弟离开长安。王莽劝告她说，现在天下是您代理幼主执政，形势既微妙又危险，人言可畏，努力向天下表示公正，尚且担心天下人不从，现在顾念姐弟私情，不听大臣建议，万一引起群臣议论怎么办？王立形象不好，何必让他在长安招惹是非？而且不过是让他回封国嘛，权宜之计，将来有机会再召回来就是了。这才说服了王政君。
从王立的行为和王莽的担心来看，王莽这番话确实是老成人之言，未必像班固所评价的“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 8 ， 就是说王莽害怕王立通过王政君阻挠自己随心所欲。王立又不是什么公忠体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担心他闯祸，还能有什么呢？
同样被班固认为是“素刚直”、使王莽忌惮的堂兄弟平阿侯王仁，也被遣就国。史料中没有记录原因，但王仁一门的确都是刚直仗义之士，与王莽不甚同心，王莽当是顾忌王仁桀骜难驯，故而将他遣就国。
多年以后，王立、王仁都被王莽逼迫自杀，但至少在目前，王莽只需要将他们撵出长安。这是王氏家族自我清洗、重塑形象的努力。在朝野看来，王氏家族敢于剜自己身上的肉，实在是大公无私，哪个外戚能比呢？
从汉元帝初年王政君被立为皇后，到汉成帝时期王凤当大司马，再到王莽成为权势远超王凤的“安汉公”、摄皇帝，历时近五十年，除了汉哀帝的短暂崛起，王氏家族已彻底压倒刘氏皇族，刘氏再无实力夺回政权。
但是，王氏家族的胜利首先是西汉外戚传统的胜利，若没有外戚辅佐皇帝执政的合法制度性安排和惯例，而是如后世宋、明、清那样刻意防止外戚掌权，王政君活得再久，王氏家族的胜利也非常渺茫。
西汉的特殊还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时段的中央集权王朝，在第一个试图以外戚身份取代皇族的人出现之前，没有外戚敢想象这种可能，开国皇后吕雉不敢，长寿之星王政君也不敢，他们更愿意依附在皇室身上。就权势而言，王凤、王莽并不比吕后、霍光强大，而且外戚们有来有去，能上能下，汉哀帝轻而易举夺回皇权，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么，只有在外戚传统的基础上想象一种新的可能，譬如“居摄”，才能最终将王氏家族推向权力的极致。这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头脑风暴，而是在西汉中后期一浪又一浪的灾异推动下，在经学的精密论证下，朝野诸人对“汉朝往何处去”的共同想象。
注释：
1 平阿，在今江苏高邮与安徽天长交界一带，距离长安较王莽的封地远，所以理应比王莽晚到。
2 《汉书·何武传》，第3487页。
3 侯旭东说：“哀帝暴亡是否与王莽有关，不无疑问。”见氏著《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第9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 《汉书·外戚传》，第3999页，所引诏书有删减。
5 《汉书·外戚传》，第4004页。
6 《汉书·毋将隆传》，第3265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045页。
8 《汉书·王莽传》，第4045页。